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拜登政府上任以来，美国的外交政策不论是内在的系统性，还是外延的具体表现都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改变（详情可参看安邦“100+”文章《安邦观点：拜登对华战略的初步观察》），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其他国家，尤其是中、俄、朝以及伊朗等被美国标定为战略对手的国家，如何与新一届的拜登政府互动就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议题。

从过去的追踪来看，在上述四个国家之中，俄罗斯的政策转变最为明显，也收到了一定效果。例如，莫斯科近日就通过在乌克兰边境大举陈兵催生了美俄关系的新一轮互动。在其他国家方面，伊朗的政策更多停留在口头，朝鲜仍然引弓不发，而中国则似乎采取了“以不变应万变”的策略。

如前所述，尽管从不同的视角和立场出发，可能会对上述几种政策路径的效果得出不同的判断，但就我们看来，目前效果最好的似乎是克里姆林宫的选择。而莫斯科的这种战略，又带有着明显的“边缘政策”色彩，因此，安邦认为，我们或许有必要就「 对拜登政府使用‘边缘政策’的可行性 」这一问题做一个初步的分析。

首先，什么是边缘政策？

从源头来看，边缘政策（Brinkmanship）是在冷战时期所形成的一种战略，指的是一方故意推升局势，从而试图在相对高压的环境下，利用对手对局势稳定的需求来达成自身政策目标的一种策略。这一概念最早由时任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率先引用，在1952年，他在《生活杂志》接受访问时把边缘政策定义为“把事情推到它的边缘而没有演化为战争的能力是必要的艺术。”在随后的研究中，学者们将这一概念与“威慑理论”与“核武器”结合起来，进一步抽象，从而形成了如今人们对于边缘政策的基本认知。

具体而言，边缘政策的基本逻辑与“核威慑”密不可分，它本质上是一场赌博，赌的是对手对风险的承受能力低于自身，而在冷战时期，核武器强大的毁伤能力实际上就是这场赌博之中最重要的筹码。然而在另一方面，既然是赌博就不可能万无一失，而一旦赌博失败，随着而来的可能就是灾难性的后果。因此，对于边缘政策，业界所存在的基本共识是：它有时确实有效，但也十分危险。

这其中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古巴导弹危机。因为从结果来看，赫鲁晓夫实际上达成了“迫使美国从希腊撤走导弹”的目标，但过程之中稍有不慎就有爆发核大战的风险，且赫鲁晓夫在此事之后也受到了不少外界的质疑，例如，时任的中国领导人就曾评价：赫鲁晓夫既“在战略上犯了投降主义的错误”，又“在战术上犯了冒险主义的错误”。实际上，在此次事件之后，因为后果太过严重，大国（尤其是核大国之间）就开始尽量避免使用这种策略。

在此基础上，我们也可以对边缘政策的基本轮廓做一个梳理：

边缘政策是一种高风险与高收益同时存在的战略选择，本质上是一种心理层面的博弈，赌的是双方对风险承受能力的差值。一旦成功，往往能够收到奇效；

然而，边缘政策的高风险意味着它要求执行国家高超的政策规划能力与政策执行力，同时还要求执行国家对于局势转变的敏锐洞察力以及一定程度上的灵活性；

就今天的时代背景而言，一个负责任的边缘政策在推升局势的同时还必须要考虑关键时刻的“保险”问题：即当局势发展到双方都无法退让的时刻时如何确保局势不真的失控。必须要理解的问题在于，同“威慑”一样，一旦冲突真的爆发，边缘政策实际上也就失效了。因为边缘政策的目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而不是通过暴力手段达成自己的目标。在这一点上，当2017年朝鲜半岛局势一触即发的时刻，金正恩通过对韩国“恩威并施”从而控制局势走向彻底失控的案例非常典型。

其次，在前文的基础上，为何说边缘政策在逻辑上不失为应对拜登政府的一种政策选择？

第一，从当代国际格局的结构层面出发，美国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换言之，理论上来说，华盛顿是如今最患得患失的国家，相比较而言，朝鲜反而更能承受局势的升级。从国内体制上来说，西方民主体制本身对于短期风险的承受能力更弱，这也是一个并不深奥的常识。

第二，从拜登政府的特点来说，这是一个建制派色彩异常浓烈的政府班子，而建制派的优势在于优秀的战略目标规划以及系统的具体执行，缺点则是建制派的政策往往不够灵活，需要长时间的准备，且在面临突发状况时反应较慢。事实上，不论是优点还是缺点，我们都能从拜登政府上任以来，中美、美俄乃至美朝之间的互动窥得一二。在这种情况下，边缘政策对于拜登政府可能会产生“攻其所不备”的意外效果。

第三，在经历了反恐战争、08年次贷危机以及特朗普时代的新冠大流行之后，美国国内政策在整个拜登政府的政策规划之中明显占据了更大的地位。事实上，就连拜登自己政府也把自己的外交政策标榜为“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这意味着从宏观来看，美国不会再像克林顿乃至布什时代那样，近乎“肆意”地推行“全球干涉”战略。近日拜登关于撤出阿富汗的决定就是最好的证明。

第四，即使仅仅看美国的外交政策，从克林顿时代的“全球干预”、到小布什时代的“反恐战争”，再到奥巴马时代的“亚太再平衡”，直至特朗普时代的“美国优先”，其战略收缩的态势也是非常明显的（注意，这不必然等于美国的实力有所下降，更多是一种主观意愿上的问题）。

事实上，在奥巴马时代，华盛顿内部就已经明确提出要将有限的资源运用到最关键的地方，即与中国的竞争之上，只不过前期由于美国受制于国内的次贷危机，后期受制于共和党控制国会的局面，外界才没有如今这样明显的感觉。而在经历了特朗普时代几乎毫无章法的4年后，在如今的华盛顿存在一个清晰的共识，即在与中国的竞争当中，美国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再次“分神”了。这实际上也是拜登有意重返伊朗核协议、不愿意和朝鲜翻脸、执意撤出阿富汗，并且不愿意在乌克兰问题上和俄罗斯硬碰硬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因此，从这一点上来看，拜登政府在政策上对“中国问题”的聚焦，实际上给第三方国家提供了一种边缘政策机会。

第五，可能也是更重要的是，尽管国内外都有一种声音认为“美国已经衰落”，但这一观点并不客观，美国仍然是、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会维持自己“唯一的超级大国”的地位。

特朗普时代，因为华盛顿自身结构存在问题，美国颇有“浑身是劲，但使不出来”的感觉，且各国也可以通过美国的国内渠道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如以色列借助库什那而实现的“新中东和平计划”，或者俄罗斯通过情报战而实现的分裂美国的目标）。而来到了拜登时代，对于美国的对手国家来说，过去这些“捷径”在某种意义上都被一定程度地缩紧，他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更加具有系统性和一致性、且在综合实力上远胜于自己的美国。在这种情况下，边缘政策就显出了自己“以小博大”的优势所在。

综上所述，从逻辑层面出发，边缘政策或许确实是应对拜登政府的一种选择。然而，在这里我们更希望指出的一点问题在于，尽管在宏观逻辑上可能成立，但具体到个例时，无疑需要更加细致的分析才能在得到目标收益的同时尽可能地规避风险。

第一，如前所述，美国外交目前最主要的核心就是“中国问题”，不论是“价值观同盟”还是“跨大西洋关系”都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而已。这意味着，同样是对拜登使用边缘政策，各国可能取得完全不同的结果：

有一些国家和地区问题对于美国来说足够重要，但又不是最重要的，边缘政策对于这些国家来说从理论上最为适用。例如，俄罗斯可以通过在东欧给美欧施压来迫使美国降低姿态；以色列可以通过发出实际的战争威胁来阻碍美国重返过去的伊朗核协议等等。

但也有一些国家，在美国的外交政策谱系之中太过不重要，则无论他们怎么做都很难引起美国足够的关注和重视，南美地区是最为典型的案例。

而对于中国（乃至朝鲜）和一部分印太国家来说，边缘政策甚至有可能收到反效果：因为美国的注意力已经被极大程度地集中到了这里，并且因为华盛顿普遍认为这是一场关系美国国运的竞争，美国也愿意在这一问题上承担更大的风险。更重要的是，这类国家对拜登政府使用边缘政策，不论在短期内是否取得成效，都有可能从根本上影响美国对于自身的战略意图定位，从而进一步固化“竞争乃至对抗”的交往模式，这对于绝大多数国家来说无疑都不是好事（理由还是美国目前独一无二的国力）。

第二，不论是哪一类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对手国家），在对如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使用边缘政策时都不得不从“替代性分析”的角度去考虑在最差情况之中的应对问题（有关替代性分析的问题，可以点击《替代性分析—假如特朗普连任，美国会处于怎样的局面？》查看）。

具体而言，对于美国的对手国家而言，这种最差的情况往往是冲突的爆发，而客观来说，如今的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可能在一场全面战争中战胜美国，这意味着，当冲突接近爆发时，这类国家需要考虑前文提到的“保险”问题；而在冲突真的爆发时，则需要考虑如何防止冲突发展到不可控的局面的问题。

在这方面，朝鲜可能是当代历史上做得最好的国家，平壤之所以敢于把局势推升到接近冲突的状态，根本原因在于美朝关系之间还存在韩国因素，即使美国愿意且能够承受冲突背后的风险，但这种风险是韩国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的，而“彻底抛弃韩国”对于任何一届美国政府来说都是一项需要慎之又慎的决策，即使特立独行的特朗普在这方面也没有成功战胜华盛顿的建制派势力。换言之，平壤实际上是通过韩国因素这一杠杆给美国施加了额外的压力，从而成功地研发出了自己的“核力量”。

对于中国来说，最直白的“保险”在于中国是一个核大国，按照传统观点，两个核大国的冲突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必须要指出的是，相较于当年的美苏在核武器上的局势，如今的中国远远没有达到苏联当年的地步。

因此，这就意味着如果北京希望对拜登政府使用边缘政策，那么可能也需要类似美朝关系中的“韩国杠杆”来平衡风险。中日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具有这种属性，但相比朝鲜对韩国所形成的常规威慑来看，起码在目前，中日关系之中还不存在类似的结构。

第三，上述两点是不是就意味着北京无法考虑对拜登政府使用边缘政策呢？

我们认为这也并不尽然，因为上述的分析实际上都是在结构主义层面，而中美关系的现实远远更加复杂。举例来说，中美之间实际上存在诸多的问题，而对于不同的问题，两国政府的重要性认知也是不同的，这种内部结构的不同实际上就蕴含着一定的战略机遇。例如，在我们看来，美国目前或许愿意为了南海问题而和中国打响第一枪，但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却仍然不愿意打破过去的“战略模糊”策略，而中国则是恰恰相反。

除此之外，现实的国际政治远比理论模型要更加复杂，具体情况的改变也会影响国家的风险承受能力和政策优先级。例如，在美国国内经济出现问题时，美国对于“经济脱钩”的承受能力就要弱于平时。而这种在现实之中稍纵即逝的机会是理论无法预测的，捕捉他们需要的是敏锐的洞察力和果断的执行能力。但总而言之，并不能因为结构层面的因素就简单地否定边缘政策对如今的中美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

事实上，就如今的中美关系来看，边缘政策对于北京来说，或许确实有被认真考虑的必要性。而如果要决定采取这一策略，有几点是必须要注意的问题：

选择合适的切入议题——对美国要足够重要，但又不能太重要；

政策的实施需要高度的系统性——完备的前期规划、坚决的政策执行以及随时就地变通的灵活性；

最重要的是，中美关系中，中国需要一个防止局势彻底走向失控的“保险”。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本文的焦点是“讨论用边缘政策来应对拜登政府的可行性问题”，但我们要指出的问题在于，当和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交往时，边缘政策能提供的更多是一个机会，它并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认识到边缘政策的这一特点对于正确发挥出它的价值无疑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