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丘吉尔“当我们跪下去的时候，伟大的领袖便产生了”,感受世界大潮浩荡澎湃

曾为领袖丘吉尔说：“当我们跪下去的时候，伟大的领袖便产生了。当我们不会反抗的时候，奴隶便产生了。当我们不会质疑，骗子便产生了。当我们太娇惯，畜生便产生了。我所能奉献的，只有热血辛劳汗水与眼泪。”

纳粹德国有一个臭名昭著的所谓领袖原则，不仅将最高领袖作为圆心，而且让其他领导当圆规，一比划，就将全国人民“划”进去了。由于各级圆规不折不扣的执行力，领袖原则就高度发酵，啥事都以领袖原将圆心辐射到圆周上，织起来的一张蜘蛛大网就把草民罩得无处逃遁。这样，在伟大领袖诞生居高临下的同时，人民匍匐在地头只有捣蒜的份了，一种领袖人民与人民领袖的主仆关系由此而生。

其实，这种人身依附关系的“原则”，就是独裁者统治人民的“秘籍”之一。国家领袖的概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发展到顶峰后，随着二战之后法西斯国家的覆灭和民主国家的兴起，早就被历史淡化、淘汰。国家首脑废除终身制后便是国家首脑的职业化、泛民化、普众化，国家有首脑没领袖的日子过得都挺舒心而且常态化，越来越多国家领导人走马灯似更迭换人，越来越证明文明社会所谓的领袖和国家的关系实在没有什么必然的内在联系。

这一点，近年来民主国家卸任首脑像美国的特朗普、法国的奥朗德、英国特雷莎·梅、日本的安培晋三等都在人们的关注和不关注下开始了平民生活。德国执政党基民盟党主席默克尔已经被新主席取代，意味着默克尔长达16年的执政将在今年9月即到了终曲时刻；拜登以垂老之年上位美国总统可看出这一职位的门槛比选出上天的宇航员低得大概可用没有门槛来形容。至于副总统牙买加非裔与印度裔的后代哈里斯虽然拥有法学博士的学位和加州总检察长的身份，但一步升到“副国级”在美国那可是顺理成章的事儿。随着老拜登机三连冠的跟头，有媒体预测哈里斯有望成为美国总统。

以上这些无不反映出民主国家政府首脑虽然也高大上，但偶然性、宽泛性、随意性特别强，说不定那个谁一觉醒来就可以君临天下了。

还有一点，这些西方国家的政府首脑上台或者下台，除了最优和最次的，他们的上与下对国体、国情、国运影响似乎都不大，好像谁上台都像一个和尚撞钟，一样的袈裟，一样的动作，一样的频率、一样的钟鸣。对此，国内外学者撰文著书，大多观点说这是国家宪政制度缜密完善使然，是民主社会高度成熟的阶段。

想想也是。单说日本首相，近二三十年，除了安倍晋三连续在任时间最长，其余的跟下饺子似的入锅出锅，任期短命的也就是几个月。人也多，多得难以复述那些诘屈聱牙的名字。可是日本经济发展就是有个冲劲儿，而且，社会安定，老百姓对谁谁谁当大领导只是在大选当口抽抽筋儿挥挥胳膊，完了就爱谁谁谁。但是，抗地震、抗海啸，建筑结实，抢险麻溜，谁当大领导都会有这样的壮举。

所以，当社会进入到选举国家首脑一人一票的高度文明时代，作为一种职业的国家首脑，就没有那么玄而又玄了，说是撞钟的可能更贴切。

这便是历史进程和历史进步。当国家首脑不是领袖而是一种职业时，首脑虽然不甚普通，但一般的精英或是有命当首脑且头脑发育健全者，皆可胜任这个职业。领袖则不然，似乎有着众趋性和稳定性，起码在一个时间跨度内如几年、十几年、几十年，被大众趋之若鹜。没当几个月国家首脑职位便被撸下，不管是什么缘由，也不能遑论是国家领袖的。

这些，盘点世界二三百年世界进入民主议程的国家，林林总总的国家首脑名单都会证明此言不是说着玩儿，而是不谬的真理耶。

在中国的特定语境中，领袖还含有惊天伟业创始人的意思。在这个大“伟业”中，没有什么比改朝换代更伟大了。中国农民的起义领导者当然就是领袖人物，一旦起义成功，领袖自然而然也就成了皇上。

公元前207年，刘邦在谋士张良、萧何等人的辅助下成功进入秦朝都城咸阳，秦朝宣告灭亡。而后，刘邦又和项羽进行了长达五年的“楚汉之争”。最终打败项羽，建立大一统的汉朝，由此刘邦从起义领袖变成“汉高祖”。

原名朱重八的朱元璋因出身贫苦，一度剃发出家，25岁投元末群雄之一郭子兴。后来郭子兴病逝，朱重八作为义军新领袖，先后击败了众多诸侯军阀，先统一南方，后北伐灭元，领袖自然而然成了皇上。

大中国虽然每个朝代的农民起义多如牛毛，但由领袖当上皇上的却寥若晨星，数来数去也就是刘邦、朱元璋二人而已。那些历史上上百次之多的农民起义其他领袖，大多是垫脚石，像陈胜吴广起义、赤眉起义、黄巾起义、瓦岗军起义、黄巢起义，明末李自成、张献忠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等，都为尅死前朝皇上出过大力立过大功，各朝各路领袖虽未穿上龙袍或是仅仅草头之王，但终究会落得领袖名声，也算青史永垂。

与农民起义领袖不同，出身建州左卫都指挥使世家爱新觉罗氏旁系努尔哈赤，用祖、父所遗的十三副甲胄起兵，也作为领袖开始统一建州女真各部，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汗，建立后金，都北京。再以后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顺治帝入关，中国最后一个大一统封建王朝建立，共传十二帝，总计296年。

不过，领袖当上了皇上，领袖之称便慢慢淡化了，至二代、三代乃至N代 ,一般不再有领袖的尊称。但是，二代、三代乃至N代拥有领袖子孙的老本就足够用，老百姓仍会用千百年来的形成的开国领袖情结朝拜这些继任者。在他们身上，领袖的光环仍会熠熠逼人。这也难怪，在中国的漫长历史中，各朝各代，一直都是新桃换旧符的换代循环。

1923年，蒋介石曾到苏联考察，他得到一个结论：革命必须由一个党专政和专制，所以蒋介石开始致力于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辛亥革命以后，中国虽然建立了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但真正意义上的“共和立宪国体”仅在“北洋时代”有过短暂实施，到蒋家王朝时，国民党一党独大和蒋介石的个人独裁，又将民主政治虚幻成海市蜃楼。

这样的历史使中国的领袖意识与西方国家的民主意识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开国领袖让人高山仰止，继任者也会承蒙祖恩，代代江山，风光无限。

在国外，领袖的光束可不在庙堂，而是闪耀在民间的万千广厦中。反对党领袖就不消说了，社会各界比如社团、学界、工商人士等都有自发形成的领袖，各自在力所能及内发挥着威力伟力神力，从而支撑、辅佐着国家文化、教育、经济、科技。实际上，在大中国，民间的领袖和国外也无甚区别，甚至五行八作的带头大哥也算领袖。这样推断，领袖也就五行八作了，更有普罗大众的色彩。

统治国家的独裁领袖与民间的领袖泾渭分明，不在民间领袖的范畴之内。不过，领袖的大小之分、优劣之分、轻重之分、影响之分，这和人与人之分一样是不一样的。高档次的领袖，如思想领袖、学界领袖、科技领袖等等，不论国内外，在思想意识比较现代的人的眼里，要比国家领袖更受人尊敬和敬仰，这些领袖是不可多得的人物，在影响人类、影响社会发展进程的中的贡献和声望，比肩或远远超于那些或改朝换代的开国领袖。如再将那些开国领袖的子孙们亮亮货色，高档次的民间领袖要甩他们十万八千里也不止。

抛开古代、近代弱肉强食的丛林时代不谈，单说现代、当代，集领袖和元首于一身的国家统治者，无一例外也都是从古代丛林里杀出的草莽人物，区别是身上的兽皮换上了戎装，长矛换上了枪戒。在实现鸿鹄志之后，由领袖到独裁便是这些膨胀起来的野心家不二选择。而且，领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癖好，那就是终身任职。在位时间愈长，愈迷恋权位愈重，人民苦难愈深。

豪尔赫·拉斐尔·魏地拉，阿根廷军事独裁者。他于1976年以阿根廷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身份组织右翼军人发动政变建立军政府，自封总统，成为阿根廷现代史上统治时间长的军政府领导人之一。在任期间,他大肆杀害反对军政府的人、左翼游击队员和民主进步人士，通过绑架、暗杀、酷刑等方式制造白色恐怖。

原柬埔寨共产党总书记波尔布特,是一个极左主义者。他1975年发动红色高棉运动，建立一党专政的政府。在执政期间实行农业集体化，将所有城市居民强行驱赶到农村的集体农场劳动，并下令屠杀持不同政见者。在他的统治下，共产主义的理想并未实现，反而造成国家经济全面崩溃。他发动"红色高棉大屠杀"骇人听闻，造成柬埔寨170多万人死于非命，是柬埔寨历史上的大罪人。

阿迦·穆罕默德·叶海亚·汗，1969年出任巴基斯坦军法管制首席执行官，继而出任总统。1970年巴大选，东巴（现孟加拉国）人民联盟领袖谢赫·穆吉布·拉赫曼获胜。叶海亚·汗不予认可，动用武力镇压，巴基斯坦军队杀害了至少30万的孟加拉选民，甚至还迫使1000万的族人被迫远离故乡逃往印度，直接导致了印巴战争的爆发。

伊迪·阿明，1968年集国家军权于一身。1971年发动军事政变，1976年任乌干达终身总统。他奉行恐怖统治，用铁腕手段统治乌干达，通过处决和强行流放的途径铲除潜在的异己分子，所有仍忠于国家前首脑的官员都被处决。他还利用乌干达各部族的分歧搞分而治之，屠杀和迫害国内的阿乔利族、兰吉部族达10-30万人，驱逐乌干达亚裔居民8万人。

蒙博托·塞塞·塞科，1965年发动政变自任刚果总统及元帅，采取过激的民族化和国有化政策，1971年改国名为扎伊尔共和国。在独裁统治下，他大力主张“一个领袖——蒙博托”，1970年和1977年在只有一人竞选的情况下，他一再当选总统。多年来不仅没有改善国内政治矛盾，还使经济、国家交通网、农业等陷入衰退，而自己却成为了世界上积聚财富最多者之一。

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党和国最高领导人，曾任罗共总书记和罗马尼亚总统。他在执政后期，随着威望的提高，逐步独揽大权，对党和国家事务越来越独断专行，实行家族统治和一言堂领导。他将党、政、军、经、群等各项大权集于一人手中，成为世界上兼职最多的国家领导人之一。在他主政下，拒绝改革决策失误，造成经济崩溃，因而被称为“共产主义皇帝”、“喀尔巴阡的斯大林”。

至于萨达姆·侯赛因、奥马尔·穆阿迈尔·卡扎菲，国人都耳熟能详了。萨达姆废除了与伊朗的阿尔及尔和平协议，随后出兵伊朗，战争足足打了近八年，是20世纪继二战后最持久和最残忍的地区冲突。伊拉克的死亡人数达18万、伤25万。伊朗更加惨重，死亡人数达70万、伤110多万，仅德黑兰就有20万妇女失去丈夫；卡扎菲统治利比亚长达42年，是阿拉伯国家中执政时间最长的领导者。这位以洛克比空难策划者受到全世界谴责的利比亚前领导人，沉溺恐怖袭击不能自拔，是多个国家恐怖事件的罪魁祸首。1996年，萨利姆监狱3个犯人挟持了监狱警卫要求谈判，卡扎菲居然下令开枪射杀，1270个犯人全部丧命，并被秘密埋在监狱里，直到多年后才被发现。

苏联大肃反运动是社会主义国家专制集权引发的反人类灾难。自1934始，历时四年之久因大肃反运动给苏联社会造成了严重创伤，苏联的党、政、军、科学文化界失去了一大批优秀骨干，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状态。在苏联，20世纪30-50年代因政治犯罪被判刑的人总共380万左右，其中1937-1938年大清洗中被判刑的大约在 130万-150万人左右；近70万人被处死。

总之，不论是社会主义的中央集权体制的极端形式的个人专制，还是民族主义者个人独裁，都是人类文明的祸害和人民的死敌。斯大林、齐奥塞斯库和萨达姆、卡扎菲的下场举世皆知，一旦欠下血债终要血来偿还。

现在有一种浮躁的社会现象，就是把所谓领袖吹得神乎其神。从社会学的角度说，领袖有相应的“民意”基础，很容易走进独断专行的窠臼。如果一旦独裁，不受约束的权力也为个人的嗜好和偏执便留下为所欲为的空间，如希特勒的与犹太人的势不两立，墨索里尼誓言重建古罗马的梦魇，佛朗哥推行阉割刑和绞刑恐怖……这些打上个人标签匪夷所思的施政选项，都是“领袖们”的罪恶渊薮。

所以，动辄拿领袖说事儿，挺烂、挺糟，挺晦气。

​四

现代文明社会由于有了可供选择的民主管理国家的方式，人类在渡过了千百年黑暗的时代之后，领袖们靠打天下获得国家首脑的现象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拉梅尔认为，1800年，全世界出现了美国，法国，瑞士三个民主国家。这里应该提示的是，虽然法国因法国大革命推翻了君主王朝列入民主国家，但法国的罗伯斯庇尔时代，是以"泛民主"实行暴民政治，根本不是民主，而是更恐怖的专制。如果去掉法国，实际上二百多年前，人类只有两个民主国家。而瑞士的民主，也不典型。所以更切实地说，只有从1776年美国的独立，人类才真正开始了民主进程，实行了投票选举，三权分立，多党制，新闻、言论、宗教和结社自由等。到了1900年，全球的民主国家有13个。

人类民主的步伐，是当代才疾速走上快车道的。1950年全球的民主国家20个，1970年30个，今天已经约有130个。也就是说，从1970到2015年的45年之间，实行多党民主选举的国家增加了100个。

无疑，领袖们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历史现象对人类社会发展曾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尤其在愚昧落后时代，不论是先知先觉、传播思想，还是解惑授业、普及知识，以及揭竿而起、改朝换代，领袖们高擎火炬砥砺前行，为人类、为历史、为社会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程度的提高，特别是在宪政制度比较完善的国家，在政治上有分权制衡的国家宪法、在经济上有反垄断的经济宪法，领袖个人的诣天赋智慧和天资超群往往受阻，这大概也就是世人普遍感觉发达的西方国家领导人稀松平常的客观原因，也在客观上解释了为什么在这些国家很难出现天马行空般领袖人物的深层奥妙。

关于这方面的利弊，宪政学者、社会学家多有论述，我个人则倾向于国家领导人睿智不平庸即可，太超群的伟大天才施政一旦过了头可不太好办，尤其方向性的重大举措，走反了，会把国家和人民带入无尽的深渊。

希特勒1933年内阁总理时，已经在纳粹党获得牢牢地独裁统治权，但内阁依然在宪法约束范围内。尽管国会的权力受到了严重削弱，但是各党派仍有可能利用宪法中规定的权利，反对希特勒政府，也有可能在民社党违宪时，通过宪法程序表示反对。于是，天赋智慧和天资超群的希特勒他通过一项彻底改变国家体制、使自己不受限制地行使权力的法律，使各州政府完全服从中央。这样，德国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借此，希特勒建立法西斯独裁政权，完成了由党的领袖到国家领袖的升华，创造了一个在宪政民主国家达到个人独裁的奇迹。无独有偶，意大利的墨索里尼、西班牙佛朗哥也是通过适时变通攫取权力达到了独裁的目的，成为一言九鼎的国家领袖。

极权主义意味社会秩序完全由政治权力或国家权力达成，私人空间被压缩到几乎不存在的状态，自由被减至最低限度。绝对的权力，必产生绝对的腐败。

难能可贵的是当代民主国家民众日益成熟，公民甄别的能力也不可同日而语，国家的选举机制以及民众珍惜手里的神圣一票，能够纠偏此类缺陷。民众更多的是从职业角度选举国家首脑，平庸者下，睿智者上，唯独不允许出现国家领袖。

领袖一旦与国家政府首脑脱钩，领袖的迷彩服也就脱下了。丛林战、山地战、运动战这些玩意儿是不能在议会的大雅之堂照本宣科的，其所代表的政党主张或者个人主张，都在宪政的法律框架内有条件的予以实施。一旦和国家法律抵触，其政党主张或个人主张都会宪政制度的高压锅里融化。出锅的东西，当然是谋求公民最大公约化利益的美味佳肴。否则，国家首脑的宝座就会易人，最好的结局是只能当个在野党的领袖，

温斯顿·丘吉尔实际上就是个举世公认的领袖人物。他在二战胜利以后戴着国家领袖桂冠的高光时刻选举落败，举世皆惊。但丘吉尔引用古希腊作家普鲁塔克的话说：“对他们的伟大人物忘恩负义，是伟大民族的标志。”

是的，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人民清楚，领袖和首相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1951年，丘吉尔再度出任英国首相。同样，梅开二度，不是因为丘吉尔是领袖，而是因为此时的英国，需要他的治国才能。正是拥有杰出政治家的洞察，曾为丘吉尔才会说：

当我们跪下去的时候，伟大的领袖便产生了。当我们不会反抗的时候，奴隶便产生了。当我们不会质疑，骗子便产生了。当我们太娇惯，畜生便产生了。我所能奉献的，只有热血辛劳汗水与眼泪。

是滴，历史的经验与教训证明：当人民跪下去的时候，伟大的领袖便产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