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则不同，尽管也实现了高速增长，但在改革开放40多年之后，中产阶层还是不到30%。

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对这一基本国情感到吃惊呢？至少有如下几个原因。
在社会层面，现在的中国是典型的商业社会，优胜劣汰，赚贫爱富。尽管衡量一个国家是否伟大，要看这个国家有多少人脱离了贫穷，而不是看这个国家培养了多少富人，但社会的关切点仍然在富人。

在知识层面，学者多为资本经济学家或资本社会科学家，为财富说话。尽管经济学家为财富说话是普世现象，但从来没有像中国的经济学家那样围绕财富转。前总理温家宝曾经抱怨中国没有穷人经济学家。然而，这是基本事实，为穷人说话无利可图。同时，尽管中国有8亿人口脱离贫困，但没有经济学家或社会科学家能够把此现象说清楚。

在政治层面，最近这些年的民族主义，和改革开放之后的民族主义具有了不同的性质。中国因为落后而改革开放，通过向发达国家学习而追求富强。进入新世纪以来，民族主义开始转变为基于对国家崛起的自豪感之上，这种情绪在年轻一代中更为强烈。尽管这种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是自发的，但走过头了就造成一个不好的后果，只能说国家“好”的一面，而不能说“坏”的一面，只能显富，不能说穷。

“基尼系数”“收入差异”和“社会分化”等经常成为敏感的概念。很多学者也迎合这股“民意”，过度吹嘘国家的成就，而不谈甚至掩盖国家所存在的问题。
实际上，显富摆富也造成国际社会对中国的错误认知。因为民族主义随着财富的增长而高涨，西方强硬派便把此作为“中国威胁论”的依据。
脱离了绝对贫困状态并不是说没有贫困了，很多人不仅仍然长期处于相对贫困状态，而且会返回绝对贫困状态。中国这一国情的长期存在，可以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来理解。和东亚经济体比较，中国的经济增长有几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不公平增长。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增长显现出公平增长，这些经济体所取得的公平性，是世界经济史上少有的。这也是这些社会中产阶层比较庞大的原因。不同经济体通过不同的方法培养了中产阶层，例如日本的终身雇佣制和收入倍增计划、中国台湾和香港发达的中小型企业、新加坡的公共住房政策等。这些经济体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才开始出现比较严峻的收入差异现象。
中国则不然。早期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呈现公平增长。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经济增速，但收入差异越来越大。这是世界普遍现象，中国也不例外。
这一波全球化创造了巨量的财富，但财富的大部分落到了少数人手中。在西方，中产社会演变成富豪社会。中国尽管没有产生西方那样的富豪社会，但情况也异常严峻。

 

第二，无论是中产阶层的地位，还是脱离贫困的人口，社会制度的基础都不足。
在任何社会，社会制度基础建立在医疗（公共卫生）、教育和公共住房等社会公共品的供给上。中国在这些社会公共品领域，不仅没有足够的制度建设，反而遭到破坏。1990年代末开始医疗领域的产业化和商业化；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开始教育产业化；世界金融危机后，开始房地产产业化。
结果，形成了人们所说的新“三座大山”。如果中产的标准主要体现在经济上，保障中产地位的便是这些社会公共品。再者，如果没有这些社会公共品，穷人脱贫永远没有制度保障。

 

第三，技术创造动能足，但实际能力不足。
科学和技术创新基本上是一个中产阶层现象，因为一方面，在满足了基本生活所需后，人们才有精力去充实创新；另一方面，创新具有风险，中产阶层以上的群体才能负担创新的风险。中国的“创新”基本上还停留在管理经营模式，或者技术应用方面的创新，原创技术创新少之又少。

 

03、中国须追求公平增长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可说是一部悲壮的脱离贫困、追求富强的历史。其实，这也是近代以来的历史主题。中国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因为人们相信较之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能更有效地达成多数人的富裕。

有鉴于改革开放之前“贫穷社会主义”的局面，邓小平提出了“致富光荣”“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走集体致富的道路”。邓小平已经确立日后中国改革开放的两个主题——发展和公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不可避免地会造成贫富分化。在新千禧年的头十年，中国经济因为此前的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因素而实现了高速增长，但社会的分化及后果也不断显现出来。

中国政府开始转向社会建设。中共十六大就提出了“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尽管经济增长是硬道理，但人们必须问“什么样的增长”。不是所有形式的增长都有利于社会，中国要追求的是公平的增长。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把社会公平的问题提到了最高议事日程上。在过去很多年里，政府动员和投入大量人财物力，大力推进精准扶贫，促成每年1000万人口脱离贫困。中国的领导层对中国的国情是高度清醒的，历届领导人都坚持两个基本判断，即在内部，中国会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外部，中国会长期属于“发展中国家”。

在世界范围内，今天社会底层所面临的严峻局势，怎么也不会高估。疫情对社会各个阶层都造成了冲击，但受冲击最大的还是社会底层。美国种族问题引发的全国暴力，尽管表面上是种族问题，但本质上是阶层或阶级的问题。黑人如果不能改变其阶层或阶级上的位置，种族问题还是会不断爆发。

 

中国必须引以为戒。正如前面所讨论的，中国社会的底层依然庞大，社会依然脆弱，经不起危机折腾；而本来就不很大的中产阶层，又缺失足够的制度基础。
在当代，无论是西方的经验还是亚洲经济体的经验都表明，在社会的中产阶层没有达到60%至70%之前，社会稳定就没有坚实的经济基础，即古人所说的“有恒产者有恒心”。
不过，即使在达到60%至70%之后，改革仍然不能止步。美国（和西方）今天所面临的民粹主义崛起，就是中产阶层不断缩小的问题。外部的强大也取决于一个强大的内部中产阶层。所有发达国家的强大，在于其中产阶层的庞大，因为中产阶层是消费社会的代名词。

 

 

 

 

中南海座谈为何请郑永年：“假装100%中立不可能, ​做智库的关键是说真话”

 

高渊：农村生活对你的学术人生产生了什么影响？

　　

郑永年：我现在想想，农村生活对我影响太大了。到现在我还是认为，我是作为一个农民在做研究，我从来不盲目相信教科书上的东西，因为中国的现实和书上说的东西，相差太大了。

高渊：在北大期间，有什么印象特别深的事？

　　

郑永年：第一就是，我发现读书太容易了，远没有务农辛苦。第二是图书馆里居然有这么多书，真是看不过来，读了很多文学历史方面的书。刚进学校的时候，我不太自信。但一个学期后，我就考全班第一了，后面名次靠前的全是女生。所以，我真是觉得读书没那么难。但也是因为对其它东西不会，也没兴趣。人家去跳舞了，我不会，人家去唱歌了，我也不会，只能读书。那时候，我整天就待在图书馆和教室里，有时候春节也不回家，就在学校里看书。我们那代大学生可以说是思考的一代，当然有点过于理想主义，但不管怎么样，每个人都在思考。

 

高渊：研究中国问题是从普林斯顿开始的？

　　

郑永年：我主修政治哲学，还上一些别的课，像比较政治、国际关系等，普林斯顿的教授都蛮强的。后来，我从政治哲学转向比较政治，这是因为对中国感兴趣，我在中国的时候倒是不研究中国问题的。对于政治哲学，我有了一些新的看法。到现在为止，我一直觉得哲学是不可研究的。每个人都可以是哲学家，但很难理解这个哲学家到底是怎么想的。100个人心中有100个尼采，哲学只能去体会、体验，所以我从来不去研究他人的思想。
　　

高渊：拿到博士学位后，是怎么打算的？

　　

郑永年：我毕业时有两个选择，要么工作，要么做博士后。我正好申请到了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的经费，这个研究基金蛮好的，基本上可以去任何学校，我选了哈佛。申请经费的题目，就是后来我的第一本英文书，研究中国的民族主义，这实际上跟中央地方关系也有联系。

　　

后来出版的时候，我把书名定为“Discovering Chinese Nationalism in China”，翻译过来就是“在中国发现中国民族主义”。因为我觉得，站在纽约或伦敦看中国民族主义，和站在中国看，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不同意西方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看法。所以，我坚持要写上“in China”。

高渊：因为常去新加坡，后来就决定加入东亚研究所？

　　

郑永年：那时候叫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他们正好在美国登广告招人。哈佛大学的汉学家傅高义先生认识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的创始人吴庆瑞，他觉得这个地方挺好，建议我去申请。当时的研究所规模很小，但几个月后就发生了变化，吴庆瑞先生退休了，进行了改组。我和王赓武教授同一年来到东亚所，他是从香港大学校长任上荣休后过来的，比我早几个月。改组后，东亚所加入了新加坡国立大学，更名为东亚研究所，王赓武教授当所长。一开始，整个研究所只有我们三四个人，我们继续招人，所以，我刚来就成“元老”了。

 

高渊：在诺丁汉大学那三年有什么收获？

 

郑永年：我在那里当终身教授。因为由我主导中国政策研究所，我要考虑找什么人、怎么发展等，这种经验以前是没有的，以前都是在别人领导下工作。另外在学术上，我在英国写了好几本书。2005年去的时候，在英国研究中国政治的华人教授，我可能是第一个。所以，来找我咨询的人很多，英国外交部、首相办公室、议会也请我去参加讨论。这使我学到了很多，也了解西方政界到底关注中国什么方面。更重要的是，那三年让我进一步了解政策咨询和学术研究的差别，前者要更多从决策者出发，了解他们到底在想什么。

“假装100%中立不可能，但可尽量争取价值中立，做学问要追求接近真理”
高渊：我发现你每隔一两周就要写一个“周日徒步日志”，每次都要走上三四十公里，你走马拉松累不累，目的是什么？

　　

郑永年：在我50岁之前，做什么事基本都不累，但50岁以后，如果在办公室写一天东西，就会感觉累了。所以我就强迫自己，一周要休息一天。这一天如果待在家里，估计就是看看书看看电视，我们男人又不爱逛街，最多去书店。

　　

我想来想去，还是觉得走路比较好。因为我一直觉得，男人需要三种感觉：饥饿感、疲劳感和孤独感。走路可以同时获得这三种感觉。如果每天吃得很饱，不仅不利于健康，而且不利于思考。现在，我一周有两个晚上让自己有点饥饿感，这样身体就比较舒服。同时，疲劳感也是需要的。如果天天坐在办公室里，新加坡的空调又很厉害，这就是负能量。但走路的疲劳是正能量，睡一觉第二天就恢复了。而且，走路也是很孤独的。这不仅能锻炼身体，也能更好地思考。

高渊：一个人走马拉松，其实就是自己跟自己的赛跑？

　　

郑永年：对，走马拉松和跑马拉松不一样，走路就是自己走自己的，没有目标，能走多少走多少。我从来不喜欢比赛，也从不参加、拒绝参加学术论文评奖等。上世纪80年代，读萨特的存在主义，给我一个根深蒂固的概念，就是人只能自我衡量，评判标准只能是自己，不是另外的人或物。所以，我对萨特当年拒绝领诺贝尔文学奖特别佩服，他说人就是自己衡量自己。我的理解就是，自己跟自己竞争，绝不要跟别人竞争。

高渊：现在户口在哪里？

 

郑永年：我以前一直是北大的集体户口，今年我把户口放到我的老家余姚市郑洋村去了，办了新的身份证。我现在是农民身份证，但没有土地，因此是“失地农民”。

　　

高渊：你打算一直保持中国国籍吗？

　　

郑永年：对我们这种人来说，要放弃中国国籍是比较难的决定。倒不是说有多么抽象的爱国主义，就是觉得怪怪的。我1990年就去美国，要放弃中国国籍早就放弃了。其实在国外将近30年，我一直用中国护照，也习惯了。这些年我不知道换了多少本护照，以前要求五年换一次，最近这些年才是十年一换，但因为经常出国，两三年就用完护照页了。我想以后写一写我的护照的故事。

　　

高渊：准确地说，你是“常年在新加坡工作的中国学者”。这样的双重身份，对于你的学术研究有什么利弊。

　　

郑永年：当然会有点困难，主要是认同上的。80年代我读马克斯·韦伯的书，他有个理论概念叫“价值中立”，至今影响我的学术态度。

　　

当然，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你要完全中立是不可能，因为即使没有政治上的影响，也会有文化上的影响。就像我们东方人看西方，和西方人看中国，因为文化上的差异，要假装100%完全中立是不可能的。但可以尽量争取做到价值中立，这是可能的。所以，我观察政治，包括观察中国、新加坡、美国的政治，尽量不把自己的情感加进去，这样的学术态度虽然比较难，但还是有可能的。而且，中国本身也有这个传统，司马迁写历史，就是要公正、持中，这是目标，是价值观。
　　

实际上，对我们这些在海外的中国学者来说，用西方那一套理念发表作品，要容易多了，但我不能这样，做学问还是要追求接近真理。更何况，向世界解释中国是中国人的责任，不是西方的责任。

高渊：你领导的东亚所是个知名智库，你认为什么样的智库才是好智库？

郑永年：做智库的关键是要说真话，只有说了真话，政府和领导人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没有真话，哪里能有好的决策？像我们做智库的人，上至总统部长，下至流氓地痞都要接触。更重要的是，自己不能是利益相关者，否则就不可能客观，这是人的本性，屁股会指挥脑袋。

 

高渊：作为一个经常做政策咨询的学者，你觉得应该和政府保持怎样的关系？

　　

郑永年：我喜欢打一个比喻，我们学者跟社会的关系，就像医生和病人。医生凭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给病人看病。如果没治好，很多学者喜欢说病人的病生错了，而不是说自己的知识经验不够了。而政府官员比学者更像医生，他们必须要解决问题。所以我们要研究社会，也要了解政府的想法，底线是不要把病人治死。

 

高渊：作为东亚所所长，你怎么把握东亚所的研究选题？

　　

郑永年：所里的选题，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各个方面都会照顾到。对我自己来说，当年去英国的时候，就规划要写“中国三部曲”，第一本是解释中国共产党，2010年已经出版了英文版，这花了我很多年心血。第二本书可能明年出版，解释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第三本书现在开始写了，解释中国的国家形态。这三本书是互相关联的。当然，现在又有很多题目出来了，反正是做不完的研究。

高渊：你在中国有很高的知名度，你对此有没有感到过惊讶？

　　

郑永年：实际上，我大部分的学术著作都是用英文写的，当然有几本翻译成中文了。我经常被人误认为是专业的专栏作家，实际上我是写书的，也编了很多书，当然专栏也在写，但是业余的。写一篇学术文章或一本学术著作，可能没有多少人读，因为太专业，但专栏文章的读者多很多，这在任何国家都一样，这就是大众化。这也符合我的价值观，要写普通人看得懂的文章。

　　

高渊：这些年来，外界对你有不少评论，很多人很崇敬你，但也有些人会批评你，你在意那些批评的声音吗？

　　

郑永年：其实我自己也搞不清，我希望是实事求是、就事论事。我基本上会把中国现在所发生的事放到中国的历史，放在东亚的历史，放在世界的历史来看，一定要把中国放在世界地图上看，才能看清楚，所以很难说有什么意识形态。

 

这些年来，常有人批评我，说我是不是在投机？我对人家怎么说我，都觉得跟我没关系，文章只有写的时候是属于自己的，写完了就不属于自己了。其实，很多人所理解的郑永年，和我自己所认为的郑永年可能是两个人。说到底，还是要做自己的事，有态度地去做事，不参与那些无谓的争论。我观察政治，但我不参与政治。

“我们的学术不能比西方还西方，否则就没有自己的声音了”

 

高渊：你在美国、新加坡和英国的一流大学学习工作过，这些国家对中国的研究水平如何？

 

郑永年：美国人才很多，但现在对中国的研究有很大的不足，就是太过于微观，太过于量化。西方的社会科学有一个长期发展过程，在18世纪和19世纪，马克思、马克斯·韦伯等几代人把宏观的理论都建立起来了，到二战前后，中观理论建设得也差不多了，走向微观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我上次去哈佛跟傅高义交流，他也蛮担心的。像他这一代汉学家要花很多时间搞调研，但现在的年轻学者很少调研，就找一套统计数据或者民意资料，然后就闭门写论文了。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问题更大，美国还有钱，欧洲要少很多。

 

高渊：我们自己对中国的研究呢？

　　

郑永年：我觉得，中国的大学有时候比美国的还美国，比英国的还英国，我们的学术思想和评估系统，都比西方还西方。我们的学术不能照搬西方，更不能比西方还西方，特别不能被西方某一派的思想占领。要是一直这样下去，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就没有自己的声音了。我现在有点使命感，所以我从不参加争论，要拿出时间做更多自己的研究。

　　

高渊：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在提“中国模式”，你认为“中国模式”存在吗？

　　

郑永年：我相信，“中国模式”是存在的。在我看来，“中国模式”是几千年来一以贯之的，而现在走到了一个关键节点。中国归根到底最核心的问题还是政治问题，政治这一步走好了，中国就真是一个新型的大国。现在西方遇到了很多问题，打着民主的旗号走不下去了。这200多年来，西方国家大部分时间都是精英民主，但现在在大众民主的条件下，哪里有忠诚的反对派？都是为了反对而反对，这是走不下去的。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探索好的政治体系，并不只是中国在做，西方也在探索制度重建。

我惊叹于中国这个制度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能通过转型，始终一以贯之，我相信中国政治也会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