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塑造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
对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陈文玲的理解是要构建可以抵御一切风险的内循环。“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布局，也是我国出于政治安全考量作出的重大战略布局。”她指出，面对各种风险挑战以及可能遭遇的外部冲击和压力，“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首先要做的是保底线、保基本、保民生，促进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也就是说，要建立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的供给体系，以及物流、销售、储备、应急等多环节畅通的体系。“那么，不管风吹浪打，我们仍闲庭信步。”陈文玲强调，只有这样这才能保证我们可以真正地抵御风险，有能力应对任何的外部遏制打压，在大国博弈中顺利地“迈过坎”。
在陈文玲看来，我国已经具备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基础与条件。首先，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在这场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安全危机中，我国不仅成功控制住了疫情，而且还保障了市场的正常运转、物流体系的畅通。同时，疫情中移动支付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数字经济等新模式、新业态的出现，也将使“国内大循环”更加顺畅、快捷、便利。其次，我国拥有强大的制造业体系。中国是目前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的国家。这说明中国制造可以满足中国消费、满足中国市场，供给与消费是相适应、相匹配的，可以形成“国内大循环”。
“国际大循环”难度更大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与“国内大循环”相比，促进“国际大循环”似乎难度更大。陈文玲指出，“当前，畅通国际循环面临一些关键堵点。有些堵点痛点是可以努力打通的，但有些堵点，主动权还掌握在部分国家手中”。
那么，该如何打通制约国际大循环畅通的堵点？陈文玲提到了以下两点。
首先，补短板，解决核心技术“卡脖子”的难题，靠创新突破技术遏制。所谓“卡脖子”技术，就是指需要通过长期持续高强度投入研发或者原始创新，才能获得的关键性、独特性、颠覆性、前沿性的技术。这种核心技术一旦形成，就能成为国家的绝对优势。而这种技术优势，对于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价值链及产业发展能力的提升，都具有关键作用和意义。
其次，加快构建现代流通体系。“循环”的本质是“互联互通”，如果没有“通”，循环很难实现。目前，海运是国际货运的主渠道。疫情期间，国际物流运力下降，导致国际航运价格持续攀升，集装箱“一箱难求”。陈文玲认为，面对诸如此类的未知风险，“国际大循环”肯定会受到阻碍，因此，推进构建现代流通体系是形成双循环格局的关键点。
高水平开放是基础
“中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内外需市场本身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在3月4日举行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大会发言人张业遂表示，构建新发展格局，绝不是封闭的国内单循环，而是开放的、相互促进的国内国际双循环。
可以说，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更重要的是推动高水平的开放，在高水平开放的基础上，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走向良性的循环。陈文玲认为，当前我国的对外开放呈现出一些新特点，概括起来就是“主动、高水平、制度型、引领性”。
第一，我国的开放是主动开放，并非迫于来自欧美国家的压力的开放。目前，很多开放政策都是我国主动谋划实施的。比如，近年来,中国金融开放的步调明显加快，先后两次推出“金融开放11条”：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对外公布了11条金融开放措施；2019年，国务院金融委办公室宣布推出11条金融业对外开放措施。
第二，我国的开放是高水平的开放。2013年，中国自贸区试点在上海拉开序幕，后扩展到广东、天津、福建三地。现如今，我国自贸区经历了6轮建设，已设立21个自贸区。这不仅是与更高规格、更高标准的规则对接，而且还极大地推动了新一轮全面开放格局。而对标世界最高水平开放形态的海南自贸港建设，更是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起点。
第三，我国的开放是制度型开放。早先，我们的开放是一个“渐进式”的路径，从局部试点到全面推进。而现在是有设计的、制度型的开放，比如，我国的商事制度改革、政府的“放管服”改革，都在进行制度型的开放中迈出越来越大的步伐。
第四，我国的开放是引领性的开放。目前，中国的对外开放不再是亦步亦趋，谋求的是更加具有引领性的开放。例如，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互联互通这条主线，加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在更大的范围与世界各国分享发展机遇。
在陈文玲看来，在某些方面，中国的开放程度已经超过了很多发达国家。通过扩大开放，中国的竞争力在迅速提高。不过，她也特别强调，在开放的过程中，需要高度关注风险的管控。“我们应该在开放中加强防控风险的能力，以更好保护我们国家的核心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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