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文物犯罪的集团化、职业化、智能化趋势明显，作案愈加隐蔽，打击文物犯罪形势非常严峻。山西省公安厅刑侦总队相关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近年来文物犯罪运用高科技手段增多，望远镜、红外夜视仪、金属探测器等设备被用于盗掘古墓。犯罪分工更细化，一条龙作业，形成了一个集盗窃、盗掘、运输、窝藏、销赃为一体的地下文物犯罪网络。从内地盗窃、盗掘、运输到口岸、走私出境，直至文物出现在海外交易市场，常常只需要几天时间。

当代“摸金校尉”的盗墓术

盗墓者常常被称作“摸金校尉”。据史书记载，摸金校尉起源于东汉末年三国时期，曹操为了弥补军饷的不足，设立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等军衔，专司盗墓取财，贴补军饷。

天下霸唱的《鬼吹灯》是一部以摸金校尉为主角的奇幻小说，据其改编的系列影视剧引发了“盗墓题材”的热度。在小说《鬼吹灯》的设定里，盗墓界发展到后期，逐渐形成了摸金有符、发丘有印、搬山有术、卸岭有甲四大门派。“摸金校尉”通常被描述为善于“堪舆倒斗”的能人异士。摸金一脉的绝技是寻龙点穴，根据山川形势和星辰变幻判断风水走向，因为古代大型墓葬选址都会寻找风水吉穴。定位之后，可直接打通盗洞直捣黄龙，避免了前期折损人手。

而在现实中，盗墓的流程可大致分为探墓定位、打洞挖掘，最后由专人进行“清坑”。其中探墓、打洞、“清坑”都需要专业人员进行作业。

一般而言，探墓是最难也是最重要的环节。从侦破的盗墓案件来看，盗墓分子对墓葬位置的掌握往往非常精准。淮南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副支队长武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淮南警方从抓捕的一些盗墓者身上发现有各地的县志、市志，上面详细记载了古墓葬的分布。在这些盗墓犯罪团伙中，有人专门对此进行研究。《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一些文物系统出版的《文物地图集》也成了盗墓者的工具书，甚至一些古墓葬的经纬度都被标注出来。此外，一些盗墓者还会研究风水星象。

例如淮南市警方侦破的“武王墩”盗掘古墓案中，团伙成员河南杞县人夏玉震就因盗墓技术高超，擅长看风水、打探针、定墓室，担任盗墓现场“总指挥”，他还被全国很多盗墓团伙都邀请过充当“摸金校尉”。武王墩古墓位于淮南市山南新区三和乡徐洼村南约150米处，1981年被确定为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考古勘探表明，武王墩古墓是一座平面呈“甲”字形的大型墓葬，墓西侧还发现一处长近150米的大型车马坑。专家表示，这座古墓应属于楚国迁都寿春后一座王的等级的大型墓葬。

一些“专家级”盗墓者的“专业水准”，让一些文物专家都叹为观止。2005年，西安警方接到一起盗墓案的举报。案件侦破之后，文物专家鉴定发现，该陵墓的主人是唐贞顺皇后武氏，即武惠妃，是唐玄宗李隆基早年宠妃。墓穴早被罪犯洗劫一空，最为珍贵的武惠妃石棺椁更是以100万美元的价格被卖到了美国。这起盗墓案当时引发了轰动，海岩在2013年出版的小说《长安盗》便是以这起事件为背景撰写，2019年改编成电影《长安道》上映。

这起当时震惊全国的陕西敬陵盗墓案，主角杨彬充满“传奇色彩”。据报道，他干过摄影师，开过服装店，自学了文物知识，从历史到风水再到金石，从专业期刊到学术论文，成为“专家”级别的文物鉴赏高手。此后，他开始招兵买马“支锅”，以自己掌握的风水知识，判定墓穴位置，成了盗墓集团的头目。

2003年底，杨彬通过丰富的文物知识积累，将目标锁定在西安市长安区庞留村附近的敬陵。他进行了缜密的准备，不但事先安排了盗墓所需的炸药、绞盘、吊车、切割工具和枪支，甚至在附近村庄和警察局门口，还设置了暗哨。2004年5月至6月，杨彬团伙先后六次进入古墓，每次耗时一个通宵，将重达27吨的石棺椁，切成31块运走，发往广州。

杨彬团伙两个多月的盗墓过程，即便是工作多年的考古人员和公安干警，都不得不感叹其专业性。首先，杨彬选择下手的古墓中，没有一座是国家级或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杨彬却能在没有任何信息的情况下，判断出墓葬的等级和价值。其次，深达35米盗洞直指石墓门，一点浪费都没有。如果不是控制精准的笔直墓道，很难想象盗墓者如何才能将笨重的石棺椁吊出。再有，参与盗墓的人员多达20人，但在两个月时间里，六次下手盗墓，却没有走露半点风声。最后，杨彬从不在本地销赃，都是直接联系外地甚至境外买家。这也让西安警方，一直抓不住他的把柄。

根据媒体报道，杨彬硬盘里的文件，不但对汉唐文物的品类、形制进行了详细的分类整理。还仔细标注了陕西地区陵墓的分布位置，堪称一部现实版的“盗墓笔记”。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凤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古人非常讲究墓葬选址在比较理想的位置，例如辽代墓一般会在东南方位，背靠大山，前面会有一条大河。不过，这只是一般规律，确定墓葬准确位置，仍需要科学的勘探才能定位。

如今，盗墓贼操作精准往往得益于先进的装备。如在侦破武王墩古墓被盗掘案件中，抓捕现场扣押了大量专业作案工具，如洛阳铲、雷管、土制炸药、升降机、红外夜视仪、对讲机、微型探头等。淮南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支队长黄升忠介绍，这些盗墓分子踩点以后，并非立刻“开工”，他们往往需要若干天时间来开展隐蔽式作业。在“踩点”结束后，他们会在那里架设一个隐蔽的摄像头，进行反侦查。在确定安全后，才会“开工”。

由于盗墓团伙人员庞杂，为了防止使用手机留下痕迹，在盗墓现场他们通过对讲机进行联络。“洛阳铲已经淘汰了”，淮南市山南新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大队长高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盗墓分子现如今大多采用探针进行古墓位置的探查，“基本上3~5根探针下去，就能够确定棺椁的位置。”

相传，洛阳铲是中国河南洛阳附近村民于20世纪初发明，后人逐渐改进，被广泛用于盗墓。中国古墓葬最集中的洛阳邙山地区“十墓九空”，盗墓者用的就是这种工具，“洛阳铲”也由此而“恶名”远播。此后，考古学家把洛阳铲运用于考古钻探，于是原来的盗墓工具洛阳铲又成了重要考古工具。

（洛阳考古博物馆内展示的洛阳铲。图/视觉中国）

在完成古墓位置探查后，打盗洞则是另一项技术活。在武王墩古墓被盗现场，根据主要盗墓嫌疑人供述，2015年该团伙从武王墩古墓北部正上方打了一个16米左右深的竖洞，后期竖洞塌方，在竖洞旁边又打出一个60cmX60cm的方孔斜洞进入第一个墓室，发现墓室里都是水，抽了3天。水至齐腰深后下去，墓室大概3米宽，4~5米长，2米高，盗墓者在水里一横杆上摸出编钟等文物；一个月后，该团伙在第一次下去的墓室右侧长方形木质墙边角又开了一个70cmX70cm的方孔斜洞，进到另一个长方形墓室，第二次盗得文物若干。后嫌疑人欲打通主室，从侧室到主室墙厚达两米，因主室的木质结构已经全部塌方，嫌疑人无法进入，只能用手伸进去，而墓室的墙壁上均为彩绘。

高坤介绍，盗墓分子先后三次采用“挤压式爆破盗掘法”盗掘淮南武王墩古墓葬。挤压式爆破，即在地下埋好炸药，爆炸时将泥土挤压到两边，以形成一个可容纳人上下的洞穴。采用挤压式爆破有几个优点，一是盗洞成型快速，比洛阳铲省劲；二是洞壁因挤压的作用，不易塌方；三是地面上不见土，不容被发现；四是，因为在地下爆破、声音小，并不怕被人听到。这需要爆破者对炸药用量进行精确计算。

淮南市谢家集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长杨勇回忆，上世纪90年代，他刚参加工作时，盗墓者往往乘着雷雨天作案，这样可以掩盖放炮的声音，挖盗洞也大多采用铁锹进行挖掘。杨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随着新技术、新装备的使用，以往一个墓葬需要作业一两个月，如今只需几天时间就可以完成盗掘作业。

多位受访的警方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事实上，如今的盗墓已经从野蛮式的挖掘向依靠技术开挖的方向发展。

隐秘的盗墓圈子

2018年10月，淮南市警方获悉，盗掘过武王墩古墓的盗墓团伙部分骨干成员准备了大量盗墓工具，蓄意再次赴淮南盗掘廉颇古墓葬。为防止该团伙再次对墓葬实施破坏性盗掘，淮南市警方抽调80余名精干警力分赴河南、山东、江西、淮南开展集中收网行动。此前，淮南市警方对该案进行了深度经营，摸清了该团伙的基本架构。

该团伙成员包括实施盗掘16人、召集准备3人、技术指导1人、倒卖文物1人、出资方3人，形成了出资、探测、盗掘、运输、倒卖、走私一条龙作业的地下文物犯罪链条。其中出资人和盗墓骨干分子均系河南籍人员，淮南本地“老大”则担任团伙后勤保障和出资角色，山东籍人员负责贩卖文物，构成了一个由河南、山东以及淮南本地人，三省一体的跨区域盗墓团伙。警方发现，从已侦破的盗掘古墓葬案件来看，盗掘团伙要么是本地人，要么有本地人参与或协助，这样不容易被发现。

淮南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支队长黄升忠在打击文物犯罪方面经验丰富，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全国来看，实施盗掘古墓这类的犯罪，已形成了几个高危地区，如河南、陕西、山西等地，并形成了高度的职业化。

“他们彼此间有一个圈子，通过网络勾连，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联系。”淮南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合成作战室主任徐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淮南警方破获的案件来看，这些盗墓者往往会有众多“圈内人”的微信群，通过他们特定的渠道，可以在全国联网寻找专业技术人员甚至是销赃渠道。由于各个犯罪团伙之间存在一定联系，一处墓葬遗址被某一团伙探出准确位置后，往往引起多个团伙蜂拥而至。

多地流窜作案，形成全国联动，是现如今盗掘古墓犯罪的一个新现象，各地的盗墓者在盗墓过程中甚至会“取长补短”、相互学习。淮南市谢家集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长杨勇对此感受颇深。杨勇介绍，谢家集区古墓葬密度高，战国四君子之一的春申君墓和东汉三国时期袁术墓均在辖区内。2009年，当地公安机关侦破了一起公安部挂牌督办的盗窃墓葬群案件，22名盗墓者均是当地村民。到了2017年，当地警方侦破的一起楚考烈王妃子墓被盗案，抓获的8名盗墓分子中，就有5名来自河南开封杞县和山西临汾曲沃县，这两个全国高危地区的盗墓分子与3名当地本地村民勾结进行盗墓。而勾结的原因在于淮南本地人掌握不了爆破和挖掘技术。

事实上，在盗墓的过程中需要一个“组织系统”，成员之间分工明确。从事多年打击文物犯罪工作的淮南市山南新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大队长高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盗掘古墓团伙，通常都有出资人，俗称叫“支锅”。这些人大多是当地的一些小老板，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层次都不是太高。如淮南破获的盗掘案件中，出资人身份复杂，有开桑拿浴的，有建筑工头甚至是搞汽车运输的，他们往往手里有一定积蓄，想着以小博大，盗墓一旦成功就能获得巨额利润。

在实施盗墓前，团伙的组织者往往会通过一些小恩小惠收买墓葬附近的当地村民，形成内外勾结。这些被收买的当地人被称为“地主”。

在盗墓团伙中，另一个关键性的角色就是懂得打洞和爆破技术的专业人员，他们被称为“工程师”。在实施盗墓的犯罪现场，他们往往担任现场技术总指挥。这些“工程师”要懂天文、地理、风水、星象、气象甚至水土流失。他们以技术为纽带，把这些人员召集到一起，来实施盗墓。在“武王墩”盗掘古墓案中，团伙成员夏玉震就是此类角色。

当“工程师”完成墓穴定位及打洞爆破作业，这时候就需要被称作“苦力”的民工，进行挖土取土作业，最后由专业的人员进行“清坑”。

“6·15”陶寺北墓地系列盗掘古墓案，是山西省近年来破获的一起盗墓大案。该案共打掉盗掘古墓葬犯罪团伙15个，破获了2010年至2016年期间陶寺北墓地文物犯罪案45起，抓获了138名文物犯罪分子，共追缴各类文物215件，其中，一级文物6件、二级文物1件、三级文物5件、一般文物203件，查封、冻结、扣押资金703.9万余元，查封房产40套，查封、扣押车辆144辆。

山西省公安厅打击文物犯罪临汾办案中心负责人韩智慧介绍，该案团伙成员中有懂风水懂技术会探墓的，也有能在当地寻求保护，联系雇佣盗墓人员的组织者。韩智慧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类盗掘古墓葬团伙层级分明，分工明确，各个层级之间互不认识。如挖到墓室发现文物时，负责挖土的“苦力”会立刻撤出，专门识别文物的人员会下坑进行“清坑”作业。他们会将文物打包放进袋子里，用升降设备进行吊运，而前期参与挖掘的盗墓者并不知道墓里出土了何种文物，这也给公安机关的打击带来难题。

韩智慧告诉记者，盗墓者圈子比较大，但角色分工中联络人、探墓人、清坑这三类角色是必须有的，且层级相对稳定的。“但他们也是互相穿插的，我可以给你干也能给别人干。”多位受访警方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在盗墓团伙中，看似纷繁复杂的分工，其实最关键的角色是团伙里的“联络人”，他们人脉深厚，隐秘的盗墓圈子为他们提供了通达的地下关系网。

暴利的暗黑产业链条

从组织到盗掘、再到运输和销赃，这是一条充满暴利的黑色利益链，且环环相扣。

盗墓者一旦在豪华墓葬中得手，获利十分惊人。2015年，辽宁省朝阳市公安局历时9个月破获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涉文物案，甚至被称为“新中国最大盗墓案”：单案控制犯罪嫌疑人数、追缴被盗文物数量最多的案件，打掉盗掘犯罪团伙12个，控制犯罪嫌疑人225名，追回文物2063件，经专家估算市场拍卖价值高达人民币逾5亿元。

这些被盗文物中，包括了珍贵的玉猪龙、勾云形玉佩、马蹄形玉箍、方形玉璧等，涵盖了新石器时代直至清代的1168件（套）文物。辽宁省朝阳市公安局端掉10个盗墓团伙之后，将这些珍贵文物悉数追回。

这是一个规模齐整的盗墓链条：10个盗墓团伙成员中，有被称为“祖师爷”的姚玉忠。姚为盗墓团伙核心人物，浸淫于盗墓30多年的他，被称为“祖师爷”“关外第一高手”，自称会“看山”以及通过看风水星象来“锁定”盗墓地点。盗墓团队中，还有资深考古人员刘某、监守自盗的遗址抢救性挖掘技工邓某等4名公职人员，更多的是负责埋头刨挖的农民。

此外，拥有文物收藏证、经营文物店铺的出土文物贩子，给盗墓团伙“掌眼把脉”坐地收赃，使得盗墓团伙从盗掘地下文物，逐渐形成非法文物交易链条。据当时媒体报道，文物贩子李某经营着两家古玩店，他借着自己“喀左县文博协会会长”的身份从事非法文物交易，常常第一时间赶到盗掘现场坐地收赃。李某等文物贩子的存在，使得盗墓团伙盗挖到的文物出手速度非常快，文物出手的价格以数十万元居多，最高的是一个玉猪龙，价格高达320万元。“文物出手的速度不但快，还往往短时间内就被多次转手。”当时负责追赃办案的朝阳市公安局光明分局刑侦大队民警蔡炳辉曾对媒体讲述，一个有双龙图案的金簪子，就被从阜新卖到了抚顺、又从抚顺卖到了太原。

（2011年1月，陕西西安市公安局民警在一处盗洞口查获的作案工具。图/IC）

在整个黑色利益链条中，不同角色往往对应着不同的获利，但风险并不对等。山西省公安厅打击文物犯罪临汾办案中心负责人韩智慧介绍，在整个盗墓作业中，“苦力”最辛苦，但所得最少，一般盗掘一座古墓只有几百元的报酬，墓里如果出“大货”，他们会分得多一些。这些人是整个黑色链条中最“廉价”的前端环节。然而，一旦被抓获，往往他们承担的刑事责任却是最重的。韩智慧介绍，在公诉阶段，这些“苦力”与盗墓的组织者承担的都是一个相同的罪名，即盗墓。按照量刑标准，挖一座古墓就要被判5年有期徒刑，而这些“苦力”往往就是冲着赚点“小钱”，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犯罪。

受访的警方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被盗掘的文物都是有专人进行销赃，这些文物贩卖者掌握着多条渠道，与一些收藏圈交往密切，甚至可以根据藏家的爱好，比如对青铜器或玉石器的特殊需求，进行“私人订制”式的“淘货”。

这些被盗掘的文物随着利益链条的加长，价值也呈几何式增长，越到末端暴利越大。淮南市寿县公安局刑侦大队长沈军，此前曾参与侦破一起针对淮南厉王刘长墓的盗掘案件。淮南厉王刘长是汉高祖刘邦少子，只活了24岁，其子为著名的淮南王刘安。该墓葬中有金缕玉衣，青铜器和玉器。沈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其中两块玉，盗墓者第一次出手时开价是60万元，最后玉器被一个江浙商人以120万元价格买去，一直珍藏不愿出手。当公安机关追缴文物的时候，已经有人为这两块玉出价2000万元。

另据淮南市公安局相关人士介绍，淮南武王墩被盗的一对青铜老虎，在黑市第一手价格是2000万元，第二手过可能就上亿元。该墓被盗的虎座凤鸣鼓、编钟估价都以亿元计。

暴利之下，趋利的盗墓分子往往顶风作案，一些盗墓者以此为生，这也使得盗墓者即使服刑，出狱后重新犯罪的几率也很高。

“现在是恶性循环。”沈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些年公安机关一直在严厉打击盗墓犯罪，但盗墓者仍然难以禁绝，这使他深感忧虑。据沈军观察，在墓葬资源丰富的农村地区，“靠山吃山”的思维仍然盛行，一些法律意识薄弱的村民有一夜爆富的心态，在利益驱使下往往会铤而走险。一些盗墓“老手”则以此为生，他们认为盗墓与技术活一样，是一种专业技能，不用就是浪费。

此前，淮南警方抓获的一名资深盗墓贼就曾在狱中放言，他看中的一座古墓葬，是他心中的“紫禁城”，如果文物部门不采取考古发掘，他出狱后第一件事就是将这座古墓盗了。

受访的警方人士有一个共识，即打击盗掘古墓犯罪，关键在于斩断利益链，然而这并非易事。

暴利甚至会引发盗墓团伙间因分赃不均而发生“黑吃黑”事件。在武王墩盗掘古墓案中，随着倒卖文物犯罪嫌疑人陆续到案后，淮南警方通过审讯发现，倒卖的文物与盗掘出土的文物在数量、种类上有较大出入，盗掘古墓犯罪嫌疑人在对盗掘文物的供述上也是遮遮掩掩、自相矛盾。

随即，专案组调整思路重新提审盗墓嫌疑人，经过近一个月的审讯，一个“案中案”、“黑吃黑”的意外情况逐渐浮出水面。据安徽和县籍盗墓犯罪嫌疑人供述，其在盗掘武王墩古墓过程中认为，团伙成员多为河南籍、淮南籍，担心后期分赃时会对自己不利，于是纠集同乡来到淮南，在盗墓中途利用夜色掩护，将存放在孙某家中的四件木质文物盗走，藏匿在和县家中，后通过江苏溧阳籍、昆山籍、上海籍人员将文物倒卖至昆山一艺术品拍卖公司。随后专案组立即前往江苏溧阳、昆山及上海对嫌疑人进行抓捕并追缴被盗文物。

（2014年3月，湖南常德临澧县公安局破获一起跨省盗掘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九里楚墓群案。犯罪嫌疑人使用的作案工具。）

在山西“6·15”陶寺北墓地系列盗掘古墓案中，张立斌是最早发现有墓葬的人。张立斌会探墓地，于是纠集了一个五六个人的盗墓团伙进行盗墓。2014年，张立斌卖出了第一坑货，团伙成员每人分得30万元。盗墓来钱快，这引起当地人张小建的觊觎。张小建逼着张卫斌和他一块合作盗墓。山西省公安厅打击文物犯罪临汾办案中心负责人韩智慧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到了后期，张小建几乎垄断北墓地的“盗墓权”。此后张小建又组织了一帮人在当地进行大规模盗墓。由于利益分配不均，团伙开始分裂，逐渐分化为15个团伙。

暴利犹如一张贪婪的大网，一些公职人员也沦为盗墓者的保护伞。据临汾警方透露，“6·15”案件中有9位公职人员沦为盗墓团伙的“保护伞”，其中就有陶寺派出所所长和当地一名刑警中队长。

山西省公安厅刑侦总队相关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结合长期积累的丰富经验，山西省公安机关打击文物犯罪黑色利益链，可以概括为是“三追一挖”“四不放过”。三追一挖，即追逃犯、追文物、追资产和深挖犯罪、铲除保护伞；四不放过，即在逃人员不到案不放过、被盗文物不追缴不放过、犯罪分子的经济基础不摧毁不放过、犯罪“保护伞”不铲除不放过。

具体打法是，一是注重从传统的盗掘、盗窃文物犯罪案件入手，顺线深挖、开展侦查经营，实施全链条打击；二是从交易环节入手，“打中间、追两头”、“打两端、挤中间”，上追下查整个犯罪网络，对盗掘、盗窃文物的组织者、出资者、实施者以及倒卖、运输、销赃、收赃、走私等各环节的违法犯罪人员进行全链条打击。

淮南公安局刑警支队支队长黄升忠认为，打击文物犯罪案件成功与否，关键看经营深度。黄升忠表示，文物犯罪为高度职业化、集团化、智能化犯罪，作案手段隐蔽，团伙内部从出资、踩点、探测、盗掘、运输、贩卖形成一条完整的黑色产业链，侦办过程中稍有不慎就会功亏一篑。

根据淮南市警方侦办多起文物犯罪案件经验，深度经营、全链条打击，是彻底摧毁文物犯罪产业链的基础。如侦办武王墩古墓被盗掘案中，侦办前期，从接到案件线索到综合研判出团伙组织架构，历时近一个月；侦办中期，明确该团伙组织架构后，刑侦部门随即分赴河南、山东等省开展前期摸排工作，技侦、网安及时对该团伙进行全面侦控；在深度经营达3个月之久，全面摸清出资人、盗墓人、销赃人等线索后，专案组组织80余名警力分赴多省开展集中收网行动，对该团伙实施了全链条打击。

盗墓之殇

“因为被盗严重，我们从2014年开始对其进行抢救性发掘。”陶寺北墓地考古领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王京燕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保守估计有一万座墓葬的陶寺北墓地，目前共发掘了大小墓葬250余座，包括大中型墓葬19座，其中一半已经被盗，被盗时间集中在2013年左右。

在陶寺北墓地，密密麻麻布满了盗墓贼用扎杆探墓的探洞，这里的盗掘古墓一度非常猖獗。对于考古工作者而言，面对被盗墓葬常常痛心疾首，却只能哀叹惋惜。

震惊全国的陕西敬陵盗墓案主犯杨彬，他的盗墓硬盘里保存着盗墓时的现场照片，以及其盗掘、贩卖的各种文物，其中很多文物珍贵程度，超过了博物馆收藏。而被他盗卖的“石房子”非常珍贵。时任陕西历史博物馆文物征集处处长的师小群曾描述首次见到“石房子”的印象，“不完全是以往出土的石椁那么简单，加上凸凹处上了白色的粉底，简直有立体效果，美轮美奂。”

山西省资深专家李文（化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盗掘古墓葬对文物损害巨大，而一件文物往往和当地历史、文化联系紧密。以酒务头商墓为例，它填补了山西过去没有商文化认知的空白，而盗墓破坏了原本的历史信息。李文认为，文物并非是孤零零的器物，一座完整的墓葬，随葬的青铜器、玉器、陶器和金银器，可以帮助考古学者系统准确地研究当时的墓葬制度、礼仪制度以及社会、文化、生活等方方面面。

盗墓将原有的秩序都破坏了，考古学者们面对的都是一件件孤零零的文物，这给研究带来极大困难。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凤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山西曲沃附近的晋侯墓地就曾遭到疯狂盗掘，“好几座墓都被盗空了”，严重影响了考古资料的利用。

朱凤瀚解释，通过考古发掘的文物，它在墓葬里的位置是很准确的，文物之间的相互位置也是很明确。如商周到秦汉的一些大墓，它的位置有一个相互的规律。根据当时的礼制，文物的个数、价值，以及食器、酒器、水器，兵器、车马器等青铜器的组合和位置，都能给考古工作者以明确的历史信息。

近年来，考古发掘现场，文物科技保护专家也会参与考古工作，他们会及时对一些棉麻纺织品、丝织品等文物进行技术保护。而盗墓贼往往只关心值钱的文物，如青铜器、玉器，而对待一些丝麻制品、竹简等却很野蛮粗暴。对于研究当时墓葬制度非常重要的如荒帷等丝织品、棉麻制品往往带来毁灭性的破坏，几乎不可修复。

在被盗掘的古墓葬中，人骨遗存往往被盗墓贼随地抛弃，脱离开原来的墓主人或随葬人员所处的位置。“人骨骼鉴定也是科学考古很重要的一个目的。需要对墓主要进行性别鉴定、年龄鉴定等，这些重要的考古信息，由于遭到盗墓者破坏，就连哪些是墓主人、哪些是殉葬人都被混在一起，失去了很重要的历史信息。”朱凤瀚痛心地说。

多位考古学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考古发掘往往都是跟在盗墓者身后进行被动“应急保护”。朱凤瀚介绍，就文物保护的原则来看，古墓葬保护的总体原则是以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保护为主就意味着我们不主张主动地进行发掘，而是以保护为主，没必要的话就不进行发掘。”

例如，此前中国的考古学者在对北京十三陵定陵考古发掘之后得到了一个教训，在当时物质和技术条件跟不上时，贸然进行发掘使得一些文物，如丝织品、纺织品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

朱凤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针对古墓葬的考古发掘，相关部门的审批非常严格。只有两种情况才会主动发掘，一是重大工程施工用地，需要进行相关的文物勘察。这种情况之下，考古工作者会进行紧急的抢救式发掘。

第二种，就是重要的墓地已经被盗掘了，剩下的残余墓地如果再不清理的话，就难以保护。这种情况下会进行及时性的、主动的发掘。

多位受访的专家认为，盗掘古墓葬利益驱动太大，仅靠公安机关打击难以预防，而文物部门受制于人力、物力、财力的限制，很难对区域内的古墓葬进行有效的管控，打击文物犯罪需要有更高层级的顶层设计和多部门协作才能形成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