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美关系被认为是对全球未来影响最大的关键变量之一。深度交融的两大经济体在过往几年陷入双边关系40多年来的最低谷，一波三折的美国大选后，中美关系是否会迎来转圜？中美应如何面向未来建立建设性双边关系并推进全球治理？

　　访谈实录摘编如下：

　　中新社记者：您的新作《变局——中国智库专家视角》近日发布，被外界认为是“从历史大视野来看世界变局和中美关系的力作”。在您看来我们当下正面临怎样的世界变局？

　　陈文玲：十九届五中全会（提法）发生了一个非常细微的变化，原来一直在说，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五中全会的表述是“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说明变局已经开始了，不是未有，而是正在进行时。就像大幕拉开以后，变局第一场情节就非常复杂、跌宕起伏，令人目不暇接。世界确实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原来这种不断发生变化的存量，现在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增量，而且正在从量变向质的飞跃转变。

　　在世界大变局中，“南北关系”发生了深刻调整，代表“南”的发展中国家力量不断上升，而代表“北”的老牌工业化国家的比重不断下降。二战结束时，以美国为首的工业七国占世界GDP总量的70%以上，现在这7个（国家占世界GDP总量）已经下降到30%，发展中国家加上新兴经济体，整体（占世界GDP总量）上升到60%左右。五中全会提出“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这就是大的变局。

　　在这大的变局中，当然还有新一代科技革命、新一代工业革命、第四轮经济全球化交织在一起，扑面而来。在整个世界的大变量中，人们往往会拿两个大国进行比较。现在最大的发达经济体是美国，经济力量、军事力量、科技力量在世界排第一位。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改革开放初期，GDP总量占全球不到2%，现在占到全球的17%左右。第一大经济体对第二大经济体的遏制、围堵，展开的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用冷战思维推动的各种形式的“脱钩”，对世界秩序带来了极大挑战。

　　中新社记者：美国刚经历了所谓“世纪大选”。有人认为，这会给中美关系改善提供一个契机；同时也有人认为，这样的选举结果还是无法改变美国对华竞争的战略基调。您怎么看？

　　陈文玲：美国对华战略转向，非常明显的标志是在2017年12月18日，美国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对于美国来说，最大的威胁是中国、俄罗斯。这是第一次把中国作为对美国最大的威胁，而且把中国定位为最大的竞争对手。这之后，美国出台的一系列国家官方文本，对中国的定位就是“最大的竞争对手”。

　　2020年5月，美国出台了《美利坚合众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路径》，进一步把中国定位为美国“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这一转变，我认为不是突变，而是在原来战略基础上的一次演变。实际上，中美建交40（多）年来，中美关系主流是好的，总体上是合作的，双方是受益的，但是也分为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尼克松、基辛格“破冰之旅”，开启了中美两个国家交流合作的开端。然后卡特、布热津斯基在1979年推动了中美正式建交，这以后40多年中美关系一直行走在前进的道路上，而不是后退的道路上。

　　所谓前进的道路，是中美两个国家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人民的往来越来越多，相互的交集、交叉、交汇点越来越多，在国际社会的合作也越来越多。比如反恐的合作，比如在巴黎协定防止气候变暖、缉毒、国际维和等多方面的合作。

　　最主要的是中国和美国形成了利益共同体。中美实际上已经成为利益相互交错、产业链互相依存度最高的两个国家。中国在2001年12月11日加入WTO，和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了，和美国的联系也更加紧密。美国那时对中国总的态度是，欢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加入国际体系，欢迎中国更进一步开放，它还是有大国的胸怀、大国的气度，但也有对中国的防范。可以说，从一开始的接触，到合作，再到合作加遏制，然后到遏制加合作，到特朗普“遏制加脱钩”，实际上是有一个演化过程的。

　　中新社记者：美国对华战略基调的根本症结在哪里？

　　陈文玲：美国的这种战略转向，有三个原因。

　　第一，中国追赶得足够快。中美建交初期，中国GDP占美国GDP的比重不到5%，到2019年占到67%。按照中国现在的增长，2020年中国GDP有可能占到美国GDP的75%左右。中国制造业也已经超过美国，连续10年制造业产值居于世界第一位，而且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二战结束时，美国贸易额占全球将近50%，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美国的贸易额占世界比重还很大，现在中国的贸易额占到世界14%左右，和美国基本上旗鼓相当。美国原来是世界第一大市场，今年美国市场和中国市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基本持平，中国的超大市场规模已经形成。中国现在已经排到第二大投资国，仅次于美国。所以美国（对华战略）出现了从战略疑虑到战略焦虑，到战略误判，到战略转向的演化。

　　第二，美国最怕失去霸权地位，尤其是美元的霸权，主要就是因为霸权地位带来的利益太大了。美元的霸权地位支持美国的霸权地位，美国的霸权地位也支撑了美元的霸权地位，这样的支撑关系一旦坍塌，美元背后什么都没有，谁来养活美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考虑的不是谁第几的问题，而是它怎么不失去霸权地位的问题。

　　第三，美国认识到，它的战略优势如果不发挥作用，未来就没有机会了。美国现在在科技方面特别是原始创新方面还有相当的优势，这种优势还是遏制中国的一个非常大的筹码。

　　有学者说，中国现在越来越跟美国的产业趋同化、产业结构趋同化，所以对美国造成威胁，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原来讲垂直分工，现在实际上全球的产业链是同一水平的分工，所以美国即使技术含量再高，还是要和中游下游组合起来才能形成最终产品。美国高通也好，博通也好，英特尔也好，这些核心的芯片60%是出口到中国市场的。如果对中国市场禁供，美国这些企业也基本“死”了。这实际上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个损失对于美国来说也是巨大的。

　　中新社记者：美方一些政客在推动所谓对华“脱钩”，是否真的具有可能性？如果美国对华硬“脱钩”，又会对世界产生哪些影响？

　　陈文玲：去年11月至今，我亲耳聆听了基辛格博士的三次讲话，他讲话就是一个核心：中美对抗将对世界造成的灾难，不亚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一个推动中美建交的战略家，我认为他有洞穿历史的能力，他看到了两个大国如果对抗，对世界来说，造成的灾难绝对不是只伤害到美国，或只伤害到中国，而是会伤害到整个世界，会使世界重新变成两大阵营，重新选边站队。但在现在的情况下，是没有办法选边站队的。

　　解铃还须系铃人。

　　中国改革开放，（确实）向美国学习了很多东西，包括市场经济制度、商业管理模式、科学技术等。美国现在是矛盾的制造方、挑起方，如果不转变态度，让中国采取什么态度？美国这些政客失去了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也失去了对对方的起码尊重。

　　2018年3月21日到25日，我带着小型专家团在美国进行调研。在那期间，美国发布了301调查报告，我们跟美国很多智库专家讨论，301调查报告到底是怎么出来的？你们有什么样的依据对中国进行制裁？为什么要说500亿美元？美国一些智库专家提到，美国企业反映中国有的企业剽窃美国的知识产权、商业机密；有的说有非国民待遇，对美资企业歧视；也有的提到国有企业补贴等。我说，你们应该举出例子来。这几年谈判下来，美国（参加）谈判的所有人没有拿出一个像样的例子来。崔天凯大使曾经在美国发表公开演讲说，希望美国朋友给我这样的例子，我们中国是可以改进的，但是至今也没有一个像样的例子。

　　美国的301调查报告，不过是东拼西凑的一个大拼盘，然后就据此对中国进行制裁。可以看到贸易战完全是人为的。美国是国际贸易的最大受益者，用印出来的美元购买其他国家的实物商品，是最大的占便宜者，不是吃亏者。

　　美国企业去年一年在中国生产的营收额达7000亿美元，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还有差不多5000亿美元。另外，现在每年在中美两国之间来往的人（员）是550万（人次）。所以我个人认为，中美“脱钩”肯定是脱不了的。

　　想“脱钩”，最后结果是走向反面，（中美）不但没办法“脱钩”，而且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美国企业向中国转移的速度越来越快，美国企业在中国产生的营收额越来越大。美国企业现在97%在中国是盈利的，除非美国用行政命令把这些企业管死。如果是市场经济国家，不能限制企业投资，我认为没有一个企业会放弃这么一个大市场。

　　中新社记者：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人文层面的交流，也是防止两国“脱钩”的一种粘合剂，未来双方怎样能够防止中美关系继续下滑？人文交往能够在中美关系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陈文玲：中美在人文方面、在文化方面，在智库交流方面还应该大开大门，应该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就跟今天这个节目一样，这种“面对面”的交流，直面矛盾、交换意见非常重要。智库之间的交流特别重要，学者之间的交流特别重要，社会之间老百姓的交流特别重要。

　　原来中国老百姓可以到美国去旅游，美国人也可以到中国来，虽然疫情现在是一个熔断剂，但比疫情更严重的是人为的打击、人为的阻断。疫情终有一天会过去，但是如果人为的“脱钩”、断裂不终止的话，真的会把人类推向灾难，真的会像基辛格所说的，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灾害更为严重。

　　中新社记者：基辛格最近也再次提醒新一届美国政府，应该首先与中国对话。未来中美两国应该怎么样去建立一种建设性的大国关系？拜登政府正在着手组阁，在未来4年当中，中美又会有哪些可以去发展的合作面向呢？

　　陈文玲：从（拜登）以前和竞选中的言论，还有他准备启用的人来说，第一，他是主张多边主义的，会重回国际组织、国际社会、多边主义。

　　第二，在气候变化、碳排放、碳中和这些方面，他已经明确表示会回到巴黎协定。中美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实际上在奥巴马时期两个大国就带头作出了承诺，在气候变化，资源环境问题上，（中美）目标完全一致，完全可以进行深度合作。

　　第三，拜登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怎么战胜疫情。美国的疫情是世界上最严重的，我们希望美国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领导美国人民战胜疫情。另外，中美两国抗击疫情在研制疫苗、使用疫苗方面，可以深度合作。

　　第四，在全球治理、全球秩序、面向未来的全球规则方面应该深度合作。比如数字经济、网络空间治理、数字贸易、数字制造等，在规则标准上仍是空白。中美两个国家在数字贸易、数字经济方面是走在世界最前列的。比如App平台，中美两个国家占80%，（全球市值）前10位的大型互联网企业中，美国8个，中国2个。美国是最大的数字经济原创国家，中国是最大的应用国家，这两个国家的合作，会形成巨大的聚合效应，带动全球数字经济发展。两个国家应该探索数字经济条件下如何治理，如何划分数据主权，如何进行数据的合理流动，如何进行数据的跨国交易，如何进行数据的资源评估等，这一系列问题都是人类面临的未知问题，都是未来一定会到来的问题。中美两个大国在新经济、新业态方面应该深度合作，然后为全世界蹚出一条道路来，而不是现在就把它变成两套体系、两个标准，制造人类的鸿沟，使人类进入“冰川世纪”，这样给人类带来的确实不是更加美好的未来，而是更加恐惧的未来。

　　中新社记者：在中国推进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应该怎么样去调整对美政策、发展对美关系？

　　陈文玲：首先要看大势。美国在过去100多年中一直是世界第一大强国，未来我们（也希望）面对的是一个强大而伟大的国度，我们不畏惧强大，我们尊敬的是伟大。一个强大的国家，如果是霸权主义、霸凌主义、霸道的话，它不令人尊敬。一个伟大的国家，一定是襟怀坦荡、富有包容性的国家。中国坚信，这只是中美（关系）历史上的一段弯路，而不会永远存在下去，要相信美国未来的选择，他们一定会选择中美合作，中美合作的好处一定大于对抗。

　　第二个基本判断，就是中国要有做世界大国的思想准备、战略准备、物质准备。中国现在制造业产值是世界第一，但制造业的短板还有很多没有补上；货物贸易世界第一，但贸易方式、贸易效率、贸易成本，也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人民币已经成为IMF的SDR篮子里边的世界货币，占10.92%，但实际使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的比重）才2%左右，还有很大的差距。

　　中国2020年脱离绝对贫困，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非常伟大的事件，中国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但是我们也清楚，中国脱离的是绝对贫困，还面临着相对贫困。中国的人均GDP还只是美国的六分之一。中国总体在向上，但这是一个历史的长周期。

 
资料图：中美国旗。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中新社记者：中美关系建设需要放置在历史的长周期中去运筹，中美关系未来究竟会是怎样的走向？中美未来是否还值得期待？

　　陈文玲：绝对值得期待。

　　它（中美关系）的走向无非是三种可能。第一种可能，中美两个国家的领导人足够有智慧、足够聪明，把中美两个国家的关系重新带回到合作的轨道。在这种情况下，会修复人民之间的误解和裂痕，这是毫无问题的。而且美国的地位，会持续更长的周期。中国发展会更加顺利，尽管周期比较长，但是它不会被外部环境打断，会努力地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它的目标不是超过美国，而是做好自己。

　　第二种，合作加遏制，斗而不破。但实质是斗的程度加深。如果（美国）力图用这样的一种斗而不破，对整个世界没有好处，对美国没有好处，对它的盟友体系也没有好处。现在美国的盟友体系实际上已经处在解构状态，很多国家考虑的是怎么和中国合作，怎么在和中国的合作中互惠互利，得到更多的发展机会。如果美国从战略上采取手段来遏制中国的话，中国也会反遏制，最后好像是斗而不破，但双方受到实质性伤害。

　　第三种，美国加大贸易战、科技战甚至金融战，加大对中国内政的干预，甚至干预到你走什么道路、什么制度，结果就一定会是两败俱伤，导致真正的对抗。而对抗的结果、时间越长，中国获胜的可能性越大。

　　我们当然最希望的还是第一种结果，双方足够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