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里坎特·达塔尔（Srikant Datar）在哈佛商学院任教和担任各种管理职位25年，今年1月1日就任哈佛商学院第11任院长。然而他与哈佛商学院之间的不解之缘，早在数十年前他从印度艾哈迈德巴德的大学毕业时起就已经埋下了种子。

在孟买大学圣泽维尔学院获得数学学位之后，达塔尔进入了印度管理学院艾哈迈德巴德分校，这所学院正是在哈佛商学院的赞助下建立的。达塔尔很快被案例教学法和管理学研究吸引，毕业后进入塔塔集团管理服务项目（Tata Administrative Service，简称TAS）。他在TAS的第一个任务，是与拉坦·塔塔（Ratan Tata，哈佛商学院塔塔会堂因他而命名）一起研究风险与激励之间的关系，这成了他最后博士论文的题目。

达塔尔的一位亲戚从美国来，建议达塔尔充分利用TAS的进修假期政策，前往美国继续深造。当时从印度直接入学的先例很少，但达塔尔有两个优势：曾与哈佛商学院约翰·迪尔登（John Dearden）和鲍勃·安东尼（Bob Anthony）两位著名教授共事过的前艾哈迈德巴德教授提供的推荐信，以及一位了解艾哈迈德巴德严格标准的斯坦福教授。于是在1980年，达塔尔与妻子斯沃提一起，第一次离开印度，前往斯坦福。

在斯坦福，达塔尔全身心投入研究，在课内外学习，与教师同学交好，奉行“好的创意无处不在”的理念。在斯坦福的第二年，他决定从事学术。三年后他拿到了统计学、经济学和商学三个学位，开始应聘教职，遇到了那个最终将他带进哈佛商学院的人——鲍勃·卡普兰（Bob Kaplan）。卡普兰在卡内基梅隆大学院长职位上的最后一件事，就是给达塔尔额外提供了一个助理教授职位。之后卡普兰被哈佛商学院和卡内基梅隆联合聘用，每隔几周就在匹兹堡与达塔尔见面，针对他在制造和信息系统方面的工作提供意见。

“鲍勃·卡普兰帮助我理解了工作中单凭我自己无法理解的部分，”达塔尔说，“人们说导师很重要、很宝贵，我有亲身体验，的确如此。作为哈佛商学院院长，我的目标就是让进入商学院的每一个人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这个理想来自我自己早期的许多经历。”

1989年，达塔尔同时收到斯坦福和卡内基梅隆的终身教职聘书，再三斟酌之下选择了前者，回到了斯坦福。

哈佛商学院项目总监劳拉·穆恩（Laura Moon）是达塔尔当时在斯坦福的学生。“他绝对是我最喜欢的一位教授，”穆恩说，“他上课非常吸引人，除此之外让我印象最深的还有他超强的记忆力。他好像记住了所有学生的所有课堂发言，最后一堂课的时候他呼应了一位同学在第一堂课上说的话，我们都惊呆了。”

卡普兰说，其实那时候他就想把达塔尔带到哈佛商学院了。“我是两个学院的合聘教授，没办法把他从其中一个学院挖到另一个，”卡普兰说，“但他一离开卡内基梅隆，我就完全没把握了！”

1993年，达塔尔已经是斯坦福的终身教职正教授，卡普兰与克里希纳·帕利普（Krishna Palepu）一同邀请他休假一年来哈佛商学院。他们说，是否愿意在研究之余给学生上课，都随他选择。“我提出这个选项，他立刻报以那激情洋溢的招牌笑容，大笑着说如果不能上课的话他根本就不考虑来，”帕利普回忆道，“来到哈佛商学院，他很快就让我们看到了他出色的教师才能，而且他真的很爱学生，当然他的学生更爱他。”

提起自己在哈佛商学院的那一年，也是第一次在哈佛商学院授课，达塔尔说那段经历“精彩极了”。他第一次与查尔斯·霍恩格伦（Charles Horngren）和乔治·福斯特（George Foster）一同编写的那版《霍恩格伦成本会计学》出版的时候，学生开香槟给了他一个惊喜。时至今日，达塔尔依然与那些学生保持着联系。他说，“他们一直坚持说我来哈佛商学院长期任职有他们的功劳，这的确不是没有道理。”

达塔尔带着家人（当时已经有了三个孩子）回到斯坦福，开始准备争取前往哈佛商学院长期任职。1995年，金·克拉克（Kim Clark）成为哈佛商学院院长十天之后，卡普兰拜托他聘请达塔尔。“当时我对他说，‘金，现在只要简单的一个动作就能让哈佛商学院变得更好，让你的事业开个好头，这种机会绝无仅有’，”卡普兰回忆道，“他也认识达塔尔，立刻就回答，‘这事简直想都不用想，就这么定了。’然后就这么定了。让达塔尔来到哈佛商学院的整个过程十分漫长，但有时候为了追求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就是得长期坚持。”

1996年8月，达塔尔与家人一同回到波士顿地区，这一次再也不走了。如今就任哈佛商学院院长，回望来时路，他觉得这一路指引自己的都是好运、机缘巧合、有重大影响的人际关系，以及对变化和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的重视。

“我的旅途中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每一次变化都是一次成长的机会，”他说，“我相信，正是因为有许许多多的人，父母、师友、同事和其他很多重要的人，我才得以成为自己。每一个人我都记在心里，而且尽力予以回报。”

本文来源：哈佛商学院官网

朔间|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