近来，美国政府有关Tiktok、微信、华为的禁令引发高度关注，中美关系更是迎来大事件频发、大新闻频仍的调整变化期。中美经贸关系究竟正在走向“脱钩”、成为中美摩擦的推进器，还是继续合作、扮演中美关系的“压舱石”？本文结合统计数据和典型案例，分析中美经贸关系的变化、原因和前景。

　　

　　图片来源：华盛顿邮报。

　　金融：中企赴美上市不减反增，
美资在华持股攀升

　　金融领域向来重视风险研判，通常会对国际政治突发事件产生快速敏感的响应。然而，尽管中美经贸关系面临的政治风险已经十分明显、脱钩论甚嚣尘上，但是中美两国在金融领域非但没有走向脱钩，反而愈发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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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对美：
中企赴美上市融资金额有所上升

　　根据Dealogic的数据，迄今为止，2020年已有20多家来自中国的公司在纳斯达克股票市场或纽约证券交易所公开发行股票，共募集资金40亿美元，已经超过了中国公司在2019全年度在美IPO筹集的35亿美元总额，其中大多数专业从事高科技行业，例如软件或电动汽车。作为衡量中国企业在美股市表现的指标，纽约银行的中国企业在美存托凭证指数于2020年增长了18％，也跑赢了标普500指数的4.4％。

　　图为2020年以来中国企业在美存托凭证指数与标普500指数走势对比图。图源：《华尔街日报》；作者编译。

　　近期最为引人注目的案例是贝壳找房于8月13日在美上市（KE Holdings，股票代号BEKE），当日即募集21亿美元，是中国企业自2018年以来IPO募资金额最大值。理想汽车（Li auto Inc）于7月下旬在纳斯达克进行了首次公开募股，也筹集了11亿美元。

　　当前，中美经贸关系面临的政治风险已经十分醒目，然而金融界和工商界反而在深化合作，背后有两大主要原因：

　　第一，正如瑞银集团亚洲股票资本市场负责人黄培浩所言：“于许多公司而言，短期资本需求远大于长期风险。”毫无疑问，人们会高度关注地缘政治和监管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但是从资本市场用脚投票的结果来推断，这种风险不足以抑制资本的需求和食欲。

　　第二，在美上市不等同于募集美国资金，阻止中企赴美上市对美国没有好处。中国公司在美国股票市场上筹集的大部分资金都来自国际投资者，而不必然是美国居民和企业。美国金融市场对中国企业的意义主要是提供平台，而非唯一不可替代的接口（access）。假如中国企业在香港或者上海上市，也同样可以募集美国资金。因此，美国政府若关闭中企赴美上市的渠道，或者大面积除牌，中国企业可以选择赴港上市、或通过私募的方式获得资金，得利最大的是香港联交所（SEHK）。从美国上市到香港上市的过程也相当简单：申请在香港二次上市，在香港积累足够的交易量之后放弃在美国的上市即可。

　　此外，还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遭到美国政府集中打压的华为、中兴、字节跳动，都不是在美上市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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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对中：
持股增加，业务扩张

　　从美对中的角度来看，金融领域呈现两个基本特征：

　　第一，如下图所示，外资在中国股票和债券市场的持有量不断攀升，从2013年底的7440亿元人民币攀升到2020年3月的4.2万亿元人民币。自2017年特朗普上任以来，外资在中国股票和债券市场的持有量翻了一番。

　　图源：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数据来源：Wind。

　　第二，从具体案例来看，美国知名金融机构大力扩展在华业务领域和规模。例如，高盛（Goldman Sachs）于2020年3月获得批准，将其在合资证券公司高盛高华证券有限公司的33％少数股权提高到51％的多数股权；摩根士丹利亦获得合资公司的多数股权；摩根大通于2020年6月获得批准，可以经营一家外资独资的期货公司；标普和惠誉等评级机构成立独资公司，并获准对中国在岸发行人进行评级；PayPal于2019年收购了中国公司GoPay 70％的股份，使PayPal成为首家在中国提供在线支付服务的外国公司。

　　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推手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长期战略，而非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 时任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会见记者时还具体提出：“机构方面的合作以及金融市场准入会进一步对外开放。”这说明在金融领域，只要中国继续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资本依然会遵循资源配置最优化的逻辑对中国市场趋之若鹜，“脱钩论”也就始终是论调而不能变成事实。

　　

　　图片来源：CNN。

　　FDI：美企在华投资总额逆势增长，
中国对美投资继续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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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对中：
投资总额仍迅速增长，
研发领域有所下降

　　第一，从过去半年的实践来看，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6个月，尽管受疫情和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外国直接投资总额同比下降了1.3%，但是按照人民币计算的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同比增长6%。特斯拉在上海建立的超级工厂便是其中一个典型案例，该项目投资总额预计可达50亿美元。

　　第二，从未来预期来看，根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US-China Business Council）发布2020年度的《中国商业环境调查》，美企对未来几年在华投资总体上仍持乐观态度，大部分企业将会增加在华投资而非减少。根据该调查，83%的企业将中国视作其全球战略中最重要或前五重点之一，近70%的企业对中国未来五年的市场前景抱有信心。企业对中国市场长期保持信心的关键是盈利：91%的企业表示其中国业务仍保持盈利，尽管过去几年的利润率有所下降。所以，87%的企业没有将生产搬离中国的计划。反而有75%的企业称，对中国业务的资源投入未来一年将不变或增加，最常见的原因是为了扩大现有商业布局和生产、增加人员、发布新产品。

　　

　　图源：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发布2020年度《中国商业环境调查》。

　　但是，2020年，在华增加投资的企业中只有18%的企业表示将增加研发投入，而这一比例在2019年是33%，在2018年则是47%。导致研发投入减少的部分原因可能是日益严格的数据流动限制，中国出口管制政策的发展，以及美国在研发领域税收激励政策的改变。

　　虽然特朗普政府上任之后不遗余力推动美国制造业回归本土，但是美企尚未将中国的产业链布局大量迁离，更没有回迁到美国，这背后大致有三方面原因：

　　第一，中国领土内的生产和交换活动已经成为美国资本和技术转化为收益的必要环节，若想调整这种复合相互依赖结构，需要长期、坚定、强劲的政策加以驱动，但是美国政府干预能力有限。受到美国国内法律的约束，美国政府不能直接干预企业经营细节，只能通过调整税收政策等方式塑造激励机制、鼓励美国企业将产业链迁回本土，这正是特朗普政府2017年大规模税改计划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从效果来看，美国公司很会“钻空子”。据《外交学人》（Diplomat）2020年7月刊登的文章分析，虽然美企在2018年将5000亿美元资金流回美国，却没有用于在美国建立产业链，而是用于回购股票或者提供股息分红，因为这是企业追求利润的必然选择。

　　第二，将中国领土内的产业链环节迁移到越南、墨西哥、尼日利亚等新兴市场国家绝非易事。国际经济学的一般原理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国会逐渐丧失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导致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被迁移到更具成本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近几年来有大量分析认为越南等国会成为中美经贸摩擦的受益者。然而，这种产业转移的速度和程度都有待考察。彼得森经济研究所于2020年8月3日的发布的报告提出：越南和墨西哥虽然具有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但是与中国相比，两国的整体营商环境较差，高素质劳动力较为缺乏，还面临国内安全问题或基础设施不足的问题。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绝非“具备成本比较优势”这么简单，中国拥有大量具备基础知识素养的劳动力资源、全球领先的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网络、优良的人身安全环境和勤劳致富的文化氛围，这都是后发国家在短期、中期难以赶超的。

　　第三，面向中国市场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产业链环节，是各国企业最不愿意迁出中国的部分。若将相关经营活动迁出中国国土，将会大量增加生产经营的复杂程度和成本。这种规律不仅存在于中美之间，亦广泛存在于中日、中德经贸关系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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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对美：
中国资本赴美直接投资
延续了2016以来的下降趋势

　　如下图所示，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在2016年达到465亿美元的峰值后持续下降，在2019年仅为48亿美元。关于这种下降趋势的产生原因，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7月2日发布的报告认为，主要是因为中国政府对境外资本的控制于2015年开始急剧增加，次要原因是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对中国入境投资监控增多。

　　

　　图源：“中美双边投资项目”网站

　　2016年11月28日，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推出新规，资本账户下超过500万美元的海外支付，包括组合投资或海外并购等直接投资，必须上报市外管局批准；之前已经获批的大型投资项目尚未转帐的外汇部分也适用此规。原来的报批限度是5000万美元。此举大幅度收紧资本外流管制，遏制了人民币贬值趋势，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中国资本的海外采购热潮也因此降温。

　　科技：美方推动脱钩的战略意志有限

　　目前看来，美国政府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有两种主要方式，第一种做法是从生产环节入手，切断高科技企业的产业链，造成生产停滞，也就是常说的“卡脖子”。第二种做法是从下游入手，对中国企业关闭美国市场，并迫使盟国追随，将中国高技术企业排除在主要发达国家市场之外，压缩中国企业的盈利空间和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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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链断供：
仍不确定能否长期持续

　　美国对华为、中兴等企业的“芯片断供”封锁是十分引人注目的事件。美国政府之所以能对此类企业进行打压，原因在于以半导体芯片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链具有如下两个关键特征：

　　第一，制造先进芯片包含上百个技术环节，在每一环节都需要使用最尖端的技术，否则便无法制造具有迭代性的电子消费产品（例如华为Mate40）和能满足客户需求的其他产品，便会彻底丧失市场竞争力，而不能像汽车、服装等传统行业一样通过提供廉价产品在下沉市场赚取利润；

　　第二，美国及其盟国的企业在半导体产业上游（设备、材料和设计）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产业技术的国别分布都落在美国可以施加强劲政治影响力的范围之内。以半导体制造设备为例，世界排名前十五名的企业均来自美国及其盟友。在半导体制造环节，中国台湾的台积电公司具备独一无二的领先地位，但是也无法承受美国的制裁。

　　基于以上两个关键特征，美国政府形成了这样的制裁逻辑：通过运用主权管辖、金融领域长臂管辖和对盟友的强制力，在某一特定环节进行断供，给中国企业造成供应链断裂、生产全面停滞、销售收入大幅度衰减等足以威胁企业生存的损失，而美方企业只需要承受销售额减少的代价，且这种代价可以通过政府补贴等方式进行对冲，将其控制在可承受、可预期、不威胁企业生存的范围之内。通过这种制裁，试图打压“冒尖”的中国高技术企业，或者以强制力迫使中国企业接受不平等条件。

　　从华为的案例来看，当前美国的断供制裁的确给华为造成了损失：华为消费业务CEO余承东表示，“在新一轮的制裁之下，华为的芯片一直处于缺货状态。今年的发货量数据也会比2.4亿台更少……由于美国的制裁，华为领先全球的麒麟系列芯片在9月15日之后无法制造，将成为绝唱。”

　　

　　华为5G宣传。图片来源：腾讯新闻。

　　但是，这种制裁措施存在三个软肋：

　　第一，虽然美国政府掐断了台积电等企业给华为供货的“流量”，但是华为在禁令生效前大量购买芯片，积累了“存量”，获得了缓冲的时间。据《腾讯科技》报道，华为今年采购的联发科芯片数量比以往大涨300%，目前华为的产品生产还在继续。因此，这种断供如果不能长期持续（1年以上），那么它对华为等企业的打击仍是有限的而非毁灭性的。

　　第二，受制于国内政治因素，美国政府的意志、决心和战略定力有限，难以长期实施断供制裁。据《华尔街日报》8月8日报道，美国芯片巨头高通公司正在游说特朗普政府，呼吁取消该公司向华为出售芯片的限制。高通警告称，美国针对华为的相关禁令可能会把价值高达80亿美元的市场拱手让给高通的海外竞争对手。这种游说在过往的实践中曾经发挥积极作用，《华尔街日报》此前曾透露，美国芯片制造商此前的游说使美国政府撤回或推迟了对华为的严厉制裁。有充分理由相信，高通等企业的游说即便不能完全解除制裁，也至少能产生一定的效果。

　　

　　图源：《华尔街日报》。

　　第三，美国的断供给中国科技企业带来切肤之痛，促使业界形成自主研发的战略共识。在全球化、市场化的背景下，从外部进口更加廉价且优质的产品，从成本的角度、心态的角度，都是更加舒适的选择，而自主研发则是一条看不到短期回报却又十分烧钱的“无底洞”。因此，企业内支持自主研发的决策者往往需要面临极大的阻力。而美国的制裁帮助中国企业凝聚了自主研发的共识，消解了改革阻力，在长期将迫使中国企业走自主研发之路，另一方面也在透支美国所具有的基于不对称依赖所形成的权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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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制市场准入：
白宫遭遇来自工商界、国防部的阻力

　　以所谓“国家安全”为借口，对中国科技企业关闭本国市场、并迫使盟国追随，也是美国政府推动科技脱钩的重要方式。有关微信、Tiktok和华为参与5G建设的禁令都属于这一范畴。

　　在微信问题上，特朗普于8月6日签署行政命令，禁止身在美国或受美国管辖的人与应用程序运营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进行涉及微信的交易，禁令将于9月底生效。但是，这一禁令的形式和范围十分模糊、仍待明确（即：在美国用微信发了消息是不是构成犯罪？如何处罚？）所以虽然禁令已经出台，但实际上仍处于政策制定的博弈过程之中。

　　有迹象表明，特朗普政府已经在博弈过程中遭受到不小的阻力。据《华尔街日报》8月14日报道，十几家美国大型跨国公司在周二与白宫官员的电话会议上对特朗普政府针对微信的行政命令的潜在影响表示担忧。参加会议的有苹果、福特汽车、沃尔玛、迪士尼、保洁、英特尔、高盛、摩根士丹利等企业代表。美国这些行业巨鳄之所以给特朗普施加阻力，主要是担心接入权限的问题。

　　微信具备12亿用户的基本盘，有极强的用户黏性和外部性，绝大部分中国消费者都不愿意使用不兼容微信的产品。对美国企业而言，就等于失去了向12亿用户建立联系、投放广告、通过微信完成交易的机会。彭博社近期针对中国消费者的调查表明，95%的受访者表示，如果要在使用微信和苹果手机之间择其一，他们会选择放弃苹果手机。福布斯新闻近期发布的分析认为，全面、彻底地禁止微信可能导致苹果的全球销量下降30%，导致苹果的市值下降10%。福布斯新闻的分析文章还认为，特朗普和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Tim Cook）有良好的合作关系，在2019年的贸易战中特朗普也较为关注苹果公司的利益，特朗普政府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时间恰好在中国拟对苹果旗舰产品征收15%关税之前。因此，最终的微信禁令可能并不严格，该规则很可能允许苹果手机继续使用微信。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华为事件亦有一些最新进展，即美、欧对华为参与5G建设的“逐客令”有所松动。

　　美国方面，根据《美国国防新闻周刊》（Defense News）8月15日获得的一份内部备忘录，特朗普政府正在批准五角大楼临时豁免禁止在政府范围内使用华为和其他中国制造电信设备的禁令。非常有趣的是，《美国国防新闻周刊》的报道标题是《五角大楼从政府赢得了关于华为禁令的短暂豁免》，说明五角大楼和白宫在这一份问题存在明显分歧。今年5月，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埃伦·洛德告诉国会议员，承包商需要更多时间来遵守政府范围内的禁令，否则可能会使国防工业基础陷入混乱。

　　

　　图为美国国防部负责收购和维护事务的副部长艾伦·M·洛德在五角大楼新闻发布会上。图源：《美国国防新闻周刊》。

　　德国方面，德国信息技术安全署于8月11日公布了新的电信网络安全要求目录，并无针对华为的特殊条款，此举无异于默许。各种迹象显示，德国政府不愿禁止华为参与5G网络建设。此前，德国电信曾知会德国内政部将进一步加强与华为的合作。如果德国政府反对使用中国移动技术，德国电信集团预计将至少为此耗资30亿欧元、并花费5年时间汰换已经安装的华为设备。若将德国的“默许”与英国决定于2027年之前排除华为设备的“拖延战术”联系起来，可以判断美国的强国盟友不仅在意愿层面不愿追随美国，而且在能力层面也可以做到和美国的路线拉开距离。

　　华为和微信事件说明了这样一种逻辑：由于微信、华为在各自领域扮演着提供基础设施的角色，他们已经与美、德本土企业形成了利益融合、共生的关系，使得他们能成为政治上的“朋友”，塑造了对美国“脱钩”政策的抵抗结构。作为反例，Tiktok则并未与美国资本、工商界的既得利益挂钩，没有形成利益共同体，所以在美国资本面前它只是一块令人眼红的肥肉，美国禁止tiktok后几乎不会付出短期内可见的代价。互联网和数字科技领域的竞争逻辑有其特殊性：如果A国企业所提供的产品不单独产生经济效益，而是作为生产要素互联互通的关键环节，提供基础设施性质的平台服务，且已经和B国企业形成利益共同体，那么它更可能免受B国政府的压制。

　　小结和展望：脱钩短期内难实现，
经贸关系仍是压舱石

　　以“脱钩”为关键词考察中美经贸关系，可以总结出三个关键特征：

　　第一，经贸“脱钩”需要在不同领域进行细分，不同细分领域的脱钩逻辑有较大差异。在金融、对外直接投资这些覆盖面广、涉及利益极大、双方深度嵌套的领域，特朗普政府尚未出台能推动脱钩的政策，也没有威胁出台相关政策，中美在这些领域继续朝着融合而非分离的趋势发展。在高科技产业链、市场准入问题上，特朗普政府敢于针对一个或数个中国企业发难，但是在国内和同盟体系内遭遇相当多的阻力。

　　第二，中美经贸关系的总体特征是“缠斗”，即总体上纠缠、共生，局部展开激烈斗争、较量。深度嵌套的经贸结构在中美之间塑造了跨越边界的利益共同体，这种利益共同体可以成为美国政府推动脱钩时所必须克服的抵抗结构，这在华为、微信等案例上得到明显的体现。因为“纠缠”，所以美国难以打出“重拳”。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于8月10日发布题为《贸易可能仍然是美中关系中的压舱石》的分析文章，认为经贸关系在中美总体关系动荡不安的2020年仍能发挥“压舱石”作用。特别地，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有关中国购买美国农产品的条款使得美国农业州选民——他们是特朗普的重要票仓——的利益寄托于中国履行这一协定，特朗普将会努力保住这一选举利益攸关的协议。

　　第三，美国的“脱钩”逻辑并不如纳瓦罗和特朗普预想的那样顺畅。所谓“脱钩”有两层逻辑：第一层是试图通过脱钩给中国造成比美国更难以承受的代价；第二层是通过威胁给中国造成这样的代价来为美国赢得更好的“重新挂钩”的条件。然而，在“脱钩”层次，美国政府无力推动全面的脱钩，而科技领域的局部脱钩正在推动中国企业走上独立自主之路；在“重新挂钩”层次，特朗普政府试图达成的包括保护知识产权、加大金融开放在内的各项条款，在长期来看都是有利于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结构性改革，与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战略高度契合。

　　对美国而言，美国政府每次使用基于不对称依赖所形成的权力资源时，都在以某种方式透支美国霸权的结构性基础：当美国开启芯片断供，中国企业就会设法减少对美依赖，这样的权力用一次则少一次。当美国运用安全领域的不对称结构迫使德、英等国追求美国的路线，盟友之间的裂痕就在逐步增长；而事实上，现在已经能看到美德关系出现了微妙的变化趋向，美国驻欧洲军司令部已经迁出德国。当美国试图对一些中国企业关闭市场，就等同于将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新技术、新要素、新业态拒之门外，压制了自由市场经济的创新活力。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战略层面上我们应该意识到以下两点：第一，新冠疫情的危机应对实践已经证明，中国既有完备的工业体系，又有具备极强组织力的政治领导体系，兼具强大的资源性实力和操作性实力，对内部风险和外部突变的承受能力很强。第二，美国若想推动“脱钩”，将是一个长期、痛苦、消耗政治资本、需要坚定决心和战略意志的过程，至于美国政府有没有这样的意志和能力，则取决于美国执政集团的政治根基和政治操作能力。即便最终能实现一定程度的脱钩，中国在这一过程中有较长的缓冲时间来做出调整。

　　从战术层面，首先在美国资源禀赋更加强大的时期，保持继续“缠斗”能减少美国政府重拳出击的机会。可以一方面保持投资、贸易、金融领域的互利合作，一方面在科技领域加强独立自主。其次，美国工商界、五角大楼在一些问题上的立场与特朗普政府并不一致，我们应当加强和这些理性人士之间的沟通对话，发挥二轨外交、公司外交、地方外事等非传统外交渠道的补充作用和纠偏作用，从外围入手牵制特朗普政府的“横冲直撞”，继续本着对历史和人民负责的态度处理中美关系。

　　参考文献

　　[1]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中国商业环境调查2020》，https://www.uschina.org/sites/default/files/uscbc_member_survey_2020_-_cn.pdf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经济贸易协议》，http://wjb.mof.gov.cn/gongzuodongtai/202001/W020200116100508495758.pdf

　　[3]《权威发布：十九大报告全文》，载于人民网2018年03月13日版。网址：http://sh.people.com.cn/n2/2018/0313/c134768-31338145.html

　　[4] 《中央金融系统代表团开放讨论十九大报告：金融监管会越来越严》，载《经济日报》2017年10月20日。

　　[5] ‘The Gold Standard’：Why Chinese Startups Still Flock to the U.S. for IPOs，https://www.wsj.com/articles/the-gold-standard-why-chinese-startups-still-flock-to-the-u-s-for-ipos-11597313278?mod=hp_lista_pos5

　　[6] Trade May Still Be the Ballast in U.S.-China Relations—At Least for Now,https://www.csis.org/analysis/trade-may-still-be-ballast-us-china-relations-least-now

　　[7] John Lee：Can Japan Successfully Decouple From China? Retrieved from https://thediplomat.com/2020/04/can-japan-successfully-decouple-from-china/

　　[8] Nicholas Lardy& Tianlei Huang：Despite the rhetoric, US-China financial decoupling is not happening, retreived from https://www.piie.com/blogs/china-economic-watch/despite-rhetoric-us-china-financial-decoupling-not-happening

　　[9] John D. McKinnon & Lingling Wei：Corporate America Worries WeChat Ban Could Be Bad for Busines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wsj.com/articles/corporate-america-worries-wechat-ban-could-be-bad-for-business-11597311003

　　[10] Joe Gould:Pentagon wins brief waiver from government’s Huawei ban，https://www.defensenews.com/congress/2020/08/14/pentagon-wins-brief-waiver-from-governments-huawei-ban/

　　[11] Editorial of the WallStreet Journal：Huawei and the U.S.-China Tech War, https://www.wsj.com/articles/huawei-and-the-u-s-china-tech-war-11591744974

　　[12] 赵可金.“软战”及其根源——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下中美关系相处之道[J].美国研究,2020,34（03）:9-34+5.

　　[13] 赵可金.为什么新冷战是不可能的？[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07）:15-25.

　　[14] 沈逸：今天发生的事，可列入人类外交史荒诞实录，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7K411J7VZ?from=search&seid=17309876658129875315

　　[15] 沈逸：中美关系坏不到哪去，前提是不要恐惧斗争，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TK411T7Zd?from=search&seid=12849630999053095768

　　[16] 时殷弘：美国对华脱钩已成事实 退群组群皆为遏制中国，https://mp.weixin.qq.com/s?src=11×tamp=1597549288&ver=2525&signature=*0TYQkyzg1D3-VyYYJgTSr9zMh8cDuJMFgAoZ9wLLt8ob5GSgDGFTh6fR7EP3oete2kW4sflLX-NL6D2TWjg5DPUgjsxwplm2DOvWkpFvmVUkw87XlJOBrhC**WVvkWA&new=1

　　[17] 罗伯特基欧汉著，苏长和译：《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18]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著，门洪华译：《权力与相互依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9]吴心伯.论中美战略竞争[J].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05）:96-130+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