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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不欺民、民不媚官”是深圳从33个中国省市中脱颖而出唯一原因
2020/10/15 2:25:31 | 浏览:222 | 评论:0

“官不欺民、民不媚官”是深圳从33个中国省市中脱颖而出唯一原因

 

本文为王志纲在“进无止境——纪念深圳特区成立40周年暨企业精神高峰论坛”上的演讲精编。

 

“官不欺民、民不媚官”是深圳从33个中国省市中脱颖而出唯一原因

 

1/ 换船者说

今天的深圳,已经成为传奇,关于“深圳密码”的解读,也是众说纷纭。我既不是经济学家,也不是官员,但我可以说是深圳四十年的亲历者、观察者,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推动者。因此我想换一个角度,谈谈我所理解的“深圳传奇”。

在开始演讲之前,我想问在座的李子彬市长一个有趣的问题:曾经有个说法传的很广,你在当市长时,为民营企业请命,做了很多工作,对华为的帮助也很大,任正非却从来没有请你吃过一顿饭。但我听华为相当权威的人士不是这样说的,在你卸任之后,任正非曾经专程到美国请你吃饭,是这样吗?

 

“官不欺民、民不媚官”是深圳从33个中国省市中脱颖而出唯一原因

 

(李子彬:是有这么回事,当时我在纽约,任正非坐飞机到纽约请我吃的饭。我认识任正非11年,都没有请我吃过饭,过春节连一束花都没有。我们两个人确实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当时华为还没这么大,我当市长时做调研,尤其是关于民营经济和企业体制方面的调研会,每次任正非都参加。华为那时候也不大,经常有困难,他就到深圳找我协调解决。那时候一年见几十次面。现在华为大了,困难也多,还面临美国的打压。没有那么容易了。我一年跟任正非董事长喝一次茶,不能再打扰了。)

感谢子彬市长。这么小故事,从侧面深刻反映了深圳的政商关系,是一种有别于中国绝大多数地区,相对单纯的关系,这个故事看起来简单,其实背后蕴藏着深圳发展的密码。

好了,言归正传,讲深圳之前,要先了解一下我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一直到现在,美国都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一个“历史的意外”。在特朗普上任之前,几乎全世界,特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秉承的要么是中国崩溃论,要么是中国威胁论。根本不把中国看在眼里,认为一切尽在掌握当中。

美国前几任总统和政客都曾对于改造中国抱有一定程度的乐观,认为中国会跟着美国的节奏走——这也成了特朗普今天向前任甩锅的最佳理由。特朗普这个精明的商人、纯粹的实用主义者,上台之后,发现遏制中国为时已晚,但又不得不做,所以才对中国表现出如此烦躁,如此横蛮,如此不择手段。

不光是西方的学者和政客看衰中国,连中国大批先富起来的精英也在明里暗里持这种态度。在20年前、10年前甚至5年前,我身边的很多成功人士都不看好中国,一心想着逃离。这一批人是“两国一家”,把自己的老婆和孩子安顿在海外,而自己在国内继续赚钱。

追逐安稳和幸福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这批老兄也都是聪明人。支撑他们这样做的深层次思考,就是“沉船心理”在作祟。他们认为中国是一艘四处漏水,迟早会沉没的破船,在沉没之前,最好的办法是换船。因此,尽管他们在中国大发横财,但他们始终对中国的未来持悲观态度,况且他们的财富积累也有说很多不清楚的地方,所以越是赚钱,越要换船,临走前还要拆一块船板。原来美国限制中国过多移民,因此新西兰、澳洲等都成了中国人移民的乐土。奥巴马上台以后,给中国提供了“投资移民”的政策,大批中国土豪一下子蜂拥而至。

那段时间我去美国,在洛杉矶的尔湾一家中国餐厅吃饭,饭店里面熙熙攘攘,烟雾弥漫,仿佛一下子就像回到了中国。遇到了好多“老熟人”,都是这些年陆陆续续移民去美国的中国人,还有一些躲在美国当寓公的通缉犯。我刚坐下来,就有不少人来打招呼,他们告诉我,光是深圳沙河高尔夫球会的3000名会员当中,就有相当一部分就在美国,甚至可以单独组成一只球队了。我问他们带了多少钱走的?我一听,发现少的也有200万美金,多的更是不计其数。我看这些富豪的房子,都是千万美元级别的豪宅。

支撑他们这么做的背后逻辑,是对中美未来发展趋势的判断。但谁也没想到,短短几年时间,全球化经历巨变,特朗普对中国实施正面狙击和打压,两国关系骤然紧张。特别是出现疫情以后,美国国家治理能力的孱弱暴露无遗,梦寐以求的自由王国、山巅之城突然破灭了,现在他们想换船回来,可惜已经是难上加难了。这一批成功人士开始思考:到底谁是沉船?

历史会回答这个问题。我和他们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一直坚信中国的未来,坚信中国一定是全球机遇的汇集之地。

我今天演讲的主题是深圳四十年,深圳背后也是中国改革开放这四十年天翻地覆的缩影。四十年成功固然不易,但在当下面临国际国内压力越来越大的节点,如果我们搞不清楚成功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也无法做到继往开来。因此借着这个机会,我想和大家探讨深圳乃至中国崛起背后的逻辑究竟是什么?必然在哪里?

 

2/ 深圳代表中国,好坏都是文章

关于深圳的崛起,经济学家有经济学家的分析,官员有官员的讲词,都很精彩,我也有我的看法。在我看来,深圳是逼出来的改革、放出来的活力、摸出来的市场。

没有生死压力,不可能有中国的改革开放,也不可能有像深圳这样“杀出一条血路来”的成绩。在改革开放前夕,出现了一场规模浩大的逃港潮,这起于一个谣传,说英国女王为了庆祝生日,给大陆人提供开放政策:只要能到香港,就能拿到香港户口。这个消息一传开以后,不光是珠三角、汕头,凡是有能力的人都拼命往香港跑。

深圳有近香港之利,却也带来了在管束上最大的难题,这么多年,我见到过很多香港的老板,堪称枭雄。这些人很多都是大陆逃过去的,一讲到当年他们是怎么冒着生命危险逃港的时候,一个个不善言辞的人就都变得口若悬河,一个个毫无感情的人都会泪流满面,一个个性情木讷的人脸上都神采飞扬,为什么?因为这段经历是他们人生中最惊险、最刺激、也最难忘的,它会永远刻在每个逃港人的心里。

当时的广东省委领导到基层视察,他发现公安、武警、民兵漫山遍野地追捕这些想要逃港的人,但是再多的公安武警根本挡不住。而深圳乃至广东,相比内陆,已经又强了不少,按照邓小平的话来说,当时中国已经处于“被开除球籍的边缘”,在这样危机倒逼之下,才有了破釜沉舟的改革。

 

“官不欺民、民不媚官”是深圳从33个中国省市中脱颖而出唯一原因

 

1978年刚开始建设的深圳

“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邓小平这句关于特区建设简单的话,几乎凝缩了改革开放的所有智慧。在改革开放初期,没有长期性的顶层设计,更没有一张画到底的蓝图,具体的改革措施谁也不清楚,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作为这艘大船的舵手,邓小平的立场其实很简单:“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因此,他才能不为僵化的教条所拘束、不为高大上的口号所绑架,不唱高调,只坚持一个永远不变的原则:“发展就是硬道理。”这是贯穿改革开放全局的精神内核。可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深圳的伟大崛起完全是逼出来的。

危机倒逼改革,那么接下来怎么往前发展呢?我总结为“放出来的活力”。这股活力可以从“东莞现象”来一探究竟。改革开放之初,在广州、深圳之间一百多公里长的走廊地带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民工潮。作为“百万移民”的主角,农民工背井离乡,不是为了伟大理想,而是为了解决切实的生存问题。他们在家里面只能面朝黄土背朝天,修理地球,在地里找食吃,甚至连自由迁徙的权力都没有。在改革开放后,他们终于迎来了一个能够改变命运的选择:背井离乡,到遥远的珠江三角洲打工。这看起来很可怜,离开了老婆孩子热炕头,夜以继日地挥洒汗水,但一个月这两三百块钱的工资,或许是他种地一年都挣不到的钱。他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收获的是未来。

与农民工朴素的发财梦类似,香港商人们不是国际友人白求恩。几年前就从珠三角游水逃到香港去的人,作为第一批港商开始回来了,在本乡本土办厂,并在这里探索出一种叫作“三来一补”的发展模式。

香港商人只要有订单,就不用给钱,村集体拿出土地来入股,借钱找包工头把厂房盖好,港商只要把设备拿过来,就可以开始生产,最后利润两边对账。港商的成本之低简直无法想象,土地不要钱,厂房因陋就简,又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劳动力,最大的成本就是那些二手的设备。只要有订单,工厂就可以运转。一个个香港大小老板,把欧美订单拿到手后,跑到老家珠三角,找到当地的农民租块地建厂房,不断地扩大规模再生产。

这些港商们几乎没有什么道德水准可言,为了一己私利,对工人无所不用其极地剥削与压榨,甚至酿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三来一补”企业中有不少是塑料厂、玩具厂、人造花厂,这类企业的拌料工、喷漆工、印花工几乎天天要同有毒气体打交道,却毫无保护措施。但就是这样一群利欲熏心的老板们,使整个东莞从村到寨到区,崛起了成千上万的“三来一补”企业,为日后华为等世界级企业的诞生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温床。

珠三角本地的农民,想法同样很简单。只要在农地建好厂房,转手租出去就能挣钱。伴随“三来一补”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大发展,诞生了数以万计的厂长、经理的新职位,以至于出现了咄咄怪事:即使一些乡村干部(包括原生产队会计、粮库保管、记分员)、派出所干部、知识分子(小学毕业生也算)悉数出任官职,人数也不够用。在一个村拥有几十上百家企业的情况下,每一个村里面的男人都可以在厂里面挂个副厂长的名,名利兼收,何乐而不为?

从1980年开始到1988年的短短八年时间,珠江三角洲就成了中国的新兴制造业高地,建起了成千上万的工厂;一个小小的东莞,从只能容纳六十万人口的县级市,变成了能够容纳一千万青壮年人口的超大型城市。

四十年过去了,珠三角顺利地实现了工业化,形成了在全世界极具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无数民营企业蓬勃发展深圳成为世界级城市,东莞成为世界工厂,等到深圳要实现产业升级、腾笼换鸟的时候,东莞自然成了最好的卵床,华为等一大批高新科技企业花落东莞,这是之前谁都想不到的。

圣人在哪里?没看到。伟大的道德观在哪里?没看到。只有一群毫无基础的农民工,一群贪婪逐利的商人,一群渴望致富的当地农民,他们才是这个舞台的主角,而驱使他们不断奋进的正是被释放的人性。

 

“官不欺民、民不媚官”是深圳从33个中国省市中脱颖而出唯一原因

 

1992年广州火车站,大量外来务工人员聚集在候车广场

这里面有太多说起来不人道、不人性的故事,但它符合常识。

1990年,我去深圳,李灏同志见了我的第一句话是:“北京对于市场经济究竟怎么看?”当时的深圳已经摩拳擦掌,一定要给市场经济争口气。但是,当时市场经济还有些禁忌,很多人觉得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能谈。

小平同志到南方视察的时候,我在新华社,因此非常有幸间接参与了这个过程,对事情的来龙去脉比较清楚,这个口子撕开以后,一个全新的时代开始了。为什么呢?它顺应了规律,顺应了潮流,从此中国有了放出来的红利、摸出来的市场,终于走上了市场经济。

“摸出来的市场”后面还有一句话,叫“挡不住的国运”。我发现中国有一个现象:但凡日子难过的时候,艰难突围,绝处求生,这时候反而能尊重人性,释放活力,政策空间的弹性也比较大,大家都能实事求是谋发展;一旦日子好过,总会有人头大,各种不符合规律的乱象也随之出现,反而容易出乱子。治乱循环——这里面有着深刻的人性、政治规律。

深圳也同样经历了这一过程,90年代末到世纪初,是深圳最迷茫的一段时间。特区的外贸红利基本用完了,新的产业还在孕育。一边是网上那篇《深圳,你被谁抛弃》也传遍全国。一边是深圳市委公开提出,深圳正面临着“四个难以为继”:地少人多,经济的持续健康增长难以为继;土地、空间有限难以为继;能源、水资源短缺难以为继;环境承载力严重透支难以为继。

但就是在这种里里外外的不看好和危机感之下,深圳却开始了腾笼换鸟的二次创业之路,坚持把发展工业、制造业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

面对这样的局面,就像时任市长李子彬自己说的那样:各个城市的发展路径不同,有的以商业外贸为主,有的是旅游业为主,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之初,是以三来一补加工贸易为主。就是中央给了15年的政策,再加上体制机制的优势,香港的投资等。就在这波红利快消失的时候,深圳进行了产业升级换代,科技创新是经济发展第一推动力,高新技术产业是深圳经济发展第一增长点,通过工业化进入现代化,打下了深圳未来20年腾飞的基础。

现在的深圳,鲜花着锦,歌舞升平,人人称颂,我却很担心。华为、平安、腾讯这些世界级企业已经到了收获时节,每年上缴千亿税收,一举一动吸引着全球的目光,很多人也因此淡忘了这些世界级企业当年播种、萌芽和成长的困难岁月。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今天的深圳在享受八九十年代遗留下来的创业红利时,更要高度警惕当下深圳经济存在的脱实向虚、泡沫化和空心化等问题。高企的房价和生活成本,也让现在深圳的年轻人,远没有十年前幸福,这一切都标志着深圳的光鲜外表之下,新的危机正在酝酿,现在可能看不出什么,再过几年可就很难说了,值得高度重视。

 

3/ “深圳奇迹”背后的三个根源

深圳为什么能一路走到今天,除了世界产业转移的天时、比邻香港的地利之外,内在动力有哪些?我想由表及里谈三个方面。

第一,基因

为什么四个特区中,只有深圳走出来了?只有深圳能够一枝独秀?和文化有很大关系。多的理由不说了,只想讲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我走过很多地方,发现很多大学生、很多人才曾经到厦门、汕头、珠海等城市,但是最后都待不住,离开了。这三个特区我都深度接触过,为什么待不住?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存在文化排斥,这些地方都以本地人为主,外来者很难融入当地,机会也比较少。

本土文化越强烈的地方,社会圈层就越板结,长成参天大树非常难。而深圳恰恰相反,深圳现在接近1700万的人口中非本地人或流动人口占绝大多数,本地人极少,没有强烈的本土文化认同感,自然形成了“来了就是深圳人”的社会风气。

为什么深圳能够撑得起全球性企业,我想和蛇口基因有关,很多深圳的大企业都是从蛇口走出来的,这至少有三点原因:第一点,蛇口这个地方有全球化意识,它从创办之初,就是一个被可以开放的口子,一切可以先行先试,更加易于市场化、国际化和全球化,也赶上了世界的全球化进程。天有多大,胆有多大,市场和成就才可能有多大,就是这个道理。

第二点,蛇口乃至深圳最大的特点是鼓励创新。举个例子。当年任正非缺钱的时候,想了一个“招”,让员工将自己的工资拿来集资,还给了一个“美其名曰”的理由:你既是在华为打工,还是华为的股东。那个时候,对于他能走多远,很多人都是怀疑的。

任正非自己也承认,他是一个吹牛高手。当年饭都吃不饱的时候,任正非说,以后华为在全世界三分天下有其一。现在来看,都说对了。其次,任正非是一个煽动大师,他提出某个愿景后,能够让所有员工去努力。员工们既是公司受益者,同时也是股东,这其实根子深处还是同一个道理——人性,懂激励,大家敢行敢试。再有,任正非是一个践行大师,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而且身先士卒。任正非和牟其中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有着极为坚强的毅力和超强的行动力。这个东西一年看不出来,十年、二十年就不一样了。

 

“官不欺民、民不媚官”是深圳从33个中国省市中脱颖而出唯一原因

 

这三方面构成了华为的企业文化,最后打造出了一个世界级公司。不光是任正非,平安的发展也体现出了锐意创新的蛇口基因。深圳的改革开放,始自邓小平的一句“杀出一条血路来”,而第一片试验田就在蛇口。

蛇口是中国改革的“试管”。当年袁庚创办的蛇口开发区,就像站立在改革的潮头,一时十分新鲜,以致当时中国许多热血青年像当年投奔延安一样地来到蛇口。

在蛇口这块试验田上,有别于传统计划经济,而跟全球接轨,拥抱市场化和国际化。当时蛇口开发区有很多便宜行事的权力,可以做很多超常规的探索。蛇口工业区管理局是一级地方行政组织,虽然隶属于深圳,但实则是独立王国,在地位上甚至平起平坐。其他地方成立企业走流程要三个月,而在蛇口,企业从申报成立到拿批文只需十天。

平安集团的创始人马明哲先生正是在这样享有特殊政策的舞台上,在激情和理想主义的驱动下,花了近两年,多次跑到北京游说,终于搞定了平安的保险牌照。并最终做成了一个全世界领先的综合金融集团。平安的成功,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实践,这样一个非常普通、也没有很高学历,但有理想、愿意尝试的人,在蛇口基因的孕育下,几十年以后,走到了世界第一的位置上。

华为和平安都还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以世界为师,花大价钱向全世界学习先进经验,马明哲和任正非也都非常热爱学习,平安内部有个说法:“平安的发展,赶不上马明哲的想法”。华为内部也有类似的说法,但他们也不是盲目的崇洋媚外,在麦肯锡、IBM等咨询公司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最终造就了这两家世界级公司。

开放、创新、效率、先行先试、百折不挠,这些从蛇口一路传承到深圳的基因,很值得我们思考。

 

第二,生态

深圳密码的第二条,在于生态。相比国内大部分政府,深圳的特殊之处在于,形成了服务型治理模式,不与市场进行博弈,而是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并在市场失语时做好社会保障工作。

在生态学的概念中,维持一片湿地物种多样性的关键,在于保持好环境中千分之三的含盐量;同样的,如果把深圳比作一块大湿地,如何维持市场盐分的合适比例,是政府的主要职能。至于湿地的食物链如何构成,是鸟吃鱼、鱼吃虾、虾吃虫还是虫吃土,甚至鱼跳起来吃了鸟,这些都是市场行为,与政府无关,活力四射的民营企业才是市场的主角。

但凡是政府用力过猛,结果往往会破坏生态;政府用力适当、无为而治、有求必应,无需不扰的时候,反而会出现充分的自由繁荣。

华强北和赛格集团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上世纪80年代中期,深圳市政府下了很大的决心,也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把一百多家中小型电子工业企业“合纵连横”,打包成立了赛格集团,其中上市公司都有不少,其董事长的级别也很高,可谓雄心满怀,固一世之雄也。

然而谁也没想到的是,有着超强配置的赛格集团,即使在最兴盛的时候,全力打造的电子工业产业也没有起来。具有竞争力的终端产品没有做起来,反而形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山寨市场华强北,这不得不说是一件很吊诡的事情,生活中这种“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辩证法也比比皆是。

随着电子市场大爆发,华强路由工业区变成了电子市场,振华路成了金融证券一条街,大批的配套商业也陆续进驻。在华强北,一个一平米的柜台,就是个创业大舞台。一张柜台申请表登记表,被炒到了几万,一个柜台,日成交少则万计多则数百万计。

不计其数的人在这里发家致富,腾讯也是从这里走向世界,华强北不仅支撑了深圳家电、消费电子产业的发展,与当初的蛇口一样,华强北的故事,也吸引了一大批优秀青年的到来。这一切见证了华强北全民创业和财富神话的历程,也感受到了全球电子元器件的天堂、亚洲电子第一市、中国电子第一街的魔力。

随着2000年赛格广场全面落成,华强北步入辉煌,而当时名扬天下的赛格集团却逐渐地泯然于众人之间。

伴随着政府的清理,华强北的山寨产品市场现在已经变得干干净净了,与此同同时,原来深圳市扶持的很多大型工业国有企业,也因为水性不佳逐渐被市场经济淘汰,它们就像是侏罗纪公园里的恐龙一样,体型庞大,动作缓慢,当环境变成了热带雨林,恐龙不在了,人们惊讶的发现:恐龙的尸骨腐烂以后,变成热带雨林的肥料。在万类霜天竞自由的热带雨林中,“兔子吃草,狐狸吃兔子,狼吃兔子”的生态迅速形成,自由演化,产生了一大批华为、腾讯、大疆等参天大树。

从大型国企到民企,从政府主导到市场主导,从侏罗纪到热带雨林,这里面有一些本质的东西,我们也需要好好思考,尤其值得很多内地城市借鉴。

 

第三,人性

深圳密码的核心,是人性。多少年来,大家都希望成为雷锋,最后发现在这种要求下,产生的多是伪君子。人是有欲望的,人的欲望是一把双刃剑,既是澎湃的动力,也是一朵“恶之花”,政府要做的是引导,而不是单纯的打压。

中国这40年的改革开放,就是释放人性,释放人的贪婪、侥幸和虚荣。深圳的成功,从基因,到生态,归根结底,靠的是什么呢?就是人性,人的本能。40年来,我采访过、接触过、服务过很多成功人士和企业家,说一千道一万,这些人都是一句话,就是欲望的释放。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深圳,就像是当年充满着野心、欲望、混乱的美国西部,向所有希望改变命运的人打开大门。深圳提供了一个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的大舞台,被伦理道德、三纲五常约束了几千年的中国人,在深圳这片谁也不认识谁的土地上,突然遇到了某种程度的放纵。

这种放纵不是纲纪废弛、打砸抢掠,而是有限度、有前提、可控制的放开,是在对和错之间、好和坏之间、红和黑之间的广泛中间地带寻找共识。是对灰色地带的容忍:容忍重工业对环境的破坏,容忍血汗工资制对农民工群体的利益剥夺,容忍倒卖批文、合法走私贸易的存在,容忍山寨产品的风行,容忍民营企业家在法律边缘的游走……这样的容忍使深圳在一段时间广受批评,成为众矢之的,但也正是在中间地带的不断探索,使人的欲望得以最大限度地张扬。

深圳并不完美,也不是伟光正,而是上帝释放了“魔鬼”,人性在这块土地上得到了充分的张扬与释放,无数充满活力与欲望,希望改变命运、生命力极其旺盛的年轻人,像潮水一样涌向深圳,鱼龙混杂、大浪淘沙,最终“魔鬼”创造出了天堂。

这个天堂虽然有很多不完备的地方,但经历了四十多年的淘选,今日的深圳成为中国社会最文明、平均素质最高的区域之一,这种高度的文明又促使人性不断向善,社会共识得以凝聚,最终使大湾区走向了更加成熟和现代化的社会形态。

大私终于造就了大公,大恶终于造就了大善,大破终于造就了大立,辩证法在这场“深圳之变”得到了最佳体现。

追因溯源,深圳产业化的成功,不仅是政府领导的成功,也不仅是国家力量推动的成功,更不仅是什么深圳模式和能人政治的成功,根本的还是最常识的市场主导经济的成功,最基础的遵循产业发展规律的成功,最简单的顺应人性的成功,从“一个脑袋想问题”到“千万个脑袋想问题”的成功。

人性的水推动了深圳的船,顺水行舟成就了深圳。这才是深圳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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