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资本论》的作者皮克迪，对当今社会财富分配悬殊且在持续扩大的趋势，提出了一些解决之道。他主要的政策建议，是用“全球”的公权力来对市场分配的结果进行再平衡——对顶级富人家庭课以重税。方案之一，是对美国年收入超过五十万美金的人启徵边际税率高达80%的所得税。历史上施行过的累进所得税率，在欧美发达国家（直至1970年代末）曾经超过95%，而美国针对富人的最高税率甚至达到了96%。然而，扼杀性的高税率效果并不如预期，遏制了有效投资、风险承担、创新发明，最终妨碍了生产力的提高，而经济增长受阻的结果，穷人的生计并没有实质性改善。这个严酷的历史教训，可以说是当年里根、撒切尔代表的保守经济政政策之能勃兴、弗里德曼所代表的自由市场无误的思潮之所以崛起的最大动因。

皮克迪的解决方案要求各国联手稽征高昂的财富累进税，政治上可操作性其实很低。在信息技术时代资本国际间的流动更加畅行无阻，任何经济体若想实施不利于资本的税率、利率、汇率、及各种管制政策，无异为渊驱鱼。过往三十年生成供应链的全球化整合，无不以资本为引擎，引领着产能、技术、就业、市场的综合能力平衡和再平衡。我国肇始于经济特区的开放，成果非凡，关键也在于替资本税率和监管松了绑。跨国公司让巨额赢利趴在分支机构的账面上不挪回总部，主要原因也在于套利税率上的显著差异。因此，要使“全世界的有产者联合起来”平衡贫富，可以说连门儿都没有。

皮克迪的母国法兰西的实际情况正是如此。这里仅举两个微观层面的例子，社会党人二十余年后重新执政，奥朗德总统把富人最高的累积税率提高至75%，影视明星大鼻子迪帕蒂立即迁册比利时，随后又入籍俄罗斯。这和他自己声称的“俄罗斯是我精神上的祖国，因为父亲是个老社会主义活动家，”其实没多大关系。他这么干只因为俄罗斯的最高税率是13%，远低于任何欧美发达经济体。葡萄牙的地产商人甚至拜奥朗德为里斯本的最大财神，因为他把法国的钱财赶到了葡萄牙去投资置产。目前法国人成了葡萄牙海滨高级住宅的最大买家，紧随其后的有巴西人（同样说葡语）、中国人和英国人。中国人又何苦远到葡萄牙去买房子？不用细想你也会懂的。

皮克迪的政策建议既然无法实施，看来也就无从被证伪，然而这种吊诡理论假说的安全性被一项长程历史的实证研究给颠覆了。有数的经济史学家G.克拉克的新著“The Sons Also Rise”（似可译作《子孙照样发达》）对“皮克迪疗法”来了个釜底抽薪。他的书名很有趣，是海明威的小说《太阳照样升起》的翻版，因为英语里太阳和儿子只差了一个字母，发音完全相同。克拉克教授辩解说，这书名是编辑给取的。他的前一部名著“A Farewell to Alms”（《别了施舍》）也套用了海明威《永别了，武器》的书名，alms（施舍品）和arms（武器）的发音很相近。看了这样的书名，不用猜我们就不难想见书的意图：社会上成功人士的后代也将持续成功，而不成功人士的后代同样不太可能成功。

克拉克的分析调用了大量历史旧档和征集了长程历史的实证数据，揭示出跨（多）代的社会粘滞性（social persistence），在世界各国、各个时代都是异乎寻常的高。上层人士以及下层的人要“回归到”社会的平均水准是相当的艰难，往往绵恒数代、十数代而不可得，而且不论在怎样的社会氛围、文化条件、和体制安排下，都是如此。克拉克试图证明或业已证明的结论，可说是“惊世骇俗”，岂止是“政治上很不正确”，对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一些信条也将有颠覆性的影响。

也许你对各种“学”没有兴趣，但是对自家的儿孙能否“发达”是很难不感兴趣的。在个体层面，克拉克的建议是，若想自己的子女继续发达，或者变得发达，你最重要的事是同高素质的伴侣结合，给孩子一个好的生父（或生母），其余则顺其自然可也。而子女出生后的额外补课、小灶家教均无关宏旨，甚或是徒劳的。

相信许多人（曾包括笔者）听了会很不自在，甚至深感侮辱，会拍案而起怒斥其为“种族歧视、帝国主义、唯精英论者、优生论者、天良丧尽……”不一而足。克拉克教授深知他的探索有离经叛道的味道，为避免各种罪名起见，他做了许多细致详尽的实证数据分析；提出结论时也很委婉，他往往以提问的方式，比如问，“要不是基因遗传，那么又是什么因素造成了历史上可观察到的，如此高度一致的现象呢？”

西方十七世纪肇始的社会进步思潮逐渐型铸成一个基础性假设，主张人在初生时是“一块白板”，所有的知识均得自于后天的经验，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乃社会环境的产物，可以通过环境条件的合理化，加以无限地重塑（譬如通过开放教育、强制税收重新平衡）或者改造（譬如经过剧烈改制），而成为“新人”。这个基本信念导致了千百万人为之前仆后继的巨大社会变迁和动荡。但是，它经受得住对人类社会长程历史的检视和分析吗？

为了说明基因遗传对于人的行为能力有主导性的影响，克拉克引用了不少长期跟踪的研究，来佐证他的观察和发现。譬如，对在不同环境下成长的许多同卵孪生子的跟踪调查：一对基因几乎等同的同卵双生子（女）在幼年就因为各种原因离散，成长于不同的社会和家境。结果表明，他们的行为能力和习惯偏好倾向受遗传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不同环境条件的重塑。又如，对领养孩童的长年追踪调查也表明，他们的行为能力在幼年时似乎还受养父母及领养家庭环境的影响，随着年岁增加这类影响日渐式微。被领养孩童过了12岁，智力、偏好、行为倾向等越来越趋近于他们的生父母；16岁之后，被领养儿童和养父母的相关联系就趋近于零，而同他们的生父母的相关性接近0.3。 同时，被领养儿童的人生表现，无论是在学业、健康、职业表现还是收入水平，都和他们的血亲兄弟姐妹相仿，而与领养家庭的兄弟姐妹看不出有什么明显的关联。

克拉克教授在检测社会流动性（其实是其反面——社会粘滞性）时，所用的方法相当简单，追踪数百年来姓氏在社会综合地位的起落，特别是那些显赫而稀少的姓氏，其所占据的地位高于社会平均水准有多大程度，能持久多少代。书里集中考察了多个社会，包括英国、日本、印度、韩国、中国，和美国、瑞典、智利、丹麦等国家，以及犹太人、吉普赛人等群体的长期社会演化。实证数据的跨度有几个世纪，英国的数据更长达九百余年。克拉克经过数据分析后发现，非但两个英国——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下的英格兰，与工业革命之前的封建体制下的传统英格兰，社会流动率是同样的迟缓。而美国的社会流动性也不比推崇社会主义平权的瑞典、丹麦的高，甚至和印度、日本等社会的情况也差不离。

教授把这种人类社会的高度粘滞现象称之为“社会执着度”（social persistence，或称“代际相关性”）,计算出代际传承率为0.75左右，并推定这是一个“普世常数”（universal constant），与文化、制度安排等等无关。如此，孙辈和祖父辈的相关性约为0.75的平方，即56.25%，第四代受祖辈的影响则为42.19% （0.75的立方）…… 直到第十代，祖上持续的影响仍有可观的7.5%。

这个结论强烈冲击了人们素所“乐意”相信的高流动性的信念——社会越开放则流动性越高。在理想的社会，每代人都应当被“重新洗牌”，每个新生儿都将“生而平等”，面临平等的发展机会。

克拉克的考察和分析认为，风水即便轮流转，速率也很迟缓，远不是人们所期待的那样“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两代人之间；而得经历十代人的时间——“三百年河东，三百年河西”。据他的计算，一个家庭要在一代之间从社会综合地位的中间水平攀越到社会顶层的0.5%，机会只有五亿分之一。这种情况在英国几乎没有发生过，无论是封建时代还是现代英格兰。至于要通过一代的时间，从社会的底层（0.5%）翻到社会顶层（99.5%），概率更是几乎等于零，克拉克相信，在人类历史上还未曾有过。（对此，我不是太有把握，明朝的开山祖朱元璋家族算不算是个例外？）

究竟哪个更符合历史上发生过的事实？

克拉克指出，人们高估社会流动性的偏误印象，部分是来自误算。他们以物质收入的代际影响替代了社会流动性。其实，竞争社会地位、获取资源的能力是综合性的。除了财富，还有教育（对信息和知识的掌控）、职业（高尚岗位的拥有）、社会联系（抱团网络的紧密程度）、健康状况以及长寿，等等，都是构成“社会成功”（或TSS，True Social Status,意即“真实的社会地位”）的要素。譬如说，盖茨和巴菲特的子女，收入比起父辈准差得远，儿孙们不惟不再孜孜为钱打拼，其主要的职业甚至是在散财（公益基金会之类）。然而，他们的综合社会地位，大半靠祖上遗传得来的综合社会能力（underlying social competence），却不会很快地衰减。如果根据巴菲特的子女收入大不如其父，就以为他们迅速回归到了社会的平均水平，于是得出美国比其他社会的流动性更高、更“公平”，是很不可靠的表象。

至于为什么人们对社会流动性速率的印象与实际的普遍现象大有出入，克拉克解释道，人们意识的重心是短期的，关注的焦点只在代际变化，即两代人之间发生的变动，这时随机因素起了很大的作用，也就是说，“噪音”——各种运气（好的或坏的）很容易掩盖了真实的讯号。噪音的影响在长程中会抵消，在群体里被折冲掉，需要跨越大致四代人，约为75年的时间。他提出的实据，是英国工业革命前后的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比较。测算的结果，表明传统英国的代际粘滞系数在0.80-0.85，而现代英国的代际粘滞系数则在0.73-0.84左右。以此来计算，第四代英国人受其曾祖父影响的仍分别为40.96%-52.20%（传统）和28.4%-40.96%（现代）。总之，相关度在五分之二左右，虽说不无改进，依然都是高度粘滞的。素有“机会平等大熔炉”之誉的美国，社会粘滞度（0.75）比起英国来也实在不遑多让。

在提出“若想孩子成功，替你自己找个好配偶”的建议时，克拉克请大家注意：1、配偶的“好”，不仅他（她）是否有钱或生于有钱的家庭，也不在其面貌是否姣好，而是其生父母的财富、教育、职岗、社会网络、健康长寿等因素的综合考量（TSS）； 2、更主要的，是要考察其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曾祖父母、甚至更上代人是否也曾经成功过。从长计议，才能够确实把握他们本人的成功乃有坚实的根基，而非“噪音”所致的假象（跨多代的TSS演化）。

那么，克拉克的发现和皮克迪的研究又有何关联呢？《新资本论》揭露出财富的社会分配严重不均且在扩大之中，也许是个事实。皮克迪着力剖析的困境不止是发达经济体所特有的，与我们的国情也有着相当的关联。例如，国际间常被引用的一个数据，称美国参众两院最富有的前50位议员的财富加总起来不到11亿美元，而中国的人大委员会里最富有的前50位代表的财富总值达到了980亿美元。要是把没露白的财富也计算在内的话，两者的差别可能还要令人瞠目结舌。克拉克的发现（间接地）对皮克迪的核心理念发难：非但以公权力为杠杆的社会再分配的成效是短暂的甚至是徒劳的，其初衷的公正性都成疑问。克拉克认为以发挥人类本身的规律来运作，即市场带来的结果其实更“公正”（fairness）,更深刻，也更为持久。他提出的质疑，要是人“本非白板一块”乃普遍观察到的历史事实的话，那么我们又有何理由相信，依据当代“平等”的观念来干预竞争，对之强行重新分配，结果就更能公平合理呢？

我们主要关心的，自然是中国人的社会流动性现状。《子孙照样发达》里辟有专章，就中国近代的案例展开讨论，这个案例是以克拉克教授和他的博士弟子郝煜（目前执教于北京大学）的合作研究——“中国三个政体下的社会流动性——姓氏研究（1645-2012）”为基础。该项研究主要得自郝煜的贡献，是其博士论文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他们汇集和分析了清朝、民国、以及1949年后大陆和台湾的数据后，得出的结论是，三种体制下中国社会的流动性也都与世界各国的相仿，比一直以来相信的要低缓得多。尽管这十几代人，尤其是十九世纪末页直到现今，中国发生的剧烈变革可谓翻天覆地。

作者沿用了姓氏变迁的分析方法——通过比较该姓氏占总人口的比例和它在上层成功人士的占比，来说明该姓氏是处于社会的顶层及上层、中层呢，还是处于下层及底层。这里所谓“成功的社会综合地位”，衡量的要素除了“富”，主要是“贵”，包括科举考中“举人”、“进士”的数量。成功获取功名在清朝是地位晋升最主要的社会阶梯，民国以后“贵”的评测内涵大为改变了，科举的功名被替换成现代的上层职岗，诸如名校的教授、学者院士，名医师名律师，高级行政官员，以及企业的董事长，等等。

作者追踪前清的“精英十三姓氏”（主要集中在长江下游地区，占全国人口的比例约为0.055%）三百多年来的变迁，证实前朝的精英在现代社会上层的占比仍然超过社会平均（overrepresentation）。如果把社会平均水平设为1——姓氏占总人口的比例和该姓氏在上层成功人士所占比例是同等的话，那么“精英十三姓氏”同“全国三大姓”（张、王、李，占全国人口约22%）以及“地区三大姓”（顾、沈、钱，总数在两千万人以上）相比，其影响远远超过1，也就是说，他们的“代表比率”（RR，或 relative representativeness）远超过了社会的平均值（五倍以上）。

具体的计算，根据1820年至1905年（之后科举被废除）的科考数据，在乡试（“中举”）和会试（“中进士”）里成功的比率，“精英十三姓氏”是“全国三大姓”的8.6倍（张王李三姓人口众多，足以代表全国平均水平，故比率为1），是“地区三大姓”的4.7倍。其中例如江苏武进县的莊氏，在科考的表现极为突出,该氏族的RR达到了社会平均的15倍。

废除帝制进入近代共和以来，差别依然巨大。从民国政府的高官名录（1912-1949）来看，“精英十三姓氏”是“全国三大姓”的4.85倍、“地区三大姓”的2.28倍；从著名大学的教授名录（1912）来看，“精英十三姓氏”为“全国三大姓”的3.82倍、“地区三大姓”的1.88倍；从企业的董事长名录（2006）来看，“精英十三姓氏”是“全国三大姓”的4.51倍，是作为对照组的“地区三大姓”的1.62倍；从中央政府的负责官员的名录（大陆，2010）来看，“精英十三姓氏”则为“全国三大姓”的2.75倍、“地区三大姓”的1.46倍。

事实上，“地区三大姓”（主要分布在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在全国范围内也属于“精英姓氏集团”。它也明显超出了“全国三大姓”所代表的全国平均水平。上述的五个测评数据，顾、沈、钱三个姓氏分别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83、2.13、2.03、2.78和1.88倍。

民扬儿在加州大学（戴维斯校区）得到经济博士学位，他曾是克拉克教授的助研，帮助整理了部分资料。我们父子对克拉克的数据、分析方法和结论诠释曾有过讨论。中国的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但姓氏却是相当集中：大陆的三百个上下的姓氏（至少15万人）覆盖了95%左右的汉族人口，其中前100个大姓占了总人数的85%；而台湾的三十个姓氏几乎覆盖了人口的全部（98%）。英国的情况则大不相同，姓氏（5人以上）多达270000个，所以克拉克的模型更适合西方的社会，因此追索（成功）小姓氏样本的长程变迁更简便更容易。郝煜博士显然注意到了这类差别，两位作者在中国的姓氏上再加上地域的限定，调查了比如象“宁波范氏”、“海宁查氏”、“常熟翁氏”等精英家族的变迁，得到的结论仍旧不变。

中国社会的流动性从长计议，数百年来依然粘滞，并没有因为社会体制、政治运动、文化价值的剧烈变动而发生结构性的改变，要变的话也是“三百年河东、三百年河西”的长程演变。以克拉克所谓的“普世常数”的社会流动性规律的范围而言，大陆在0.71-0.90之间。其证据之一，是1949年后大陆和台湾的分野，社会体制及其政治干预迥异，但是翻天覆地的折腾之后，社会流动性在两者之间相差却甚小，台湾的甚至还略高一点。有兴趣的读者不妨直接参阅原书。

《子孙照样发达》一书2014年正式出版以来，引起了社会关注和各界的热评。浏览各家包括不少著名经济学家的评议，很少有人能对书的数据模型、方法诠释提出质疑的。尽管如此，书中提出的结论还是令人难以“咽下”。譬如，著名的哈佛经济学教授（B. Friedman）认为（笔者亦有同感），“我们只能希望，克拉克揭示的规律不是事实。”

在公共政策设计之上，这涉及到了一个更根本性问题。在争议社会分配是否平均时，人们常是把“公正”、“正义”、“公平”、“平均”、“平等”搅和在了一块儿，难道它们是一个概念吗？如果确有区别的话，我们又应当在哪个层面加以区分呢？

比如说，你不妨追寻自己周边的人，同乡、同学、同事等等，“发达”或“不发达”的经历，以及他们前代的经历。开放三十余年以来各方面松绑的结果，社会资源的分配确实有了更多的差异，这样的进展难道是更偏离了“公正”吗？

竞争的场地怎样平坦才能更符合人类的生存条件（human conditions），才能让竞赛博弈一轮又一轮地健康扩展，从而更广泛地激发出全社会的创造能力这个重大考量上，克拉克的研究有其建设性的贡献，为社会分配及再分配建立起长久和公义的基地，可以提供若干靠谱的指引。

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再阅读语言学和演化心理学大师、哈佛名教授Steven Pinker 的《人非白板一块》（“The Blank Slate,” Penguin Books, 2002），也许能从中获得一些有用的讯息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