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突破，就是中国政治学要跨出借鉴与移植西方政治学的阶段。其实早就应当这样做，可能现在的条件更加成熟了。海峡两岸的中国政治学者完全有条件另辟蹊径，应该旗帜鲜明地跨出这一步。

▍为何要突破，为何要超越

我们过去追随的西方政治学基本上是美国的或美国化的政治学。美国政治学有严重的偏差与缺陷。它背离了理论与实践应有的联系，而“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个词，可以用来形容很多美国政治学者的专业态度。

我认为从事社会科学的学术活动，尤其是从事政治学的研究，其成果都会有一种强烈的实践意义，学者是不可能回避这个问题的。你是为谁做学问？你要把学问跟谁去分享？你希望如何改变这个世界或者这个时代？这都是学者必须面对的。我说要超越，是因为西方政治学，尤其是美国政治学已经忘了这些基本点。我们要回归经世济民的中心，要重新建立理论和实践的密切联系。

在中国的历史文化的传承里，这样的一种关怀和思考是极其丰富的。于右任的书法大家都很熟悉，他书写的北宋大思想家、代表宋明理学集大成者张载（张横渠）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表达了儒家学派对理想的追求和实践，一直被人们传颂不衰。它是中国人精神上的坐标，表现出一个中国学者对国家、对社会的关怀、担当和使命感。这是可以指导我们去思考一个人的世界观的非常重要的思想结晶。

目前，西方主流社会科学难以预见与理解当前的历史巨变。全球金融危机让主流经济学陷入巨大的困境，西方民主体制的合法性危机让政治学者非常彷徨，他们无力直面并回应这个历史巨变时代的知识挑战。

1. 西方主要社会科学理论架构难以解释中国的发展模式。实际上中国的发展经验在很多方面都打破了西方主流理论的一种基本设想，西方学者或者是刻意进行回避，或者是在这方面显得非常苍白。

2. 西方主流国际关系学者对中国带动的世界秩序重组，没有思想准备。他们无法理解中国兴起带给发展中国家的历史机遇，无法正确地或者认真地对待中国的复兴，以及中国带领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前所未有的自主发展的机遇。其实在这方面的研究，连中国学者自己都未展开，更不可能期待美国学者、西方学者能够更前瞻地对中国兴起从事系统性、全面性的研究。

3. 美国主流政治学陷入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困境。美国主流社会学者无视科学哲学领域在20世纪70年代后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死守已经被扬弃的科学哲学理论，一直将其作为美国主流社会科学知识建构的指导原则，犹如问道于盲。20世纪80年代以后科学哲学领域的共识是，逻辑实证论严重误解了科学活动的本质：首先，科学知识的主要探索对象不是仅限于经验世界，而是经验世界现象背后的产生机制；其次，科学知识活动的目的在于发挥真实世界的构成本质与基于必然性的因果机制，而不是发现经验性规律。

这种脱节困境的根源：首先是源于其固执的意识形态立场，其次是源于其所依赖的社会哲学理论，最后是源于其所凭借的局部而片面的历史经验。

相当多的美国学者存在固执的意识形态预设立场，产生多方面认识的偏差，主要体现在：（1）自由主义偏差：认为最好的制度一定是尊重个人的自由与选择；（2）历史终结偏差：认为西方展示的代议民主、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的三位一体，代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最高阶段，而非西方世界不是已经向西方模式靠拢，就是处于顽抗的过渡阶段；（3）西方中心偏见：认为西方创造了近代的人类进步，西方经验是界定进步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的坐标。上述三个预设立场，严重阻碍了美国学者认识与理解当前的历史巨变。

4. 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拒绝面对后西方中心世界秩序的来临。最近几年，我与很多西方主流国际关系学者进行对话，在交流中，我深切地感受到他们在面对时代潮流时的一种抗拒心理。面对客观现实，这个世界已经一步一步地脱离西方秩序，正在进入一个后西方的世界秩序时代，他们却找出各种理由，不愿意承认世界秩序的变化，以他们的主观意识对新的世界秩序进行解构。

5. 美国政治学存在严重的方法、理论、经验的基础缺陷。二战后，美国社会科学哲学基础全面动摇，但是主流政治学包括新古典经济学，在自己建构的一种封闭的知识体系里面去抗拒科学知识的最重要的指导原则。在过去30年中，科学哲学理论已经产生巨大的变化，早已进入后逻辑实证的发展阶段。然而我们很多研究方法论的学者，还在教学中以逻辑实证论作为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理论。

6. 美国主流政治学理论涵盖的经验范畴有严重的时空局限性。存在“当下主义、非历史主义、欧洲中心主义、无政府主义倾向、国家中心主义”五种主流国际理论的偏差与谬误。美国政治学者的很多理论，尤其是比较政治理论、国际关系理论所覆盖的经验的时空范围很窄。例如国际学，基本上就是在西伐利亚合约之后，以西方主权国家为构成单元的那些历史经验。

7. 西方政治学者难以跨越意识形态的窠臼，美国政治学者无法超越意识形态影响下的国际关系理论。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维护美国霸权，包括“霸权稳定论”“安全的困境”“金德尔伯格陷阱”。他们用所谓“自由制度论”与“民主和平论”，为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合理性提供理论基础。他们推行的“典则理论”假设西方国家所推行的价值与行为准则可以成为普遍性的规范，而基本上忽视非西方世界可以另起炉灶，可以根据不同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建立新的合作模式与体制。他们只能用自己的功利主义动机与行为模式来理解非西方行动者。他们完全不能理解中国领导人倡议的“义利之辨”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同时，他们又刻意忽视霸权的两面性。例如，以主权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缺失日益明显，但美国捍卫美元霸权，阻止SDR扮演超级货币功能，美国为了防范其他货币挑战美元地位，阻止石油交易改为以欧元或其他货币结算。又如，在美国财政部主导下，IMF对外债危机实行严格的纾困条件，优先维护国际债权人的权益，而不顾纾困方案对债务国的巨大社会与经济损害。并长期推销华盛顿共识，加剧全球化造成的两极化分配与排除边缘群体。

美国的国内政治与意识形态让国际公共服务产品长期供给不足。例如，IMF的可融资额度严重不足，但美国长期反对增资，避免稀释其投票权与影响其否决权。又如，世界银行的资本规模长期冻结，远远不能满足开发中国家的需求，还试图抵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创设。

美国的霸权已经成为国际秩序不稳定之源，国际社会饱受美国强加于人的“公共之恶”（public bads）。美国主导金融全球化强迫各国打开资本市场、解除金融管制，导致热钱在各国制造资产泡沫与金融危机，并让华尔街有毒金融资产泛滥全球；美国以多种名目强推知识产权，维护美国跨国企业暴利与市场垄断、阻碍创新与知识共享，将药品专利凌驾生命价值之上；美国将相互依存作为战略武器，采用霸凌手段搞金融封锁、贸易战、长臂司法管辖，网络封锁打击竞争对手。

8. 选择性地诠释西方崛起的历史经验。西方学者对他们自身的历史诠释是选择性的、甚至是有意漂白：对于他们国家历史中的剥削、残暴、阴暗的一面，基本上略过不表。很多西方学者对自己国家在过去几个世纪中取得的成就大书特书，但是对于西方国家发展过程中对外侵略、殖民主义、奴隶制度所扮演的重要作用，他们却轻描淡写、遮遮掩掩。在解释西方兴起的历史文献中，他们往往是笔锋一转，不去正视这些野蛮的、血腥的、丑恶的因素在其原始积累中到底起了多大作用。像流行于西方学术界新制度学派学者诺斯的历史叙事就是选择性的，采用简化和压缩历史以削足适履。他的分析让读者相信，英国、荷兰、法国与美国等西方列强的成功崛起，主要是因为他们选择了正确的制度演进路径，克服了交易费用过高的难题。在交易费用学派的理论框架中，是容不下英属东印度公司这种靠征服、占领、掠夺与独占的殖民商业帝国，也与《棉花帝国》这本经典之作呈现的历史证据格格不入。

巨变时代正在来临。今天，二战后的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已经进入一个全面松动的阶段。美国过去30年主导的全球化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反全球化的运动风起云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新世纪的巨变中已经被唾弃。“第三波民主化”在新世纪已经失去主动力，正在明显退潮，西方民主体制出现退化，陷入社会裂解与合法性基础的动摇危机中。欧盟面临解体的危机，脱欧的政治势力方兴未艾。西方中心世界加速没落的同时，非西方世界正在崛起，后西方世界秩序呼之欲出。

（一）世界经济中心将转移到七个新兴经济体

在我们思考未来世界格局时，有一个基本的数据很重要。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2017年对世界经济结构的中长期作了一个预估，认为制定国际经济合作游戏规则的主角，即今后的世界经济中心，将会从G7（七大工业国家）国家转移到E7（七大新兴经济体）国家。E7国家包含了多数的金砖国家，即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土耳其。

如果用购买力等值分析，E7国家都是人口超过1亿或接近1亿的国家，也是持续高速度增长的国家。1995年，这些国家的经济规模以及购买力等值GDP计算只是G7国家的一半，但是到2015年，他们的经济规模和购买力已经与G7国家并驾齐驱了，E7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超过3.5%，而G7国家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5%。到2040年，预计E7国家就将超过G7国家。可想而知，今天我们熟悉的国际秩序、国际组织、国际规则，所有这些都可能在未来发生巨大的变化。

（二） G20杭州峰会跨越三个历史分水岭

目前，我们正处在一个新旧秩序交替的过渡期。我们可以看到许多非常鲜明的指标，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中国在三年前倡导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美国用了所有的影响力，试图劝阻它的传统盟邦加入亚投行，这真是典型的美国霸权具有分水岭意义的一个事件。到2018年底，全球有86个国家成为亚投行的正式会员。亚投行得到发展中国家的热烈响应，因为现有的多边机构，如世界银行与亚洲开发银行，它们在美国主导下，其主导思想与政策已经与发展中国家的真实需求脱节。

中国不仅在引领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市场国家，而且对全球议题、全球治理问题带来了很多新的倡议和改革的提议。这也表明，中国正在转型，正在从过去被动的回应西方的议程和适应角色，逐步转为具有更多话语权和更加主动的角色。

2016年在杭州举办的G20峰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峰会，这次峰会发表了具有前瞻性的领导人宣言，一举跨越三个历史分水岭。首先，第一次把G20峰会的关注从解决世界经济转型面对的挑战，转向关注中长期性结构转型议题，启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系统性改革。其次，全球治理议题主导权由西方国家向新兴市场国家过渡。再次，中国跃升为全球经济治理议题的主要倡议者与形成共识的营造者。

（三） 中国开启了多元化竞争时代

从金砖五国厦门峰会开始，BRICS Plus的新模式开始运转，中国所带领的金砖五国希望把其他的新兴市场国家也纳入这个很重要的对话平台和政策协作平台，他们将在这个平台上讨论如何对重大全球议题形成共识，并且推出他们认为急需的全球改革议程。

2017年在厦门召开的金砖峰会，成为主要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键协商平台。金砖国家主张国际体系的多极化，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以及更包容、均衡、公平与可持续的国际经济秩序。他们主张稳步推进这个长远目标，推动渐进改革与有序转型，不希望国际秩序出现混乱或崩解。

中国在金砖峰会采取明确立场维护现有全球多边体制，全力推进“联合国2030社会可持续发展议程”设定的目标。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良好、更宽松的外部环境做出了贡献，而这将涉及到全世界88%的人口，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产生巨大的作用。中国在这样一个新的发展时代，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第一，重新开启现代化的多元竞争时代。很多人可能意识不到，中国的发展模式和中国道路，已经被很多国家认真研究和参考。世界意识形态领域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西方的代议制民主、自由市场和自主性社会，被普遍认定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高阶段，新自由主义当道，华盛顿共识成为不可更改的教条。非西方国家精英不由自主向西方社会发展模式靠拢，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发展道路选项被高度窄化的困境。

最近十年产生了很大变化。意识形态领域逐渐打开，不再是只有一种选项。中国的经验最为突出，而中国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奋斗，从1840年以来，付出了几千万人生命的代价才争得独立自主的发展机会。当然这些经验是很难复制和模仿的。各国的发展模式只能是因地制宜、尊重国情、与时俱进。

第二，中国的兴起重塑了全球贸易格局。过去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交换关系被颠覆了，中国成为全球最大制造业平台，提供各种价廉物美的高科技产品与高端设备，在政治上削弱了美国式代议制迷信，在经济上打破了西方跨国公司的寡头垄断。而另一方面，中国对能源和原材料的巨大需求，抬高了初级产品的价格。许多落后国家可以享受更有利的贸易交换条件，它们的出口产品价格上升，而需要进口的工业产品与软件价格不断下跌。中国企业让几亿非洲百姓迅速跨入移动通讯时代。例如，深圳的“传音控股”在中国市场没有销售过一台手机，而在非洲市场占有率竟达到48%，它的入门机基本款只要10美元，让非洲的每一个人都买得起。中国的手机制造企业让广大的非洲人民快速跨入移动通讯时代、网络时代。如果没有中国的兴起，就没有这种可能性。

第三，中国开启了全新的发展模式，完全超越了落后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打交道的经验。300年来，第一次一个正在兴起的超级大国不是以掠夺者、支配者或文明优越者的思维与态度来面对发展中国家，中国对这些国家提供了各种协助，促进经济合作。中国推动经济合作的主体是政府搭建的政治协商平台，以官方开发融资机构与国有企业为推动合作与发展援助的主体，并带动民营企业积极参与。中国不以资本回报最大化为唯一标准，这种发展模式是西方国家所不曾采取的，甚至是在他们的意识形态里所排斥的。

很多发展中国家存在发展中的瓶颈，其中最大的瓶颈就是在基础设施方面，它既没有外汇、更没有足够的融资条件来突破这个瓶颈。中国具备空前庞大的工程建设能力，可以同时帮助上百个国家克服基础设施不足的瓶颈，包括港口和深水码头、电厂、铁路、公路等设施的建设，这些都是中国可以发挥能力的领域。全世界没有一个超级大国有这种能量，更不要讲有这种意愿了。这些都是中国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格局里所能发挥的巨大作用。

中国作为很多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最大的投资来源国，尊重这些国家的国情，不灌输意识形态，不强迫这些国家削足适履，不强迫买卖武器，不输出颜色革命，这些都给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前所未有的信心。

我们要在理论上形成超越和突破，否则不足以解释或者应对新的发展趋势。这里有几个很重要的知识体系重新构建的切入点：

第一，西方主流科学有它自己的意识形态，它不会改变立场，接受社会主义民主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些概念，这个理论构建工作中国学者责无旁贷。

第二，美国主流社会科学所奉行的理论早就被扬弃了。中国学者应充分掌握70年代“后实证主义”的哲学理论演进趋势，汲取科学史、知识社会学、科学实存论、批判实存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等重要科学哲学相关理论的精髓。

第三，西方的政治学理论所凭借的历史经验有很大的局限性。主流国际关系学者只研究最近300多年以西方为核心的主权国家体系，对超过千年以上的伊斯兰教世界与东亚政治秩序，处于无知状态。对16世纪以前阿拉伯世界以及东亚世界的多个国家和民族之间如何长时间共存的问题，并没有深入的研究。

我认为中国学者有可以发挥作用的巨大空间，无论从科学哲学理论的源头重建开始，或是大幅拓宽政治学的历史视野，或是重新构建理论与实践的有机联系，可以使中国学者在政治学领域进行超越和突破。

我们要特别关注，中国模式的兴起打破了西方对话语权的垄断产生了哪些影响？

（1）中国发展模式的兴起，使西方社会发展模式不再代表普世价值，西方主导的发展机构不再垄断最佳经济发展与政府治理模式的话语权。

（2）中国模式激发了许多发展中国家重新思考如何在社会公正，可持续性发展以及帕雷托最优资源配置之间取得平衡。

（3）中国发展经验揭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可以在美国式资本主义与西欧式民主社会主义（福利国家）体制以外，开创第三条道路。

（4）中国的政治模式在平衡程序、能力与结果三个环节，以及引导社会追求最佳公共选择上有其明显的功效，既开辟了构建政治体制合法化的有效机制，又能兼顾治理能力与执政绩效。

中国模式的兴起重启了全球意识形态领域的多元竞争格局。中国发展经验强调尊重国情差异，在实践中探索最佳道路，启示了每个国家都应该因地制宜找出最适合自己的发展策略；不同发展阶段会面临不同的挑战与难题，需要与时俱进；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模式，也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而中国在实践中探索的基本思路给许多发展中国家追求自主发展道路提供了重要的参鉴。

中国学者要有清晰自觉的实践目标，通过实践来检验知识与理论的正确性。要有知识全面的素养。纵横古今，放眼世界，不要故步自封，不要重蹈覆辙，先从深刻了解自己所处的社会和继承的历史经验入手，全面开展与不同文明体系的社会交流对话。要重新建立以人文涵养为根底的学术传统，要有扎实的方法论基础，批判性思考的训练；要有自主的人才培育机制，不做学术附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