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商业大族形成世袭与垄断，也是现代法治国家的着力之处。

　　官商勾结一向为中国民众痛恨，连中共机关刊物也发出强力抨击：《半月谈》杂志刊文分析中国现有三种新富家族，担忧依靠政治背景获得财富的“红色家族”、亦官亦商者坐大。

　　官商勾结，与民争利，扭曲了社会财富分配的体制和机制。而细细品味，《半月谈》警示的“政商结盟”，其实还与当前中国已非个别或少数现象的官商勾结有所区别。

　　近年来，每一名贪腐高官落马（如陈良宇、刘志华、郑筱萸），必有一名或数名“企业家”被调查；同样，每有巨富犯事，也必然会有大小官员“陪葬”。但勾结在一起的官商，官是官，商是商，并非一家。

　　而政商结盟显然更进一步，官也是商，商也是官，政商合一，既有经济实力，亦有政治影响力，占尽先天优势，不难实现“赢家通吃”，对社会公平之危害自然也就更重。如任内落马的广东中山市长李启红，就是以权开办家族企业，又用家族企业渗透政坛，因而才在当地作恶良久而无人能撼动。

　　将政治权力与经济力量绑定，李启红成了地方权贵豪族。由此推算，比她还要位高权重的官员自然会缔造出更大权贵豪族——不断有贪官家族被“连窝端”的案例就是证明。

　　在中国历史上，权贵豪族并不罕见，如秦汉时期的豪强地主、魏晋时期门阀大家族。这种经济形态，无不成为所在朝代前行的绊脚石，也动摇了执政者的权力基础。防止商业大族形成世袭与垄断，也是现代法治国家的着力之处。

　　当此时，警惕冒出的新政商结盟，诚为汲取古今中外之鉴的明智之举，显露了铲取这一“毒瘤”的决心，也可视为中国政治改革的一种信号。

　　中共决策层近期频频发声，高调为政改铺路，尤其是中国总理温家宝今年8月言及，“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

　　当下，中国各阶层已形成基本共识：中国要前进，政改必须先行。如今，政商结盟受中共机关刊物关注，或许是政改目标细化的一种标志，是向已严重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开刀。

　　受此鼓舞，笔者相信，10月份的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上，中国政改极有可能端出更令人振奋的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