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上次中华美国学会年会上讲到:“中美两大国之间已经形成一种新的关系格局,其实质性变化就是战略竞争成为这一关系的主导面”。这个说法在中国方面的对应方式上,需要做一点解释。美国人无疑已经把战略竞争作为中美关系的主题了,但是大家是否注意到,中方的官方迄今没有用战略竞争这个说法。我们始终强调,中美关系发展的正途应该是合作共赢。因此双方间的对话,包括很多学者间的辩论,经常是各说一套。说得严重点是鸡和鸭对话,两股道上跑的车。中国官方不用战略竞争的说法,在我看来,其基本逻辑是建立在我们的和平发展的说法上。我们发展的主旨和目标是国家现代化和实现民族复兴,而不是要跟美国搞战略竞争。维护主权,领土完整、政权安全和发展利益,都是中国的合法权利。把中国这些方面的作为归入为战略竞争是华盛顿维护美国霸权的逻辑。美方讲中国崛起的目标和方式在很多方面触犯到美国的重要利益,为此不得不做出反击。所谓重要利益就多了,从经贸方面、安全方面到国际秩序方面等等,中国不断破坏游戏规则损害美国的利益,最终要取代美国的主导地位。美方给我们扣上一堆帽子作为他这个战略竞争说法的依据,因此中国官方不接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你讲你的说法,我坚持我的说法。

然而,就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而言,我们还必须面对已发生的重大变化。毛主席讲矛盾论,必须认清居事物主导地位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当下在中美关系的矛盾中,美国作为更强大的一方无疑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战略竞争已经成为华盛顿处理对华关系的主调和主导方针,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中国固然可以偏重正面宣讲,希望美国更好地了解中国、消除误解,坚持推行合作共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理念,但以大国博弈为主题,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已逼上门来,这恐怕不能不成为在座的同行们要关注研究的重点。所以战略竞争这个说法也是回避不了的。这是我们的对美研究和官方的说法之间的重要区别。

战略竞争已成为关于新时期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概念,但是这一概念对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互动的具体意涵并非已完全确定。当下很多概念、词汇,看似说的很热闹,但往往不知其所然。或者各方说的并不是一回事。战略竞争作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导方针已经成为不争的现实。但中美战略竞争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还是存在诸多可能性的演变的空间。要不中美之间、我们和拜登政府为什么要进行对话,就是因为存在诸多不确定性,里面有负面的,但也有可能往正面发展的东西,这是我们讲战略竞争时需要认识的。我们甚至可以说,中美战略竞争展开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双方之间的互动所决定的。且主要表现为对一些重要议题的处理。在这些重要议题上怎么处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战略竞争的实际发展过程。比如美国确定了对华战略竞争的基本方针,但在气候变化的问题上,与中国谈成了一个合作协议。而实际上这是一个竞争与合作交织的东西。这正是我们在座的,当然更是责任部门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这里要说的一点是,在对华战略竞争基本方针不变的情况下,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跟特朗普政府还是有区别的。显而易见,拜登政府的内外政策在多方面与特朗普政府大相径庭。这一重大变化不可能不影响到美国的对华政策。有些人喜欢说看事物要看本质,美国两党轮流执政是换汤不换药。这话笼统的说可以,但对研究当下中美之间的博弈而言,没有多大实际意义。我们讲战略,讲博弈,需要进入具体政策层次,要进入问题层次,如果只就本质说话,战略,政策,外交,博弈,就成为空洞无物的东西。中国外交这么多年的成功,就是根据不同的形势、对手和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应对方式。再引用毛主席的名言“有区别才有政策”,研究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的区别,及其可能对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政策含义和实施方式产生的影响,对于思考制定有针对性的对美政策,进而影响中美关系的走向无疑是有意义的。

关于拜登政府,我们大体有两个说法,一个是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大方针、大框架已经确定了,这个是没有疑问的。战略竞争是主调,他还说要进行非常激烈极端的竞争。对此不要有任何幻想。但是拜登不止一次明确表示,中国是对手,不是敌人。这是拜登政府对华战略定位上与特朗普政府的一个重要区别。在这个定位下,我们看到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不同特点。

第一个不同的特点,可以说拜登政府对外政策是建制派的回归。我们看他的政府高官人选,特别是外交、国安方面的人选,包括经济财政、外贸方面的人选,就一目了然。但还得加一句话,就是今天的建制派已经不是昨天的建制派。回归的这个建制派已经不是在奥巴马时期、布什时期的建制派,是在百年变局的大背景下回归的新建制派,面对前所未有的国内和国际的严峻挑战,对原来很多东西都做了重要的调整,特别是在对华政策方面的调整是巨大的。但尽管巨大,建制派还有很多建制派的基本特点。关于这种调整和延续性,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可以参考,就是阿拉斯加中美高官对话。这是个特别重要的历史事件,大概可以成为中美关系演变进程的高光时刻之一。布林肯和沙利文的开场发言是精心准备的,尽管不长,含义丰富,反映了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基本思想和多个侧面。摆出一个示强的姿态,也是战略竞争的姿态。既有给国内听的,政治正确,也是给盟国听,但主要是说给中国人听的,这就是今天美国的建制派跟以往不一样了。之前在其它场合还特意说过,中方不要指望美方私下里有不同的东西。所以这些话基本上就是美方的政策宣示。布林肯将其概括为三种情况:该竞争的就竞争;该对着干的就对着干（也有翻成“该对抗的就对抗”,即视为敌手,比如采取脱钩的方式,在高新技术上封锁打压、卡脖子等等）;该合作的也要合作。这就是建制派跟特朗普政府的对华鹰派的不同。在政策描述上,用词的差别如果和性质或程度有关都是有意义的。

美国整个对华政策已转向强硬,但是在拜登和特朗普两届政府之间,还是可以有所区分。特朗普政府是一帮反建制派的右翼势力,采取完全敌视中国的强硬政策,可以称之为鹰派强硬。拜登政府则是相对务实的建制派回归,力图采取有区分的强硬政策,可以称之为务实强硬。在我看来,两者之间还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就构成了中美之间可以进行相对务实的对话的背景。所以,我们对拜登政府还是有一定的期望,这个期望不是幻想美方改变对华强硬政策,而是认为双方还是可以在一些问题上进行务实对话。这种对话对于处在转折时期的中美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紧张,防止失控,还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一点上,我们认为拜登政府和中方有相似的认识,因为这符合双方的利益。

但能谈成什么结果,取决于双方如何权衡利害得失,对拜登政府而言,很大程度上与美国内政治形势相互关联。这也构成了拜登政府另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国内政治和美国对华政策之间的关联之密切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在拜登的议事日程上,第一要务是处理国内的议题,控制疫情,恢复经济,在保持民主党内的团结的同时,争取到共和党内一部分温和派的支持,以在国会通过一些重要的法案。他最重要的目标,比对华关系重要得多,那就是能够持续民主党在2020年选举中所取得的政治成果。2020年选举民主党所获得的政治反转十分脆弱。在众院只有非常微弱的多数,在参院以共和党席位持平。他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在2022年中期选举中,民主党失去对国会两院的控制,继而在2024年大选中丢掉白宫的权位。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和这个目标相关联的。在我看来,凡是对这个目标不利的事情,他都不会做,如果能和这个目标配合起来的事情,他一定会做。以上就是我对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一点基本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