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最近是个很热的话题。有人问我，中国模式是否存在？我的回答是肯定的。2009年，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剑桥大学做演讲时强调，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始终是一个“学习中的国家”。在这里，“学习”有两层涵义。一是指中国向世界所有的国家学习。中国热切地学习各种国际经验，无论是像美国这样的大国，还是新加坡这样的小国。虽然西方的质疑一直存在，但它们从未向中国“对外学习”泼冷水。“学习”的另外一层涵义是指中国从自己过去的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

　　这些年来，中国已经建立起自己的经济发展模式。这是一种多种所有制并存、政府起着显性以及隐性平衡作用的混合经济模式。数千年以来，中国的非国营经济与国营经济同样强大。政府在国有部门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尤其是在对抗经济危机，以及修建基础设施方面。中国国有经济的力量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得到了充分展示。如果没有强大的国有经济，中国将很难如此有效地应对危机。中国的政治模式对于中国的成功来说同等重要。积极地协调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为经济活动提供了最基本的社会和政治秩序，并为建立民主打下社会经济基础。

　　今天，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体系仍有改进的空间，“中国模式”是建立在世界以及中国自身经验之上的。这种模式至今仍在学习中不断发展。比如，金融危机对国有部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政府将更多的资源引入非国有部门。中国的历史经验表明，如果国有部门占有了压倒性的优势，那么危机就将随之而产生。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全力发展经济。在短时间内，中国创造了经济奇迹，让数亿人摆脱了贫困，这是在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但是这种以经济发展为唯一目标的追求也带来了巨大的代价：环境污染、能源浪费、正在扩大的收入差距和两极分化，以及腐败等。社会改革已经成为中国领导阶层的当务之急。

　　社会改革必须为将来的经济发展打下制度基础。过去中国经济发展的30年伴随着经济改革与创新。但是改革的绝大部分潜力已被挖掘，现有的增长模式的驱动力量正在耗尽。进行社会改革和建立社会制度将对中国转向消费型社会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消费型社会将使中国得到长期的发展。过去中国建立了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但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西方的消费需求骤降，这也暴露出中国现有发展模式的局限。如果中国转为消费型社会，就必须建立一整套以消费为主的社会体系（如医疗保险、社会保险、教育和环境）。

　　社会改革也为中国将来的政治体制改革打下基础。中国的改革进程中，经济和社会改革优先于政治体制改革。在实现更充分的民主之前，应首先建立起一个基本的国家体系。亚洲有很多民主失败的例子，西方的民主也仍然需要改进。一个有效的民主制度需要建立在相应的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之上。相反，如果在没有基本的国家体系的前提下就实行西方式民主，那么政治混乱、社会紊乱、党派斗争就将接踵而至。这在许多亚洲国家曲折的民主进程中得到应证。在过去30年里，中国建立了基础的国有经济体系，但是社会体系尚未健全。在这个阶段，实行不成熟的西方式政治民主只会导致政治骚乱。

　　全球金融危机是进行社会改革和建立社会体系的一个契机。在这场危机中，中国迫切地需要新的增长模式，拉动内需则是首要任务。进行社会改革、建立社会体系并非易事。从原始经济或资本经济到现代福利资本经济就是社会改革的结果。一个坚实的社会体系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保证在市场经济中的自由流动和社会稳定的制度基础。中国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