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仲藜：要进一步研究加强政府债券的立法工作

刘仲藜表示，现在政府债券的功能日益丰富，国债和地方债现在已经演进为重要的财政政策工具，在加强宏观调控，确保经济稳定高质量发展，维护国家和社会稳定以及促进金融发展各方面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对于新格局下的国债发展，刘仲藜表示，要思考如何提高国债宏观调控的能力，新格局下如何正确看待财政赤字，怎么加强政府债券的立法工作这三个问题。

在加强政府债券的立法工作上，刘仲藜指出，当前我国仍然以1992年制定颁布的《国库券条例》为国债的最高层的法律文件，全条例一共14条。受客观环境的限制，里面有一些规定已经不适合当前的情况，容易出现监管重复、监管空白、监管套利等等问题。另一方面也不利用政府债券、金融功能、宏观调控等功能的发挥。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政府债券的立法工作，全面构建法治化保障。

对于新格局下的地方债发展，刘仲藜认为，要把握三个原则：第一，勿忘负债本质，讲效益。第二，做好全流程监控，防风险。“借、用、管、还”这几个环节都要高质量。第三，要保持长远眼光，保证债务可持续发展。

张弘力：地方债“借新还旧”依赖性大，存在潜在偿债风险

对于当前我国的政府债务风险，张弘力认为，虽然我国政府显性债务风险低于国际通行的警戒线标准，但一些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过大，财政偿还能力明显不足，存在偿债风险。地方隐性债务规模较大，缺乏透明度，防范化解的难度和成本较大。另外，地方政府债券“借新还旧”依赖性很大，存在潜在偿债风险。

张弘力表示，从短期来看要控制和减少存量债务规模，调整优化债务结构，集中力量化解存量集中到期的风险，保持债务规模合理可控。可以考虑中央适度增发国债，通过中央加杠杆来缓解地方杠杆过高的困境。通过从中长期来看要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从体制机制上建立起防范化解债务风险的长效机制。

张弘力建议，一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高效发展，是化解债务风险的根本之策。二是加强财政体制改革，理顺各级政府间财政关系，细化地方政府事权，明晰政府事权界限，是解决地方政府债务压力的长效机制。三是完善政府债管理约束机制，加大社会监督和问责机制，是规范地方政府债务活动的法制基石。四是编制地方资产负债表，提高地方债务信息透明度，是稳妥化解隐形债务风险的重要前提。

冯健身：拓展国债资金筹资的海外来源

冯健身表示，我国政府投资的资金来源除了中央预算内安排的投资之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中央政府发行的国债和地方政府的专供债券。在政府债的可持续发展上，一是要拓展国债资金筹资的海外来源，二是要优化国债的品种结构。

冯健身认为，抓住当前国际市场负利率和低利率环境的有利时机，在合理控制海外主权债券规模、规避汇率风险和有效使用好海外主权债券资金的前提下，拓展国债筹资的海外来源，加大海外主权债券发行规模，降低国债融资成本，促进人民币国际化。

另一方面，参考国际经验，结合我国经济发展对债券的实际需求，不断尝试探索创新，丰富债券品种结构，优化债券期限结构，并提前完善立法进行规范保障，更好服务于新发展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