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人口老龄化加速到来的世界,通胀上升是暂时的还是会持续?造成通胀上升的因素主要是经济政策还是人口变化等结构性因素?老龄化究竟如何影响储蓄和资金需求?利率是上升还是下降?中国应该怎么做?
《人口大逆转》一书考察了人口结构变化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书中论证了过去三十年全球通胀和利率下行、国家间收入不平等缩小,主要源于世界人口红利和全球化红利。世界人口红利主要源于中国和东欧国家加入世界贸易体系,在世界劳动力市场上释放了大量可用劳动力。 但是,这一趋势正在发生逆转,人口老龄化和逆全球化趋势的叠加,将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经济,包括通胀和利率的低位回升,高负债经济体陷入困境,民粹主义,融资方式从债权向股权的转变等。
古德哈特预计,通胀可能会持续高于大多数央行当前的预期,潜在的全球变化和趋势有很强的惯性,从拐点出现到根本上影响劳动和资本的关系,需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但是新冠疫情是重大的全球危机,改变了全球政策,会加速显现长期潜在因素改变带来的影响。
三是主流观点认为,债务和人口因素都将在可预见的未来压低增长、通胀和利率。古德哈特和普拉丹却认为这两个因素将起相反作用,债务就像巨大的路障,但不可抵抗的人口趋势终将绕过它。这也意味着货币和财政当局将出现冲突。
老龄化会带来更低的储蓄,而住房需求会依旧保持强劲,其结果是给实际利率带来上升压力。对此,古德哈特提及的一个考量是,因为结婚年龄和生育第一个孩子的年龄都在快速上升。人口学家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但是大部分经济学家还没有考虑到。他认为,年轻人往往不能足够储蓄,而在过去,人们30岁之前生小孩,50岁之前孩子离开家,因此可以用退休前的15年也就是收入最高且没有任何负担的这段时间来增厚储蓄。但抚养孩子的年龄上升,意味着这部分储蓄时间将减少。
至于住房需求,随着预期寿命的增加,住房空间的严重错配时间也会变长,因为对于老年人来说,搬迁并不容易,他们更愿意留在自己原有的家里。当然,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地区会不太一样。
对中国而言,普拉丹认为,现在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解决过去的问题,例如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债务。未来,除了社会保障性住房以外,他建议要长期重点关注社会护理体系。
图片来源:新华网 新华社记者 王迎 摄
《人口大逆转》是一部全景式解读人口结构变化对全球经济影响的作品。与现在大部分关于人口的著作不同,它超越了只关注某一地区和国家的局部视角,从全球角度审视人口结构变化的后果及其影响,由此更能看清问题的全貌,进而提出有效的应对之策。对关心未来世界经济走势和未来投资机会的读者而言,这是一本值得关注的书。
作者简介
查尔斯·古德哈特(Charles Goodhart),著名的“古德哈特定律”提出者。1985年被聘任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银行与金融学Norman Sosnow讲席教授,于2002年退休转为银行与金融学荣休教授。他于1990年当选英国科学院院士,并因对货币经济学的贡献于1997年被授予大英帝国司令勋章(GBE)。1980年任英格兰银行首席顾问。曾为1983年香港金融危机提出应对之策,并出任香港金融管理局外汇基金咨询委员会委员。随后,他被任命为新成立的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独立外部委员。2009 年底,担任摩根士丹利的经济顾问,直到 2016 年辞去职务。
马诺吉·普拉丹(Manoj Pradhan),独立宏观经济研究机构Talking Heads Macro的创始人。曾任摩根士丹利董事总经理,并领导团队研究全球宏观经济。在2005年加入摩根士丹利之前,曾执教于乔治·华盛顿大学和纽约州立大学。主要研究领域为定量宏观经济学、新兴市场和全球经济。他拥有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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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瑞典经济学家克努特·威克塞尔(Knut Wicksell, 1851-1926 年)曾主张,经济学教科书应当以人口问题开篇。查尔斯·古德哈特(Charles Goodhart)和马诺吉·普拉丹(Manoj Pradhan)在合著的新书中提出的观点与此遥相呼应,他们将人口结构以及缓慢持续的趋势对宏观经济发展所造成的影响放在了经济讨论的核心位置上。
《人口大逆转:社会老龄化、不平等减弱、通胀复苏》一书聚焦于人口结构以及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参与度。它认为,在过去大约 30 年的时间里,这两股力量合力导致了全球出现了通缩压力,这可以解释通胀率和名义利率下降的现象。二者还导致实际工资下降,加剧了很多国家的不平等问题及社会政治动荡。展望未来,这两股力量将反向作用,导致全球出现通胀压力。
本书在正文中指出,未来 30 年或更久时间中,全球经济发展出现的上述情况。作者承认,截至 2020 年年初,他们对即将到来的拐点的具体出现时间,并没有确切定论。但新冠疫情让一切都发生了改变,接着他们提出了一项精确预测:“……经过一轮大规模的财政和货币扩张,封锁解除、复苏之后,全球经济将走向何处?”,答案将是通胀飙升—与许多战争的影响一样,2021年,全球通胀很可能会超过 5%,甚至达到10% 左右。”
古德哈特和普拉丹论证了,人口结构逆转、为抗击新冠疫情实施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可能会很快导致储蓄率下降及投资增加,推动自然利率上升。金融市场和政策制定者对此毫无准备。杠杆率不断叠加会引发金融脆弱性问题,阻碍央行收紧货币政策,通胀势必会进一步上升。
在世卫组织宣布新冠疫情为“大流行病”的一年后,全球仍然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储蓄率居高不下,投资疲软。工人们担心自己的工作以及就业前景问题。多年来,全球通胀一直处于历史低位,货币政策也在有效利率下限附近运行。
日本是通货膨胀论的一个明显反例—25 年来,日本的政策利率一直维持在零利率或者零利率附近,1995年以来,日本劳动力减少, 2008 年以后,日本人口下降,平均通胀率约等于零,预计未来十年,仍将维持在这一水平,但古德哈特和普拉丹不这么认为,并以一种令人信服的方式做出了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