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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教授朱云汉:西方令人失望,但中国精英的“附庸”惯性更堪忧
2021/3/24 6:45:09 | 浏览:437 | 评论:1
巨变时代正在来临。今天,二战后的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已经进入一个全面松动的阶段,后西方世界秩序呼之欲出。在这样的背景下,长期受西方话语框架影响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也面临着重构的压力和开新的重任。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朱云汉从政治学角度出发,阐释了中国政治学为什么以及怎么样突破和超越西方政治学。他认为,西方政治学尤其是美国化的政治学在理论与实践上有着深刻的裂痕,存在着难以解释中国发展模式、难以跨越意识形态窠臼、选择性地诠释西方崛起历史等内在缺陷,无力回应这个巨变时代所提出的知识挑战。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重新开启了现代化的多元竞争时代,重塑了全球贸易格局,探索了全新的发展模式——这些变化将冲击乃至打断西方对话语权的垄断。他呼吁,面向未来,中国学者要有清晰自觉的实践目标和批判性思考的能力,通过实践来检验知识与理论的正确性,而不是故步自封或重蹈西方覆辙。无论是从科学哲学理论的源头重建开始,或是大幅拓宽政治学的历史视野,或是重新构建理论与实践的有机联系,中国学者都有发挥作用的巨大空间,也理当进行超越和突破,而不是继续做学术附庸。
突破与超越:21世纪的中国政治学
所谓突破,就是中国政治学要跨出借鉴与移植西方政治学的阶段。其实早就应当这样做,可能现在的条件更加成熟了。海峡两岸的中国政治学者完全有条件另辟蹊径,应该旗帜鲜明地跨出这一步。
▍为何要突破,为何要超越
我们过去追随的西方政治学基本上是美国的或美国化的政治学。美国政治学有严重的偏差与缺陷。它背离了理论与实践应有的联系,而“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个词,可以用来形容很多美国政治学者的专业态度。
我认为从事社会科学的学术活动,尤其是从事政治学的研究,其成果都会有一种强烈的实践意义,学者是不可能回避这个问题的。你是为谁做学问?你要把学问跟谁去分享?你希望如何改变这个世界或者这个时代?这都是学者必须面对的。我说要超越,是因为西方政治学,尤其是美国政治学已经忘了这些基本点。我们要回归经世济民的中心,要重新建立理论和实践的密切联系。
在中国的历史文化的传承里,这样的一种关怀和思考是极其丰富的。于右任的书法大家都很熟悉,他书写的北宋大思想家、代表宋明理学集大成者张载(张横渠)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表达了儒家学派对理想的追求和实践,一直被人们传颂不衰。它是中国人精神上的坐标,表现出一个中国学者对国家、对社会的关怀、担当和使命感。这是可以指导我们去思考一个人的世界观的非常重要的思想结晶。
目前,西方主流社会科学难以预见与理解当前的历史巨变。全球金融危机让主流经济学陷入巨大的困境,西方民主体制的合法性危机让政治学者非常彷徨,他们无力直面并回应这个历史巨变时代的知识挑战。
1. 西方主要社会科学理论架构难以解释中国的发展模式。实际上中国的发展经验在很多方面都打破了西方主流理论的一种基本设想,西方学者或者是刻意进行回避,或者是在这方面显得非常苍白。
2. 西方主流国际关系学者对中国带动的世界秩序重组,没有思想准备。他们无法理解中国兴起带给发展中国家的历史机遇,无法正确地或者认真地对待中国的复兴,以及中国带领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前所未有的自主发展的机遇。其实在这方面的研究,连中国学者自己都未展开,更不可能期待美国学者、西方学者能够更前瞻地对中国兴起从事系统性、全面性的研究。
3. 美国主流政治学陷入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困境。美国主流社会学者无视科学哲学领域在20世纪70年代后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死守已经被扬弃的科学哲学理论,一直将其作为美国主流社会科学知识建构的指导原则,犹如问道于盲。20世纪80年代以后科学哲学领域的共识是,逻辑实证论严重误解了科学活动的本质:首先,科学知识的主要探索对象不是仅限于经验世界,而是经验世界现象背后的产生机制;其次,科学知识活动的目的在于发挥真实世界的构成本质与基于必然性的因果机制,而不是发现经验性规律。
这种脱节困境的根源:首先是源于其固执的意识形态立场,其次是源于其所依赖的社会哲学理论,最后是源于其所凭借的局部而片面的历史经验。
相当多的美国学者存在固执的意识形态预设立场,产生多方面认识的偏差,主要体现在:(1)自由主义偏差:认为最好的制度一定是尊重个人的自由与选择;(2)历史终结偏差:认为西方展示的代议民主、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的三位一体,代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最高阶段,而非西方世界不是已经向西方模式靠拢,就是处于顽抗的过渡阶段;(3)西方中心偏见:认为西方创造了近代的人类进步,西方经验是界定进步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的坐标。上述三个预设立场,严重阻碍了美国学者认识与理解当前的历史巨变。
4. 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拒绝面对后西方中心世界秩序的来临。最近几年,我与很多西方主流国际关系学者进行对话,在交流中,我深切地感受到他们在面对时代潮流时的一种抗拒心理。面对客观现实,这个世界已经一步一步地脱离西方秩序,正在进入一个后西方的世界秩序时代,他们却找出各种理由,不愿意承认世界秩序的变化,以他们的主观意识对新的世界秩序进行解构。
5. 美国政治学存在严重的方法、理论、经验的基础缺陷。二战后,美国社会科学哲学基础全面动摇,但是主流政治学包括新古典经济学,在自己建构的一种封闭的知识体系里面去抗拒科学知识的最重要的指导原则。在过去30年中,科学哲学理论已经产生巨大的变化,早已进入后逻辑实证的发展阶段。然而我们很多研究方法论的学者,还在教学中以逻辑实证论作为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理论。
6. 美国主流政治学理论涵盖的经验范畴有严重的时空局限性。存在“当下主义、非历史主义、欧洲中心主义、无政府主义倾向、国家中心主义”五种主流国际理论的偏差与谬误。美国政治学者的很多理论,尤其是比较政治理论、国际关系理论所覆盖的经验的时空范围很窄。例如国际学,基本上就是在西伐利亚合约之后,以西方主权国家为构成单元的那些历史经验。
7. 西方政治学者难以跨越意识形态的窠臼,美国政治学者无法超越意识形态影响下的国际关系理论。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维护美国霸权,包括“霸权稳定论”“安全的困境”“金德尔伯格陷阱”。他们用所谓“自由制度论”与“民主和平论”,为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合理性提供理论基础。他们推行的“典则理论”假设西方国家所推行的价值与行为准则可以成为普遍性的规范,而基本上忽视非西方世界可以另起炉灶,可以根据不同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建立新的合作模式与体制。他们只能用自己的功利主义动机与行为模式来理解非西方行动者。他们完全不能理解中国领导人倡议的“义利之辨”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同时,他们又刻意忽视霸权的两面性。例如,以主权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缺失日益明显,但美国捍卫美元霸权,阻止SDR扮演超级货币功能,美国为了防范其他货币挑战美元地位,阻止石油交易改为以欧元或其他货币结算。又如,在美国财政部主导下,IMF对外债危机实行严格的纾困条件,优先维护国际债权人的权益,而不顾纾困方案对债务国的巨大社会与经济损害。并长期推销华盛顿共识,加剧全球化造成的两极化分配与排除边缘群体。
美国的国内政治与意识形态让国际公共服务产品长期供给不足。例如,IMF的可融资额度严重不足,但美国长期反对增资,避免稀释其投票权与影响其否决权。又如,世界银行的资本规模长期冻结,远远不能满足开发中国家的需求,还试图抵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创设。
台大教授朱云汉:西方令人失望,但中国精英的“附庸”惯性更堪忧
美国的霸权已经成为国际秩序不稳定之源,国际社会饱受美国强加于人的“公共之恶”(public bads)。美国主导金融全球化强迫各国打开资本市场、解除金融管制,导致热钱在各国制造资产泡沫与金融危机,并让华尔街有毒金融资产泛滥全球;美国以多种名目强推知识产权,维护美国跨国企业暴利与市场垄断、阻碍创新与知识共享,将药品专利凌驾生命价值之上;美国将相互依存作为战略武器,采用霸凌手段搞金融封锁、贸易战、长臂司法管辖,网络封锁打击竞争对手。
8. 选择性地诠释西方崛起的历史经验。西方学者对他们自身的历史诠释是选择性的、甚至是有意漂白:对于他们国家历史中的剥削、残暴、阴暗的一面,基本上略过不表。很多西方学者对自己国家在过去几个世纪中取得的成就大书特书,但是对于西方国家发展过程中对外侵略、殖民主义、奴隶制度所扮演的重要作用,他们却轻描淡写、遮遮掩掩。在解释西方兴起的历史文献中,他们往往是笔锋一转,不去正视这些野蛮的、血腥的、丑恶的因素在其原始积累中到底起了多大作用。像流行于西方学术界新制度学派学者诺斯的历史叙事就是选择性的,采用简化和压缩历史以削足适履。他的分析让读者相信,英国、荷兰、法国与美国等西方列强的成功崛起,主要是因为他们选择了正确的制度演进路径,克服了交易费用过高的难题。在交易费用学派的理论框架中,是容不下英属东印度公司这种靠征服、占领、掠夺与独占的殖民商业帝国,也与《棉花帝国》这本经典之作呈现的历史证据格格不入。
▍历史的趋势正在走向转折
巨变时代正在来临。今天,二战后的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已经进入一个全面松动的阶段。美国过去30年主导的全球化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反全球化的运动风起云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新世纪的巨变中已经被唾弃。“第三波民主化”在新世纪已经失去主动力,正在明显退潮,西方民主体制出现退化,陷入社会裂解与合法性基础的动摇危机中。欧盟面临解体的危机,脱欧的政治势力方兴未艾。西方中心世界加速没落的同时,非西方世界正在崛起,后西方世界秩序呼之欲出。
(一)世界经济中心将转移到七个新兴经济体
在我们思考未来世界格局时,有一个基本的数据很重要。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2017年对世界经济结构的中长期作了一个预估,认为制定国际经济合作游戏规则的主角,即今后的世界经济中心,将会从G7(七大工业国家)国家转移到E7(七大新兴经济体)国家。E7国家包含了多数的金砖国家,即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土耳其。
如果用购买力等值分析,E7国家都是人口超过1亿或接近1亿的国家,也是持续高速度增长的国家。1995年,这些国家的经济规模以及购买力等值GDP计算只是G7国家的一半,但是到2015年,他们的经济规模和购买力已经与G7国家并驾齐驱了,E7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超过3.5%,而G7国家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5%。到2040年,预计E7国家就将超过G7国家。可想而知,今天我们熟悉的国际秩序、国际组织、国际规则,所有这些都可能在未来发生巨大的变化。
(二) G20杭州峰会跨越三个历史分水岭
目前,我们正处在一个新旧秩序交替的过渡期。我们可以看到许多非常鲜明的指标,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中国在三年前倡导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美国用了所有的影响力,试图劝阻它的传统盟邦加入亚投行,这真是典型的美国霸权具有分水岭意义的一个事件。到2018年底,全球有86个国家成为亚投行的正式会员。亚投行得到发展中国家的热烈响应,因为现有的多边机构,如世界银行与亚洲开发银行,它们在美国主导下,其主导思想与政策已经与发展中国家的真实需求脱节。
中国不仅在引领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市场国家,而且对全球议题、全球治理问题带来了很多新的倡议和改革的提议。这也表明,中国正在转型,正在从过去被动的回应西方的议程和适应角色,逐步转为具有更多话语权和更加主动的角色。
2016年在杭州举办的G20峰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峰会,这次峰会发表了具有前瞻性的领导人宣言,一举跨越三个历史分水岭。首先,第一次把G20峰会的关注从解决世界经济转型面对的挑战,转向关注中长期性结构转型议题,启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系统性改革。其次,全球治理议题主导权由西方国家向新兴市场国家过渡。再次,中国跃升为全球经济治理议题的主要倡议者与形成共识的营造者。
(三) 中国开启了多元化竞争时代
从金砖五国厦门峰会开始,BRICS Plus的新模式开始运转,中国所带领的金砖五国希望把其他的新兴市场国家也纳入这个很重要的对话平台和政策协作平台,他们将在这个平台上讨论如何对重大全球议题形成共识,并且推出他们认为急需的全球改革议程。
2017年在厦门召开的金砖峰会,成为主要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键协商平台。金砖国家主张国际体系的多极化,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以及更包容、均衡、公平与可持续的国际经济秩序。他们主张稳步推进这个长远目标,推动渐进改革与有序转型,不希望国际秩序出现混乱或崩解。
中国在金砖峰会采取明确立场维护现有全球多边体制,全力推进“联合国2030社会可持续发展议程”设定的目标。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良好、更宽松的外部环境做出了贡献,而这将涉及到全世界88%的人口,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产生巨大的作用。中国在这样一个新的发展时代,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第一,重新开启现代化的多元竞争时代。很多人可能意识不到,中国的发展模式和中国道路,已经被很多国家认真研究和参考。世界意识形态领域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西方的代议制民主、自由市场和自主性社会,被普遍认定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高阶段,新自由主义当道,华盛顿共识成为不可更改的教条。非西方国家精英不由自主向西方社会发展模式靠拢,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发展道路选项被高度窄化的困境。
最近十年产生了很大变化。意识形态领域逐渐打开,不再是只有一种选项。中国的经验最为突出,而中国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奋斗,从1840年以来,付出了几千万人生命的代价才争得独立自主的发展机会。当然这些经验是很难复制和模仿的。各国的发展模式只能是因地制宜、尊重国情、与时俱进。
第二,中国的兴起重塑了全球贸易格局。过去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交换关系被颠覆了,中国成为全球最大制造业平台,提供各种价廉物美的高科技产品与高端设备,在政治上削弱了美国式代议制迷信,在经济上打破了西方跨国公司的寡头垄断。而另一方面,中国对能源和原材料的巨大需求,抬高了初级产品的价格。许多落后国家可以享受更有利的贸易交换条件,它们的出口产品价格上升,而需要进口的工业产品与软件价格不断下跌。中国企业让几亿非洲百姓迅速跨入移动通讯时代。例如,深圳的“传音控股”在中国市场没有销售过一台手机,而在非洲市场占有率竟达到48%,它的入门机基本款只要10美元,让非洲的每一个人都买得起。中国的手机制造企业让广大的非洲人民快速跨入移动通讯时代、网络时代。如果没有中国的兴起,就没有这种可能性。
第三,中国开启了全新的发展模式,完全超越了落后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打交道的经验。300年来,第一次一个正在兴起的超级大国不是以掠夺者、支配者或文明优越者的思维与态度来面对发展中国家,中国对这些国家提供了各种协助,促进经济合作。中国推动经济合作的主体是政府搭建的政治协商平台,以官方开发融资机构与国有企业为推动合作与发展援助的主体,并带动民营企业积极参与。中国不以资本回报最大化为唯一标准,这种发展模式是西方国家所不曾采取的,甚至是在他们的意识形态里所排斥的。
很多发展中国家存在发展中的瓶颈,其中最大的瓶颈就是在基础设施方面,它既没有外汇、更没有足够的融资条件来突破这个瓶颈。中国具备空前庞大的工程建设能力,可以同时帮助上百个国家克服基础设施不足的瓶颈,包括港口和深水码头、电厂、铁路、公路等设施的建设,这些都是中国可以发挥能力的领域。全世界没有一个超级大国有这种能量,更不要讲有这种意愿了。这些都是中国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格局里所能发挥的巨大作用。
中国作为很多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最大的投资来源国,尊重这些国家的国情,不灌输意识形态,不强迫这些国家削足适履,不强迫买卖武器,不输出颜色革命,这些都给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前所未有的信心。
▍中国模式兴起打破西方对话语权的垄断
我们要在理论上形成超越和突破,否则不足以解释或者应对新的发展趋势。这里有几个很重要的知识体系重新构建的切入点:
第一,西方主流科学有它自己的意识形态,它不会改变立场,接受社会主义民主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些概念,这个理论构建工作中国学者责无旁贷。
第二,美国主流社会科学所奉行的理论早就被扬弃了。中国学者应充分掌握70年代“后实证主义”的哲学理论演进趋势,汲取科学史、知识社会学、科学实存论、批判实存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等重要科学哲学相关理论的精髓。
第三,西方的政治学理论所凭借的历史经验有很大的局限性。主流国际关系学者只研究最近300多年以西方为核心的主权国家体系,对超过千年以上的伊斯兰教世界与东亚政治秩序,处于无知状态。对16世纪以前阿拉伯世界以及东亚世界的多个国家和民族之间如何长时间共存的问题,并没有深入的研究。
我认为中国学者有可以发挥作用的巨大空间,无论从科学哲学理论的源头重建开始,或是大幅拓宽政治学的历史视野,或是重新构建理论与实践的有机联系,可以使中国学者在政治学领域进行超越和突破。
我们要特别关注,中国模式的兴起打破了西方对话语权的垄断产生了哪些影响?
(1)中国发展模式的兴起,使西方社会发展模式不再代表普世价值,西方主导的发展机构不再垄断最佳经济发展与政府治理模式的话语权。
(2)中国模式激发了许多发展中国家重新思考如何在社会公正,可持续性发展以及帕雷托最优资源配置之间取得平衡。
(3)中国发展经验揭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可以在美国式资本主义与西欧式民主社会主义(福利国家)体制以外,开创第三条道路。
(4)中国的政治模式在平衡程序、能力与结果三个环节,以及引导社会追求最佳公共选择上有其明显的功效,既开辟了构建政治体制合法化的有效机制,又能兼顾治理能力与执政绩效。
中国模式的兴起重启了全球意识形态领域的多元竞争格局。中国发展经验强调尊重国情差异,在实践中探索最佳道路,启示了每个国家都应该因地制宜找出最适合自己的发展策略;不同发展阶段会面临不同的挑战与难题,需要与时俱进;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模式,也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而中国在实践中探索的基本思路给许多发展中国家追求自主发展道路提供了重要的参鉴。
中国学者要有清晰自觉的实践目标,通过实践来检验知识与理论的正确性。要有知识全面的素养。纵横古今,放眼世界,不要故步自封,不要重蹈覆辙,先从深刻了解自己所处的社会和继承的历史经验入手,全面开展与不同文明体系的社会交流对话。要重新建立以人文涵养为根底的学术传统,要有扎实的方法论基础,批判性思考的训练;要有自主的人才培育机制,不做学术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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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yu说:留言于2021-03-30 13:44:25(第1条)
很久便不再看电视了。然而,打开腾讯视频或者爱奇艺,你会发现,首页推荐的全是娱乐类的节目,王牌对王牌,吐槽大会,青春有你,创造营2021。其实,这些娱乐节目挺好看,中国当下的一些年轻人,工作压力大,下班以后,看看这样的逗乐节目,既释放了压力,也调整了心情。然而,让我担心的是,一个正常的社会,所能阅读和观看的频道,不能只有娱乐,还应该有各种各样内容的频道。而这些年来,中国陆续关闭了很多有关批评和监督意识的栏目,比如报纸类深度报道中,著名的以批评报道著名的《中国青年报》的“冰点”专版。以及电视栏目中,凤凰卫视的“社会能见度”。

大众读者可能不会想到,如果一个社会上,每天都充斥着一些监督和批评报道,那么,这个社会上恶性事件,会渐渐地减少。而当一个社会上渐渐没有了批评的声音的时候,反而会有一些“失去监督的权力”作恶的事件。一个丰富的社会形态,一定会允许大量的批评者存在。因为批评者本身也要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所以,他们的批评,必然会更加遵守公共的规范。但是,如果一个社会将电视媒体和纸质媒体上相关的批评栏目全部关停以后,那么,之前不批评,但是也不配合赞美的栏目便立即被关注到。直到这些中性的栏目也会被关闭。于是,社会上批评的声音便渐渐消失。除非犯下了人神共愤的法律的错误,对于权力的其他越界行为,批评便极有可能面临着被社会孤立的风险。

封号,只是当下社会的一种手段。像连岳这样的自媒体大号的转向,从而获得更多的利润,对于那些网络生态中的人群无疑也是一种示范。毕竟有一些人,本身并没有坚定的信仰,活着才是他们的真理。又加上,随着消费主义观念的盛行。一大批纯粹的消费主义者成长起来,他们不关注是非,而只关社社会发展所带来的便利。他们不关注社会公平和正义,而只关注自己的利益的最大化,从而被这个社会训导成为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那么,当这样的群体越多的时候,批评意见便显得不合时宜。因为,大家都在赞美我们某一个东西的便利的时候,你摆什么姿势找麻烦?!所以,批评的消失,有时候不止是官方的禁止,还和受众的精神顶层有关系,他们的精神顶层就容不下痛苦啊思考啊真相啊这一类词语的存在。他们认为:都是屌丝,装什么精英视角。他们将一群思想上的清醒者用他们所拥有的金钱数量进行标注,从而将社会彻底庸俗化。

一个批评渐渐消失的社会,一定会娱乐至死。因为,当有人站在公共价值的立场去对某一种社会现象进行批评的时候,这些冷漠的看客,会用各种各样的阴谋论来搅混水。让一个信息来源本来就不清楚的社会变得真相模糊。在他们的世界里,公义没有意义,只要他们的家人活得好,被侮辱和损害的人,都是有价格的。而一个容不下批评的社会,最终所有的人,都有可能是受害者。因为,我们都知道的那条著名的公交车理论。那个因为得不到社会公正对待的人,当他报复起社会来。他可能坐在公交车上,也可能坐在地铁上。别告诉我你一直开车,他们也许会到幼儿园里去呢。所以,批评的消失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那些受害者,因为缺少出口而对陌生人进行无差别的报复。而如果在一个有着浓郁批评声音的社会,这样的不公平,可能会更及时的得到处理。社会的公共安全,反而会更加融洽,更加和谐。

任何一个时代的进步,都是在修正过往的基础上获得的。那么,如何修正,不过是关注,比较,甚至不断地去批评,打上合理的补丁,才会有美好的结果。最近十年,批评的声音越来越稀少。这不是一个理智的国家应该有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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