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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偉峰:中評社新聞輿論場與輿論力量
2021/4/23 14:21:46 | 浏览:357 | 评论:0
郭偉峰:中評社新聞輿論場與輿論力量
中評智庫部分研究員及大數據分析師合影
 
  中評智庫基金會董事長、中國評論通訊社社長郭偉峰在中評智庫基金會主辦的《中國評論》月刊4月號發表專文《中評社的新聞輿論場與輿論力量》,作者指出:新聞輿論是什麼?現在的相關定義非常不一致,多元化。作者認為,通過新聞媒體發表的、能夠引起受眾廣泛關注及反饋的言論觀點之匯合,就是新聞輿論。或者說,輿論簡單的定義是社會中相當數量的人對於一個特定話題所表達的個人觀點、態度和信念的集合體。這個集合體在新聞媒介上體現出來,就是新聞輿論。新聞輿論力量顧名思義就是新聞輿論的影響力。中國評論通訊社是一個有思想、有情感、有力量的智庫媒體,其中最重要的力量表現就在於新聞輿論。文章內容如下:

  一、兩岸及港澳輿論場具有高度的複雜性

  中評社的新聞輿論力量是因應兩岸及港澳輿論場而來的,要發揮輿論力量,首先得認清輿論場的特殊性。在這裡,我們要重視美國著名的傳播學學者沃爾特·李普曼關於輿論的理論分析,他在1922年的著作《輿論學》中,針對大眾傳播可能會“歪曲環境”的負功能,提出過警世之言,這就是頗有名的“兩個環境”理論。按他的見解,我們人類生活在兩個環境里:一是現實環境,一是虛擬環境。前者,是獨立於人的意志和體驗之外的客觀世界;而後者,是被人意識或體驗的主觀世界。與此相聯繫,能被人自身直接體驗的環境,叫“直接環境”,而需要通過他人才能間接體驗的環境,叫“間接環境”。他的“兩個環境”理論的創造性在於,強調指出了大眾傳播的作用。即:現代社會中,“虛擬環境”的比重越來越大,它主要由大眾媒介造成。李普曼特別強調大眾傳播的力量,認為大眾傳播不僅是“擬態環境”的主要營造者,而且在形成、維護和改變一個社會的刻板成見方面也擁有強大的影響力。李普曼在將近100年前的理論創建,放諸於今天的兩岸及港澳輿論場,也一樣有現實意義和參考價值。

  1,兩岸及港澳輿論場複雜多樣。

  因為兩岸及港澳的社會制度不同、意識形態不同,尤其是海峽兩岸至今仍然處於分裂的狀態,所以各自的輿論場必然不同。從意識形態來看,有兩個陣營的輿論場: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從區域特點來看,分成大陸、台灣及港澳四個完全不同的輿論場。從媒體特性來看,則分成了8個輿論場,即為大陸、台灣及港澳四個地方又各自擁有兩個輿論場:主流媒體輿論場與社交媒體輿論場。由此可知,兩岸及港澳輿論場不可能是單純的,更不可能是同質化的。要在如此複雜的輿論場發揮作用,就必須具有不一般的新聞輿論力量。
  2,對抗性與非對抗性矛盾制約輿論場。

  對抗性矛盾是指矛盾雙方在根本性質和根本利益上互相敵對、不可調和的矛盾,其鬥爭形式一般表現為劇烈的外部衝突。非對抗性矛盾是矛盾雙方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礎上的矛盾,一般不表現為劇烈的外部衝突,即不表現為對抗的形式。須知,兩岸及港澳輿論場是對抗性與非對抗性矛盾縱橫交錯的輿論場,其對抗性輿論往往大於非對抗性。尤其突出的是在兩岸之間、台灣內部與香港內部。比如說統與獨的矛盾、香港維護“一國兩制”與顛覆國家主權的矛盾,都是對抗性的、不可調和的矛盾。而和平與發展之間雖然有矛盾,但都是可以調和的,是非對抗性的矛盾。

  3,如何辨識輿論主場與輿論主體

  從整體來看,兩岸及港澳輿論場並不是處於同樣的地位的,就是說不是平起平坐的,必然有主次之分。從兩岸關係的輿論實力來分析,輿論主場當然在大陸一方。從輿論特殊性來分析,香港在實施“一國兩制”過程的輿論最特別,是主場。從輿論的危害性來分析,台灣的獨立輿論最具風險,是主場。然而,從歷史角度來分析,輿論的主體必然在國家統一與“一國兩制”實踐的方面,無論是認同或者反對,都無法脫離這一輿論主體。輿論主體是由眾多人構成的輿論的發出者。試想,在大中國範圍中,獨立與分裂,怎麼有可能成為輿論的主體?

  用李普曼的理論來分析,兩岸及港澳輿論場真的存在著現實環境與虛擬環境,但是非常可惜的是,虛擬環境的主要營造者,也就是兩岸及港澳的大眾媒體,在形成、維護和改變一個社會的刻板成見方面並沒有完全發揮正向的強大影響力,很多媒體反而在發揮破壞、撕裂社會的作用力,增強的是彼此之間更加刻板的成見,導致出現這樣的問題:現實環境未必差,虛擬環境未必對。

  二、兩岸及港澳輿論場的輿論衝突與對抗特點

  輿論衝突不是怪現象,是輿論的常態。輿論衝突指兩種輿論陷入尖銳對抗的狀態,以不可調和的形式表現出來,以一方壓倒另一方為結局。毋庸諱言,在兩岸關係中,以及在香港實踐“一國兩制”過程中,存在非常嚴重的輿論衝突。
  1,輿論衝突的危機隨時發生。

  按照有關觀念分析,輿論衝突的第一種形式是相互攻擊。第二種形式是意見衝突和武力衝突相互補充,以武力衝突來解決輿論衝突。從歷史上看,一切武力衝突的前期都有一個輿論衝突過程,輿論衝突激化,隨時都可能釀成武力衝突,武力衝突的目的在於解決輿論衝突無法解決的矛盾。這樣的輿論衝突的特點描述,與當前的兩岸關係完全契合。統一與獨立的輿論衝突,2020年在兩岸達到了歷史最高峰,其激化程度,已經有意無意地與武力衝突相勾連,這是兩岸8年和平發展時代未見的重大輿論危機。在香港,中央被迫制定《港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實乃經過多年的輿論衝突、尤其是港獨輿論的興起,以及分離活動的猖獗,導致恐怖主義活動在香港擡頭,輿論衝突即將進入武力衝突階段。中央對此無法視而不見,務必起而遏之。當然,關於《港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的爭議是在立法層次的爭議,還是屬於輿論衝突的範疇。

  有觀點認為:相對於傳統傳播環境,網絡時代更易爆發政府輿論危機。網絡空間的自由言論機制為非理性言論流行創造了極有利的條件。信息爆炸的網絡世界裡,人們不僅可以便捷地獲取各種信息,而且可以自主過濾與自己見解相反、興趣不一致的信息。後者增加了“群體極化”的可能性。偏頗的情感容易被無限制地宣洩,與極端意見相左的觀點卻因為畏懼粗暴攻擊不得已選擇沉默。確實如此,兩岸及港澳的社交媒體,是輿論衝突乃至引爆輿論危機的最糟糕環境。

  2,對抗性認同是輿論場的重大威脅。

  兩岸同屬一中、香港實行“一國兩制”,這是目前的社會正當性認同,而予以否認及對立的,當然就是對抗性認同。在兩岸及港澳輿論場中,其對抗性認同的壯大是對和平、安全、穩定、繁榮的最大威脅。從香港近年發生的反中央、反政府、反社會的社會事件來看,當對抗性認同發展到另類認同時,往往迅速轉化為集體行動,對抗性話語從線上的話語戰爭走向線下的示威活動,大批民眾在短時間內湧向街頭,成為衝擊社會實體的對抗行動。這時,對抗性話語往往真正成為對抗性政治,對政權產生致命衝擊。所以,當對抗性話語無法遏制或者疏導,且不斷匯合壯大,就必然會產生對抗性認同,反過來制約輿論場,催生破壞社會的實體力量。
  3,輿論對抗的基本特點。

  輿論對抗的基本特點包含輿論動員、輿論打擊、輿論封鎖、輿論誤導等等,具有明顯的反理性特徵。在歷經數年的香港藍黃輿論對抗中,這些特點表現得淋漓盡致。舉例言之,有關輿論動員,黃營在主流媒體與社交媒體的控制力都曾經遠遠大於藍營,動員能力是藍營的數倍以上。有關輿論打擊,黃營無所不用其極,大量製造與運用假新聞,讓藍營百口莫辯;更有甚者,通過“起底”,即洩露個人資料以打擊執法者。有關輿論封鎖,因為自媒體平台控制在外國公司手上,他們支持黃營輿論,封鎖藍營聲音,導致藍營失聲挨打。有關輿論誤導,黃營充分調動西方輿論,以偏見看事實,誤導國際輿論,也誤導在地輿論。這就決定了,藍營要脫圍而出、打破被動挨打的困境,也必須用同樣的輿論手段來對付之:一要爭取掌握社交媒體的力量發出自己的聲音;二要以事實為準,勇敢還擊;三要通過法律手段制約外國人的媒體平台作亂;四要加強對國際社會釋疑解惑的能力。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在輿論對抗中最容易導致反理性的衝動。

  三、把握輿論共識,發揮中評社的輿論引導力

  中評社絕非沉迷輿論鬥爭而不可自拔的新聞平台,但在如此激烈對抗的輿論場中又應該如何發揮自身的作用呢?這是一個重大的問題。中評社在政黨、政府資源等方面,沒有什麼背景實力,也就是沒有硬實力。如新華社等是國家通訊社,中央社也是台灣的執政黨的通訊社,政黨政府的政策與之相适配,具有權力話語權。它們具有新聞輿論的主導權,務必進行新聞宣傳與輿論鬥爭,它們被賦予了這樣的硬實力。沒有這等硬實力的中評社當然不必要去和它們比肌肉,因為我們沒有。中評社要反其道而行,要致力發揮獨特的軟實力,這就是輿論引導力。輿論引導力主要表現在如何把握與凝聚輿論共識的方面。

  1,社會共識與輿論共識的關係。

  社會共識是指社會成員對社會事物及其相互關係的大體一致或接近的看法。也稱社會合意,社會要作為一個統一的整體存在下去,需要該社會成員對社會有一種共識,即對存在的事物,重要的事物,正確與錯誤,真善美與假惡醜的事物等等要有一致或接近的認識,衹有在這個基礎上,人們的判斷和行動才會有共通的基礎,社會生活才能實現協調。由此而論,如果有社會共識,就必然會出現輿論共識,輿論共識與社會共識互為促進,互相依存。兩岸及港澳輿論場儘管充滿了矛盾,但是依然擁有社會共識,也一定擁有輿論共識。如何判斷社會共識,進而把握輿論共識,是中評社日日新、時時新的重要課題。
  2,兩岸及港澳的最重要輿論共識。

  要明瞭兩岸及港澳的最重要輿論共識,首先要判斷何為最重要的社會共識。我們要深入思考:如何形成社會共識?如何尋找到各群體求大同存小異後的“最大公約數”?高階價值,即共通的,且具有相對的優先性,可以引導、協調、整合社會中的不同意見的價值,這是達成社會共識以及輿論共識的有效路徑。我們認為,作為兩岸及港澳的現階段最重要的主流的社會共識與輿論共識,就是十二個字:民族復興、和平發展、穩定繁榮。無論承認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都無法否認自己是中華民族一分子。無論支持統一或者傾向台獨,更多人都願意維護和平的手段和模式。無論擁護或者反對“一國兩制”,更多人都希望經濟穩定、保持繁榮。有了這樣的社會共識與輿論共識,就有了中評社大展拳腳的新聞輿論舞台,就能夠最有效地發揮輿論引導力。

  3,中評社的新聞輿論以促進共識為目標。

  按道理來說,輿論場內的交鋒應建立在理解和共識的基礎上,以理性和節制的方式表達。但是,在兩岸及港澳輿論場,這樣的良好環境是不存在的,非理性、不節制是兩大特點。如果沒有一個和諧健康的網絡輿論場,中評社又能做一些什麼?我們必須力排干擾,堅定不移地以促進共識為目標,也就是要掌握和堅持正確輿論導向,主流輿論引導當然要有終極的話語建構目標。這就要做到:第一,以民族復興、和平發展、穩定繁榮作為兩岸及港澳的公共利益,進而成為中評社最重要的輿論導向,以求獲得兩岸及港澳輿論場形成一定的共振效應。第二,要端正態度,以理解與包容的態度來介入輿論場。中評社記者編輯來自兩岸及香港,是最瞭解各地的輿情民意的媒介,別人不懂的,我們要懂,別人不容的,我們要容。第三,堅持理性對話,沒有理性,在特殊的輿論場就會失去道德制高點,就會淪為爭強好勝的輿論打手。中評社永遠不要以引爆輿論場、挑撥離間、從而撈取政治與經濟利益為目的。如此,中評社的輿論引導力就能夠發揮正向作用。

  輿論引導力是指特定的組織、個人或媒體根據其意圖對輿論的性質、發展趨勢和方向進行引導的能力,它主要由輿論引導中的傳播力、影響力、說服力和凝聚力四要素構成。中評社有一定的傳播力、影響力,把握與促進輿論共識,就是在說服力和凝聚力方面不斷強化。
  四、中評社必須擁有輿論監督權

  輿論監督權的基本定義是:新聞媒體擁有運用輿論的獨特力量,幫助公眾瞭解政府事務、社會事務和一切涉及公共利益的事務,並促使其沿著法制和社會生活公共準則的方向運作的一種社會行為的權利。新聞輿論監督是人民群眾行使民主權利的有效形式,其主要監督方式有報道、評論、討論、批評、發內參等,但其核心是公開報道和新聞批評。因為“輿論監督的實現需要兩個環節:一是提供足夠的輿論信息,即可以形成輿論的事實和情況,使人們對經濟生活、政治生活及社會生活有充分的瞭解;二是在擁有信息的情況下,對各種政治、經濟和社會現象及有關人進行理性的、坦率的評論。在信息日益豐富的情況下,輿論批評顯得越來越重要,通過人們對普遍關心的問題進行論辯、辯駁乃至爭論,即眾多個體意見的充分互動,最終達到某種為一般人普遍贊同、且能在心理上產生共鳴的一致性意見,從而推動人類社會的進步”。

  在輿論場中,沒有監督權也就等於沒有參與權。所以,中評社在兩岸及港澳輿論場中應該擁有怎樣的輿論監督權?我們一直在實踐中尋求最佳的答案。

  1,首先要擁有問題導向思維。所謂的輿論監督權,其實整個過程就是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過程。所以,中評社要擁有一定的輿論監督權,就必須對兩岸關係問題、香港問題有深入的、獨到的問題導向思維。要發現和抓住兩岸及香港各種問題中的主要問題,要有能力思考與分析判斷有關問題,並且要提出有效的解決問題的對策。正因為如此,中評社才不遺餘力打造智庫媒體,培養專家型記者,構建運行大數據分析系統,從思想層次、政策層次、輿論層次、科學技術層次,向兩岸及香港各個方面提出問題,提出對策。

  2,其次要使用比較寬泛的新聞輿論監督。新聞輿論監督是輿論監督的一種重要形式,新聞輿論監督有兩個內涵,相對狹隘的內涵就等同於批評,比較寬泛的內涵同時包含肯定和建議。社會共識與輿論共識的構建過程中,不是衹有批評而沒有肯定,一手抓批評,一手抓肯定,方為上策。比如說,在涉及民進黨的新聞處理中,對於其被獨派綁架而提出的危及兩岸關係的台獨政策主張,我們必須批評,沒有可能不批評,因為台獨是引爆兩岸戰爭的烈火。但是,民進黨中也有很多改善兩岸關係的積極建議,對此必須予以肯定,不能因為民進黨的黨性而忽視了其中的理性。

  3,要堅持既有的原則立場,要依法實施新聞輿論監督。進行新聞輿論監督最重要的就是堅持既有的原則與立場,中評社的追求和平與發展、反對引發戰爭的分裂言行就是基本原則之一,不可調和、不會放棄。此外,兩岸及香港的法制法規不盡相同,有些在這邊是對的,在那邊則是錯的。遇到這樣的棘手問題,作為中評社不能夠選邊,必須都要予以尊重。而且,兩岸關係之間互有法律條規的規範,香港實施“一國兩制”也有基本法規範,當各種關係發生問題的時候,我們必須依照相關的法規進行批評監督。舉例言之,《港區維護國家安全法》通過並予以實施,作為立足香港的媒體,我們必須完全尊重,要提醒港台關係的踐行者知法、守法,如果無視法規,港台關係就會受重傷。
  五、中評社要成為沉默輿論的關注者

  新聞學者徐翔關於沉默輿論概念的闡述,非常值得中評社研究與掌握。徐翔認為,輿論通常具有公眾傳播性和公開表徵性,必須經過公開的社會討論傳達和公眾性的傳播,在社會公共領域(publicsphere)生發激蕩。然而,輿論也具有“沉默”的形態,可以在非顯見的隱性意義場中得以生長和傳播。沉默輿論,不僅指的是顯在輿論的潛在形態或弱化形態,而是具有本體論的意義,也即雖然以沉默的方式存在和傳播,但是蘊含著重大傳播能量和重要社會作用力。從核心界定來說,沉默輿論是表面上不被公開性、公共性地明確表達或傳播,但卻在社會公共領域和公眾中具有傳播效果和作用的表徵內容。沉默輿論並不衹是基於其不被公開表達、議論或不被明確地言語表徵,而是基於這種從潛在性與沉默性而通向公共性與效果性的張力結構。儘管它不具有通常所見的熱門議程、公共話題的顯性輿論形態,不具有在各種大眾媒介載體和“議程”中的公開表達和傳達形態,但是依然在沉默的話語機制中進行社會傳播,並對公眾和社會意見具有較強的傳播效力和影響作用。①

  中評社在實踐中發現,沉默輿論在兩岸及港澳輿論場中是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如果不去發掘,根本覺察不到沉默輿論對公眾社會存在的不可低估的影響力。沉默輿論既然是沉默,就不會活躍在網絡上、自媒體上,那麼沉默輿論的作用機制到底有什麼特殊性?徐翔指出:其一,沉默輿論生成對社會意見和社會情緒的隱性的作用與改變。大規模的民意生成滋長並不一定在顯赫的輿論聲勢中完成,而是具有潛在的擴散和隱性改變。輿論的不可見並不意味著它在傳播力度和傳播效果上的缺失。其二,沉默輿論形成對社會輿論和社會行動的爆發轉換。輿論並非一直處於高亢狀態,而是有其起伏轉換的過程。沉默輿論並不需要發展滋長為顯輿論才能起到功效,但它本身也有著把輿論內在的沉默力加以轉換和釋放爆發的機制。其三,沉默輿論構成與顯輿論共同作用的有機傳播生態。沉默輿論可以表現為顯輿論背後的延伸乃至基礎,成為對顯輿論進行調控中必須面對的必要構成。②

  兩岸關係是在起起伏伏中前進的,從兩岸敵對時期到兩岸和平發展時期,又回到兩岸對抗時期,台灣的主導輿論肯定也會隨之變化,彰顯的輿論地位會被替代。比如馬英九執政時代,推動兩岸交流是彰顯輿論。2016年蔡英文、民進黨執政之後,兩岸關係大倒退,推動兩岸交流的彰顯輿論突然就不見了,是消失殆盡了嗎?當然不是,因為政黨政治壓住了這樣的民意,主流媒體、社交媒體壓制了這樣的聲音。於是乎,推動兩岸交流的輿論就轉變為沉默輿論。

  中評社堅持尋找和採集繼續推動兩岸交流的輿論觀點,就是因為清楚地認識到,輿論有其起伏轉換的過程。今天的沉默輿論,就是明天的改變社會的彰顯輿論。和平統一在台灣的政治壓制中,難於成為彰顯輿論,但是與之相伴相生的和平發展輿論,終究不會沉默的。
  六、中評社獨具的輿論代表概念

  在新聞傳播學中,有輿論領袖與意見領袖的概念,雖然各方對其中意涵有不同的看法,但是這個觀念是我們需要學習瞭解並運用的。不過,中評社經過實踐,發現用輿論代表的概念,更加有用,更能彌補不足。

  1,輿論領袖、意見領袖概念的異同。

  輿論領袖是指能夠非正式地影響別人的態度或者一定程度上改變別人行為的個人。公眾輿論的大規模形成,需要精英人物的引導,將局部輿論演化為社會輿論。這類精英人物就是輿論領袖。輿論領袖是社會輿論的高層主體,處於第三級地位。輿論領袖發表意見不僅引導輿論,更重要的是生產意見,提出系統性、指導性的觀點,對社會問題作出高於大眾認識的闡述,因而能產生廣泛的社會影響。至於意見領袖,有人將之完全等同於輿論領袖,但也有人認為有區別:意見領袖一般非常符合大眾的心理與利益訴求,他們往往就被自然地推選成為了意見領袖,他們的意見往往與主流意見不相符。也就是說,輿論領袖代表主流輿論,意見領袖代表非主流輿論。這樣區分也不無道理。

  在兩岸關係新聞輿論及意見的採集中,中評社歷來重視對輿論領袖及意見領袖的觀點訪問。比如,在吳伯雄擔任中國國民黨主席以及國民黨執政期間,他就是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至為重要的台灣方面的輿論領袖,也是中評社最為密集求教的輿論領袖。

  2,中評社輿論代表的特徵。

  至於中評社獨有的輿論代表概念,包含幾層意思:一是主流輿論的代表者,不見得一定要具有改變別人的行為的實力,但是必定可以讓人知道何為主流輿論。二是主流輿論的解讀者,這與輿論領袖及意見領袖的帶頭者身份地位是不相同的。三是主流輿論的助力者,這與輿論領袖及意見領袖的必須帶領輿論或意見前行的引導者作用有所不同。因此,大量的專家學者、社團負責人、社會知名人士都納入了我們的輿論代表範疇,中評社的輿論說服力就更加強,擴大了輿論力量。
  3,中評社輿論代表的作用。

  說實在的,一個輿論代表的影響力可能比不上一個輿論領袖的,但是一群輿論代表的作用,在很多方面絕不亞於、或者會超出一個輿論領袖的作用。中評社輿論代表的突出作用有:其一,影響普遍的人,就是能夠引起廣大受眾的關注。其二,影響特殊的人,對政府、政黨政策和知識精英階層也必有一定影響。其三,影響不同的人,可以跨越制度障礙,與對方平等對談。兩岸及港澳之間,在很多方面沒有社會共識,要引導輿論共識就難上加難,輿論領袖及意見領袖的作用在這樣的環境下就很難發揮。但是,一旦兩岸及港澳的輿論代表都在中評社這個平台上、就受眾關注的問題進行平等對談,其有關影響力、說服力就能夠得到充分的發揮。

  鑒於新聞很容易成為一種“主觀真實”,而它與“客觀真實”之間有著很大的出入。所以李普曼建議通過組建一個獨立的情報組織,依靠專家來搜集消息,這種獨立的組織機構不受政府審查制度的困擾,將搜集信息和控制政策這兩者分開,專家衹是執行收集情報的工作,一定程度上能夠保證信息的客觀真實。並且這些專家都是各行業的精英,對於自己的領域非常熟悉,一定程度上彌補了記者行業知識儲備不足這一難題。李普曼認為這種獨立的情報機構,能夠客觀地還原事實,有助於公眾形成正確的輿論,因此也能構建理想的民主社會。李普曼強調在收集信息時客觀中立、不受個人偏見的影響的做法就是“新聞專業主義”的前身。李普曼用精英拯救輿論的想法不切實際,對大眾持輕蔑的態度,認為無知的大眾不可能形成正確的輿論,這是李普曼理論的硬傷。李普曼筆下的專家在現實社會中不可能存在。

  中評社的輿論代表絕非李普曼式的專家,而是能夠代表主流社會的民心民意,也能喚起社會大眾的廣泛關注甚至認同的專家,他們來自大眾,服務大眾,引領大眾。

  注釋:

  ①《“沉默輿論”的傳播機理及功能研究》來源:《南京社會科學》2015年第10期作者:徐翔同濟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副教授、博士

  ②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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