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4日，三位知名科学家，哈佛大学Martin Kulldorff、斯坦福大学Jay Bhattacharya、牛津大学Sunetra Gupta发表《Great Barrington Declaration》宣言，反对很多政府实施的封禁（lockdown）政策，提倡针对高危群体的重点保护（focused protection）策略，因与主流叙事相悖，遭遇媒体和科技平台的打压。近日Kulldorff教授发表文章，讲述自己站出来发声的原因和经历。

• 在我认识的传染病学同僚中，大多数都倾向于对高危群体重点保护而反对封禁，然而媒体却营造出一种科学界赞成封禁的“共识”。
• 最终，封禁政策保护的是年轻低风险在家办公的职业人士 — 记者、律师、科学界、银行家等等，牺牲的是孩子、劳工阶层和穷人。

我别无选择，我必须发声反对封禁。作为一个研究暴发性传染病长达数十年的公共卫生科学家，当公共卫生基本原则被抛之窗外、当劳工阶层被碾压、当封禁政策反对者被抛入狼口牺牲时，我无法保持沉默。对于封禁政策从来没有所谓的科学共识。这个气球该被戳破了。

在疫情很早期我们就认识到新冠的两个要点。第一，早期意大利和伊朗的疫情爆发显示，这将会是一个严重的大规模瘟疫，最终一定会传遍全球，造成大量死亡。这让我很是担忧。第二，中国武汉的数据显示，这个病毒在不同年龄段的致死率有巨大不同，青年人和老年人之间相差数千倍[1]。这大大缓解了我们的担忧。我是一个单身父亲，有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和一对五岁的双胞胎。和大多数父母一样，我关心孩子甚于自己。和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不同，新冠对少儿的威胁比流感和交通事故还低。他们的生活可以不受什么影响 — 我那时这么以为。

对社会整体而言，结论是明显的。我们必须保护老年高危人群，同时低风险年轻人保持社会正常运转。

但是其后的发展与此大相径庭。学校被关闭，老人院却没有被保护好。为什么会这样？这一点道理都没有。于是我拿起了笔。让我吃惊的是，没有任何美国媒体对我的想法感兴趣，虽然我对爆发性传染病有专业的知识和经验。我在老家瑞典有所成功，那里的报纸发表了我的不少评论文章。最终Spiked网站发表了我一篇文章[2]。和我想法类似的其它科学家们也遭遇到同样的障碍。

我们被鼓动着惧怕疫情而不是理解疫情。我们获得了封禁和死亡，而不是生命和生活。封禁给我们带来的是癌症诊断延迟、心血管疾病恶化、心理健康恶化等等众多公共健康损失。儿童、老人和劳工阶层受到最严重的打击，这只能说是有史以来最失败的公共卫生政策。

在2020年春季的疫情浪潮中，瑞典为全国180万1至15岁的儿童保持了托儿所和学校开放，而且没有对他们施以各种检测、口罩、挡板或社交距离。这项政策的结果呢？该年龄段新冠零死亡[3]，而教师们的新冠风险并不比其它行业更高[4]。瑞典公共卫生局在六月中旬就公布了这些数据，但美国的封禁支持者们仍然大力推动关闭学校。

7月份，《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疫情中如何重开小学”。令人震惊的是，这篇文章一丁点都没有提及西方国家中唯一一个自始至终保持学校开放的瑞典。这就好像是评审新药时完全无视安慰剂对照组的数据。

由于难以发表文章，我决定启用自己很少使用的推特账号来发声。我搜索那些关于学校的推文，回复以瑞典研究结果的链接，这让瑞典数据获得了一些关注。Spectator（英国杂志）邀请我写了一篇文章[5]。到8月份，终于有美国媒体发表了我一篇反对关闭学校的评论文章[6]。因为我懂西班牙文，这篇文章在CNN西班牙文版发表，CNN英文版对此不感兴趣。

很明显，媒体缺了一块。在我认识的传染病学同僚中，大多数都倾向于对高危群体重点保护而反对封禁，然而媒体却营造出一种科学界赞成封禁的“共识”。

9月份，我遇到了AIER（美国经济研究所）的Jeffrey Tucker。在新冠疫情之前，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组织。为了帮助媒体更好地认识这场瘟疫，我们决定邀请媒体记者们到新英格兰的Great Barrington与传染病学家会面并进行深度访谈。我还邀请了两位科学家，著名的传染病学家牛津大学教授Sunetra Gupta和传染病与高风险群体专家斯坦福大学教授Jay Bhattacharya。出乎AIER的意料，我们三位还决定撰写一份宣言，论述应该采用重点保护政策而不是封禁。我们称之为“Great Barrington Declaration”（GBD）。

反对封禁一直被视为反科学。如果有科学家发言反对封禁，他们就会被忽略、被视为边缘人物、被指责资历不够好。我们想如果是由三个知名学府的三位资深流行病专家共同发言，就很难被忽视。的确如此。宣言发表后一片混乱。这挺好。

有些同僚给我们戴上各种帽子，“疯狂”、“驱魔人”、“大众杀手”以及“特朗普式”。有些人指责我们是为了钱，尽管没人给我们一分钱。为什么这些反应如此恶毒？GBD宣言和数十年来的流行病预备方案完全一致，但这就是症结所在。因为无法提出合理的公共卫生原因来反对我们的重点保护政策，他们只能借助于曲解和诽谤，不然他们只能承认自己支持封禁是犯了糟糕的致命错误。

有些封禁推动者指控我们是树立稻草人（strawman），他们说“封禁政策效果很好所以现在不再需要了”。但只过了几个星期，同样这批人在全然意料之中的第二波疫情到来时又开始赞颂再次封禁。有人指责说我们没有如何保护老人的政策细节，但我们在GBD网站和评论文章[7]中都有详细阐述。有人指控我们推动的是“躺倒”（let it rip）政策，但重点保护恰恰是与之截然相反。讽刺的是，封禁才是一种躺倒政策的拉长版；实施封禁政策时，每个年龄段的感染率都和躺倒政策一样。

当我们撰写宣言时，我们料到会遭受各种攻击。这是会使人害怕，但就像Rosa Parks说的一样：“这些年来我认识到，如果下定了决心，那么恐惧就会减轻；如果是不得不为，那么恐惧就会消散。”并且，我也不把那些来自媒体界和学术界的攻击放到心里，不管有多么恶毒，毕竟，攻击者几乎都是我从未听说过的人。这些攻击也并不是针对我们三位，我们已经公开发声并且会继续，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压制其它科学家不让他们发声。

在二十几岁时，我曾经在危地马拉冒着生命危险为人权组织国际和平旅（Peace Brigades International）工作。我们保护那些被军阀威胁、谋杀、消失的农民、工会工人、学生、宗教团体、女权团体和人权卫士。那些勇敢的危地马拉同事面临着比我大很多的危险，但军阀杀手也曾往我的房子扔过手雷。如果那时我都能挺过来，那现在面临国内这小得多的风险我当然也能行。当我被指控为Koch兄弟资助的右翼时，我不过耸耸肩而已 — 那种指控来自于既得利益集团的仆从或者摇椅革命家，司空见惯。

在GBD宣言发表后，作为替代封禁的重点保护政策，再也不缺媒体注意力。各种媒体请求从全球各地蜂拥而至。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对比。在美国和英国，媒体要么是友好地提一些软问题、要么是敌意地提陷阱问题或人身攻击。其它国家记者的问题则多是高度相关而公正的“硬”问题，对GBD宣言进行批判性的探索和检视。我认为这才是新闻业的应有之道。

尽管大多数政府仍然继续它们失败的封禁政策，事情整体在往好的方向发展。越来越多的学校重新开放。部分基于我们的建议，佛罗里达州也拒绝封禁而实行重点保护政策，并没有产生封禁推动者预测的恶果[8]。

随着封禁政策的失败日趋明显，攻击和审查不降反升。YouTube封杀了佛罗里达州长Ron DeSantis的一个圆桌会谈视频，因为视频里我和同事们论述儿童不需要戴口罩。Facebook关掉了我们的GBD账号，因为我们论述老年人应该优先打疫苗[9]。推特删掉了我的一条论述儿童和已感染者不需要打疫苗的推文。美国CDC则因为我论述对老年人不应该暂停强生疫苗而将我从疫苗安全工作组里移除。

推特还曾经锁住我的账号，因为我发了如下推文：

“有些人由于天真地以为口罩能够保护他们而没有做好恰当的社交距离，其中一些高危老年人因此感染新冠死亡。这是个悲剧。公共卫生官员和科学家必须对公众保持诚实。”

这种持续高压看起来反直觉，但并不如此。如果我们是错的，学术界同事们会可怜我们，媒体也会忽略我们。正因为我们是正确的，我们让一些政界、媒体和学界的权势人物极度难堪。这些人绝不会原谅我们。

不过这些并不重要。这场瘟疫是一个巨大悲剧。我有一位79岁的朋友因为新冠去世，几个月后他的太太则因为癌症没有及时发现治疗而去世。在大瘟疫中死亡在所难免，但那种认为封禁政策能够保护老人的天真而错误的想法，则使得政府未能实施很多标准的重点保护措施。被人为拖长的疫情让老人更难保护自己。如果实施重点保护策略，我的朋友和他太太以及世界上无数其他人，现在可能都活着。

最终，封禁政策保护的是年轻低风险在家办公的职业人士 — 记者、律师、科学界、银行家等等，牺牲的是孩子、劳工阶层和穷人。在美国，封禁是自种族隔离和越南战争以来对工人阶层的最大打击。除战争外，我这一生中没有任何政府行为造成过如此大规模的痛苦和不公。

作为流行病学家，我别无选择。我不得不发声。不然，我做科学家是为什么？很多其他勇敢发声的人本可以舒舒服服地保持沉默。如果他们没有发声，很多学校现在还会关着，公共卫生损害会更大。我知道有很多了不起的人在抗争反对这些有害无效的封禁，他们写文章、在社交媒体发帖、制作视频、和朋友交谈、在学区会议上发言、在街上示威。如果你是其中一员，能和你并肩努力是我莫大的荣幸。希望有天我们可以面对面见面，到时我们一起舞蹈，Danser enc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