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前夕，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一反从不主动“上电视”的作法，极为罕见地亮相大陆央视新闻频道，高调发表对足坛“扫赌打黑”的看法。

　　近千人涉案、两位数麾下官员先后收押的险境构成刘鹏必须破例的背景。不过，笔者感兴趣的是，刘鹏何以使用相当大篇幅，大谈造成当下足球乱象的体制缺陷。刘鹏认为，其下属单位中国足协“既办赛又管赛，这导致问题丛生……也成为腐败的温床”。实际上，刘鹏道出的是中国近年推进第三产业改革而带来的困惑。

　　1984年4月，中国国家统计局对产业进行划分，体育与文化、教育等被划分在第三产业。随着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包容各个经济大项的第一、第二产业的改革不断推进，第三产业中的文化、教育、体育、新闻等行业，要不要改革，如何改革——尤其是整个体制要不要动“大手术”，多年间争议不断。

　　这些行业均具有服务性、公益性，并百分之百由国家经费供养；本身只有资金的消耗而无产出；皆为国家所有制单位。而改革，意在引入社会资金壮大发展，至少造成局部产权分化，会造成这些行业不同程度的异化。

　　首先而来的困惑是Who am I——我是谁？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张发强今年7月在公开场合为体育行业定性，称“中国的体育是具有产业性的社会主义的公益事业”。这话一样可以用来为文化、教育、新闻定性。

　　张发强进一步阐释：体育产业化和社会化，与体育的市场化和商业化不尽相同。市场化以追求市场最大利润为目标，对足球等部分项目，或对某一场比赛可以适用，但不是所有体育项目都可亦步亦趋。全民健身等体育运动就不适合市场化，相反应按照产业化与社会化的方式运作。

　　这一番话非常值得玩味：体育包括文化、教育是中国第三产业改革的缩影，原来这种改革是可以有“特区”的——足球就是体育领域的“深圳特区”；且此市场化与彼市场化可以不同，因为体育的市场化是出发点纯洁的——非以追求市场最大利润为目标，所谓“吾身虽变，我心依旧”。

　　然而潘多拉之匣一打开，谢亚龙、南勇一个个走出。第三产业在改革中异化的特点是：与钱结缘（市场化），拥有大量产出的同时，国家（公益事业）办事员变身为财富（亿万财富）拥有者。

　　即便如此，中国第三产业改革依然势在必行，中共早在十六大报告中就明确提出“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基本任务，教育与体育涵盖在文化之中。中国国务院今年5月宣布“积极吸收社会资本、外资进入文化产业”，第三产业改革步伐明显加快，吸收社会资本扩大到境外资本，西方传媒大亨默多克妻子邓文迪、美国风险投资公司经纬创投纷纷向中国媒体出手，与新华社等中国官方媒体洽谈合作事宜。事实上，西方国家亦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高等教育市场化改革，视之为“新公共管理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旨在改善政府治理方式，通过引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调整结构，提高高等教育的活力、质量和效率。问题不在错对，而在如何实践，减少风险，及时总结，解决问题，统一步伐。

　　2004年前后，中国教育部不止一次指出“教育部历来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教育产业化了，就毁掉教育事业了”。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第三产业中，不同机构情况有异，应该实行不同的改革作为？还有，行业中的特区——譬如中国足协，由谁监管？如何避免覆水难收之后才来亡羊补牢？! 是否需要成立跨机构的监管机制？这就是刘鹏上电视给人们带来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