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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崖上的物理学家
作者:李斐然 | 2020/11/6 1:43:23 | 浏览:702 | 评论:0

为什么选择这样的路?这个世界上的确不乏绝路上求生的人,但他们往往是因为没得选,一出生就在悬崖上,没有退路,只能向上走。可从任何角度看,退路一直摆在这些人面前。数不尽的物理专业人士在金融和IT行业取得成功,即便不转行,为什么不回到费米实验室,回到CERN,回到纯粹的物理学里,离开这个地下室?

他们用不同的方式给出了同一个答案——因为在这条路上,人不孤独。

抉择时刻

抉择是在星期天早上到来的。早上8点,王贻芳突然收到了很多新消息,大家提醒他去看一篇文章,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写的《中国今天不宜建造超大对撞机》。

那是2016年的9月。王贻芳是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一个实验物理学家。文章里面提到的对撞机,就是他当时正在提案讨论的CEPC实验项目。这是一项高能物理领域的大科学实验,一旦建成,它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粒子对撞机,成为粒子物理研究的前沿工具。但它造价高昂,建造周期长,难度也很大,所以一直存在反对意见。杨振宁发表于「知识分子」的文章代表了其中关键的反对意见,包括美国在建造大对撞机上有过失败前例,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建造大对撞机不能解决燃眉之急,也会挤压其他学科经费,等等。

王贻芳找周围的人商量,这个反对意见,要不要回应一下?

大部分人劝他别回复。王贻芳问娄辛丑的意见,娄是CEPC项目经理,高能粒子物理专家,参与过6个前沿物理实验,他还作为当事人,亲历了美国SSC对撞机项目的争议。他告诉王贻芳,你要是想回应也可以,那你要做好长期论战的准备。大部分人没太大兴趣听你说实验的复杂,大家只想知道一个简化的对错。

高原宁是CEPC的机构委员会主席,当时在清华大学高能物理研究中心当主任。他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永远乐观,常常说自己身上有东北人的野,山东人的犟,当院长的君子风范不总有,当土匪的勇气还是常在的。他虽然一开始也不同意,但是最后还是支持王贻芳公开回应,「科学精神想在中国落地的话,这样的练习过程必不可少」,公众也需要一个机会,参与到公共讨论之中。

那天从上午到下午,王贻芳写了一份6000字的回应,题为《中国今天应该建造大型对撞机》,逐条回应了反对意见,为什么美国SSC会失败,怎么做才能不去重蹈覆辙,经费具体是如何规划的,第二天公开发表了出来。

「我这个人比较直接,我不愿意隐瞒自己的观点,无论对我有利的也好,对我无利的也好,我不愿意说假话。科学上这种事很多,这样也行,那样也行,没有办法说一定是这样才是对,那样就不对。遇到大家有不同意见的时候,可能有人觉得我为什么这么强硬,这么坚持,那我认为是我看清楚了这个结果,把道理想清楚了,这是个学术的问题。既然我已经看清楚,那当然我会坚持。」王贻芳告诉《人物》。

王贻芳是一个强硬的人,所有人都这样说,他的反对者是这么想的,他的同事、朋友、学生也都这样认为。乍看上去,他的履历是一份强者选择的人生,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应届大学生,在南京大学读了分数最高的人才进得去的物理系,毕业后成为著名实验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丁肇中亲自面试选拔的学生,作为最早一批物理专业留学生,跟随丁肇中做前沿实验,他在这个行业最顶尖的几个中心——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MIT、斯坦福大学—都工作过,最终回到中国,主持了我国在中微子领域最大的国际合作项目大亚湾中微子实验。

只有深入其中,才会发现稀疏出现的不自洽。很多关键抉择并不是他的决定,学核物理是学校分配的,参加丁肇中的面试是导师催他去的,即便到了CERN,他的研究方向多半是边缘课题,选择的理由是「没有人做」。他说,自己其实最不喜欢跟人打交道,现在天天跟人打交道,那是没办法,是为了科学目标。上大学的时候他担任过学生杂志主编,他说,当时是走在路上,有人拉他去参加知识竞赛,他不好意思拒绝,跟着去了,结果拿了奖,辅导员催他也得给系里做贡献,出一份杂志。「我不是一个学生积极分子,都是阴差阳错,被逼无奈,被裹挟着往前走。他说你帮个忙吧,把这事做了,你说我怎么办,我也没法拒绝,也不好意思拒绝。」

「为什么不可以拒绝?你不是一个强硬的人吗?」

「可是我不是这样的人啊,他让做就做了呗,我不是一个自己非得怎么着的人。」他回答时的表情,是解释争议挨骂的时候都没有出现过的为难。「我不拒绝被裹挟,应该这么说,我也不能说我是随和,估计周围的人都不会这么认为,但是在很多事情上,至少我判断这事大问题没有的话,我可以随着大家走,跟着大潮流往前走,没问题。」

后来的很多选择,都证明了这种强硬的反面。所有学生都说怕他,怕的是跟他讨论科学问题,一旦买房缺钱了都知道,找他帮忙一定借。他甚至包容了写文章攻击过他的人,对方后来有事求他,他也没拒绝。

一个只有物理领域内部的人才能察觉的矛盾是,高能物理实验是一个以10年为最小时间单位的学科,粒子物理实验的问题都非常复杂,要花一个10年研究准备,又一个10年建出来,再一个10年进行实验,至于有没有好结果,也许又要一个以10年为尺度的等待。一个实验物理学家一生常常只有机会做一两个大实验。王贻芳的学术兴趣在于中微子研究,他也已经完成了一个实验,赢得了声誉。建造CEPC这样的对撞机,给他自己带来的只有争议,他在上面做不了自己的实验,而且他今年已经58岁,等它能建出来,他也早就退休了。

争议当中围绕他的一个质疑在于动机,这个人如此坚持,图什么?然而,这个质疑应当指向一个更准确的命题——让一个不拒绝随波逐流的人,不顾反对,非要坚持到底的事,究竟是什么?

烈日之下

 高原宁和王贻芳是同龄人,1990年代在CERN做实验的时候,他就认识了这个人。当时他觉得,王贻芳是一个跟自己相反的人。他所在的实验组自由散漫,老大是一个随和的诺奖得主,开会坐最后一排。而王贻芳在丁肇中的实验组,导师以强悍著称,那是实验物理世界定义了「闻风丧胆」的地方。王贻芳做过整个实验组唯一的学生组长,他的个子不高,脸上永远严肃,是出了名的强悍,跟同事争论争了一年也不退让,曾在组内都认定不可能的情况下,精确测量了陶轻子的极化。他是一个强悍的导师带出来的强悍的弟子。

直到后来回国共事才发现,王贻芳和自己一样,都是那种甲壳坚硬、内里柔软的贝类动物。

最开始的时候,他们都不是非得怎么着的人。高原宁是从牡丹江考上的北大物理系,1979年的大学生,但他到了北大最常做的事情是上课睡觉。一米九五的高个子,做事也大大咧咧,上课一睡觉就被揪出来。当时他的人生理想是过散散漫漫的生活,不想学英语,也不想出国,能在大学里呆着讲讲物理,找个舒服的地方窝着就行。

但是他们所在的1980年代,正处在理想主义的烈日之下。在餐厅吃饭的时候,学生在下面吃,台上站着人演讲,竞选区人大代表。高两级的师兄比他们大十几岁,是下过乡的一代人,常常教训他们,大学不是让你逛着玩的,不能辜负时代的责任。「那时候有一种特别的使命感,认为中国应该改变,机会就在前面,就觉得我们不做大事,就对不起历史了。」高原宁告诉《人物》。

「我们这些人是经历过『文革』的,你自己看得到,我们从前途迷茫、理想跟现实有巨大的分裂,一直走到后来,走到改革开放,你发现自己跟国家的未来多多少少有点关系。我上大学体会的就是这种乐观和希望,学好了物理,对国家、对自己都是有用的,这种理想不需要任何人教。」王贻芳说。

王贻芳被导师催着参加了丁肇中的面试,很快入选。而毕业时,高原宁本来想留校当老师,北大的导师把他赶了出去,你不能这样,你得去更前沿的地方。后来他去英国读博,好不容易在组里适应了,博士导师又把他赶走了,你不能再在这里呆下去了,你要去研究最好的物理。

在那个时候,最好的物理就是希格斯物理,被称为「上帝粒子」的希格斯粒子可以赋予其他基本粒子质量,是粒子物理学标准模型的基石。CERN在1980年代提出建造大型强子对撞机LHC,寻找希格斯粒子,这是迄今世界上最大、能量最高的粒子对撞机。美国也提出了自己的对撞机提案SSC,两个对撞机方案几乎同时开始筹备研究。

 1985年,王贻芳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攻读博士   图源受访者
刚到丁肇中的实验组,导师把王贻芳安排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大学读博。在佛罗伦萨的公共汽车站,当时也在留学的雕塑家黄黑妮碰到了这个新来的年轻人。「他说他来就是研究一下这个加速器是怎么回事,以后回国我们自己也做一个,非常简单,就这句话。这句话到现在都很有份量,整个看过来,特别清晰,就这句话。」

那时候,CERN是整个高能物理的前沿阵地。娄辛丑也在同一时期到CERN学习,埋头做实验的时候,同事总跟他说,咱们喝咖啡去。后来才发现,在这里,喝咖啡是一种工作暗号。一说喝咖啡大家都带着本儿,边喝边聊问题,聊通了再回去,坐下来继续做事。另一个暗号是敲门,问题卡住的时候就敲门找人讨论,可以敲别的实验、别的专业、完全不认识的门,坐下来喝咖啡,一起想办法。「那时候就感觉,哎呀,我的生活圈就像到了科学的共产主义一样。」娄辛丑告诉《人物》。

这三个物理学同期生最终走出一条相似的人生轨迹——在共和国最迷茫的10年里长大,目睹了改变,选择了物理,成为第一代接受完整专业训练的科学家,花了十几年到科学前沿学习「最好的物理」,并最终把它带回中国,让它落地。

只不过,他们学到的第一条经验是,最好的物理其实跟自己没多大关系。

CERN是一个平等的科学共同体,但实验里的话语权是由科学经验决定的。没有做过很多实验,就没有发言权,很难参与核心。他们在国内从没做过高能实验,因为那时候国内的对撞机提案都还没通过。他们很难参与核心工作,能做的就是找自己能做的事情,边做边学习。

博士毕业那年,娄辛丑有两份工作机会,CERN给他一个位置,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也给他一个位置,他选择了后者。这份工作是一边在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任教,一边就近参与SSC的实验。但是等他办好了手续,到学校赴职的时候,SSC项目已经流产了,起初一段时间他的工作就是分东西,实验不做了,剩下的仪器、设备、计算机拿出来,大家分一分。

这是第一份工作带来的经验:科学是会失败的。后来他也跟美国同事讨论,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沉默,这是一种太复杂的失败,所有错误盘根错节地纠缠在一起。政府让一个退休海军上将领导这个科学实验,不懂科学的外行领导浪费了大量的钱,让公众误以为大科学就是挥霍的无底洞,再叠加上两党政治的斗争,一届政府的项目,下一届政府竭力反对。科学、政府、公众之间相互怀疑,彼此误解,项目失败又产生了一种更广泛的误解,反对大科学成了一种正确。

然而,科学一旦失败,对一代人的打击是惨烈的。娄辛丑作为亲历者,去美国的大学里做报告,给他们展示照片,当初新研制的超导磁铁到现在还在那儿晾着,过了20年全生锈了。「美国学生都掉泪了,这个事情没做成,对他们的打击是非常大的。美国科学家两代人的锐气都被打掉了,直到现在,不敢再提对撞机,没有勇气再在自己的国家做这个事儿了,都觉得出问题了。」为实验挖的坑洞一直留在现场,去了华尔街的前SSC雇员出钱把它填上了,后来下雨又陷了下去。十几年以后,娄辛丑带着儿子女儿去找过实验遗址,找了好久也没找到。

也就是在这个密布着反对声的时候,丁肇中带着团队开始了他们的大科学实验,这就是后来的AMS实验。这是一个空间实验,由国际空间站搭载的AMS每90分钟绕行地球一周,筛查宇宙射线,寻找反物质、暗物质。最初的筹备小组只有十几个人,王贻芳是其中一员,参与实验设计。反对、困难、技术局限、没钱,这些SSC的难题也摆在他们的面前,但是丁肇中考虑的第一因素不是这些,他反复问自己,也问王贻芳同样的问题——30年以后,你的科学目标还有没有意义?你的预期科学成果还有没有意义?你发的文章还有人看吗 ?

「我从他身上学到第一条就是,科学目标第一。因为经常有人想,我有多少钱、做多少事。先讨论钱,后讨论科学目标。丁肇中不一样,他首先就问,你的科学目标是什么?30年以后,你的科学还有没有意义?如果这个科学只在现在有意义,那你就不要做了。」王贻芳说。

王贻芳在丁肇中身上看到了一个物理学家真正的样子,不是如何强悍,而是如何做决定。一个高能实验物理学家一生只能选一两个实验机会,选择的科学目标就意味着一个人的几十年、一代人的全部、一个国家的一次机会,这是一个沉重的路径选择,你要非常小心地把所有影响因素纳入考虑,钱的问题、人员问题、技术问题,做大量计算,又要非常坚定,摆脱短视的束缚。科学家是只能活一世的人,但物理学的实验一旦做成,会活到下一代人手里,活过下一个30年,所以一个实验物理学家需要坚持的不是眼前的得失,而是未来的正确。

在这个抉择过程中,反对并不是一个纳入考虑的因素。丁肇中在SSC引发的反对浪潮中,说服了国会接纳AMS实验。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爆炸后,送AMS升空的航天飞行一度取消,丁肇中游说国会投票批准,在航天飞机项目永久终止前,额外增加一个飞行任务,把它送上空间站。他最有名的一句话,是回应美国能源部对自己实验的反对,「我拒绝你的拒绝。」

其实,一个物理学家的强硬并不来自于他的个性,而是来自于他对于科学的判断,对未来的理解,对真理的信念。

现实感 

33岁那一年,王贻芳做出了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强硬决定,向合作了11年的导师请辞,去研究中微子。他先去了斯坦福大学,后来回国,主导中微子实验。

这是当时谁都不同意的选择。辞职的时候,丁肇中不同意,回国的时候,妻子也反对。当时的中微子是边缘课题,去大学做讲座只会有几个人来听,远没有留在丁肇中的实验组受关注,也没有留下来待遇好。但是,那时候的实验发现了中微子的特别之处,它被称为「幽灵粒子」,从太阳飞出来以后,一路上几乎不跟任何粒子发生作用,也几乎没有质量,飞着飞着就消失了。王贻芳想研究的科学问题是,这个孤僻粒子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只有自己亲手做,一个大科学实验才有了现实感。过去在丁肇中的实验组,钱的问题只是他研讨方案时写在图表里的一行数字。回国自己主持了BESIII探测器的升级改造,才真正领悟到,这是一个要跟人谈判、瞪着眼睛拍桌子的事儿,要权衡轻重,把每一个零头都考虑进去才能办成。

王贻芳的第一个中微子实验叫做长基线实验,日本建一个加速器,中国建一个探测器,从日本把中微子束打到中国来,观察中微子远距离飞行后的物理细节。回国前他做过计算,乐观地判断这是一个不错的方案,回来花了快一年时间才明白,这是一个不可能的项目,加速器贵,探测器便宜,让日本掏大头去建加速器,但出成果的探测器安在中国,这个事没多少日本人愿意。

现实里的很多细节开始变得有意义。刚回国的时候同事告诉他,你留学回来,应该填个表,申请杰青。它的全称是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是个有份量的学术头衔,被业内戏称「小院士」。第一年的申请很快落选了,「我看填表嘛,我以为就真填个表」,他填了一张基本信息表、一份个人履历、一份计划报告加预算,就交上去了,一共五页三张纸。周围的人不得不纠正他,评选杰青不能只填表,后面附录很重要,发过的论文、拿过的奖,这才是关键,能评上的人都得附七八十页。来年再申请,答辩第一轮就通过了。

几乎同时回国的高原宁到了清华,他想继续找希格斯粒子,但是清华已经参加了LHCb实验,要去研究底夸克。他一开始依然乐观,这样也行,先在清华带出一支队伍来。可等他想带着队伍参加合作研究的时候,对方也为难,做科研一共就那么一点资源一点钱,没法再多加一个组,你们来晚了。

横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迥异于CERN的世界。再没有人打招呼说,「喝咖啡吗?」敲陌生人的门也是一个匪夷所思的举动。没有人再问丁肇中那个30年以后的意义问题。项目考核的时候,坐在答辩席对面的评审统共问一个大问题和两个小问题:这项研究国外做了没有?做了,那你还做它干什么?没做,那你做它干吗?

大亚湾中微子实验是王贻芳的第二个提案,这个实验从提出设计到第一次取数成功花了10年,反对声贯穿了10年间的每一天。开第一次筹备会时,会上刚讲完实验的可行性,茶歇时走廊里就回荡着「做不成,肯定做不成」。负责挖隧道的施工队告诉他,这个隧道太复杂了,挖不出来;负责造设备的工厂也说,这东西我们不可能造出来。

反对的顶峰发生在最初的谈判桌上,美国能源部提出投资几千万,但是实验用谁的方案,这件事要谈。在香港大学的会议室,王贻芳一个人,美国代表十几个人。当时,王贻芳组织团队做了方案设计和计算,连系统误差都算得很细,得出了最优解,应该造3个站点,8个探测器,每个20吨。

美方代表全程反对王贻芳的提案。在这里,反对是一种谈判技巧,是用来争夺实验主导权的。美方提议3个站点,3个探测器,每个30吨,王贻芳告诉他们,精度不如我们的好;美方说,那么每个40吨,还是不好;后来,又换成90吨,王贻芳依然不同意,因为还是不如我们的好。

只在那种时刻,王贻芳身上的强硬会冒出来。最优解只有一个,开一整天会,美方拿出来六个方案,王贻芳只有一个方案,一个经过缜密计算、反复核查的唯一解,各种本底、山的形状模型,每种原材料价格浮动会如何影响总造价等都考虑进去了。

方案吵不过,谈判最终陷入了地位之争。美方代表翻脸了,他们开始变得嗓门很大,对王贻芳说,我们这位是美国物理学泰斗,是美国物理学会中微子未来规划负责人,履历、年资、成果、奖项,统统拿出来摆一遍,意思是,你是谁啊?你才多大?

那一年的王贻芳40岁。「他过去可能有很多成就,但是在大亚湾这件事上,他的认识没有我清楚。我们都算过了,不同方案、不同设计、每一个参数,我们算得很清楚。我觉得我们的认识是对的,他的方案和批评都没有道理。」

谈判谈崩了,双方科学家连手都没握,本来准备好的晚宴也不吃了,就这样决裂,不欢而散。此时最大的危机是,美国是最有财力的国际合作投资方,有能力拿出几千万做基础科学研究。如果美方不投资,实验就会死在这一步。美方代表把王贻芳的强硬态度一路告状告到了美国能源部,要求他们出面提出替换掉中方负责人,否则就拒绝合作。

没有人告诉过他,反对的现实感是一种孤独。回到北京后,王贻芳听了一整年的规劝、试探。许多人包括老一辈的领导找他谈话,劝他让步,「你还是跟他们合作嘛,你没有必要坚持嘛。」「即使你是对的,没有他们,你也做不成,项目会彻底失败。」「你退一步,让美国人主导,你就可以做实验了。」

他也犹豫过,但他从学生时代就呆在CERN,清楚地知道大科学实验里的微妙关系,上百上千人干同一个项目,最重要的活儿谁干,出了成果用谁的数据,这里面充满了人的政治。「我觉得国家花这么多钱,最后做一个把主导权让给别人的方案,我没有办法交代,也没有办法面对中国的高能物理学界。」

僵持的这一年,王贻芳到处飞去大学、机构游说,继续争取国际合作。黄黑妮见到了到欧洲游说的老朋友,「有几次他来意大利,就他一个人,一个大学、一个中心,一个一个去,就是靠这么讲出来的。我不是干这个的,但我知道很难,毕竟这样的项目有未知数,你又是一个外面的人,还要用英文去说服他们,最后能让大家都决定跟他一起做,不容易的。」

看着他四处争取的时候,她觉得自己的朋友一点都没有变。意大利人不守时,那时候他们就常常笑话他,明知道对方会迟到,怎么就不会变通,干嘛还是按时到,白白等了一个小时。她常常想起王贻芳当时的回答,「他迟到,那是他的事。我守时,这是我的事。」

僵持一年后,美方让了这一步,撤掉了美方负责人,放弃了自己的实验方案,派出100人参加中方实验。大亚湾实验最终在2011年底正式开始,55天取数后就测量到中微子混合角theta13。这是中国科学家第一次为物理学贡献了一个基本参数,是「中国有史以来最重要的物理学成果」。

邢志忠是和大亚湾实验合作的理论物理学家,这项实验给他的最大感受是,「它彻底改变了中国物理学界的评价标准」,过去大家选项目,以能不能发论文为标准,能发专业顶刊就是了不起,能发Nature或者Science,很了不起。「大亚湾给我们上了一课,它告诉大家,你发那些没用,你得做出一个真正有重要科学意义的东西,让整个国际学界认可。王贻芳的逻辑是,只要大家公认这个科学目标是最重要的,那么别人做,我也敢做。」

什么是真的

 大亚湾成果公布4个月后,CERN宣布了本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发现——人类发现了希格斯粒子。再两个月后,中国科学家提出建造中国的希格斯工厂,也就是后来陷入争议的CEPC-SPPC实验计划。

王贻芳在解释的时候有一个独有的习惯,他总是先帮那些反对他的人解释。他会先讲别人为什么会反对,反对意见里的术语是什么意思,他们为什么这么想,这些反对意见为什么是合理的,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他有他的道理。」

娄辛丑一直在做对撞机领域的研究,他之前一直没法回国工作,因为他试过第一代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数据质量,他想做的实验做不了,只能去美国做,后来当所长的王贻芳看起来对造一个新的对撞机也没有兴趣,一直走的是国际合作路线,参与CERN的未来项目,参加日本直线对撞机的筹备,所以好长一段时间里,别人邀请他回国,他都笑着回绝,「没有空调,我干不了活儿啊!」

结果到了2012年,别人告诉他,你可以回来了,王贻芳想通了。

王贻芳是在反对自己的过程中想通的。那是发现希格斯粒子后的战略讨论会,物理学家的热情都很高,希格斯粒子都发现了,未来最重要的就是建造希格斯工厂,一个大量生产希格斯粒子的地方。国外有哪些方案,我们怎么参与,得花多少钱,期间有人提问,新建一个希格斯工厂,有什么不可以?王贻芳反驳他,建希格斯工厂难度高,工程大,造一个隧道就做那么一种对撞,这钱花得亏得慌。

「如果中国新建的话,总觉得花这么多钱值不值啊,科学意义是不是不太够啊,大家就想这个事儿。其实不用外面老百姓讨论,我们也不傻,这种事我们怎么可能不讨论呢?」王贻芳说。

就在反对的过程中,王贻芳突然明白过来了:如果做一个环形对撞机,先做电子对撞,再做质子对撞,相当于一个隧道用了两次,这不就不亏了吗?

而且他从上学的时候就知道,希格斯物理是最重要的问题,过去没实验,没得选,但是如果有一个机会,建成这样的对撞机,下一代、下两代的年轻人就都有了新的机会,参与最重要的物理研究,做第一流的实验。

茶歇的时候他问周围人的意见,大家也听明白了,商量下来都觉得是个好主意。就这样,王贻芳在会上正式提出了中国的希格斯工厂方案,它是后来CEPC-SPPC实验方案的雏型,CEPC指的就是电子对撞阶段,而SPPC指的就是质子对撞阶段。后来公开争议中,公众通常以「CEPC」来指代围绕对撞机方案的争议,但事实上,在物理学界内部,主要争议集中于SPPC,也就是质子对撞阶段,因为这一阶段难度更大,造价更高。

对实验物理学家而言,决定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永远在调研、核查、验证的过程里,一项大科学实验通常要花费10年才能从想法落地成方案。

王贻芳说,这其实是一个识别边界的过程,判断极限在哪里,一个人的极限在哪里,一个技术的极限在哪里,钱的极限在哪里,从中寻找一个和现实的接口。只不过,每个人看到的极限不一样。尤其是在物理实验里,「条件所限」是最好用的借口。方案需要16个特斯拉的磁铁,中国只造过1个特斯拉的磁铁。条件所限,实验做不成,这句话不但成立,而且挑不出毛病,没找到新条件的时候,条件都是有限的。这个借口限制了未来的路径——有没有另一种可能?

反对王贻芳的人找出来了数不尽的「条件所限」,磁铁造不出来吧,真空技术解决了吗,钱从哪里来啊,国际合作有人吗,领导能听懂吗,能给你批吗?

那种感觉很像是与美方代表谈判僵持的一整年。「所有的项目都会有反对意见,你要证明实验能成功,不是说我有勇气就行了,科学不是勇气的事情,是你的学术积累,是你对所有事情的深刻认识。一般人看到这个坎儿,看不到路,就拉倒了,掉头走了,我们找到了办法,看到了路,解决了它。」王贻芳把这种经验总结成一句话,「你把东西做出来,大家都没话讲。」

这也是他从丁肇中身上学到的坚持。「钱是跟着科学走的,而不是倒过来。不是有多少钱做多少事,从来都是认定了科学目标以后,想办法去找钱。」

 2018年11 月,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概念设计报告在北京发布。前排三人从左依次为:王贻芳、高原宁、娄辛丑   图源受访者 
他的道理只有极少数人能听懂。在反对声中,娄辛丑回国了,他把在美国的大学行政职务都辞掉了,突然之间也不怕没空调了,他的工作是带着队伍一点一点做方案,同时避开他年轻时亲历的那些SSC走过的坑。关键技术卡在超导磁铁上,王贻芳去敲院士赵忠贤的门,这是我国高温超导的奠基人。一开始赵忠贤也说不行,劝他放弃,听完他讲的铁基高温超导计划,他沉默了,赵忠贤是铁基超导世界纪录的创造者,只有他最清楚其中的未来可能性,想了整整5分钟后,他对王贻芳说,可以。

后来,赵忠贤出面,和王贻芳一起推动成立高温超导产学研合作组,2018年,合作组自带干粮研究了两年后,取得不少成果,其中包括成功制备出国际上第一个高场铁基超导线圈。2020年6月,CERN公布了他们最新的战略,将建造FCC对撞机列为自己的最高优先级,而这个FCC方案和中国科学家2012年的方案路径一模一样,最大的差别是他们不使用铁基高温超导技术,所以造价比中国方案高很多。

其实,王贻芳也是CERN的顾问专家,CERN不止一次询问过他的意见,他每次都直白地告诉他们答案,就像当年跟美方代表谈方案一样,最优解只有一条,先做电子,后做质子,磁铁用铁基。然而,并不是知道了路径就能做,人也不总是选择最优解,对方在另一条技术路径上走了几十年,有路径依赖,不是每个人都能反对自己,把过去的路推翻,接受从零开始。

一个很容易忽略的细节是,这项超导磁铁技术从本质上来说,跟王贻芳自己几乎没关系。他所研究的中微子用不上这种磁铁,而且仅仅从时间上来看,等这项技术能用在隧道里,最少是几十年以后的事了。

「质子对撞,估计我这辈子也看不到了,但是我还得去做它(注:指超导磁铁),我不去做,没有这个技术,后面也做不到,这是必经的一步。」他说。

王贻芳解释CEPC的细节时,常常让我想起他做过的另一件事。高能所有一项技术,可以通过检测粒子判断文物年代真假。王贻芳一见到博物馆的人就推荐,我们可以帮你查。后来人家馆长告诉他,你不来查,我的博物馆里都是真的,你来查,一共两个结果,要么都是真的,这事不查我也知道,要么里头有假的,我少一个真文物,这事我不想知道。

即便明白了这个道理,他还是想拿自己从旧货市场淘回来的古董跑去查。同事劝他别查了,钱都花了,买都买了,搁家里当成真的不就行了吗?他不同意,「可是我想知道啊,我想知道这到底是不是真的。」

他人的善意

一个人不畏惧反对,这其实不稀奇,但真正让我好奇的是,一个大科学实验,参与人数成百上千,大家也清楚他的实验从头至尾都有巨大的反对,却有不止一个人选择跟他一起做实验,一起拼,这是为什么?

给我最大冲击感的是物理学家李小男。他是王贻芳的同龄人,也是跟他拍了一辈子桌子的科学伙伴。他们一起升级BESIII探测器,一块儿做大亚湾实验,现在中微子实验的二期工程,李小男又跑去江门常驻,负责实验工程建设。

李小男是王贻芳从美国费米实验室挖回来的专家,为此我在采访前查了他在美国期间的论文、研究成果,学习了专业术语,结果这些知识最后一个也没用上。我请他讲自己现在的工作,他讲的是挖隧道的时候地下水漏了怎么办,铺好的线缆怎么避免被蚂蚁和老鼠咬断,还有一大工作内容是跟王贻芳吵架。王贻芳把项目经费管得很细,细到让他头疼,国家工程建设的标准都是窗户用断桥铝,王贻芳算来算去非要安铝窗,因为省钱。李小男不同意,铝窗过不了两年就生锈,研究员都得挨冻。王贻芳也不同意,咱们得省钱给实验买设备。

「我也可以跟你聊物理,但我现在的工作主要是一个工头。」李小男是东北人,说话直。「但今天不聊物理了,我得赶紧去工地食堂找施工队,过会儿就没饭了。」

过去在美国做高能物理,做物理的做物理,工程有搞工程的人来做,但在中国做不到。「我们也希望能够形成一个交钥匙工程,但这种大科学工程不像盖一栋楼,每一个点都要很规范的,完全交给他们往往不能达到科学目标,这逼着物理学家不得不深入下去,从零一直到最后过程都参与,这是我们国家的特点,这也是没办法。」

李小男说,做他们的工程,承包商开始都争着想干,如饥似渴,一干起来就后悔了,「没想到科研的基建这么麻烦,要求多,要求也高,可能挣不到钱,有时候还要往里头搭点。」等到一起干了三五年,这群物理学家在工地很受欢迎,特别是王贻芳,经常去现场,指导施工能讲出来门道,什么问题都是自己动手,当场解决,有一次工人告诉项目经理,「这个人是科学家,我们服气。」

「我以前也是做物理的,后来做实验,现在负责基建,成了工头了,物理的工头,但我一点怨言都没有。因为工程很大,必然有时候你得做点牺牲,你得干点杂活、干点脏活、干点累活,但是我觉得,为了这个团队,值。你要换一个团队,可能我也八小时工作制,把手头活儿干完就完了。但你看王所,他这绝对是想干事的团队,他这个亲力亲为不是说在口头上的,每一个细节他都做到了。在国外你相当于给人家打工,但这里有我们的方案,能按自己的想法做实验,我觉得能碰到这样的团队很幸运,也很珍惜。」李小男说,「说心里话,甭管是现在的江门实验,还是未来的对撞机,跟我们其实没什么关系,那时候没准我们埋哪儿了。但是能赶上这个时代,干这些事,我绝对不是说大话,我觉得很荣幸。」

这种难以理解的选择在另一代人身上也存在着。钱森是王贻芳的学生,负责光电倍增管的研发。他的办公室在高能所主楼的地下室,那是一个连老员工都找不清楚路的地方,一个手机收不到信号的角落,在楼道里绕上好几圈才能找到入口。不过实验室里的人们对这种偏僻抱着乐观,「这里测出来的实验结果没干扰,特别干净。」

高能物理实验需要的设备要求高精尖,你只有亲自去买的时候才会发现,它们并不存在。国内可以买到活性炭,但是高能实验用的低本底活性炭只有去欧洲才买得到;实验需要的20英寸光电倍增管也只有日本能制造。国内造不出大尺寸,造不出高精度,造不出高灵敏度。见到钱森的时候,他还在研究怎么选线缆。实验从加拿大买了高精度的机器,但是国内买得到的所有线缆,没有一根也没有一次读出来的数是对的。

然而,这种难题没人帮他们,只能靠自己。研制光电倍增管的时候,王贻芳带着钱森去跑国内生产商,两个物理学家跟人解释一种新的设计,请他们制作。老总听完就笑了,找人带这些科学家参观一下工厂,「看完就回去吧,创新这种事,你们科学家想想就行了,现实里头行不通的。」

于是,钱森承担起了这些麻烦的工作。这是一项吃亏的研究,发不了论文,评不了奖。他已经10年没有去参加物理学研讨会了。他形容自己的工作意义就是「省钱」:研究光电倍增管,有没有物理意义?并没有,花钱就能买。那为什么要研究?因为没钱买。

「高能物理是一个长期投入,你必须把自己当作一个螺丝钉,钉在大厦的基础上面,这个大厦才能建得非常高。它没有个人英雄主义,只有团队精神。」钱森说。

我问李小男,一个物理学家最大的对手是什么?我以为他会告诉我,是没钱,是找不到人,这些后来都提到了,但是他第一个脱口而出的答案是,自然。因为即便前面每一步都做好,科学的最后成败往往取决于一种运气,一种通常由自然给的运气。

中微子圈内最有名的运气属于日本物理学家小柴昌俊,他退休前敦促学生给探测器换水,换完水一周后,碰上了超新星1987A爆发,他的实验因为最纯的水捕捉到了超新星中微子,他也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只有王贻芳在讲述这段运气的时候和别人不一样,在他看来,小柴的运气不是一换完水就碰上了超新星爆发,而是超新星没有在他换水的时候爆发,那样的话,整个实验将会因为他的决定错失发现机会。一个理论物理学家一生可以犯很多错,有一次想对了就可以拿诺贝尔奖,但一个实验物理学家不能犯错,只要犯一次错误就会让整个实验覆亡。

在人与人组成的实验里,物理学家的敌人异常强大,人性的松散,工人的稍不留神,研究员的疲劳,紧张下的误判,归根结底,是科学无法计算的人。丁肇中做AMS实验的时候,探测器只有一次发射机会,他常常在睡觉的时候突然惊醒过来,这里是不是错了?那里有没有问题?螺丝会松掉吗?

王贻芳说,他不担心自然的运气,他需要的运气来自于人。大亚湾实验立项的时候四处碰壁,困住他的就是听不懂物理的陌生人。开会桌上,没有人反对科学应该进步,但是谁也不肯先批钱推动这个实验,因为眼前的物理问题太复杂,谁也没真听懂。

直到有次遇到一位地方政府领导,她也听不懂物理,但她听得懂科学家的艰辛。她是第一个没有当场回绝的人,她听完之后想了想,你写个报告来吧。


这是狭窄通道里的一丝缝隙,但最终成为撬动整件事的第一个驱动力。前不久,王贻芳的朋友遇到了这个人,跟她提起往事,结果对方完全忘记了。她不久后调离了当时的岗位,大亚湾出成果也没有在她的任期内。大亚湾实验是中国物理学家在基础科学领域的最大成果,那次接见只是她的日常工作,那天她可以直接说不,但她选择了停下来,先听听看。

人们常常说,大亚湾实验只用了55天就取数成功,是大自然赏赐中国物理学家的运气,但王贻芳说,取数成功不光是运气,他们的实验设计精度最高, 「苹果一定会砸下来的」。那些来自陌生人对科学偶然的善意,才是他们真正的运气。

黄黑妮的父亲黄永玉看到大亚湾的成果,一家人都很高兴,黄永玉画了一幅画作为送给科学家的礼物,一个笑眯眯的牛顿,头顶着一个大大的红苹果。送给王贻芳的时候,黄永玉题字命名——《砸个正》。

反对的作用力

 反对拥有人们未见得意识到的强大压迫力,它让人迟疑,让人犹豫,让身处成功里的人都忍不住自我怀疑——这条路真的走得到头吗?

阮曼奇是最清楚CEPC发生了什么的人。他是模拟系统的负责人,在计算机里构造一个虚拟的探测器,评估可行性边界。他活在一种强烈的矛盾感之中,在计算模型里,所有数据都在向他证明着希望,方案是可行的,物理结果是漂亮的。可是,即便他拿着这些数据去会上做报告,底下的提问依然是,你这项目快黄了吧。他激烈地说,我可以拿数据,我可以公开明细,我可以拿量化结果出来,但他自己也意识到,人们未见得听得懂,也未必真的听得进去。

反对在每个亲历者身上都留下了一些痕迹,最明显的就是他们身上的小心翼翼,他们反反复复修正自己说的话,为微不足道的小细节道歉。

阮曼奇在讲质子对撞的时候提到了能量单位GeV,说完他就敏感地停了下来,「我说这些数的时候是不是比较讨厌?」另一个人讲起实验组熬出成果后,自掏腰包买了红酒庆祝,故事讲完了他就怕了,公众知道科学家喝酒会不会骂我们啊?我安慰他,喝酒庆祝是人之常情,日本的物理学家还把拿完诺奖就喝酒写进了自传里,但这丝毫没有缓解他的焦虑,「可我们是会被骂的」。

有的人也不怕,但他们进入了另一种极端,用拒绝把自己武装起来。别人问他,粒子物理有用吗?他就冷冰冰地否定自己的意义,没用!

在这样的环境下,王贻芳不安慰人,其实,他也不会安慰人。他不会说暖心的话。学生在教师节送他一束花,他批评了他们,不要浪费钱。吃饭的时候别人告诉他,席间的学生回去要熬夜做报告,他犹豫了一会儿才说:「那你好好练习,我们全靠你了。」参加学生的结婚典礼,大家起哄让他在婚礼上给年轻人说几句话,结果,他分析了半天2008年房地产供需市场,举起杯子说了四个字:「早点买房。」

钱森说,「领导安排的事一定要做,领导说错的你也得去做,很多人都是这么过一辈子的。但我们开会的时候挨批,他骂的是,你都已经是一个Senior的研究员了,你动脑筋想一想这事对不对,错了你还去做它干吗?他的潜台词是,实验科学要讲道理。我们有时候跟他争论,用实验数据去说,他错了就承认,『对不起,我错了』,他会说的。」

熬不下去的时候,阮曼奇就会去找高原宁,高是他的研究生导师,也是一个喜欢把学生叫「孩子」的人。高原宁说他,你就是想得太多。「活着要想往前走啊,你就得像一个伐木工,砍倒一棵树,抓主干才能拖去营地里,你要是抓一堆树枝树叶,这活儿就没法干了。」

但私底下,大家还是抱怨那个只知道抓主干的领导,毕竟,旁枝末节何尝不是要紧事。别人评奖,导师都会跟评委打声招呼,这是人情世界的小事,大家都这么干,可王贻芳不打招呼,相信评奖只凭本事;合作的小领导卡着钱不拨下来,换别人低个头说句软话就过去了,他非扛着;邀请国外同行来演讲,对方拿了诺奖后,要求涨价,他一封信把人给拒了。得罪同行,得罪大人物,大家都跟着吃苦头。

说到底,暗藏其间最大的矛盾还是在于争议中的CEPC——为什么非要紧咬着最大的科学目标?我们能不能干小一点的事业?

有矛盾的时候,高原宁就在两头劝。跟年轻人说,你也得理解他,他的位置上有他的难处,有些决定他是要站在整个学科未来去做的;然后转回来劝王贻芳,你也不能太偏激,你能容忍人家研究分子水平的事儿,怎么就不能接受有些人想去做小课题?

高原宁说,他们的难处在于只能选一条路。如果资源多到可以百花齐放,不同的人拿着不同的经费做不同的实验,每个实验都能出成果。问题在于,他们的现实只有一支能打仗的队伍,只有一批粮草弹药,只能走一条路。

我问了几乎所有人同一个问题,为什么选择这样的路?这个世界上的确不乏绝路上求生的人,但他们往往是因为没得选,一出生就在悬崖上,没有退路,只能向上走。可从任何角度看,退路一直摆在这些人面前。数不尽的物理专业人士在金融和IT行业取得成功,即便不转行,为什么不回到费米实验室,回到CERN,回到纯粹的物理学里,离开这个地下室?

他们用不同的方式给出了同一个答案——因为在这条路上,人不孤独。

钱森拿给我看一份文件,那是他申请评奖的推荐信。原本他自己写了一份,标准模版的一张A4纸,只是去找王贻芳盖章的,结果去领盖章后的表发现变成了三张纸。管章的人告诉他,那是王贻芳自己重写的。

我看到了那份推荐信,密密麻麻写满了三张纸。那是一份晦涩的文章,我花了很长时间才能勉强看懂,每一句话都包含着术语,一个接一个的数字,最大值,最小值,你要学会了光电倍增管的专业知识,才能最终明白他在说什么——这是一个不善交际的人,用最笨拙的方式推荐自己的学生。列每一个数字,数每一道工序,10年间走过多少死胡同,又是怎么想办法走出来的,没有一个形容词,也没有一句场面话,「现在大家都愿意去做研究发文章,但是他愿意潜心研究关键技术……在没有人知道答案的地方,他愿意留下来……我推荐他评选这项奖项。」

最终,钱森并没有评上奖,但是他非常珍惜地保存了这份推荐信的影印稿。在不被理解的物理学世界里,这大概是一个人能够得到的最高奖赏。在这个距离热闹世界最遥远的地下实验室,一个人付出的10年并没有白费,那些用语言说不清的困顿和希望,但至少有一个人清楚地理解这一切,发生在这里的喜悦和辛苦,每一个细节都记得。

涨落

王贻芳每年都会去拜访自己的导师丁肇中。只有师徒二人的时候,两个人都不再「闻风丧胆」。丁肇中今年已经84岁了,AMS实验做了一辈子,直到今天还未发现目标结果,但他还在坚持。他宽慰自己的学生,不要害怕反对,「诺贝尔奖得主也反对了我一辈子」。

他拿自己提醒王贻芳,当年他在德国DESY实验室准备建造对撞机的时候,反对最厉害的是诺贝尔奖得主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认为高能物理没有前途,但胶子正是在DESY的对撞机上发现的。王贻芳回忆见导师的感受是,「你看准的事情就得坚持,如果你坚持不下来,那是你自己的问题。」

这位导师依然问同一个问题——30年以后,你的科学还有没有意义?如果有,就去做,剩下的事总有办法。

但是,物理的人生也有没办法的时候。2010年,高原宁得了结肠癌。别人探望他的时候,他还是嘻嘻哈哈开玩笑,只有一个人呆着的时候,他才会陷入自己的绝望,陷入一种彻骨的遗憾。

他的科学目标是研究希格斯粒子,过去他安慰自己,回国研究不了,做点别的也行,「我也为了生存,做了好多事,绕了好多路,人总得先吃饭。当年大军在东北,主力部队也会被派去剿匪,剿匪也能做得很好,杨子荣也是英雄。」他做了b物理,研究底夸克,研究强相互作用,也参加了北京谱仪实验。可生病的日子让他的乐观走到了头,「我清楚地知道……如果我活不出去5年,我可能这辈子真的就跟希格斯物理……一辈子不知道它有没有,一辈子也见不到它……人家英雄打了胜仗,我这辈子,连上街欢呼的份儿都没有。」

这份绝望是他的秘密。手术前,家人跟他开玩笑,还有什么牵挂赶紧说,他也只能笑着打哈哈。

结肠癌手术顺利完成后,CERN宣布发现了希格斯粒子。手术后,他戒掉了抽了几十年的烟,每天步行6公里,他要活到看得到希格斯工厂的那一天。

「我活过来了,我觉得我真的挺幸运的,上天又一次给了我机会,至少我知道希格斯发现了,质量是在这儿的。从这种彻骨的遗憾以后,我突然觉得,好吧,既然我的生命就这点事儿了,那就做点能做的事吧。所以一说CEPC,我们就都来了。我的战友们要去攻克锦州,我作为一个战士,我该回去,回到希格斯粒子去。哪怕说我死在锦州城下,躺在那儿死,我的灵魂也安宁了。」

 高能物理开会的时候,每个人的态度都很坚决。国内另一批人提出了做一个经费比CEPC少得多的项目,王贻芳不同意。他怕的是路径依赖,如果还是继续做小的科学目标,这一代、下一代都没有机会世界领先了。他的态度很坚决,只有一条路,一定要推动CEPC。推CEPC的时候,高原宁也很坚决,但是讨论另一个项目的时候,他并不反对。

他说,他理解王贻芳的想法,推进CEPC是责任问题,是为了让下一代参与一流的事业,但是他在大学呆了一辈子,时代已经变了,科学对他们这代人是时代责任,可对年轻人而言,它是一种乐趣,不是非得做大事才叫正确。有时候年轻人跑来找他谈那个小一些的项目,眼睛里闪着光,他也会心软。他常常宽慰自己,即使年轻人不选希格斯物理,只要真心喜欢,做别的事情也没什么不好。他还是会鼓励他们,去做吧,去试试。

只有一次,高原宁发了火。开会时,他还在拦着王贻芳讲国家,讲时代机遇、历史责任,「你让人家年轻人多讲讲,你多听听年轻人怎么想的。」结果,有些人说,CEPC太难了,选择小一点的项目经费容易批下来,还有理由是,小项目能发论文,至少有口饭吃。

「我心里盼望着你们告诉我,你有一个一生一定要做成的事,把这辈子赌上去也要做。给你40亿你做这个,给你400亿你还是做这个,豁出去一辈子也要把事做成。你们如果这样想,这个项目我就支持你们,结果你们犹犹豫豫,抱怨半天,怎么说的都是自己那点吃喝拉撒的事?觉得350亿的事难做,你就不想做了,哎呀,凑合凑合,做个容易的。我不能接受这样的理由。」高原宁说。

站起来反对的是他的同龄人:「原宁你说错了,这些年轻人现在考虑生存问题,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没做好。我们没有给他们创造一个足够好的环境,让他们敢把自己的一辈子赌上去。」

中午吃饭,年轻人坐的桌上大家简单聊了几句,这个话题就结束了。对他们而言,这也是一个太复杂的命题,盘根错节的关系,问题不在于对与错,而是在正确与正确之间,这是一种他们无法表达的沉重。

其中一个人说,CEPC的争议给他带来的最大遗憾是,如果因此做不成CEPC,他们会成为天大的笑话。「欧洲都已经把这件事放上Top Priority(最高优先级)了,我们说因为这件事钱太多了不做,这将成为一个天大的笑话。」

我把这种遗憾告诉了王贻芳,他讲了物理学的另外一种遗憾。人们总觉得科学一直向前走,发现了分子,发现原子,原子核,一直到粒子,可是放到时间轴里看,这条曲线并不是均匀分布的,它很像地质的地层,有些年份密度特别高,有大物理学家,大的发现,再往前走,密度会下降,那是物理学的沉寂期。物理不止一次在这样的沉寂期被人宣布走到头了。1902年,当时最著名的物理学家迈克尔逊说,物理科学最重要的基本定律已经全部被发现,可是三年之后,爱因斯坦就提出了狭义相对论。物理并不是走到头了,而是卡在了旧地层里,只要继续往前走,突破了这一层,下一个层次又会有下一次爆发。

活在密度最高时代的物理学家很容易抵达科学目标,可是活在低密度阶段的科学家,就必须学会承受时代的沉寂,学会在压力下往前走。此刻的物理学家就站在这样的地方,站在标准模型和新物理的地层分界上,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来,一种被困在其中的感觉。他管这个过程叫做涨落。后来我才知道,涨落是一个物理学概念,量子借取能量而生成,又在短时间内湮灭,归还能量。

「科学不是勇气的事,它也不是努力的事,不是你努力就一定能成。」王贻芳说,「高能物理最重要的推动力是什么?是人的好奇心。只要往前走,这个学科它就存在。」它可能涨落,但不可能湮灭。

CEPC项目现在依然身处争议之中,没有人拍板通过,也没有人拒绝。但是,阮曼奇还在继续他的模拟计算,现在一期造价算下来350亿,他们也在继续想办法降低二期造价。王贻芳把项目组做出来的研究报告印出来,厚厚两本书,送给反对者,希望他们听听这个方案的细节。

生活在不同时代的科学家,会给彼此留下礼物。离开意大利的费米给正在筹划中的CERN写了一封信,提议他们开发大型计算机,这被称为费米「留给意大利的最后礼物」。上一代物理学家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成的那一年,在主干道种了两排松树,30多年来长得郁郁葱葱,结出的松果寓意是「绝不动摇的信念」。不过,到了严格抠钱的王贻芳这一代,树是种不了了,在江门新实验的园区,李小男撒了一些大叶草的种子。这是高能物理这一代人的礼物。它是一种最省钱的草,不怕旱,不怕暴晒,即便被踩踏,依然能继续长出新芽,在所有没有希望的条件下,它都要活下来。 

振荡

所有人都看出来,他们的科学伙伴老了,拍了一辈子桌子的人心软了。他最终同意给休息的宿舍装断桥铝的窗户,让下一代的年轻人累了回去能睡个好觉。但是他算来算去,其他窗户必须还得是铝的,钱还是得省下来去买设备。

其实,老朋友早早就察觉到,这种柔软一直存在。刚认识的时候,王贻芳夫妻俩都怕有毛的动物,可是偏偏黄黑妮一屋子里养了十几只猫和狗,「这个王贻芳我想要不是认识我,他绝对不会跟猫来往的」。她看着猫从他身上走过来走过去,他坐在沙发上,允许它们趴在身上。

在长达36年的漫长磨合中,他逐渐学会了摸小狗的下巴,叫它们的名字,最近他终于在抱着狗的时候会笑了,黄黑妮给这历史性的一幕拍了合影,大家都笑了。

今年夏天的时候,黄黑妮帮父亲整理出一生的木刻作品办展览,在400多张版画中,黄永玉挑中了在佛罗伦萨过年时的作品,作为展览的收官之作。那是1991年在佛罗伦萨一起过年时送给朋友们的贺年卡,大黄笑眯眯地躺在羊身上,高高兴兴的一个羊年。当年收到贺年卡的人之中,王贻芳是为数不多仍珍藏着那幅版画的人。

找王贻芳借版画的时候,黄黑妮有点感慨。自己的朋友一点儿也没有变,除了人胖了,头衔从小王变成了王所,他还是在佛罗伦萨第一次见面时的年轻人,「研究回来也做一个」,一直到现在,一点都没变。

「我得说,之前他没回来的时候,我们都有一点担心。像王贻芳这个性格,直来直去,回来怎么处理,关系他会不会处理好,稍微一出错可能就砸了,就很担心。但是他能够把这个事情解决,这个我倒是刮目相看。」黄黑妮说,「我觉得,社会也是发展了,能认可这种直的方式,认可直线最短,令他能够做成这些事。」

吃饭的时候,王贻芳嚷嚷着,等我过了65岁,脑子老了,跟不上科学前沿了,我说什么你们都别听我的。他指着席间30多岁的年轻研究员说,到时候你们自己去想,自己拿主意。天天听他唠叨,高原宁和娄辛丑开玩笑,回头把这句话刻成匾,等他老了挂门口提醒他:「让年轻人自己拿主意。」

这场阴差阳错的物理生涯终于快到终点了。高原宁盼望着退休的那一天,到时候,他要过自己唠叨了一辈子的散漫日子——找个能喝咖啡的地儿,搁几本书,往里一窝,想看啥看啥,想看到几点就看到几点,除了他家的猫,谁都不能来烦他。「说实话,我也没什么特崇高的理想。我自己心里头最喜欢的是实验物理,但这后边好多事,包括今天当院长,我老觉得是某种历史把你扔到了这个地方,你不得不负起这个责任来。」

当然,他还是舍不得他的物理。他现在当了北大物理学院院长,在那里鼓捣出一个小小的咖啡厅,盼着学物理的孩子们能聚在这里,喝可乐也行,喝奶茶也行,像他们年轻时那样,无拘无束地讨论形形色色的粒子,去碰撞,去吵架,去敲门。

2020年开学典礼,高原宁在学生家长的见面会上有一番这样的发言:

「我上大学,学的也是物理,懵懵懂懂入了门。物理塑造了我的人生,这一路也挺难,可我没放弃,因为我没法放弃。说白点,我要是放弃了,就没法去参加同学聚会了,我没法坐那儿说,我是在哪一段放弃了。」他指了指楼上的会议厅,那里坐着2020年入学的新生。「从现在开始,他们要经历各种磨难,没有一条路走下去能一定没有困难。他们将来面对的问题可能是极端残酷的,要让他们不怕做艰难的事情,打倒了,站起来,又打倒了,再站起来。也许最终是要跟现实妥协的,但不能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妥协,要承担起一个精英应该有的责任。」

等到退休那天,天天和人打交道的日子结束了,他们就可以回到自己的物理世界里去了。那是地球上最古老的乐趣。在漫长的历史中,它曾经是砸中牛顿的苹果,启发爱因斯坦的时钟,希格斯脑中的沉默粒子,哥白尼看到的太阳。物理学发展的数千年历史里,战争、酷刑、灾难、衰老甚至死亡,都不曾真正消灭掉这种乐趣。钱能凑齐,人能找到,任何新东西都能造出来。一个人从20岁走到了90岁,走到生命尽头,还会有下一个人,从20岁继续往前走。

也许连他自己都没有注意到的是,只要说起中微子,王贻芳会不自觉地眯起眼睛笑起来。他研究了一生的中微子特质叫做中微子振荡,其他粒子要么不变,要么彻底衰变成另一种粒子,只有中微子会在飞行途中变成迥然不同的另一种中微子,抵达终点的时候,它又会变回来,回到出发时的自己。

这不是一条容易的路。极少数的希格斯粒子能挣脱束缚,极少数的中微子会被捕捉,极少数实验能最终真正落地,极少数人愿意走到最后,能够留下来的人才能发现它们,这是大自然偶然展示出的一个谜底。它要仰仗时代的机会,他人的善意,自己的坚持,也会笼罩在反对中,在交织着喜悦和痛苦的每一天,捕捉一个微弱的讯号。

(高杰、沈肖雁、杨长根、曹俊、徐庆金、何苗、瞿中华、肖煌煜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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