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同盟体系是二战以来的产物，是围绕着美国世界霸主或者说世界领导权的地位而形成的，也是自冷战以来国际秩序安排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依托其自身超级大国的地位，可以直接“领导“ 世界，并向其盟友 “发号施令”。美国手中有四大利器：以美元为主导的经济秩序，以军事力量为主导的安全体系，以英语为主导的文化教育体系和高科技优势，和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道德制高点和全球话语权。

美国的同盟伙伴遍布全球，但其主体是由两大块组成的。一个在欧洲，即以抗衡前苏联为目标的北约组织，其核心力量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一众小兄弟。另一个在亚太地区，由于历史原因美国很难建立像北约那样的多边组织，所以主要以双边形式出现，例如，美日同盟和美韩同盟。最近几年来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发展出美日印澳四方联盟（不是同盟）是为遏制中国所作出的最新尝试，其发展势头尚待观察。

这一同盟体系的性质主要是军事安全导向的，美国在大多数盟国都有驻军和军事基地，其用途是很清楚的，一旦遇有重大国际冲突，特别是军事冲突，这些盟国都要和美国站在一起，互为犄角，相互支持，无论对手是俄罗斯（欧洲）还是中国（亚太）。在这个大方向问题上，各个盟国没有“选边站” 的余地。但这并不等于说美国的盟国体系就是铁板一块。我们可以从下面几个角度来分析一下

第一，所谓盟国，首先是利益的结盟。盟国之间也有利益纷争，也有可能翻脸。这些纷争既可以反映在经贸领域，也可以在安全领域。例如信奉 “美国第一” 的特朗普就多次向其欧洲盟友英法德挥舞关税大棒打贸易战，同时也向其亚洲盟友日本和韩国施压，索取高额保护费。其实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面对日本的“经济奇迹”，美国就曾经“敲打日本”（Japan Bashing）,把日本视为最大的挑战。这些行动都使得美国和其盟国之间不断出现离心离德的现象，甚至曾经有渐行渐远的趋势。日本《朝日新闻》船桥洋一的名著《同盟漂流》就生动地描绘了当年美日关系出现裂缝的景象。当然在重大危机时刻，这些盟国还是要履行其作为盟国的义务，这一点也是毋庸置疑的。

第二，各个盟国与美国的亲疏关系以及对美国的承诺也有不同。例如日本和韩国之间在台海问题上所做出的承诺，就是大不相同的。日本的态度很明确，一旦台海有事，中美发生冲突，日本即便不出兵，也要对美国提供后勤支援。韩国则不同，在这个问题上早在卢武铉时期就在内部达成共识，并且用 “灵活解读”（flexible interpretation）这一说法来诠释美韩军事同盟，也就是说美韩将在“北边”（朝鲜）军事挑衅的前提下全面合作，军事配合，但如果在台海出现中美冲突，韩国则不介入。最近文在寅在和拜登的共同声明中提到了关切台海局势，这当然是美国在争取韩国支持这个问题上的得分，但并不等于韩国就准备军事介入台海，联美抗中，而更多的是用这样的表态来争取其国家利益，例如疫苗，半导体晶片，以及朝核等问题。这也是韩国传统上“事大主义”的表现，在大国之间寻找生存空间，客观上也提高了韩国的国际地位。

第三，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不断演化，美国的同盟体系是否也会出现变化。这里面最主要的变量还是实力的变化。不错，美国的总体实力是在下降，但这只是相对的，而且要有一个长期的过程。“美国崩溃论” 和 “中国崩溃论” 一样都是不现实的。对美国来说，作为一个全球性的超级大国，问题不在于犯不犯错误，而在于犯了错误能否很快得到纠正。美国的纠错能力在拜登上台之后再一次得到体现，特别表现在对盟国的态度方面。拜登执政以来美国软实力的止降反升阻止了“同盟漂流”现象的又一次发生。同样清楚的是，随着各大国实力的升降起伏以及美国犯错误可能性的不断出现（例如，如果特朗普几年后重返白宫），美国的同盟体系亦会出现变化。

第四，中国如何应对?首先要了解美国同盟体系的长期性。同时也要看清美国与其盟友之间所存在的问题，以及各个同盟国之间的差别，从而区别对待之。战国时期有关合纵连横的古训今天仍然是有用的。也就是要充分利用美国及其盟国之间的利害冲突，以及它们在关键问题上的不同立场。对那种在重大国际关系问题上（例如台海冲突），美国的盟友不存在选边站，而会理所当然地站在美国一边的说法要做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上面讲到的韩国和日本在此问题上的区别就是很好的例证，法国和德国要求 “自主权” 的强烈愿望也是值得注意的。同样的，那种认为可以像在经济问题上那样在安全问题上也把美国盟友争取过来的说法，在现阶段也是不现实的，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说到底，还是要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这是一套全方位的组合拳，要有的放矢地针对本文一开始提到的美国的四大利器，不光要大幅度提升自身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还要在文教科技和话语权等软实力方面下大功夫。如此才能更有效地应对美国的同盟体系，才能把进一步加强与改善和美国盟友国家（日，韩，英，法，德）的关系作为下一步的外交目标，以静待其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