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的关系方面，夏斌提出，需要对我国当前金融风险有全面充分的认识，还要在具体处置风险进度的把握上，坚持系统的统筹观点，兼顾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

三大不确定性影响中国经济 中美关系或将持续十年或更久

2021年中国经济将会如何走？夏斌提出，尽管海内外多数机构预测今年中国增长会达到8%左右，但这一预测是基于新冠疫苗大量运用，全球经济复苏，以及在去年世界经济萎缩4%、中国经济增长2%左右的超低基础上的反弹。如果连续计算去年和今年两年的平均增长，2021年中国经济增长也就是5%左右。2021年以及以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能否长期稳定在5%的增长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和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多数机构对2021年的预测是基于目前的经济变量数据，简略或者忽视了还没有发生的或者意料不到的新问题，以及在可能的新环境中各国政府政策博弈的多种可能性。

什么是可能影响、冲击今年甚至更长时期中国增长的更大外部不确定性？夏斌认为，第一是新冠疫情进一步发展态势，特别是新冠疫苗注射和新冠病毒变异速度之间的赛跑，到底谁能赢，现在并不能说清楚。总体说，全球的防疫形势并不乐观，不能放松警惕。

第二是中美关系，他认为这是21世纪国际政治中最大的关系，特朗普政府只是开了一个头，美国两党高度一致的对华态度还会继续下去，“我个人认为恐怕还会继续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整体美国政府对华关系中表现出来的焦虑、急躁、烦恼以及对华的打压不会停止，因为这不仅仅是根源于两国政治、外交的形态，而是根源于经济基础之上的中国崛起和美国社会的撕裂。其撕裂的基础是美国内部严重的收入不平等，是根源于全球增长中美国的潜在增长率长期低于中国的潜在增长率，这一根本性的经济基础问题不会随拜登一时的外交政策、贸易政策的调整而改变。

夏斌提出的第三点不确定性是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堰塞湖。新冠疫情后，各国央行进一步大放水，美国在不到十天内股市四次熔断，主要发达国家和欧元区已经实行负利率或者接近负利率，全球金融杠杆攀上了史无前例的高峰。“现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投资者如惊弓之鸟，时时在担心，不知道蝴蝶什么时候扇动翅膀，会马上引发全球金融市场的崩盘，会在什么地方爆发金融危机。”

夏斌表示，以上三件不确定性事件中，哪一件发生都会冲击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面对这三件外部事件，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今年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宏观政策以及重点任务，都做出了全面布置，并且提出了八项重点任务，但这不是全部的重点任务。在要求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中，提出了既要精准实施宏观政策，不急转弯，又要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的关系。

“处置风险意味着输钱 要关注是输谁的钱”

如何真正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的关系？夏斌认为，一是需要对我国当前金融风险有全面充分的认识，做到真正的心中有数；二是在具体处置风险进度的把握上，要坚持系统的统筹观点，兼顾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

夏斌表示，我们常说金融风险、风险隐患，往往是指没有暴露的风险、没有暴露的损失，但是当借钱人到期不还，风险就暴露了，造成了现实的损失，那就不是隐患了。要处置风险，意味着有人要输钱，要买单，意味着某一个经济主体的资产负债表要缩水。在我国当前处理的各类风险中，我们要特别关注是输谁的钱，谁买单，宏观部门在研究汇总不同风险的处置中要有大致的判断，处理某类风险，哪类经济主体的资产负债表会受损，会对冲和冲击哪个信贷政策，对经济运行和改革会有什么影响。比如在处理风险的过程中，该让居民投资者买单就让居民买单，但是从社会稳定出发，什么样的风险必须让居民自担，居民能容忍买单的幅度有多大，而不会影响社会稳定？如果该让企业买单就让企业买单，但是中小企业处于融资难、融资贵的局面，与设法保企业主体的方针如何兼顾，保哪些企业主体？如果该让地方财政买单就让地方财政买单，有些地方财政已经主要靠转移支付维持运行，怎么买单，钱从哪里来？如果由中央财政兜底，那么赤字率提高多少，或政府的债务率提高多少？如果风险其他方面都解决不了，中央银行买单，那就靠中央银行发货币把问题解决，后果又是什么，可想而知。

夏斌表示，处置风险是要承认输钱，是要消减社会资金的存量，增加经济下行的压力。如果不打破刚兑，市场有效配置功能难以发挥。但是如果彻底打破刚兑，须对哪些经济主体承担负责，哪些部门的资产负债表要缩水，宏观决策部门要有充分的准备，做到真正心中有数。

另外，对风险总量要有大概的估算。五千多家P2P公司关闭清零后，数万亿资产风险问题正在逐步解决；商业银行百万亿级的表外影子银行资产的处理，信托整顿中大量问题资产和各类金融控股公司的问题资产在处理。已处理的各类风险之后，还有多少没有暴露的问题资产，这些资产在哪类金融机构的账上？如果宏观决策部门对风险总量不做到心中有数、未雨绸缪，走一步看一步，和货币决策部门信息不充分沟通，那么货币政策不可能在总量与结构政策上及时配合风险处置的进程，做好合理的或宽松、或收紧的政策安排。从宏观面看很难真正做到恢复经济，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的关系。

风险处置要改革发展统筹考虑 长期看风险出清越快经济增长越有效

夏斌还提出，风险处理进度要改革、发展统筹考虑。我国对风险处理的方式基本属于刚兑没有彻底打破的政府主导型，有的借款到期不还也不破产，债权、债务被迫延期或者再延期，表现为僵尸企业。

风险处置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风险释放相关经济主体的资产负债表缩水，对经济增长的资金供给就相应减少，经济下行压力就加大。从长期看，市场得到出清，高质量增长的后劲会更大，如果风险不释放，僵尸企业一片，货币周转速度放慢，这时社会货币量是一定的，就有可能出现经济的滞胀。

风险处置与改革的关系是，风险释放市场得到出清，经济可以持续发展；如果市场得不到出清，市场化改革浮于表面，市场功能得不到充分发挥。而我们推进全方位的市场化改革，本身内生要求市场要得到出清，即使在政府主导型的风险处理模式下，当涉及社会保障和民生的各项制度改革的时候，风险处理速度越快，短期内国家的财力会吃紧，会减弱推进各项制度改革的可调动能力。但是中长期看，改革深化和风险处理速度加快，经济增长越有效、可持续，国家财力增长也快，越有利于推进各项民生福利制度的改革。由此看，这中间主要的问题是如何平衡长期与短期之间政策的衔接，真正处理好稳中求进的关系。

关注监管滞后问题，是思考我国防范金融风险的又一个重要维度。夏斌表示，金融监管措施出台时间的拿捏是否适应，对防范金融风险是至关重要的。在大资管监管上，因为风险涉及面太广，金额太大，以至于大资管新规执行时间一次又一次被延期。这和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在最初阶段对一系列名为金融创新的活动与严格监管的关系上犹豫、彷徨，甚至对金融本质认识欠缺，和短期内放松监管有关。今天的金融监管是非常正确的，也是必需的，但是代价已经是巨大的。

夏斌表示，当前要真正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的关系，在谈不急转弯的时候，不能仅仅盯住资金的多与少的问题，忘了防风险；在谈风险的时候，又不能不考虑经济下行压力对深化改革的紧迫性，不考虑当前解决构建双循环下新发展格局中“卡脖子”的迫切问题。所以，我们应该在总结金融监管滞后的深刻教训，修补相关监管制度的基础上，在保障国民经济基本稳定运行，深化改革措施逐条落实的同时，一边坚守住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一边坚定不移精准逐类释放风险，严格实施金融监管的各项政策。

（顾志娟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