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台灣地區“新聞局長”、中華經濟研究院大陸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鍾琴（女）在研討會做了主旨演講並回答了與會者的提問（中評社記者 宋楷文）
海外中國國民黨聯盟日前召集了一次視頻研討會。探討拜登新政府執政下的中美關係發展與台灣問題（中評社記者 宋楷文）
美國拜登新政府在對華政策上表現出“既競爭又合作”的趨勢，拜登說中美未來有“極端競爭”，但非衝突。他的政府將更加關注國際規則。 未來四年中美關係合作與競爭將是主流嗎？為此，海外中國國民黨聯盟日前召集了一次視頻研討會。探討拜登新政府執政下的中美關係發展與台灣問題。 前台灣地區“新聞局長”、中華經濟研究院大陸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鍾琴（女）等在研討會做了主旨演講並回答了與會者的提問。 鍾琴演講主要內容如下： 今天我們談這個題目，我想從一個基本點來探討：國際政治勢力的移轉，最根本的還是“實力原則”。因此，美、中未來關係的展望，就要看到底美、中兩國目前各自處在哪個位置。 我認為美國拜登政府目前面臨的最大問題，還是國內經濟的問題。先看美國的貿易帳，美國的貿易逆差長期持續擴大，絲毫沒有解決或緩和的跡象。而在這次疫情衝擊之下，國內的失業率不斷攀升，已經到了10%以上，未來的半年一年之間，失業的狀況是否能輕鬆的解決是一個大問號，這是拜登政府的很大的挑戰。更重要的是，美國的國家債務嚴重超標，為了要舒緩疫情，拜登政府近期打算祭出1.9兆美元的紓困方案，另外在未來四年內又打算在清潔能源的發展上投資2兆美元，在未來的10年，還要做1.3兆美元的基礎建設，這樣加一加，就有5兆多新的赤字債務產生，再加上過去已經存在的累積赤字，眼看的就是超過10兆美元的國家債務。如此龐大的國家債務，依據過去的經驗將會透過量化寬鬆，轉嫁到其他各國來承擔。未來在多邊的協商下，還可不可能繼續維持這個狀況？此外，美國的移民政策、族群問題、貧富差距也不斷擴大，反映出他的稅制是相當失衡的狀態；再加上民主黨拜登現在主政，又主張要繼續調整基本工資到25美元每個小時，以這樣的基本工資水準，美國又要如何與其他國家在傳統產業上競爭？因此，在疫情之後，美國長期深受糾纏的國內經濟問題並不易解，其國力繼續緩慢下行的機率還是很高的。尤其在面對處理經濟問題之前，首先必須要控制住現在非常猖獗的疫情，因此在可見的未來，例如一年之內，美國經濟實力恐怕無法複原到疫情前的水準。 如果我們從一個基本的架構來思考，我記得在2011年左右，美國有位智庫學者Arvind Subramanian 寫了一本書叫《ECLIPSE：LIVING IN THE SHADOW OF CHINA’S DOMINANCE》也就是說，美國會不會面臨一種生活在中國強勢主導的陰影下的世界秩序，也就是所謂大國崛起、國際政治勢力版圖移轉的問題。我覺得這本書提出的一些基本概念，頗值得玩味和參考。作者從過去兩百多年的世界發展歷史，檢視了軍事、科技、教育、人才、經濟等多項指標，觀察所謂大國崛起的現象。作者發現，繼英國在全球引領風騷100年後，美國接續崛起，到目前也約走了100年；作者進一步探討：若以同樣的指標來看中國大陸，是不是也可能以同樣的模式來崛起？綜合過去200多年主要國家各項指標評比的結果，作者發現其中最重要的只有三個指標：一是GDP量體，第二是貿易總量，第三就是外部金融實力（以我們最熟悉的美國情況來講，就是它的貨幣全球發行權）。在早期英國引領風騷的年代，主要是透過它的殖民主義，以軍事支撐的貿易霸權主義稱霸了世界，成為日不落帝國。美國崛起以後，尤其是二戰以後，美國主導重建戰後世界秩序，建立了很多國際的組織，包括聯合國、世界銀行、GATT以及後來的WTO，透過著這些國際組織，整合領導全球各國推動貿易自由化、降低關稅和非關稅障礙，乃至投資的自由化。 但是這個整體的政策走過一個階段以後，我們就看到美國慢慢不再去關切WTO的問題，因為WTO世界貿易組織裡面一百四五十個國家，發展的層次差很多；在第一階段針對降低關稅、排除非關稅障礙等這些議題已逐步落實並建立起規則之後，對於數量占多數的經濟落後或還在發展中的國家，就已經無法再去全面配合包括農產貿易、智慧財產權、服務業貿易、政府採購、競爭政策等更進一步的議題。因此在2000年之後到2010年中間，美國就開始慢慢對WTO喪失了興趣，轉而去經營APEC，其成員是相對富裕的國家，更以APEC基礎發起了在特朗普退群之前的TPP（跨太平洋夥伴貿易協定）。只不過美國在特朗普上台後率爾改採單邊主義，自己退出了TPP，以至於後來由日本接手主導，簽署了有11個國家參與的CPTPP。在整個特朗普“退群”的風潮之下，不但聯合國已經失寵，有一段時間WTO特朗普都不願意去處理，導致美國在過去四年幾乎在國際經貿組織中的真空狀態。 新上任的拜登總統若要重新塑合盟邦關係，返回多邊主義，就必須回頭重視聯合國、WTO的運作以及繼續去經營APEC、乃至考慮是否要加入CPTPP（或者企圖重新談判）這些重要的區域性經貿組織。由於目前美國的主流企業所需要的就是服務業貿易的突破，以便取得在更多國家運營時的自由化，另如智慧財產權的保護、政府採購的突破，以及有關競爭政策、人員流動等符合美國大企業全球競爭利益的問題。然而，以目前拜登政府所面臨國內疫情與經濟復甦的嚴峻情勢，這些都必須必須排到第二、甚至第三位慢慢的來做，短期內應該只是口頭的表態，拜登政府目前應該還沒有足夠的能力和籌碼去積極地“重返”國際，甚至參與新的一些國際經貿組織內部的談判。 相對的，中國大陸就正好在特朗普積極“退群”的這一段時間裡，包括現在拜登政府還必須保持相對低調的狀況下，中國大陸已經做了一個相當程度的“接手”，某個意義來講也就是接下了一種潛在的“大國領導”的角色。 我們最近看到包括RCEP15個國家（東協十國加五）已經正式成立了。在2020年底，北京也趕著時機和歐盟國家簽訂了“中歐投資協定”。大家必須注意，歐盟裡面多是已經發展的國家為主，因此中國大陸這次是下了很大的決心；由於協定中最核心的內容就是我們剛剛提到CPTPP過去中國比較視為畏途，不太願意很快開放的服務業貿易、智財權規範、政府採購、競爭政策等問題。中國大陸既然已在2020年底咬了牙簽下中歐投資協定，這也是為什麼習近平在之後馬上就向國際間表態他也很有興趣參加CPTPP。過去他還沒有準備好要開放的金融領域、政府採購、競爭政策等等，既然已經向歐盟敞開了大門，不妨就以國內本身建制上的落實以及市場的開放來吸引更多盟邦和它站到一起，甚至去吸引美國加強多邊協議下的交流和合作。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注意到，在RCEP和中歐投資協定簽署了之後，從東亞的日、韓到東協與歐盟，幾乎全球三分二的經濟力量已經大致和中國成為一個經貿盟友的狀態。 除了上述組織之外，大家較少提到的還有一個“上海合作組織”，目前主要的成員國包括俄羅斯、中亞和南亞大概已經有8個國家，而在排隊等待進入的還包括以色列、沙特阿拉伯、伊朗等16個國家。再下一步，中國大陸也一直長期經營、努力整合“非洲自由貿易協定”，也就是說從東亞、中亞一直衍生到歐洲，然後跨到非洲，未來南美，這個一步一步區域化的逐塊的整合，中國大陸一直都在默默的做。相較於特朗普過去四年浪費了這許多時間，而且還得罪了非常多的盟邦，在國際政治和經貿實力的天平上，中國大陸和美國之間確已產生明顯的消長之勢。 當然，不可諱言，美國依舊是一個已經稱霸一百年的大國，所以他本身還是擁有十分雄厚的科技力量、軍事力量和經濟力量，這我們並沒有想去貶低它，更不應該忽視它。只不過遭到2020年的疫情摧殘，使它的國力大為損傷。回顧過去2008年的次貸危機，其實也對美國本土經濟造成非常大的傷害，這個傷害其實某種意義上到2020年都沒未完全恢復。再加上去年開始至今未止的疫情，未來美國的實力應該是會逐漸往下走，能夠持平就不錯了。相對的，中國大陸若能突破這次疫情穩步往上，消長之間，則未來國際政治領域的勢力版圖，大的走向是可以預見的。 我剛才提到的那本書，作者以他的三個指標，一個是GDP的量體。目前有好幾家國際經濟研究機構預測，中國大陸的GDP有可能在2028年超越美國，較疫情之前的評估提早七年。如果我們不是用美元計算，而是用購買力平價來計算，很多機構甚至認為，中國大陸在2020年的GDP已經超越了美國。第二個指標貿易總量，就在去年，中國大陸也已超越美國，成為全球貿易量最大的國家。第三個外部金融實力，亦即是否擁有貨幣的控制權，這一點很顯然美國在這方面的力量應該還是可以走相當長的時間，展望未來的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都不會完全消退。但在另外一方面，我們也看到未來貨幣數位化可能是一個重要趨勢，而在數位人民幣方面，中國大陸應該是最早投入的國家，我如果記得不錯的話，應該是2014年人民銀行就已開始投入研發數位人民幣問題，甚至在最近兩年已開始進行試點，也有相當的績效出來。相形之下，美國聯邦儲備銀行大概是自去年才開始投入這方面的探討，歐陸方面也是從2017、2018年才開始有少數國家展開這方面的研究。換句話說，作為國家貨幣的另外一種形式，或者說未來形式的數位貨幣的發行，中國大陸在技術上是領先其它主要國家的。另外在傳統形式的貨幣領域，中國大陸也透過建立自己國內各種的交易所，以及和他的若干盟友之間直接用人民幣來做交易貨幣，逐漸在試圖脫離美元的掌握。因此在人民幣的國際化方面，中國大陸也並沒有忽略這ㄧ塊。總結上面這三個指標，就理論模型上來看，好像也和中國大陸順勢崛起，引領未來一個階段的全球強權這種趨勢，若合符節。 回過頭來看美國，儘管拜登在行有餘力的情況下重新回到多邊主義，竭力恢復其與盟友間友善的關係，以便在多邊架構中對北京進行較為有序的競爭或者說壓制，但是在疫情過後全球經貿態勢轉移，美、中實力已有所消長的情況下，屆時在有關競爭政策、服務業開放、智慧財產權規範等種種議題，在國際多邊組織內的談判可能都會另起爐灶，這就是”規則制定”的問題。 如果說中國大陸在全球的經貿的地盤上已經做了相當完整的部署，同時在國際組織的虛空期，他也進入做了相當程度的接手領袖的地位，那麼未來即使拜登政府要重回國際多邊組織的談判，不管是聯合國一般性的政治、軍事議題，或者純經貿領域的議題，美國不見得能夠像過去二戰之後那樣全盤掌握話語權，許多領域可能必須面臨重新的談判的壓力。尤其是過去四年，特朗普橫行霸道的做法完全摧毀了過去國際經貿組織的共識，更是一個好的理由和時機，讓很多受到欺壓的國家一起聯合起來說我們要重新談判。這個隱含的意義就是說，我們要重新選擇國際組織的領袖，我認為這是透露出來很重要的一個未來趨勢的觀察點。以智慧財產權為例，過去由於歐美的企業獨領風騷，很多智財權的規定，對於發展中的後進國家是非常不利的，當然對現在想要挑戰美國老大地位的中國大陸也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個人認為，包括智慧財產權、政府採購、競爭政策等種種的談判，未必是照過去美國當老大時制定的規則來走，而是有機會朝向比較平均化的方向調整，以便容納更多的國家一起來參與。 以上所談是未來可能形塑美、中關係的一個大的背景。由於今天時間不多，我以下就直接跳到美、中關係當中實際可能的發展。我認為未來美中關係可分兩部分來觀察，一個是“虛”的面，美國應該會堅持、並且強硬地表態；一個是“實”的面，美國反而會保持彈性，鬥而不破。所謂“虛”的面，主要是指拜登時常提到的”價值同盟”：口號會喊的很響，但是未必會以強悍的實際行動來支持。我稱這個叫”務虛”的一面，但這也是美國必須要堅持的，因為這會成為它在進行國際談判也好，進行壓制圍堵也好，和中國大陸彼此競爭時的一項很好用的概念性工具。但它仍然是一個虛的東西，因為以美國目前的實力以及它本身在企業利害上的計算，拜登政府應該不會把它用到”實“。另外包括像軍力的對峙，例如在南海的部署，或者台灣控制第一島鏈咽喉的地位等等，這些在過去特朗普時代軍艦、軍機不斷往返的美中角力的場域，我個人認為未來還是會偏向嘴巴說的很響，但是實際行動不會太過強烈和強硬，這是我歸於”虛”的一塊。 但是在“實”的這一面，也就是關乎經貿和科技競爭的這一塊，我認為反而會出現比較彈性的操作。因為照我剛才的觀點，如果說拜登政府重回多邊主義和國際組織，他所面對的將不再是過去那種美國獨大的形式。他面對的將是北京已經部署好的、高強度挑戰的多邊組織和多邊協議。這個時候，美國就必須以它當下的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作為基礎，採取較以往更為務實和更具彈性的做法。我認為這將是拜登政府未來”重新入群”時所面對的基本狀況。所以我會把未來美中之間的貿易角力和科技角力稱為”蓋上一層國際組織面紗的科技戰和貿易戰”。並且，這層面紗還可能是一條新的面紗。 比方說，過去特朗普強烈制裁中國大陸，單向提高25%的關稅2500億美元等等，甚至不斷加碼，其實這是完全違反WTO精神和原則的做法。拜登要重返國際多邊組織，中國大陸就可依循多邊規則訴訟到底。雖然拜登政府目前仍按兵不動，對於現存的關稅也不想立刻拆除，因為未來可能可以以這些關稅作為對北京進行各種談判的有利工具和武器，他會慢慢拆，慢慢把不合理的部分卸除掉。但是中國大陸應該不會坐以待斃，它過去就已經向WTO提起訴訟，但是被冷處理，相信北京未來會繼續循正式管道來解決爭議。可以說，經過特朗普四年空窗期，北京已經在許多國際組織中取得了相對優勢的話語權，不管是在WTO、全球氣候協定，或者在伊朗核協議的談判，中國大陸可以說已經取得一定的槓桿，來為中國本身討回一些經貿上的公道。我甚至覺得，未來即使在科技戰方面，拜登可能也不會像過去一樣擁有太多的武器，隨意就給你做一個制裁。這些規則，未來在新一輪的多邊架構下，有可能會很快地排上議程，重行討論並制定出適用於多邊互動的國際準則。 若要對上面做一個簡單的總結：科技戰和貿易戰應該會繼續打，但是拜登政府會保持彈性。這是他實質上必須要去爭取，但已經沒有太多工具和實力去做“壓迫性爭取”的領域。未來美國政府面對的是一個必須和中國，以及和中國結盟的一些國家（某種意義上也包括歐盟）共同來協商辦事 ，而無法再以極端姿態予取予求的新時代。 最後談一下美台關係的發展，這點我個人是比較憂心的。我們都很清楚，目前蔡政府的基本策略就是反中、抗中，因為這可以透過“價值同盟”概念的操作為它帶來很多選票，藉以延長民進黨執政的預期。一般人比較沒有看到的是，在拜登主政之下，由於他自己國內的經濟情勢很棘手，使他需要花很多力量去處理，但是華府又希望能夠儘量掣肘中國的崛起以減輕對於美國利益的威脅，那麼“聯合台灣”、“鞏固美台關係”就會成為拜登政府絕不會輕易放棄的策略。只不過他的這個隱性的策略絕不會擺明了做。表面上，拜登政府對台政策絕對會嚴格遵守所謂的一中政策、三個公報，加上已經揭露出來的所謂六項保證；但是在台面下，拜登政府應該會某種程度樂見蔡英文政府目前所走的路線，而不是和中國大陸擴大交流，甚至和平談判的取向，這是我比較憂慮的關鍵點。這種憂慮，並不僅僅是從台灣執政者自身的路線來看，而是從美國的關切點和利益角度來看的。我認為雖然表面上拜登不會明白地去得罪北京，但其骨子裡還是希望台灣採取和大陸對立和分離的路線。 我認為，台灣和大陸之間的關係，還是必須由我們兩岸自己去處理（美國台面上的話也是這麼說：兩岸的問題應該由中國人在和平原則下自己去解決）。我們若關切台灣本身的發展，無論是在經貿或者民生各方面，就必須保持兩岸和平交流的可能性，而不可孤注一擲地片面倒向美國。美國現在已經不是那麼重要，美國的領導地位可能未來五年、十年就被中國大陸超越了，所以我們最該關切的是怎麼樣直接面對中國大陸，去尋求我們最正確的政策路線。 自從鄧小平倡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歷經四十餘年的發展，已經躍升為國際間“坐二望一”的強權。倘若以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的立國架構來檢視，中國大陸無疑已經在“民生主義”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在“民族主義”方面也可見相當的努力和成績；未來若能在“民權主義”上能夠更加的明確和落實，則不一定要走已經證實具有相當局限性的西方民主制度，只須在“民權”和“法治”的各項落實上能夠更加到位，那麼我深信兩岸的中國人應該都會有共同的想法，“合”才是兩岸人民最佳的選擇！ 該場研討會議由金祿慈博士主持。包括資深外交官、前台灣駐紐西蘭代表介文汲，前台灣地區“新聞局長”、中華經濟研究院大陸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鍾琴（女），前海軍中權軍艦艦長、中華戰略學會研究員張競等做了主旨演講並回答了與會者的提問。 參加研討會議的還包括海外中國國民黨聯盟召集人張學海、謝宗煌，國民智庫共同召集人鄒志強、陳維正、徐中，美西華人拹會會長徐和生，南加復興崗校友會會長江天柱，大專校友會前會長趙善儀，資深經濟顧問李夢飛，海外國民黨聯盟盟友葉盛康、唐克、林慈、鈕廷肯，（北加州）張占正、魏宏利，（多倫多）田文欣，（華盛頓DC）陳繼亮，資深媒體人蔣天鐸、瀟楓、張修傑等約五十人。 
打印本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