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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論壇:拜登對華政策與兩岸關係
2021/2/27 10:57:02 | 浏览:122 | 评论:0
中評論壇:拜登對華政策與兩岸關係
論壇現場
中評論壇:拜登對華政策與兩岸關係
趙春山
中評論壇:拜登對華政策與兩岸關係
張競
中評論壇:拜登對華政策與兩岸關係
黃介正
中評論壇:拜登對華政策與兩岸關係
左正東
中評論壇:拜登對華政策與兩岸關係
合影
中評論壇:拜登對華政策與兩岸關係
張亞中

  中評社香港2月28日電/孫文學校與中評智庫不久前在台北舉辦論壇,邀請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榮譽教授暨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首席顧問趙春山、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暨國民黨大陸事務部主任左正東、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所副教授暨中華戰略暨兵棋研究協會理事長黃介正、中華戰略學會研究員張競與會。與會者圍繞美國新任總統拜登上台後美國對華政策及對兩岸關係的影響,各自發表看法,進行互動交流。論壇整理稿全文發表在中評智庫基金會主辦的《中國評論》月刊2月號,標題為《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及對兩岸關係的影響》。文章全文如下:

  張亞中:開場白

  歡迎大家出席由孫文學校主辦、中評智庫基金會協辦的思想者論壇。這次的題目是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及對兩岸關係的影響。這裡的對華政策當然是指對中國大陸和台灣。座談會大概分三個主題,一是拜登政府的世界觀、中國觀、策略及作為,這一部分討論的是宏觀面的問題;二是拜登政府的兩岸政策與作為,以及對兩岸關係可能的影響,這是跟現在兩岸比較有關係的。另外,如果方便的話,各位也可以提出一些對於兩岸政府的建議。循往例,我們將分兩個階段討論。第一階段討論拜登政府的世界觀、中國觀,跟他的策略,跟他的作為,整個比較宏觀面。第二階段討論拜登政府的兩岸政策作為以及對兩岸關係的影響。如果還有時間的話,大家再補充一些其他看法。

  今天出席座談會的都是台灣方面的專家。趙春山先生,是兩岸的重量級學者,由於目前擔任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的首席顧問,因而對目前民進黨的政策也非常瞭解;左正東先生是台灣大學政治學系的著名教授,對美國政策很瞭解,在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負責中國大陸事務,對國民黨而言,他的發言也有一定的代表性。黃介正兄更不用講,他長期關注這個問題,不衹是對美,兩岸方面的實務及研究,在台灣都是首屈一指。張競兄的學養也是一流,特別是軍事方面的研究在台灣是數一數二的。

  我們先請趙春山先生發言。第一輪大概每人10分鐘,第二輪可以稍微長一點。我們儘量在兩個小時之內結束。
  趙春山:多邊主義、聯盟體系和民主價值  構成拜登世界觀

  大家好,主持人亞中兄,還有在座的各位好友。拜登的世界觀這一部分我想大家都已經耳熟能詳了。他曾發表過文章,接受過《紐約時報》的訪問,加上他周圍的一些智囊的談話,我把這些內容綜合起來,加上我個人的解讀。拜登的世界觀可以歸納出三個核心部分。

  第一個部分,拜登是主張多邊主義的。我引用他自己的話來講,美國在世界的角色及利益是奠基於二戰後確立的整個國際體系。

  第二,拜登強調聯盟體系的重要。他認為美國應該結合盟國的力量來共同抵抗一個跨國的挑戰。換言之,特朗普強調“美國優先”的原則,拜登則認為特朗普的“在商言商”實際上腐蝕了美國跟盟友之間的傳統關係。所以拜登認為,美國要做的事是趕快修復與盟國的關係,恢復美國在盟國中,尤其是在國際組織中的領導地位。從這個角度來看,拜登強調的多邊主義,實際上是美國在國際組織,也就是在多邊舞台上應該扮演的角色。兩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擺脫過去的孤立主義,不管是國際聯盟也好、聯合國也好,其實美國當年都是聯盟體系的一個創建者,當然帶著理想主義的色彩。然而長久以來,不管是國際聯盟還是聯合國,在維持國際和平安全方面,發揮的功能並不大,所謂的國際體系並沒有帶來集體安全;可是它在促進國際合作方面,尤其非傳統安全,曾發揮積極作用。對拜登來講,他所謂的聯盟體系,主要是強調跨大西洋合作,也就是美國與歐洲的關係。拜登把它放在優先於亞洲的地位上,這就是為什麼拜登之前講的首要敵人是俄羅斯。當然,經過這次選舉還有其他的原因,他的態度有點改變。但總體上,拜登還是強調跨大西洋聯盟,尤其最近歐洲發生一些事情,我想對他來講更重要。所以我認為,拜登世界觀的第二個核心部分是強調聯盟體系。

  第三個核心部分大家都清楚,拜登一直強調民主制度和人權價值,所以他要組織所謂“民主國家聯盟”。拜登和他的智囊在詮釋民主制度和人權價值時,特別強調一點,就是如果贏得了價值觀支撐,就可以為美國在世界範圍內爭取更廣泛的支持,抵抗中國意識形態和治理模式的輸出。這說明在拜登看來,跟中國的競爭不完全是利益之間的衝突,而是治理體系的競賽。拜登一直認為——當然那時候還沒有發生最新的“國會”騷亂——特朗普上任這幾年來,大大傷害了民主的價值,損害了美國的世界領導地位。美國本應該是民主國家的一個燈塔,現在燈塔已經快倒下來了。不僅僅是拜登本人,民主黨本來就特別強調價值觀,如果跟共和黨比較。總結來看,我想拜登的整個世界觀基本上可以用三個核心來說明,也就是多邊主義、聯盟體系,以及所謂的民主價值。
  這三個核心綜合來看,其實就是一個全球化的概念,這也是拜登跟特朗普最大的不同。特朗普讓人感覺是走“逆全球化”的路線。傳統上西方國家解釋全球化的時候,所謂的經濟全球化強調資本主義、文化全球化強調西方的民主價值和人權、政治全球化強調西方的議會民主制度。所以拜登主張全球化這個概念,跟特朗普是不太一樣的。以後我們可以觀察,拜登如何把上述世界觀的三個核心部分,落實為美國的外交政策。

  中美競爭合作並存 以競爭來定義合作

  拜登的中國觀我也簡單講幾點。第一點,拜登在奧巴馬時期,就參與了美國對中的接觸政策,所以他的顧問自然很多都是奧巴馬時代的人。拜登擔任副總統的時候曾參加中美經濟戰略對話,他當時講過一句話,我覺得非常有意思,他說:“中美關係原來是以合作來定義競爭,現在是以競爭來定義合作。”在拜登的眼中,中美關係的常態應該是競爭與合作並存,可以看成是“既聯合又鬥爭”。但是拜登在選戰期間,也必須跟著方向走,搶打“反中牌”,而且要跟特朗普比看誰更反中。受到美國當前民意的影響,我覺得拜登上任後對中國的政策,不會比特朗普“手軟”。過去他蠻強調engagement(接觸),現在沒辦法,會往containment(遏制)走。當然大陸方面,我看對拜登也沒有存多少期待。

  不同於特朗普,拜登認為中國對美國的挑戰不僅是經濟,而是科技、軍事、外交等各個領域。所以拜登不像特朗普那樣專注於經貿戰,他會適時調整優先次序,也就是以經貿為核心,但採取多重議題並進的方式,與中國進行談判。另外,拜登把中國視為對手,而不是敵人,所以在競爭之外,當然還存在合作空間,像氣候變遷、環保、防疫、反恐等非傳統安全領域,這些都將是拜登試圖與中國合作的地方,而這些過去都被特朗普政府忽略掉了。特朗普完全強調對抗,沒有談到合作。我們注意到,2020年4月,100多位美國前官員跟學者發表了一份聲明,認為中國應該對新冠疫情負責,但又呼籲美國在抗疫方面跟中國合作。簽署公開信的包括拜登的主要智囊,例如Rice(賴斯)、Blinken(布林肯)、Sullivan(蘇利文)等,這些人士都將在拜登新政府扮演重要的角色。

  拜登對中國的戰略還有一點與特朗普不同,就是拜登沒有試圖要改變中國。拜登是要讓美國做好與中國競爭的準備,所以特別強調,把對中國的關注點,從改變中國轉移到提升美國自身的競爭力。

  最後一點,無論拜登本人或其幕僚,對冷戰的概念跟特朗普都不太一樣。他們並不認同“新冷戰”這種概念,而認為中國跟當年的蘇聯不一樣,中國與美國現在有更密切的經濟交流了,而且中國已經融入了國際體系;換言之,其他國家並不想在這兩個集團中選邊站。所以拜登提出,現在不是所謂的新冷戰,而應該是逐個議題地與中國競爭,而不是像冷戰時期一樣進行全面對抗。

  拜登上任以後,我想中美關係可能會更具可預測性,也有趨緩的可能。這與決策者的風格有關,因為拜登基本上屬於建制派,他的部分幕僚也是建制派,所以不像特朗普那樣飄忽不定、很難預測。我就講到這裡。謝謝。

  張亞中:謝謝春公。下面請張競。
  張競:用“統戰”框架來觀察拜登

  校長、各位先進,今天我們談論的是拜登政府的世界觀跟中國觀、策略及作為,所以不在於個人,而是在於他的團隊。但是基於特朗普政府過去四年,尤其是“國家安全”的顧問之中,多項政務官員其實並沒有任命,而且無論哪個層級,事實上的到任率大概衹有1/3到一半。所以在這個情形之下,共和黨世代之間的交替傳承,以及人才的培養其實產生了嚴重的斷層現象,將來共和黨亡於特朗普也不是沒有可能。但是可以預見,拜登接任之後,假如整個過程順利,今年上半年應該會有大量的政務官員從智庫或者產業界班師回朝。當然也不可能完全都是民主黨籍,完全吃乾抹淨,某些共和黨籍的人士如果在路線上可以相互容忍配合的,我想拜登政府也會任用部分。假如要觀察拜登政府整個的中國觀或者策略會往哪兒走,我認為政務官員的任命非常重要。政務官員的任命之中,最主要看美國“國家安全”政策裡頭的三個層級,包含首長、處理緊急狀況的副首長,以及處理長遠決策的次卿Undersecretary、主次卿 principal undersecretary,我認為這些人群會構成他真正的政策面。我們還需要關注他們相互之間的私交關係,以及出自於哪一個智庫。

  我認為拜登會延續的政策有下列幾項:第一個對於中國大陸的技術封殺,透過多邊體制,針對中國大陸實施軍工技術、武器輸出,以及軍民兩用科技輸出的封殺,我認為這個會持續進行。即便是在2020年7月6號,中國大陸簽署了聯合國《武器貿易條約》;相對地,特朗普在2019年美國步槍協會的年會之中退出了這個條約,對於美國的國際形象產生了不利影響,但是這個條約的約束力其實沒有想像中那麼顯著。拜登會要按照這個思維,儘量聯合《瓦森納協議》以及相關的武器協定、軍控協定,繼續對中國大陸做相關的封殺。
  第二個是亞太的軍事部署。對於日本跟韓國的駐軍,我認為在經費分擔方面,拜登不會像特朗普政府時期那麼強勢,妥協的可能性也會高。但是韓國駐軍陸續移往夏威夷、關島甚至帛琉的趨勢仍然會維持。而在特朗普任內的第二年開始中斷的美韓系列性演習會重新開始,因為特朗普希望穩住金正恩,但美國的專業官僚一直希望恢復(演習),尤其是新加坡會談之後,多方都有反彈,因此我認為美韓的系列演習會恢復。對歐洲的關係,拜登仍然會儘量運用美國可以掌控的體制,也就是北約,作為對歐運作的主軸。但是由於英國退出了歐盟,再考慮到德國、法國在歐盟的角色,所以他會儘量爭取做好與德國、法國的關係,希望能夠影響歐洲的共同對外政策。尤其是在拜登就任之前,中歐投資協定談判完成,即使這個協定是屬於經濟性的條約,但是為了能夠穩住歐洲,拜登與德國之間的互動會(與特朗普時期)有明顯的改善。至於朝核問題,要看這個事情有沒有再發生,但是對於伊朗核武問題他將會用積極正面的態度對待,而且會以溝通代替對抗,所以朝核問題及中東議題會再度擺上檯面,但是我不認為他的立場會有任何的差別。

  第三點我認為要觀察的,特朗普政府四年來大概退出了十幾項國際機制,牽涉到軍控、武器管制、全球暖化等方面。拜登要取捨,哪些要退群,哪些要重返,哪些要重新檢討,甚至以APEC為基礎的CPTPP到底要怎麼對待。雖然目前他表明不參加任何的經濟體系,但是在未來的任期之中,在某一個時間點他勢必要看實際的經濟表現然後再做決定。

  基本上拜登的決策風格,就目前看他班子裡頭的人物,我們可以感覺到他主觀的政治意志的意願將會更尊重於客觀的具體的現實條件,也就是說他不再是一個破浪人,而是一個承浪人,所以他對於現實環境屈從以及順應的可能性會更高。在這個情形之下,他會穩定對俄的關係,但是《中程導彈條約》會不會恢復還不瞭解,不過到目前為止拜登沒有跟從特朗普政府設定的基調而一定要把北京拉進來重新簽訂。這個條約未來的發展,我認為對於北京的軍控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北京與華盛頓、莫斯科相比,中程導彈的能力差得相當遠。因此這實際上是在軍事及戰略層面上非常值得關注的一個話題。

  總而言之,觀察拜登的世界觀跟中國觀,我認為他是蠻共產黨的。他會採取列寧的所謂“統戰”手法,縮小打擊面,爭取支持面,聯絡明日的敵人來打擊今日的敵人,聯絡次要敵人來打擊主要敵人。拜登不會像特朗普一樣,拿著M60機關槍,把每個人都掃射一頓,把所有朋友都打光了。我認為他的團隊必然會區分層次,然後去爭取可以爭取的朋友,然後再出棋。因此我認為借用列寧的統戰框架來觀察未來他的相關作為,是一個可以建議的視角。報告完畢。謝謝。

  張亞中:好,謝謝。下面我們請介正兄。
  黃介正:美國走下坡路 精英階層集體焦慮

  謝謝亞中兄的邀請,今天能夠跟一群高手會談,也是新年一大喜事。我平常花很多時間寫專欄,針對指定的題目也思考了很多,有的時候會發覺自己詞窮,沒有什麼新的觀點。所以我綜合了最近的一些感受,跟大家做一個報告。

  某種程度上講,我覺得美國現在所面臨的真正問題,兩黨都面對的問題,就是他們眼巴巴地看著Pax Americana(美式和平)在消退,在退潮,美國治下的世界秩序,慢慢地不再成為主導世界的力量。所以我借用習近平主席的話,第一次大戰結束以後,美國成為主要的霸權國,101年以來,美國碰到百年未有之變局,因為他一直是一個上揚的勢力,1991年冷戰結束到達巔峰,可是從2000年開始,美國越來越力不從心。90年代全球化跟網絡出來後,世界是平的,美國發覺從Bretton Woods system(布雷頓森林體系)時期到聯合國成立之後,到新世紀它的主導力相對來講是在下降。

  特朗普跟拜登都是七十幾歲,差不多是同一代的人,不管是人生生涯還是政治生涯,他們都看到美國的領先地位開始衰退,所以兩個人內心的呼喊其實是一模一樣的,就是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讓美國再次偉大。可是讓美國再次偉大,沒有方法,手段不夠,不像以前力道那麼強,1991年波斯灣戰爭那種摧枯拉朽的力量已經不存在,全球化又使得美國在入群跟退群這兩個極端間思考,唯一共同點就是美國精英階層的集體焦慮。這些精英階層散佈在兩個不同的黨,或者是散佈在左跟右,所以如何讓美國不要快速衰退,就有左右兩種不同的approach(方法)。

  簡單地說,面對追趕的中國大陸,特朗普的手法是讓第二名跑慢,拜登提出的手段是讓美國跑快。不管是讓中國跑慢,還是讓美國跑快,都是拉大差距,希望中國大陸追趕的速度能夠減緩;當中國速度不能減緩之後,就希望自己加快。比如說特朗普利用關稅、貿易、科技種種手段,都是希望打亂習近平的步調,讓中國原來設計的步調被打亂或者是延緩,《中國製造2025》被成功打掉。但是這個approach並沒有受到世界其他主要強權的贊同,所以就變成特朗普說我自己單獨來做,用片面的手段來解決這些問題。那麼從拜登的幕僚,Blinken(布林肯)、Sullivan(沙利文)這些人,選前在Foreign Affairs(《外交》雜誌)上面寫的,或者是過去參加研討會說的,大致的訊息差不多,就是說我們自己要做好,如果我們很好的話,怎麼會怕人家追上?所以跟特朗普相比,拜登整個世界觀的不同就在於,他採取了另外一個approach。

  美國的集體焦慮還反映在一個認知,就是《中國標準2035》的恐怖程度遠超過《中國製造2025》。中國製造衹是一個產業鏈的競爭,可是中國標準是霸權規則的競爭。美國這次選舉的影響因素有很多,絕大部分是內部議題、國內因素,而不是世界觀的競爭,因為這個集體焦慮是兩黨分享的。所以我們不能看這次選舉結果,認為美國3億多人民選擇了某種世界觀。從這個角度來講,我echo(附和)剛剛趙老師提到的,就是美國放棄演變中國而轉向拉開差距。1971年季辛吉坐飛機偷偷去北京,開始美中關係正常化,這個 approach我相信兩黨都已經放棄了,最起碼在習時期放棄了,因為他們改變不了中國,所以美國的approach變成拉大美中的差距。從這個角度來思考,拜登上來以後,他應該是在戰略上趨向和緩,但是不放棄戰術上的主動。
  拜登展現妥協 對華戰略將往後拖延

  戰略上採取和緩,一方面是降低壓力,另外一方面是重整隊伍。為什麼這樣講?我想在座的大家都知道,其實拜登的額頭上寫了兩個字就是妥協。他之所以可以在民主黨黨內初選勝出,就是很多人跟他妥協的結果,也是他自己妥協的結果,就是說大家不再爭吵下去,為了另外一個目標就產生一個妥協。這些妥協有它的好處,它有一定的包容力;也有它的壞處,就是拜登並沒有去除掉反對意見,或者與其意見不同人的意志並沒有改變,像Bernie Sanders(伯尼·桑德斯)、Elizabeth Warren(伊莉莎白·沃倫),這些人定型式的一些內政觀點,必然會強迫拜登在執政以後繼續妥協。

  第二個妥協是他的“內閣”任命。從他的“內閣”任命我們可以看出來,所有媒體原來構想的“明星隊”沒有出現。為什麼?因為他妥協。他必須要考慮到族裔,必須要考慮到gender(性別),必須要考慮到不同的支持陣營比較喜歡哪一位,可以說拜登的整個執政團隊永遠不會形成他自己最想要的 team(團隊),他衹能在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中間來選擇他的主要團隊,這就導致未來政策上會有更多的妥協,講好聽一點是協調。

  基於這些,如果我們把它反射到對中的看法觀察,我覺得也是妥協兩個字。也就是說美國不會改變,拜登還有他主要的幕僚群都不會改變跟中國大陸競爭的基本理念,對中國的焦慮繼續存在,跟中國競爭到底的決心繼續存在,但是這個決心絕對不是因為他們被特朗普教育了。特朗普開始進行關稅戰的同時,Kurt Campbell(庫特·坎貝爾)發表在2018年3-4月號的Foreign Affairs上的那篇文章已經出現了,幾乎跟關稅戰同步——我的這個角度也許有偏差,大家再指教——把奧巴馬時期的外交政策團隊過去四年或過去兩年,在Foreign Affairs或其他場域所講的東西拿出來看一遍的話,我們會發覺其實對中國放棄幻象,準備鬥爭的思想準備,民主黨並不慢於共和黨。從這一點我推斷,美國精英集體焦慮,看Graham Allison(格雷厄姆·艾利森)等這些大咖學者,我看不出來他們是共和黨,他們基本上藍軍偏多,就是民主黨,而且那些真正覺醒的也是老白男,他們並不是紅色的共和黨的老白男,而是建制派的老白男。既然他們有思想準備,有意識上的覺醒,我認為妥協的背後並不意味著他們會放棄追求拉大跟中國大陸的差距,也不會對中國大陸做過多讓步;但是在形式作風上面,他們不得不跟中國接觸。接觸有兩個目的,一個是減緩壓力,另外一個是探索對方的短板,沒有接觸就不知道對方的缺點。Covid-19(新冠疫情)讓很多溝通受到限制,也使得各方更好地隱藏自己的短板跟缺失,因為摸底不容易了。

  其次我要講的是拜登對中國的政策。到目前為止我感覺中國在拜登的心目中是長遠的威脅,但不是眼前的問題。眼前的問題是伊朗,眼前的問題是歐洲。拜登在沒有把握弄清楚歐洲幾個主要國家站什麼樣的位置,站什麼樣的隊伍之前,就直接處理對中政策,其實就變成特朗普了。所以依照拜登的妥協性格、接觸原則,我覺得他在現階段會把對中整體戰略往後拖延,他要先搞清楚他自己手上有哪些可以運用的資源,有哪些朋友,所以立刻出手用意識形態式的或者是強勢的快打,這種方式暫時不會出現,我講的暫時是六至八個月,並不是說兩年之內都不會處理對中問題。

  最後我要說的就是他這一段時期叫做政策檢討,policy review。Policy review其實在競選期間就開始了,所有幫他寫政見的、寫發言稿、寫民主黨政綱的這一群幕僚策士,已經開始做policy review。一旦政策檢討結束,美中就會開始接觸,而且會非常的快。接觸最重要是雙方打招呼,搞清楚彼此的優先順序。拜登最優先的是內政問題,北京最優先也是內政問題,今年有黨慶,還有“十四五”要順利上路。所以我認為這一段時間是彼此可以給對方餘裕的時間,真正的揚眉劍出鞘可能今年之內不會出現太多,拜登沒有立即出手的必要跟把握。

  張亞中:下個階段可以再討論。現在請正東。
  左正東:拜登將選擇性介入 加強盟友關係

  在座的各位大家好,我簡短地報告一下我的想法。我覺得剛才大家講得都很好,比較全面,我就講個單一的觀點,我認為我們看拜登應該要從特朗普身上來看。因為美國這幾任總統,尤其是奧巴馬時代蠻清楚的,奧巴馬就是everything but Bush(除了布什以外的一切)。特朗普是everything but Obama(除了奧巴馬以外的一切),所以我認為拜登應該是everything but Trump(除了特朗普以外的一切)。所以拜登會以一個反特朗普的主軸線去開展他對外的政策和對內的治理。要瞭解拜登的政策是什麼,我們要先瞭解特朗普的政策是什麼。

  我們在傳統上分析美國的戰略,一般有四種:優勢主導、合作安全、選擇性介入和離岸平衡。一般就是在這四種中做選擇。優勢主導強調美國採取單邊行動去穩定世界秩序,合作安全強調國際組織,選擇性介入比較強調盟友,有限的個案去處理,離岸平衡是完全不處理,讓個別國家自己打自己。

  我覺得到了奧巴馬任內其實有一點轉向了離岸平衡,尤其是他第二任的時候,他的智囊麥艾文(Evan Medeiros)開始用hedging(避險)來談美國的外交政策,避險的政策其實放在美國大戰略的裡頭就比較像是離岸平衡,避免被捲入主要的衝突。但離岸平衡有一個前提,它需要在一個沒有出現系統性敵人的環境裡頭,就是不會對全球體系、對美國的全球地位帶來根本挑戰的一個對手。

  但是今天的情況已經變了,所以拜登和特朗普的第一個不同就在這裡。特朗普是優勢主導,單邊行動,他認為所有的國家都應該配合他,但是他不以其他國家的配合為前提。我認為拜登會比較傾向選擇性介入,因為美國現在維持國際制度、集體安全越來越困難,看WHO的情況就很明顯,美國要去主導既有的國際組織已經越來越困難,所以才會有特朗普時代的退群。未來美國即使是返群,也不太可能像第二次大戰結束的那一段時間,能夠通過國際組織去合法化它的單邊行動。而拜登的選擇性介入也不會局限於所謂的傳統盟友。奧巴馬除了講ally(盟友),他還講partner(夥伴),這種partner在奧巴馬時代其實很廣,包括印尼、越南、印度,還有新加坡,它們都不是美國的treaty ally(條約聯盟)。所以我認為拜登的這種選擇性介入強調盟友關係,但是盟友應該不衹是所謂的條約盟邦,而包含了很多其他的夥伴。
   拜登的對華政策將更有效更聰明

  第二個拜登跟特朗普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他自己講過,不管特朗普的方向對不對,特朗普最大的問題是沒有效果。比如Robert Zoellick(佐立克)寫過一篇文章,專門談特朗普貿易戰,他認為是沒有效的,因為美國的貿易逆差沒有改善,特朗普課徵這麼多關稅,違反了全球的貿易規則,最後卻沒有改善美國的處境。所以我認為拜登會從有效性來重新形塑美國的外交政策。

  那麼什麼是拜登認為有效的政策?首先剛才前面幾位都講到,有效的溝通是很重要的。這種溝通跟特朗普時代的喊話會有很大的不一樣。奧巴馬的外交政策很強調一個概念,就是speak softly but carry a big stick(溫言在口,大棒在手),這其實沿襲的是老羅斯福外交政策的風格。舉一個例子,2013年拜登訪問北京,日本希望拜登要求北京取消東海防空識別區,結果拜登一句話都沒有講,所以大家很意外。而且當時還發生一件事情,就是考本斯號(Cowpens)衝突,美國的考本斯號想去瞭解遼寧號到底在做什麼,和遼寧號的護衛艦艇在南海幾乎發生擦撞。隔年4月,美國“國防部長”Hagel(哈格爾)登上了遼寧號參觀,然後美國跟中國大陸還有其他一些國家簽了CUES(《海上意外相遇規則》)。其實這些都是源自於拜登的那次訪問。他看起來沒有公開挑戰北京,但實質上他可以給北京壓力,北京也釋出了善意。CUES也好,Hagel去參觀遼寧號也好,都解決了當時美國主要的一些疑慮。我覺得這是他強調的所謂有效性。我們可以從考本斯號這件事中看到,拜登在處理中國政策上的一些風格。

  另外,拜登處理對中國的政策時,在更有效之外會強調更聰明。什麼樣的事情更聰明?比如像軍民兩用科技的管制,特朗普時代採取嚴厲做法,連我們的台積電都受到影響,被要求不可以供貨華為。但這裡頭出現了一個問題,大陸在2020年對晶片製造投入了大量的資金,很顯然在應對美國的管制,既然晶片不能進入大陸的市場,我就自己製造。大陸到底能不能自己製造?我們不知道,因為投資還需要一段時間才會出現效果。可是在這個時間點,如果美國改變了原有的管制策略,放手讓大陸使用美國的產品,這可能對大陸會構成一個巨大的挑戰,如果他用了美國的產品,可以享受新科技,但是投資的產能就用不上。所以我認為拜登在思考要不要繼續進行軍民兩用科技管制的時候,會跟特朗普有一個不一樣的想法。到底這個會不會真的實現,我覺得還是有待觀察,但這是行政部門就可以決定的事情,因此這個領域最能夠看清楚拜登對中國政策的新走向。好,我想我先簡單報告到這裡。

  張亞中:第一階段大家討論得很精彩,為了節省時間,我在最後總結時一起總結。現在我們展開第二輪的討論,也就是針對拜登政府的兩岸政策與作為,以及對兩岸關係可能的影響發言。
   張競:對兩岸拜登更尊重基本盤 少放消息面

  大家要注意美中台的三角關係。今天有國民黨的要員在此,我特別要提。為什麼“九二共識”這麼重要?我們在談論整個拜登政府之前,要思索這三方的架構問題。我認為拜登會更尊重基本盤,少釋放消息面。特朗普配合綠營政府的操作做出了很多消息面,但是基本盤是不變的;加上現在沒有“九二共識”,他在中間可以操弄兩方。如果兩岸之間沒有“九二共識”,這個三角形是不會穩定的。為什麼美國能夠左右逢源?就是因為“九二共識”斷了,美國變成一個仲裁者在玩兩方。

  另外一方面,美台交往的限制是《台灣關係法》,無論是“台灣保證法”、“台灣再保證法”、“台灣再再保證法”、“台灣拼命保證法”……其實都沒有用,真正重要的、真正有強制性而且有具體規範行為的是《台灣關係法》,其他衹是曇花一現的消息面。回歸重點,我們對美的外交不要去信賴那些消息面的什麼保證法、加強法、旅行法,那都沒有意義的。重要的就是《台灣關係法》,但是《台灣關係法》的本質沒有安全保證,沒有官方關係。同樣地,我認為國民黨不應該對“九二共識”有任何的懷疑。“九二共識”從頭到尾不是“一中各表”,這個我們要搞清楚,因為當初就講了在兩岸事務性談判中不涉及“一個中國”的定義問題。現在不要好高騖遠,講政治方面的往來,事務性的往來能夠恢復就阿彌陀佛了。

  所以我預期拜登政府,第一他會尊重體制,以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為基礎。蓬佩奧在任期最後突然遞來秋波,用詞取巧,用話術弄得台灣樂陶陶,事實上效益在遞減。在這種狀況之下,我要強調拜登用的團隊基本上還是非常傳統規矩,他們會秉持一種基本盤,不會有那種亂放消息面的狀況發生。

  我們今天要思考,而且要預計大陸未來的大事。第一,黨慶。2021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很多人去彰顯這個東西,但是政策的重大改變不會挑日子。所以2021雖然是一個里程碑,但是儀式性的慶祝比較多,在這個時間出現政策的大轉變,其實我不覺得。另外就是剛才介正兄談到的“十四五”,從此前十九屆五中全會審議“十四五”規劃建議,到徵求意見、回應,最後發改委慢慢落實。“十四五”現在已經開始執行了,今年的“兩會”也就是把它鋪陳出來。

  我們現在要注意的是,拜登的對中政策會不會影響到兩岸互補型的結構?因為這個時候我們已經面臨著一個很嚴重的世代交替現象。1989年之後,西方封鎖大陸,因此台商大舉西進,當時進入大陸的那一輩企業家是我們高質教育、黑手世代出來的企業家。90年到現在三十年,剛好一個世代,所以現在諸多在大陸的台商企業,出口前20名的12家之中,或者前10名的6家之中都面臨世代交替,他們的下一個世代很多是在大陸的台商學校成長起來,讀書、生活的關係在大陸,產業鏈的關係也在大陸,再加上未知拜登會不會跟特朗普一樣壓迫台灣禁止對大陸進行高科技輸出,我們一直以來的信息產業的垂直分工能不能維繫要打一個問號。假如兩岸之間經貿關係斷,那麼兩岸之間和平發展的可能性跟融合的可能性越來越渺茫,所以大陸應該思考如何維持兩岸之間經濟的互補性、產業的連接性,未來如何能夠更進一步深化融合,以及拜登對中政策的調整中會不會在這個地方影響兩岸之間的互動。除了大陸,我認為無論是國民黨,還是有識之士都應該去思索這個問題。現在大家不斷地說台灣外貿的依存度越來越高,其實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兩岸之間的連接性,萬一這個結構被破壞了,兩岸之間開始有斷裂現象,尤其當服貿、文化、實體等交流都沒有的時候,這些貨貿的統計數字其實是具有政治意涵的。這是我必須要強調的。
  拜登將維持軍售  北京需重新理解

  此外,在拜登政府未來的兩岸政策之中,我想大陸最關切的議題就是對台軍售的政策。特朗普突然一下武器大放送,其實對我們整個的建軍政策是非常不穩定和不好的。但是大陸對於美國跟我們的軍售關係,應該要重新思考和理解,認為台灣“以武拒統”,那是不切實際的想法。台灣之所以維繫這些軍售,就跟雨天的傘一樣,是以備不時之需。其實兩岸之間就算關係直接發展,簽了和平的協議,兩邊也不可能完全沒有武力,除非達到最後政治的融合。

  在這個情形之下,我要呼籲大陸要去思索、去理解兩德的經驗。兩德在統一那日,東德人民軍備完整、武力優良,但東德的武力從來不構成阻擋兩德統一的障礙,因為軍事必須從屬於政治。動輒一次軍售就做文章,是因為北京在乎,在乎才變成美國可以操控的工具,這就是特朗普一直操作軍售議題的原因。我們不認為台灣加強武裝會影響到融合,因為“以武拒統”並不是一個很合邏輯的講法。為了能夠鼓勵兩岸有建設性的發展,我認為大陸應該對“北平模式”要有重新思考跟檢討,不要一直把這掛在嘴上。

  其次大陸也應該思考,是否應該淡化軍售議題,因為軍售的再多或者再少,對兩岸之間不可能產生影響。在冷戰的時候,美國對我們軍售非常困難的時候,我們也沒有崩盤,試圖改善對大陸的關係。有一個非常嚴肅的歷史事實是,1991年美國開始賣F16給我們的同時,“九二共識”正在談。由此可見,軍售沒有阻斷兩岸和平發展的進程。美國能夠用軍售攪亂兩岸(和平發展)的進程,是因為北京把它當做一個話題。但事實上,根據“九二共識”談判的經驗,91年出售F16跟92年繼續對共識的談判,根本是兩個歷史的平行線,互相沒有任何干擾。

  但是我認為拜登政府未來對於台灣的軍售,絕對會循著慣例操作,完全從安全利益去著眼,用四個字形容就是“正派經營”。不會像特朗普一樣,把很多案子拆了,或者明明不是軍售,卻跟台灣“國安”的高層相互呼應,搞政治效應的操作。拜登政府應該會回歸到政治體制面,正派經營。但是另外一方面,大陸經常引起台灣社會反感,就是在軍售這個議題上做無謂的抗議,念經似的抗議。第一,這個沒有任何效果;第二,事實上誤解了整個事情的本質。我就報告到這。謝謝。

  張亞中:美中台三角關係從幾個角度可以看得很清楚,現在最糟糕的就是“九二共識”斷掉,斷掉以後台灣衹有美國這條線,另外一條線沒辦法去施展,完全是處於被動,換句話說受到美國很大的影響,卻完全無法對中國大陸營運。把“九二共識”這條線強化以後,能夠更增加台灣的一個活動力。

  張競:我們每一方都要左右逢源,就應該有兩條線。我們自己把一方斬斷,衹靠一條線,那就衹能被美國玩了。所以現在我們沒有美中台三角,有“九二共識”才有美中台三個角。

  張亞中:我們接下來請春公。
  趙春山:拜登希望兩岸:分而不獨 和而不統

  拜登會持續遏制中國的政策,中美戰略競爭是一場長期的鬥爭、一場持久戰,但拜登在做法上一定和特朗普不一樣。外交上,拜登原先是把中國政策擺在後面,他比較重視俄羅斯,但現在整個優先課題要調整,他得先收拾特朗普留下的爛攤子:美國疫情並未減緩,且對經濟造成很大的負面影響,再加上美國社會的分裂。這些應該是拜登新政府的優先課題,因為他講了先要提升自身競爭力,而經濟、疫情、社會分裂等會影響競爭力。解決內政問題後,如果行有餘力,再搞外交。外交方面,拜登第一件事情不是處理中國問題,而是要把過去的盟邦關係搞好,有點像“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弄好與盟邦的關係才能夠一起對付中國。

  在這個情況之下,拜登期待的兩岸情勢是什麼?我想,他一定希望維持現狀,不要有什麼大的改變。所以我認為在兩岸政策上,拜登不會積極有所作為,而是依現有的遊戲規則辦事。特朗普上任後,推出一系列與台灣相關的法案,這張牌拜登不會放棄,但是積極或消極實施、執行的程度,都有待觀察。

  另一方面是軍售,拜登不會取消現有的軍售,但我不認為他要加碼,因為加碼就會改變他想維持的現狀。他的現狀是什麼?是“分而不獨,和而不統”(separation without independence,peace without unification)。所以拜登一定是採戰略模糊加上雙重威懾,以戰略模糊來達成雙重威懾。在特朗普執政末期時,這方面還有一些辯論,有人主張應改採戰略清晰。拜登很清楚,就是戰略模糊,這樣他自由活動的空間比較大。

  因此,拜登的對中國政策就有個空窗期。他的屋子不知道要打掃到什麼時候,再加上最近“國會”騷亂,院子又多了一大堆落葉。這時候大陸的態度就很重要了,很多人擔心,大陸會在美國自顧不暇的時候,藉機在台海開火。我個人認為不會。因為剛剛提到,大陸今(2021)年是建黨一百年,也是“十四五”規劃的起頭,還有2035遠景目標。習近平的新年講話,通篇沒有提到台港澳,完全聚焦於“脫貧”和“抗疫”,顯示大陸還是以內政為優先,要為明(2022)年的“二十大”鋪好道路。因此,如果台美中三邊關係沒有出現急遽變化,大陸應該不會有什麼大動作。外界原本擔心特朗普會有驚人之舉,現在拜登當選,上任後也將忙於內政。所以看起來,今年對兩岸來說,反而是調整腳步、改善關係的好機會。
  智庫先行 透過學術討論聚同化異

  台灣今年沒有選舉,但朝野政黨已在為明年的“九合一”選舉部署,內政將是攻防重點。上次(2018年)“九合一” 地方選舉國民黨的表現亮眼,結果2019年香港發生“反送中”,加上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週年紀念會的講話,提到“九二共識”和“兩制台灣方案”,讓民進黨“撿到槍”,利用外部形勢變化大玩“反中抗中牌”。當然我認為國民黨的敗選,不能完全歸咎於外部因素。國民黨推出人選的過程,以及議題的設定,都出現了大問題。現在大陸已抓緊時間,大動作處理香港問題,加上大陸本身有許多事要做,尤其是因應國際經濟情勢的變化。所以我判斷明年“九合一”選舉一直到2024年“總統”大選期間,台灣民眾關注的應是民生議題,政治人物衹有“先安內再攘外,才能爭取到選票。

  今年是個空窗期,我建議兩岸要找對話的機會。如果大陸還是堅持“九二共識” 四個字,我認為蔡政府不可能接受,因此在蔡任內我不認為兩岸有復談的機會。但兩岸關係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我認為民間在這個空檔期要啟動對話。“馬習會”的成功,也得力於智庫先行,所以對話就從兩岸的智庫學界開始。那要談什麼呢?我認為什麼問題都可以談,談如何解決九二共識的爭議、談兩岸的融合發展、談建立兩岸避險機制、談兩岸在國際社會的共處之道、談兩岸防疫合作,甚至談未來兩岸統合的各種模式等問題。因為兩岸要深化交流,交流衹是求同存異;兩岸必須進入聚同化異的過程,才能凝聚雙方更多、更堅實的互信基礎。

  最後,我覺得這一年美國國內發生的事情,對台灣主張“急獨” 者而言,挫折感是蠻大的。拜登上任後,他們的空間會受到限縮,但對蔡政府來說,應是鬆了一口氣。某種程度而言,特朗普給台灣的壓力是很大的。像是拋出一個“燙手山芋”,又像是一顆“不定時炸彈”,你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而且在美國勢頭減軟的時候,大陸一定“柿子挑軟的吃”,拿台灣出氣。大陸一定先動台灣,不會先動美國。謝謝。

  張亞中:下面請介正。
  黃介正:兩岸戰場回到華府

  剛剛春公的分析我完全同意。其實張競兄也提到正派經營,拜登的顧問群基本上都是建制派,他們的思維跟政策方向的可預期性居高,我相信他們基本上就是回到了原有的立場。當兩岸關係碰到挫折的時候,主戰場就在華府。華府打贏了或者華府不敗,台灣就沒問題,穩華府則台海可保,失華府則不戰而危。馬“總統”時期沒有這個問題,為什麼?因為兩岸在溝通。

  第一,拜登上台,兩岸關係的主戰場又回到了華府。所以無論哪一方的對美工作,包括大陸的對美工作,台灣的對美工作,或是台灣內部綠營的對美工作跟藍營的對美工作,他們的較量場都在華府。特朗普一度讓我們感覺他把擂台搬到了台灣海峽,民進黨有部分人是很樂意把焦點放在台灣海峽的。馬“總統”時期,在美國的一些親綠人士或者美國的獨派,他們認為馬“總統”做了一件大壞事,就是讓台海沒事。當時兩岸交流密切,大陸省市一把手經常到台灣來訪問,背包客一堆,兩岸航點開到六十幾個。美國人說沒事,國會為什麼要討論台灣問題?所以他們花了很多力氣遊說美國國會辦聽證會,各類型聽證會的主軸衹有一個,叫做why Taiwan matters(為什麼台灣重要)。現在兩岸僵局,所以戰場回到華府。

  第二,如果把時間拉遠,美國跟中國是一場賽局的兩個主角,永遠在賽局裡面。可是台灣也參賽了。台灣過去是啦啦隊,後來自己也進了跑道,開始跟著跑。那麼美中沒有出局的壓力,但是台灣有。台灣出局有可能是被中國大陸逼到退出比賽,也有可能被美國逼到退出比賽,雖然目前台灣還在賽局裡面,但是最近出現了出局的壓力。因為台灣變笨了。過去台灣也居於劣勢,但是一直通過智慧的手段在延長賽局,打延長賽。台灣現在最大的危險是島內有一批人不想延長賽局,希望趕緊結束,決定勝負,這個是最笨的一個方法。台灣要一直在賽局裡才行。過去台灣可以有《國統綱領》,不講兩邊的經濟實力對比,光看這個《國統綱領》的方向性,我認為比反分裂法要高明。兩岸的關係不要用“法”去解決,而要用方向、用意向去解決。《國統綱領》至少買了台灣海峽10至15年的和平,也成為了穩住“蘇東波”之後兩岸交往的一個關鍵。但是現在這一類的話在台灣不准講,不然就會被出征,惹來一堆麻煩。

  1998年10月,辜振甫先生去了上海唱空城計,然後到了北京當著江澤民的面講了《波茨坦公告》。當初想到要把《波茨坦公告》拿出來講,就是台灣用不對稱戰法打延長賽的一個手段。台海危機之後,我們一直用新的內涵、新的提議讓兩岸在這個賽局中繼續延長賽。台灣現在最難的就是,從99年“特殊的國與國關係”到政黨輪替開始,我們一直在尋求決戰。兩岸關係不要尋求決戰才是中華民族的(最大利益)。中華民族不會滅亡,但兩岸之間台灣會不會出局,就在於台灣有沒有智慧跟大陸打延長賽,不要斷勝負。

  在我來看,中國大陸在綜合實力變強了以後也有一股氣勢,想要把賽局結束,不管是定一個新的方案,還是“武統”的聲浪抬高,這都是要結束賽局。中華民族的最大利益是一直把賽局延續下去,兩邊都可以生存,而不是定一個時間表,把賽打完,分出勝負。兩岸不分勝負,其實是民族大幸。
  台灣不在美對華政策的優先列表上

  現在講到拜登政府的兩岸政策。第一,拜登會想辦法恢復高級別對話,因為沒有高級別對話,就根本摸不清楚別人要做什麼。特朗普時期,大陸是能不見面就不見面,非見面不可就(派出)劉鶴。除了劉鶴以外,沒有其他高級別的了。實在不得已,楊潔篪飛到夏威夷商談,都是緩兵之計,就是避免決戰。拜登的高級別對話其實是用更好的、傳統的方式,來處理兩國間綿密複雜的問題。我覺得這個會恢復。

  第二,拜登棘手的地方首推香港,不是台灣。香港下一步怎麼走?拜登會被逼到要拿一個意見。對中國大陸來講,去年的6月30號晚上十一點,香港問題已經解決了。《港區“國安法”》頒佈以後,不會再有什麼佔領中環或者街頭暴力。但是香港後面有立法會選舉,拜登政府不可能不去處理。香港問題比新疆問題嚴重得多,因為國際矚目,所以香港排在台灣的前面。

  第三,拜登政府要面對中歐全面投資協定。本來中美的第二階段貿易協定要談的東西,習近平一口氣全部送給歐盟,雖然還要rectify(追認),可能2021年基本上就是各國的國會,還有歐盟的議會通過這個協定的時間。所以我相信拜登政府一定會加緊行動,美中貿易問題是美國的命根子,他一定會主動出擊,跟中國大陸談。中歐全面投資協定中,中國大陸答應對歐洲開放的東西,美國一定是全部都要,現在它已經碰一鼻子灰了,Jack Sullivan(沙利文)的推文沒有發生作用,歐盟根本不理他,梅克爾照樣簽協議。所以既然美國跨大西洋的喊話沒辦法,它一定對中國喊。為什麼?因為拜登即使不看中歐之間的協議,他的眼睛也要盯著RCEP,等於是中國大陸這兩個協議逼著美國回過頭來審視美中貿易,要在這裡有一個相對清楚的戰法,搞清楚底線在哪裡,天花板在哪裡。

  拜登跟習主席是有一點點往來的。所以我覺得從人性的角度來看,他會在某種程度上相信自己的instinct(直覺)。比如說我認識亞中,我做很多事情時,會用我對你的瞭解去做判斷。拜登跟台灣的關係沒有那麼綿密,但是畢竟他跟習近平吃了很多次飯了,所以他的對中、對兩岸政策會比較相信自己對習的判斷。

  另外,以我對美國的瞭解,美國對中團隊的平均年齡,包括沙利文、布林肯、坎貝爾,要比中國大陸處理對美工作的平均年齡要低一點。換句話說,我覺得未來四年拜登政府會想盡辦法去看,中國未來對美的梯隊。因為楊潔篪、崔天凱,還有將要離任的駐英大使劉曉明,這些人都已經很老了,在這個位置上面很久。我覺得拜登團隊會透過高級別對話,透過兩方接觸,去摸清楚中國大陸對美工作下一梯隊的翹楚。

  最後講講對兩岸關係影響。我覺得拜登政府的基本策略就是兩岸沒事,兩邊誰也不准鬧事,尤其是台灣,絕對不能夠做麻煩製造者。南海問題也不會跟台海掛鉤。正如同趙老師剛剛講的,卜睿哲也寫過,dual deterrence,雙重威懾。所以台灣在美國的政治工作表中的順序會往後拉,在美國摸清楚跟中共怎麼打下一局的時候,如果台灣撤退或冒進,台灣自身受害會比較快。美國不允許任何一方做麻煩製造者,尤其不會允許台北做麻煩製造者。所以台灣在美國整個亞洲政策或兩岸政策中,它的順序會向下壓、向後落。但是已經到位的實質關係,例如《台灣旅行法》、《台灣保證法》,美國會在實質上會繼續加強,因為美國不希望台灣離開賽局,台灣留在賽局中對美國有利。公開的訪問或者是談話,這種新聞面、新聞點會降低,實質面會增加。如果要我給台灣一點建議的話,我建議台灣自己要回歸現實,腳踏實地,當局要真做對台灣有利的事情,要把好的東西落實下來,這是我大概的看法。

  張亞中:介正講得和春公一樣精彩,請正東。
  左正東:兩岸的核心問題在心理層面

  我想主要分成幾個層次,第一個層次,當前我認為兩岸問題最核心的問題是心理層面的問題,也就是兩岸人民怎麼樣去看待對方,這是今天兩岸所有問題的根本。這種看待對方的問題,長期以來台灣人的感受是非常深刻的,因為我們長期被排斥在國際社會之外,這種被孤立感就會產生反抗的意志。所以很多對大陸的反抗是來自於長期被孤立的結果,希望要找到一個出口。政府不能去參與國際組織,還有台灣人民在各種國際場合所碰到的不公平對待,我認為是兩岸關係裡頭,很多台灣人對大陸那種不喜歡和本能性反抗很重要的來源。當然,台灣人的心態這些年也發生了一些變化,具體一點就是說,過去我們對大陸是覺得被大陸排斥;到了馬政府時代,大陸開始開放一些空間以後,大陸的崛起又讓很多人覺得很不安全、不自在;到了最近幾年,大陸開始強調自己很強,造成很多台灣人心理上的一種疏離。

  我們也要注意到大陸在處理到這些事情,在面對台灣的時候,他們的心理也發生了一個微妙的變化。過去兩年,三件大的事情根本改變了大陸對台灣的態度,一個是華為事件,一個是香港事件,一個是疫情。華為事件中,大陸民眾的主要情緒投射是美國,但是當政府跟隨美國禁用華為,甚至有些台灣人為美國教訓大陸而歡欣鼓舞的時候,大陸對美國的不滿就會轉向台灣。

  第二件事情就是香港事件。從大陸的角度來看,其實香港問題不衹是一個對政治體制的挑戰問題,還是一個心理層面的衝擊問題。2014年6月,大陸發佈了《“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我認為這份白皮書的基調是,大陸對香港仁至義盡,但是沒有得到香港社會的肯定。所以我認為那種情緒上的落差,在2019年的反修例事件上,在大陸社會產生了一個爆發。但是民進黨把香港反修例運動和台灣要不要接受一國兩制連結起來,這讓台灣社會把香港的反修例運動當作是一個生死之戰,很多人要去捍衛香港,為了捍衛香港可以做盡一切努力,所有衹要香港做的,台灣就要去支持。這種情況加劇了兩岸民心的對抗。

  第三個就是今年的疫情。我們的防疫這麼好,當然要肯定政府的作為,但是有一些宣傳,有一些政府的論述,我實在是不敢苟同。衹要有人出來為大陸,或者為兩岸合作講話,就馬上遭到修理,馬上遭到處置。包括去年大陸水災,有人在網絡上嘲笑大陸所面臨的困境,這讓大陸社會怎麼看台灣?所以我認為兩岸今天所出現的問題,不衹是一個怎麼處理兩岸並存於國際社會、兩岸彼此對待的問題,最核心的是心理層面的問題。所以剛才春公講到聚同化異我是非常贊成。我認為最核心的“異“其實是在心理層面。

  從中華民族的角度來說,兩岸的分離是一個悲劇,而兩岸在這兩年裡所產生的嚴重心理對抗,如果不能妥善處理,恐怕會醞釀更巨大的悲劇。這種悲劇會使兩岸走向一條不歸路。所以說我們現在不能夠衹看表面上這些技術性的問題,而要去處理這些心理層面的問題,不僅是換位思考,而且要真正深入地去感受對方情感上的挫折和焦慮。當然解決心理的問題其實是蠻困難的,需要有一些實質的作為,說很重要,做也很重要。剛才春公提到,以合作來定義競爭,或者以競爭來定義合作。投射在台海兩岸,我基本上看不到合作,也看不到競爭,我看到的是對抗。競爭跟對抗是不一樣的,競爭是大家在同一個遊戲規則之下去追求一個大家認同的目標,看誰先走到那個目標。兩岸今天有沒有一個共同目標?我在官方、在民間都看不到這個東西,所以我們現在的問題不是競爭多還是合作多,是根本沒有合作,也沒有競爭,衹剩下對抗。
  兩岸應尋求新的合作方式

  那麼怎麼樣把它扭轉回來?我覺得合作很重要,競爭也很重要。我們要知道我們在什麼問題上競爭,如何競爭;在什麼問題上合作,如何合作。春公對於蔡政府時期的兩岸復談是悲觀的,我也非常悲觀,但是我不認為兩岸在今年就無事可做;而且我覺得不止是民間智庫去對談,雙方實質的合作其實可以去找新的方式。扁政府第二任的時候有所謂的“澳門模式”,當時有春節包機,蔡政府雖然不如扁政府,但是我們永遠不放棄希望。在目前困難的時候,尤其是在疫情這麼大的挑戰裡頭,我們應該要找到一個新的合作方式,因為我們還是有很多問題要解決:原來兩岸每週有800多班航班,現在衹有四個航點;原來每年有1500多位陸生,去年衹有500多。兩岸之間頻繁的人員往來,學者學生之間的頻繁交流,這些是兩岸共享的資產,是台海和平的寶貴資產。疫情對兩岸原有的合作帶來嚴重衝擊,而且它不衹是衝擊,它已經形成一種傷痕,在所有兩岸來往的人心中構成了一個抹不去的傷痕。我們怎麼樣去讓它回復到疫情以前的狀態?這有很多事可以做,兩岸官方不能接觸,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解決,兩岸應該找到一個新的合作方式。

  上述是合作。至於競爭,我覺得大陸必須要清楚一點,就是制度競爭對未來大陸所希望的和平統一,是一個必走的過程,必經之路。制度之差不是統一的藉口,但是制度競爭是必然的過程,沒有制度競爭就不會有進步。兩岸之間競爭是必然的,不要迴避現實。我反而擔心台灣的很多人不再用制度競爭看兩岸關係,而是把它當做是一個你死我活的敵對關係。所以制度競爭反而是打開現在敵對關係的一條路。我們要拿出一些共同的標準,看到台灣的優點,承認台灣的不足,看到大陸的問題,也承認它的長處,那麼雙方才可能——不要說互補,但最起碼我們能夠找到一個共同的目標去競爭,有了競爭才有合作。

  關於怎麼樣應對拜登時期的兩岸關係,我對蔡政府還有一些建議。第一,不要經常使用“仇中”的操作來移轉施政不力的社會壓力。這樣的情況在過去常常出現,每一次的“仇中”操作都會加深兩岸民心之間的裂痕。我認為政府要嚴格地自我約束、自我克制。其實這種操作已經給台灣的對外關係帶來很深的影響,例如特朗普跟拜登選舉的時候,不少台灣人罵拜登、罵他的家族,這其實對台美關係是很大的傷害,我相信美國政府都能看到。我最不能接受的是民進黨政府的態度,居然有人在拜登當選了以後說,舔共八年的奧巴馬都忍過了,未來的拜登也可以忍受。我很訝異這麼具有進步價值的奧巴馬居然被說成舔共。民進黨政府官員有沒有人出來給一個說法?拿出一個態度?民進黨政府經常說國民黨反美,我認為他們的做法不僅僅是反美,而且違反美國的價值,從價值上跟美國為敵。所以我認為,政府不要總是把網軍當作民間社會的想法,政府要有一個態度。當你的態度在那裡時,大家就可以去分辨網軍的操作,知道什麼是政府的(態度),什麼是民間(的態度),而不是一直不表態,借用網軍來移轉施政不力的壓力。

  第二,國民黨可以是政府大陸政策的夥伴,不是敵人,我呼籲政府不要動不動就修理國民黨的兩岸政策,更不要動不動就消費“九二共識”。去年十月“國慶”的時候,印度方面提到了台灣的“國慶”,大陸的大使館表達了抗議。有報紙居然說這就是“一中各表”的破產,然後綠營側翼紛紛轉發,大作宣傳。今天的政府有沒有主張“九二共識”?有沒有主張“一中各表”?都沒有的話,怎麼能說今年大陸對我們“國慶”的處理叫做“一中各表”的破產?這非常清楚地說明了,民進黨頻繁地消費國民黨、消費“九二共識”,這樣一來不但表明政府無意接受“中華民國憲法”的一中內涵,更把國民黨推到政府的對立面,讓朝野毫無互信可言。所以我還是要強調,國民黨是兩岸關係裡頭的穩定力量,可以是政府改善兩岸關係的助力,不要動不動就修理國民黨,動不動就修理“九二共識”,把“九二共識”當做是賣台舔共,衹會減少民進黨政府改善兩岸關係的選項,不會有任何幫助。
  張亞中:結語

  與談者的觀點都非常清楚,分析到位,很具有參考價值。美國遏制中國大陸已經成為美國兩黨、朝野、政府學界的共識,但是拜登政府的做法將有別於特朗普的做法。

  拜登上台以後的美中關係不可能再如特朗普時期的“衹鬥不合”,而進入到“競合”或“鬥合”關係。對於同為兩個全球GDP最高、價值制度不同的國家,雙方也進入到一場“相互馴化”的階段,彼此會以實力來相互馴化對方,達到一個雙方均願意接受的一個平衡結果。由於美中雙方體制不同,實力相近,這場“相互馴化”的過程,也是一場制度之爭,可以說是“中國模式”與“美國模式”的較量,誰的內部能夠保持穩定與團結,誰就具有優勢。

  美中台三角關係中,維持美中關係的是美國稱之為“一中政策”、北京稱之為“一中原則”的“三個公報”(上海、建交、八一七),維持美台關係的是《台灣關係法》,維持兩岸關係的是“九二共識”。特朗普時期將《台灣關係法》家族擴大為《台灣旅行法》、《台灣保證法》、《台北法案》,拜登政府不會挑戰這些通過的法案,但落實情形將取決於美中關係的發展。

  由於民進黨不接受“九二共識”,兩岸之間的官方互動幾乎已斷,再加上特朗普下台,民進黨政府在美中台三角關係中已經徹底淪為被動的“依變數”,不止在兩岸關係中難有角色,在對美關係中,也衹能完全依附於美國,由美國所主導,民進黨政府難有角色。

  在美國的霸權世界裡,一山不容二虎。拜登政府的戰略大思維與特朗普並無不同,都要遏制大陸的崛起。拜登為一傳統政治人物,其團隊亦有豐富經驗,“遏制中國”雖仍為整體大方向,但不會挑戰“三公報”的一中政策原則,也會堅持兩岸應和平解決爭端。在做法上會運用多邊組織、傳統盟友來遏制中國大陸,“台灣牌”的重要性降低,而此也會影響到民進黨的大陸政策,民進黨不易再像以往一樣,可以無底線地消費或利用兩岸敵對關係。

  不過,2021年台灣沒有選舉,在目前又完全執政的結構下,民進黨政府不僅沒有改善兩岸關係的壓力,反而會堅持目前的“敵中”路線,以討好其基本盤,並謀求爭取“敵中”力量擴張。另外,在兩岸關係上,民進黨已經被自己過去的論述及行為所綁架,而不可能再回轉。

  未來一年,美國仍然會堅持繼續軍售台灣,並繼續強調對台灣的支持。由於兩岸關係沒有任何根本性的轉向可能,中國大陸軍機與軍艦仍然會頻頻出沒台灣周邊,兩岸在外交與國際組織的較量仍是零合。是否要升高兩岸軍事衝突風險以及是否要緩和兩岸對峙情勢的決定權力在北京。
  評論員簡介:

  張亞中:台灣政治大學外交學系碩士、政治學博士,德國漢堡大學哲學暨社會學院哲學博士;曾任職核能工程師,曾在台灣“外交部”、陸委會任職,曾派駐維也納、漢堡、拉脫維亞。在陸委會時參與大陸政策研究與制定。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著有專著30餘冊,目前為孫文學校總校長、兩岸統合學會理事長、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理事,人間佛教聯合總會常務理事,致力推動弘揚孫文思想、深耕中華文化、推動兩岸和合。

  趙春山:政治大學東方語文系學士、東亞研究所碩士、政治研究所博士;曾任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俄羅斯研究所所長、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主任、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專任教授、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董事長;現為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首席顧問、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榮譽教授。

  黃介正: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學士、美國喬治城大學外交學院碩士、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政治學系博士;曾任美國布魯金斯研究院研究員、美國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美國馬利蘭大學政府與政治系副教授、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所長、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所長、“中華民國”駐美國代表處諮議、陸委會副主任委員等;現為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副教授、中華戰略暨兵棋研究協會理事長。

  左正東:美國丹佛大學國際研究博士;曾任遠景基金會執行長、台灣公共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現為中國國民黨大陸事務部主任、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張競:美國海軍戰爭學院參謀學院績優畢業生,英國赫爾大學政治學博士;曾在台灣擔任過海軍中權軍艦艦長;現為中華戰略學會研究員,軍事評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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