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产疫苗操盘者”杜伟民背后的女人，袁莉萍绝不是一味靠离婚官司上位的角色。杜伟民跌宕起伏的人生中，但凡资本布局中的关键节点，都有袁莉萍的身影存在。

而在这起235亿天价离婚案背后，也有投资者怀疑，夫妻俩到底是患难夫妻难同甘，还是存在“假离婚、真套现”的嫌疑。

从销售员到疫苗大佬

袁莉萍从来不是需要依靠男人来翻身的女人，相反，她可以成为男人成功路上不可或缺的“跳板”。

今年57岁的杜伟民出生在江西省一个贫困山区的农民家庭。1987年，杜伟民从江西省卫生学校检验专业毕业后，被分配至江西卫生防疫站从事环境检验工作。

比杜伟民小8岁的袁莉萍毕业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采购与供应管理专业，系名校出身的才女。彼时，无论从年龄还是学历背景上，袁莉萍都胜杜伟民一筹。

在双方都没有功成名就的时候，二人的结合更像是一种“女强男弱”的组合。

1993年，在改革开放大潮的引领下，杜伟民决定辞职下海。

起初，他在长春长生生物从事疫苗销售。杜伟民曾这样回忆自己的下海之路：“刚开始，我给人家做疫苗销售业务员，全省各地到处跑。累了，就找个有桌子的地方趴一会，或者坐在凳子上睡几分钟，最艰难的时候连5元钱的招待所都不舍得住。”

凭借吃苦耐老的毅力和灵活的脑袋瓜，杜伟民逐步做到了销售总监、执行董事的职位。

已成为“金领”的杜伟民并不满足于此，而是萌生了自己创业的想法。

2001年，杜伟民与人合伙创办了广州市盟源生物工程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盟源）。当年9月，老东家长生生物将持有的长生实业0.68%的股权以43.79万元的对价，转让给了杜伟民持股的广州盟源，杜伟民就此成为长生生物的股东之一。

顺利从广州盟源赚到第一桶金之后，在妻子袁莉萍的主张下，杜伟民举家移民加拿大，也为此后袁莉萍成为加拿大女富豪埋下了伏笔。

随着手中积累的资源越来越多，杜伟民在袁莉萍的支持下，开始展露更大的野心。

2002年，曾闻名资本市场的常州药业延申生物技术公司陷入亏损。杜伟民抓住此次机会，入股延申生物，对其进行重组，更名为江苏延申，并于2007年开始冲刺IPO。

然而，这次的IPO之路并没有成功。2007年10月，江苏延申IPO被否，企业也因生产违规、数据造假等问题被罚处。

这次的折戟让杜伟民心有不甘。索性，他变卖了加拿大房产，将持有的江苏延申股权转让，决定重新回国大干一场。

巧合的是，杜伟民从江苏延申全身而退一年之后，江苏延申的狂犬疫苗被查出五批产品涉嫌造假，多名员工被判刑。杜伟民幸运地躲过了这一劫，没有被牵扯进去。

陷疫苗致死、贿赂风波

再次起步，铩羽而归的杜伟民将目光瞄向了康泰生物。

康泰生物成立于1992年，主营的乙肝疫苗市占率达50%。2007年，康泰生物因产品单一、业绩不佳，面临重组。

杜伟民决定再次追赶“风口”。

2008年，他通过持股达75.1%的深圳市瑞源达投资有限公司（专用于收购的壳，以下简称瑞源达）购入康泰生物38.75%的股份，成为其最大股东，并担任董事长与总经理。

随后，杜伟民又将康泰生物与北京民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实现重组，形成了“南康泰、北民海”的战略性集团化产业布局。

执掌康泰生物后，杜伟民着手对公司的组织架构进行改造。他从康泰生物的四家原国有股东国投高科、北高新、湖南高科、上海华瑞手中，陆续以低于成本的价格获得股权转让。经过一系列运作，康泰生物从国有企业成功转型为民企。

杜伟民对公司技术层面的改造也在同步进行。几年间，他不断与法国赛诺菲巴斯德公司沟通，希望促成双方之间的合作以引进先进技术。

2010年，杜伟民与赛诺菲巴斯德公司签订技术许可协议，给康泰生物在技术层面提供了最牢固的支持。

此后几年间，康泰生物在杜伟民手中，逐渐被打造成了全国最大的乙肝疫苗生产基地，被外界视为“中国乙肝疫苗的龙头企业”。

·杜伟民

然而，正当杜伟民踌躇满志打算再次冲刺IPO时，一场“疫苗致死风波”差点让他魂断深交所。

2013年12月，在10天时间内，共有8名新生儿被曝在接种康泰生物的乙肝疫苗后死亡。一时间，杜伟民被冠上“杀婴者”的名号，迎来了创业几十年间最大的一场危机。

公司随即发出澄清公告，称致死原因与疫苗无关。2014年1月，国家食药总局和卫计委调查显示，所有的婴儿死亡为偶合性死亡，疫苗质量没有问题，向康泰生物归还了生产证书，恢复了该疫苗的使用。

刚从舆论漩涡挣扎而出的杜伟民，紧接着陷入了另一场“罗生门”。

中国裁判文书网显示，国家食药监局前领导尹红章曾分别单独、伙同他人收受杜伟民30万元、17万元钱款，为部分公司在药品申报审批事宜上提供帮助。2017年，尹红章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50万元。

·尹红章

不过， “贿赂门”同样没有危及杜伟民。

也就是在这一年，康泰生物成功上市。江苏延申IPO失败10年之后，杜伟民终于如愿以偿实现了自己的IPO梦想。

公司实现上市后，杜伟民的身家呈爆发式增长，被业内冠以“疫苗之王”的称号。

“高价精准离婚”？

从长春长生到延申生物，从瑞源达到民海生物，辗转于几大公司的杜伟民，最终依靠康泰生物成功走上“疫苗之王”的宝座。

这背后，妻子袁莉萍几乎从未间断参与杜伟民公司的具体经营活动，在每个重要节点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2010年前后，袁莉萍出资498万元与杜伟民共同注册成立了瑞源达，该公司即为杜伟民此后收购康泰生物的主体。

2012至2015年，袁莉萍担任康泰生物的副总经理。公司上市后，她一直保留董事席位，直到2018年卸任。

资料显示，袁莉萍还是康泰生物全资子公司民海生物的副总经理。该企业在康泰生物的壮大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

在杜伟民控股的新疆瑞源达投资公司中，袁莉萍也占有不少股份。

一直甘做杜伟民背后贤内助的袁莉萍，平时生活中甚为低调，公开资料中几乎找不到她确切的照片。直到康泰生物2020年5月29日发布离婚公告，“石破天惊”般将袁莉萍突然推向舆论焦点。

公告书中称，杜伟民与袁莉萍解除婚姻关系，杜伟民将其所持康泰生物1.61亿股股份（占总股本的23.99%）过户至袁莉萍名下。

对于离婚原因，有中间人表示，二人对外的说法是感情不合。但投资人似乎在蛛丝马迹中找寻到了另外一种可能。

有媒体分析，康泰生物于2017年2月7日在创业板挂牌上市，至两人离婚时满三年零三个月。本次离婚案股份分割前，杜伟民已有所持12.82%股权限售股解禁，意味着可以通过二级市场减持、转让等途径套现。

而去年年初以来，康泰生物股价大幅上涨。在今年疫情期间，作为国产疫苗的老大，康泰生物更是成为当之无愧的明星公司，股价与市值齐飞。

就在两人股权变动公告发布的前两天，康泰生物的市值冲破1000亿，达到公司上市以来的市值最高峰。因此，有股民质疑这场离婚是“高价精准离婚”。

对于这起充满迷幻色彩的离婚案，还有网民引用杜伟民曾经的豪言壮语“要把中国疫苗抓在中国人自己手中”，戏称“幸好杜伟民离婚后持股比例比前妻稍高，否则中国疫苗岂不是落到了加拿大人手中”。

·杜伟民

不过，在手持离婚所得上百亿身家跻身胡润女企业家榜单的同时，袁莉萍也并非能够高枕无忧。

康泰生物的股价在8月达到249.69元/股的高位后就走向了下坡路，截至12月1日收盘，股价报收143.33元/股，这也意味着袁莉萍最新财富值可能已经较榜单中缩水约百亿元。

几次遇险后侥幸脱身，几次跌到后又爬起重来，杜伟民跌宕起伏的人生中，一直有袁莉萍在背后不离不弃的扶持。如今，不管是出于何种目的，两人选择分道扬镳，这场离婚引发的“并发症”可能还会继续发酵。未来，袁莉萍是否会选择密集减持，是否会给公司造成进一步影响，一切都还是未知数。

 

相关讯息：纽时深度：中国“疫苗之王” 成功与财富下的丑闻
（NICOLAS ORTEGA）

当一位政府监管官员侧身上车的时候，一家中国制药公司的高管将一个装有30万元现金的纸袋递了进去。

这位高管就是杜伟民，他急于让自己公司的疫苗获得批准，因此需要帮助。根据法庭文件，该官员拿走了这笔钱，并保证会尽力而为。

几个月后，杜伟民获准开始两种疫苗的临床试验。这两种疫苗最终获得批准，带来了数千万美元的收入。

2016年，该官员因收受杜伟民和其他几家疫苗生产商的贿赂而入狱。杜伟民从未被起诉。

相反，他建立了一个帝国。他的深圳康泰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是中国最大的疫苗生产商之一。被称为“疫苗之王”的杜伟民则是中国最富有的人之一。

依靠这样的成功，杜伟民和他的公司如今在新冠病毒疫苗生产的全球竞赛中处于领先地位。康泰将成为英国-瑞典合资制药巨头阿斯利康（AstraZeneca）的疫苗在中国大陆的独家生产商，这两家公司还可以在其他国家的疫苗交易上进行合作。这家中国公司也在为其候选疫苗进行早期试验。

杜伟民丑闻之下的成功并非例外，而是常态。急于将产品送到消费者手中的制药公司利用财务激励手段打动薪水微薄的政府员工，以获得监管部门的批准。查阅法庭记录显示，近年来，有数百名官员被控在涉及疫苗企业的案件中收受贿赂。牵涉其中的企业和高管很少受到惩罚。

监管的薄弱导致了大量不合格疫苗丑闻的发生。虽然相关部门在每次事故后都承诺要采取更多措施整顿行业，但监管机构很少提供关于问题出在哪里的信息。企业往往在道歉或支付罚款之后毫发无损，而且几乎没有例外的是，它们都被允许继续经营下去。

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前中国负责人叶雷（Ray Yip）表示，他认为康泰是中国最顶尖的疫苗企业之一，并补充说他对大多数疫苗企业的生产和技术标准“没有意见”。

“这些企业中许多的问题出在他们的商业行为上，”同时也是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中国办事处负责人的叶雷说。“他们都想把产品卖给地方政府，所以必须给回扣，必须行贿。这是中国疫苗生意的致命弱点。”

康泰没有回复记者的多次置评请求。

阿斯利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该公司“在与任何实体达成协议之前，都进行了妥当和彻底的尽职调查”。

“疫苗的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至关重要，阿斯利康已与出色的知名机构合作，在疫情期间不盈利的情况下，帮助确保疫苗广泛而公平的全球可及性，”该公司表示。

缺乏透明度，再加上可疑的商业行为，动摇了公众对国产疫苗的信心，哪怕它们已被证明是安全的。许多富裕的家长避之不及，更愿意选择西方的疫苗。

2013年，17名婴儿在注射了康泰的乙肝疫苗后死亡。监管机构排除了康泰的不当行为，该疫苗仍在安全使用，但没有提供有关死亡事故的调查或康泰安全措施的实质性细节；该公司已经撤下了负面报道。

全世界都有忧心忡忡的父母将他们孩子的疾病或夭折归咎于疫苗生产商，这些指控往往被指缺乏科学证据。呼吁对包括康泰在内的制药公司进行更严格审查的活动人士遭到了各种压力。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负责全球卫生事务的高级研究员黄严忠表示，2013年的丑闻“引发了人们”对康泰的“合理担忧”。

“风险非常高，”黄严忠说。“想象一下，如果再有类似丑闻被报道会怎样。这不仅会损害对生产疫苗的公司的信心，也会损害阿斯利康及其疫苗的声誉。”

缺乏透明度及可疑的商业行为，已经动摇了公众对疫苗的信心。

本世纪初，在担任一家小型疫苗制造商的首席执行官时，杜伟民就在寻找增长点。他把目光投向了国外，参观了美、英、法等西方国家的制药公司和生物技术研究机构。

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杜伟民回忆说，当时35岁左右的他在结束这些会面后就得出了一个紧迫的结论。杜伟民认为，中国继续依赖外国疫苗是个错误。那些疫苗太贵了。他也担心中国对其他国家的依赖会“对国家安全带来很大隐患”。

“中国人的疫苗必须牢牢地掌握在中国人的手里，”杜伟民在2014年接受国有报纸《江西日报》的采访时表示。

他赶上的时机非常好。多年来依靠跨国企业提供关键药品的中国政府，出于许多相同的原因，希望培育本土疫苗产业。

从毛时代开始，国有企业长期主导着中国的商业。随着需求增长，杜伟民这样的企业家就看到了建立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的机会。

许多企业都愿意与外国疫苗制造商合作，这一战略也被中国在科技和汽车制造等其他领域采用。这些跨国企业获得了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而中国企业则获得了有关生产工艺和技术的宝贵知识。

这样的交易，让杜伟民这个来自江西省贫困山区农民家庭的儿子得以登上更大的舞台。

2004年，他帮助成立了北京民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之后与法国制药巨头赛诺菲巴斯德（Sanofi Pasteur）合作研制狂犬病疫苗。当时，中国政府正在号召齐心协力控制该疾病的蔓延，那一年，狂犬病在中国造成2600多人死亡。

2008年，杜伟民投资康泰，扩大了自己的业务。这家公司于1992年在美国制药商默克（Merck）的帮助下成立。作为旨在提高中国卫生标准的共同行动的一部分，他们联合生产了一种乙肝疫苗。

他的交易手段将创造出一个行业巨头。当地媒体称他是“疫苗王国的勇士”。

截至今年5月，他的净资产估值达到74亿美元，他也在此时将价值35亿美元的公司股份转给了前妻袁莉萍，中国媒体将此举称为中国有史以来最昂贵的离婚。袁莉萍是加拿大公民，如今已经成为加拿大最为富有的女性之一。

“从发家、暴富到离婚，”大陆新闻网站华夏时报网在关于这位大亨的报道中写道，“他身上的谜，只能交给时间来解答。”

资本铁腕

调查记者杜涛欣在写了一篇批评杜伟民和中国药品监管部门的文章后，被判诽谤罪。他已经离开了新闻界。“疫苗好像一件不可碰的事情，”他说。

时机看上去有些可疑。

2010年，国营报纸《中国青年报》报道称，监管机构没有及时将约有18万剂狂犬病疫苗无效的信息告知公众。这些疫苗由江苏延申生产，该公司当时为康泰生物的杜伟民所有。

据财经新闻媒体《经济观察报》网站报道，在长达9个月的拖延中，杜伟民将这家公司约51%的股份卖给了另一家制药商先声药业集团。

调查记者杜涛欣开始挖掘内幕。他表示，业内人士证实了这些报道，并告诉他，监管机构推迟发布公告，是为了让杜伟民出售股份，从而不用为丑闻承担责任。

这与有政府背景的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报道一致。该篇文章同样提到了杜伟民的名字，并发现有关部门隐瞒了这一信息，以使先声药业不得不承担丑闻带来的名誉损失。

在疫苗问题被曝光后，先声药业发布声明称，疫苗质量问题发生在其成为江苏延申的股东之前，强调称自己与“本次事件没有任何责任关联”。作为江苏延申的高管，杜伟民没有置评。

2014年8月，这位记者以《食药监总局官员身陷“举报门”疫苗案大起底》为标题发表了文章。

该行业的许多问题都是与主管部门的共生关系导致的。中国的疫苗由地方传染病控制中心进行管理。这些中心要从某些类型疫苗的利润分一杯羹，为腐败创造了诱因。

根据《纽约时报》的一项分析，从2018年到2020年，共有59起涉及疫苗企业的腐败诉讼。其中54起涉及贿赂地方官员。

康泰对记者杜涛欣及其工作的报社《民主与法制时报》提起诉讼，称其诽谤。

杜涛欣及报社试图为自己的作品辩护，提交了在他们看来是媒体压力的其他证据。

2014年9月，官方电视台广东卫视的一个节目中，一名著名中国经济学家批评了这位大亨的企业。电视台随后就节目造成的“精神损害”向杜伟民道歉，并撤回了报道。

法庭文件显示，具有影响力的商业报纸《21世纪经济报道》删除了其发表过的七篇文章，这些文章均与杜伟民的公司及2013年接种康泰乙肝疫苗新生儿死亡有关。该报密切报道了几起死亡事件，并且报道称杜伟民一家此前已移民加拿大。

作为其辩护的一部分，记者指出中国人民广播电台也对同一题材进行过报道。尚不清楚为何这些媒体没有面临法律行动。

这位疫苗大亨的律师是张合，他还为国家食药监局领导尹红章辩护过，后者因为收受杜伟民贿赂被定罪。

杜涛欣认为，这起受贿案可以证明，他的文章没有对这位高管进行诽谤。在法庭文件中，杜伟民承认他正是曾向尹红章行贿的“杜某”。

但法官表示，这一信息与该案无关。在进行裁决时，该法官还将该名记者拒绝披露其匿名信源的身份作为根据。

2016年11月，杜涛欣被判“侵害”杜伟民“名誉权”。法院表示杜涛欣的文章“导致杜伟民的社会评价降低，侵害了其名誉权”。

他必须要赔偿杜伟民2000元人民币，报社必须删除报道。

这一判决是在中国记者节当天发出的。一年后，杜涛欣辞职不做记者了。

“疫苗好像一件不可碰的事情，”杜涛欣说。“无论我怎么坚持追逐地真相，真相好像是不可能的事情。我拿出所有的证据，但我知道这是一场不可能打赢的官司。”

优待

近年来，一批中国家庭牵头发起了一项规模不大但坚定的行动，试图让疫苗行业得到更严格监管。10月，河南省当局拘留了何方美。她是中国最直言不讳批评中国疫苗公司的人之一。为疫苗活动人士代理案件的律师面临严重处罚。许多家庭用来倾诉不满和协调抗议的微信群被关停。

在儿子彭勇（音）被发现患有病毒性脑炎后，廖方生（音）试图向中央政府请愿。廖方生说，在儿子接种康泰生产的疫苗前，他是一个快乐健康的一岁半宝宝。

在接种两到三天后，彭勇出现低烧，随后陷入昏迷长达17天。2019年12月，当地卫健委表示这名男孩接种疫苗后生病是个“巧合”。

廖方生没有科学方面的证据，但他仍然相信此事与疫苗有关。他前往北京的国家卫健委和信访局。他们把他推给了其他部门。结果他被送回自己的家乡江西省拘留一周。一份拘留通知书显示说他“扰乱单位秩序”。

“他们都是穿一条裤子，”廖方生说。“交的材料没人看。我说话的地方都没有。你说这个法律在哪里？”

相关单位保护这个行业不受批评可能是有原因的。在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国家，谣言传播得很快。但信息匮乏和法律资源的缺失也可能会滋生深深的不信任感。

2010年，中国南部广东省有数十名小学生在注射康泰的乙肝疫苗后出现头疼、呕吐和四肢无力问题。

据官方新闻机构新华社报道，一名省卫生官员将问题归咎于“群体性心因性反应”。

这位名叫彭国文的官员是广东省疾控中心计划免疫所所长，他说像头晕或腹痛这样的症状大多是“主观的”，并且这些学生都没有出现发烧。他指责媒体和社会上散布的有关疫苗安全性的谣言，称这“加剧”了学生的紧张情绪，从而导致呕吐。

在另一场新闻发布会上，一名记者问官员们如何在没有得到检测结果的情况下就判断不良反应与疫苗无关。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官员们没有回答。

2013年，有报道称17名婴儿在接种了同一种疫苗后死亡，杜伟民被中国媒体和民众称为“杀婴者”。政府在12月叫停了疫苗的销售，时间持续逾一个月。

在认定责任不在该公司后，禁令被取消了。官方公布的调查结果没有透露多少细节。据一份声明称，报告主要是表示了解到死亡事件的发生，并列出死因，包括肺炎、心脏病和腹泻。

在美国，联邦政府在生产商报告疫苗问题后通常会委托进行深度评估。在韩国，近期有一系列死亡事件导致一种流感疫苗遭遇信任危机，政府随即就死亡案例公布了详细的数据，以恢复公众的信心。

如今中国正在努力建立科学和医学大国的国际声誉，疫苗生产商的声誉问题变得空前重要。

几十年来，这个产业一直侧重于在国内销售产品，认为国内市场的规模足以维持运转。很少有公司开发出能产生国际影响的产品。

只有五种中国疫苗得到了世卫组织的出口预审批。相比之下，印度有47种疫苗达到了这一要求。

在中国，新冠疫情给这个产业带来了走向世界的机遇——它正在向康泰这样的领先企业注入巨资。

南方城市深圳的地方政府给了康泰一块20000平方米的地，用于建造公司的新冠疫苗工厂。康泰还得到了中国为防疫工作拨发的经费。

阿斯利康和牛津大学上月底宣布，他们的疫苗看起来是有效的，尽管有效水平存在争议。根据与阿斯利康的协议，康泰将为中国大陆生产2亿剂疫苗。

9月底，康泰宣布在中国开展自己研发的新冠疫苗的测试，此前该疫苗经实验证明对鼠、猴能起到保护作用。

在接受官方媒体中央电视台采访时，康泰首席科学家郑海发表示，公司正力争“尽快”在疫苗研发上实现突破，以完成国家最交予的任务，后者曾呼吁全国药企开展疫苗生产的全面行动。

郑海发说，公司的使命很简单：“为人民生命健康安全提供有效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