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戴着三顶政治帽子来到了海南岛农场。在此前的盛夏之日，我父亲与赵紫阳等省领导被广州警司逼着光脚游街.

1968年11月8日，我们出发前往位于海南岛中线丘陵连绵的屯昌县黄岭农场。卡车从县城驶出时，同学们情绪还很高涨，似乎这不过又是一次大串联而已，轻歌满车和。越近场部，山路变得出奇狭窄起来，路两旁的芒草也越来越高，有的路段几乎被完全遮蔽，带着微小利齿的芒草叶从脸上拂过，留下一阵阵的刺痛。大伙的情绪顿时像掉进沉渊，再也兴奋不起来了，傍晚才到了场部。

场部派出韩干事向我们提出了事先拟定的不按派别和班级打乱分配的方案，却招致一百多位同学的强烈反对。韩干事在一片嘘声中只好把我和高一的李为民同学叫去商量。我说：“高初中同学搭配是合理的，但完全不讲派系，有些同学在感情上一下子难以转弯，反而不利团结。我们来到这里，原来的红卫兵组织都完全失去了它的作用，派性也只是短暂的，会在今后的工作生活中逐渐淡化的。现在还是按同学们的意愿自由组合好”。李为民也赞成我的看法。于是，基本上按原来两派红卫兵分开，高初中混合搭配的方案很快就落实了。为了欢迎大城市里来的青年学生，场部破天荒地杀了几头猪为我们接风。有些同学看见碗里的一大块半肥半瘦的猪肉吃不下，扔了，旁边老工人心痛地说：“现在你们吃不下，以后想吃都吃不上了。”当时我们并不以为然。

我是作为同学们推举出来与场领导谈判分配方案的，却没想到这一举动加深了场部领导对我政治上的歧见。我是戴着三顶政治帽子来到农场的：一顶是叛徒特务的子女，尚属于“可以教育好”之类；一顶是“党内最小的候补走资派”，预备党员的党籍由学校好心的吴慧文老师随我一同转来了；再有一顶就是所谓的五一六分子。听当时农场的干部和老工人议论，说这批红卫兵里面有危险的五一六分子，上级指示，各队要把枪支弹药保管好，严防阶级敌人抢枪闹事。

我清醒意识到，过劳动关相对容易些，过政治关就由不得自己了。要摘掉头上的三顶帽子，在当时来说比上天还难。

后来我才知道，我和弟弟于六八年底奔赴海南和阳山后，父亲就被广州警备司令部转到郊区太和镇一个部队的营房里，后来又转到梅花园，他在那里见到不少熟人，都是省里的高级干部，约有二百多人。

在那个年代，这些曾经为共和国的建立奋斗了一辈子的老同志，尽一切办法互相鼓励、互相帮助。哪怕是一句话，一个眼色，或是一包糖，几块钱，都是雪中送炭、同志情深。

一次谭老板（即谭天度，广东老同志对他的昵称）拉住父亲，两人躲到房后，一字一板地背起了百句长诗《孔雀东南飞》。父亲与谭老都喜欢诗词，又都总是保持乐观精神，背诗就成了他们苦中作乐、互相鼓励的一种方式。以后，谭老活到了106岁，成为中共党龄最长、年龄最大的老革命。据说他晚年仍能流畅地背诵两三百首古诗。

①谭天度（1893.4—1999.5），广东高明人。早年参加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1920年起，随同陈独秀、谭平山等人参加有组织的建党活动，以后又参加了工运、农运、学运、兵运、统战、建军等许多党的重大开创性活动。大革命失败后，参加了中共地下工作的开创、上层统战工作，以及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1964年起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

有一次上厕所，周钢鸣看到周围没人，悄悄地告诉父亲：“我关在防空委员会时见到郑黎亚。”父亲问他：“她身体好吗？”他说：“很好。”就是这么一句话，却胜家书万金。后来周钢鸣逝世时，父亲赋诗缅怀：“姓名铿锵掷有声,铁骑突出刀枪鸣。笔尖更比枪尖锐，永作人民文艺兵。”

有一天李嘉人也要出去了，他走前问父亲身上有没有钱，说他想买双鞋子。当时父亲身上只有5块钱，他毫不犹豫全部给了他。柯麟告诉父亲，李嘉人的妻子许穉人受不了逼供信，跳楼身亡了，家里很久没有捎钱来了。

①周钢鸣（1909—1981），广西罗城人。1932年加入中国文联，次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4年加入中共。时任广东省文联副主席兼作协广州市分会副主席。“文革”后任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委员。

②李嘉人（1914—1979），广东台山人。1933年在广州加入社会科学工作者联盟，后赴日留学，1937年加入中共。曾任华南分局秘书长，时任广东省副省长、中山大学党委第一书记兼副校长、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校长。

③柯麟（1900.9—1991.9）广东海丰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1月转入中共。曾长期在上海、香港、澳门从事隐蔽战线工作。时任广州中山医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文革”后任卫生部顾问。是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

在中央已经下达命令不准搞游斗的情况下，1968年8月12日这天，广州警司仍把省级和部委级的走资派拉出去游街示众和批斗。赵紫阳带头，省委副部长以上均参加陪斗，他们被戴上高帽子，挂着黑牌子，背块乌龟壳，有的还要举着一个沉重的打倒自己的大牌子。八月份广州的气温火辣辣地热，但警司的人却不准他们穿鞋子，还让他们把鞋子绑起来都挂在脖子上。吴南生喜欢收藏字画古董，造反派就把从他家里抄出来的两只清三朝的青花瓶子挂在他脖子上。

我们家和吴南生家是楼上楼下的邻居，他们家一向很省吃俭用，存下的钱，吴南生就在民间收藏古董。小时候，每年都有潮汕一带的农民挑两箩筐乌榄卖给他家，我很奇怪，跑到他们三楼的饭厅和厨房一看，才明白。他们家长年吃潮州粥，吃的菜都是自己腌制的酸菜、乌榄等。

父亲等人在省委礼堂被“化妆”后就出发了，从东山经中山一路到中山五路再从北京路走到市一宫。大夏天的就让他们打赤脚走在滚烫的柏油马路上，显然就是要这些走资派们多受些罪。那一天，连老天爷也看不过眼，在游斗前突然下了一场倾盆大雨，马路就变凉了，游斗开始后雨就停住了。古代有“邹衍下狱，六月飞霜”的故事，看来老天都会怜恤好人的。不然的话，他们的双脚是一定会被烫烂的。

六九年初，父亲被警司转移到曲江县的花坪五七干校，他不是作为五七战士，而是继续作为审查对象，一直关到1972年底。

母亲的遭遇更艰辛。她于六八年春被造反派抓起来后曾多次辗转关押，有长达半年的时间被单独囚禁在一间黑暗的小房间里，饭菜是从门上的小格子送进去，一天到晚见不到一个人。母亲怕时间长了不会说话，于是天天诵背毛主席语录。她望着墙上挂着的那幅毛主席像，哭着对他老人家诉说：“毛主席啊，毛主席！您不是说要防修反修吗？但您老人家知不知道我们都在受苦啊！”善良的母亲怎么可能知道，这个苦不是别人，正是这位被她尊敬的老人家给她受的。后来母亲被关进位于韶关三焦的一〇三队。三焦和坪石只隔一条武江，父亲和母亲近在咫尺，却像隔了一重天。牛郎织女每年七月七日还可以相会，父母两人却是七年连面也没见过！父亲想念母亲时就常常背诵《长恨歌》，当背到“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时，不觉泪洒衣襟。

我的“党内最小的候补走资派”这顶帽子，是1966年7月底工作队撤走后，至8月初那段时间得来的。踢开校党总支，搬走工作队这块“绊脚石”后，学校的运动，就只能是同学们自己解放自己了。于是学校成立了革委会，我被推选担任了半个月的革委会副主任。之后，学校里两派同学都成立了红卫兵组织，短命的革委会就宣告解散了。但我也因此被贴出“打倒党内最小的候补走资派——杨小村”的大字报。这顶帽子关键不在走资派，而在于作为一名预备党员的转正问题，始终伴随着我在海南岛的日日夜夜，也不知猴年马月才能解决，真是“长夜难明赤县天”啊！

五一六分子的问题，对我来说始终是谜。一二二六战斗队在上山下乡运动前已基本结束，虽然和我一块分到黄岭农场八队的同学中，属于该战斗队的还有黄德全、陈遂怀、邝幸华、梁小威、邓斌鸿、廖国禧等人，但曾喧嚣如潮，不可一世的红卫兵运动已经结束，无法再进行活动了，这些组织也因此完成了它对发动和推行文化大革命的价值，而名存实亡了。我们战斗队的部分红卫兵在夺权过程中有过冲军区的行动，也有过企图调查军区黄永胜、刘兴元等人材料的意图，但都介入不深，难道那些行动就够上五一六分子反党反军的罪行吗？这个问题也只有留待时间去揭开真伪的面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