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到四·五事件中因为写“黑诗”被抓进北京看守所，我想我从来也没有想到过以后会去研究什么学问。
1977年从监狱出来，有了高考的机会，当时家里商量的也是将来要跟着父亲向经济学方面去发展。只是由于当时第一次恢复高考，高校还没有经济学专业的设置，因此头两个志愿报的是政治经济学，是为正打。
想不到头两个都没录取，最后歪着到第三志愿：历史。所谓歪着，则是说我被录取的其实还不是历史，而是党史专业。这个专业当时——今天恐怕也一样——并不是史学的一个门类，它完全是一个“四不像”：既非史学，也非政治学，被划在所谓政治理论专业，毕业时学位证书上却写的是“法学”学士。
影响我走上史学研究之路的原因很多，第一个原因是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授课中，还是有历史课的设置，那个时候给我们上课的还有个别资深的老教授，如郑昌淦先生等。他们对我都有影响。
第二个我认为最关键的原因，是因为对这一专业的学习，使我对许多历史问题发生了兴趣，同时当时条件下大量不顾史实的宣教，也刺激了我想要从事相关历史研究的意向。
因此，大学毕业后我没有再去读学位，而是找关系进了教研室做杂志的编辑。我正是在那里，开始了我的史学研究之路。
像我这样不做古代史和文化史研究的人回答起来恐怕很不专业。但是，这又是我们这些正在做建国史研究的学者人人都应该也必须要面对和研究的一个重大历史问题。
至于说到个人，我相信，我们每个生活在这种已经变化了的社会文化空间里的中国人，都无法不受到这种传统断裂的冲击和影响。而旧的传统一旦丧失，新的观念习俗就会渗入到人们的血液之中，怕是没有什么课能够补得回来的。
因为，我们这里所说的任何一种所谓传统文化，指的其实主要是溶化在亿万国人血液中的观念、礼俗和行为举止等种种习惯性的社会生活观念和社会生活方式，它的延续多半是通过按照这些传统方式生活的家庭和由无数这种家庭所构成的社会环境的习染，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会上的每一个人的。
一旦旧的传统方式被外力强行中断，或破坏，就一定会被其他非传统的新的观念、礼俗和行为方式所取代。当人们逐渐接受和习惯了这些新的观念、礼俗和行为方式以后，你想通过改变某些书本的内容，或像于丹那样按照她的理解水平去给老百姓灌输一些经过她演绎的古代典籍中的思想观念，去恢复国人久违了的传统，实无异于痴人说梦。
传统何以会断裂？说起来也很简单。因为那些在今天人们看来的繁文缛节，说到底都是富裕人家才会去讲究的东西，穷人家多半是没条件去学的。孔子所谓“仓廪足而知礼节”；孟子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已。”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过去的富裕人家及其文化人不再主导这个社会，甚至成为被压制的对象了，依附在他们身上的传统文化自然也就连同他们的阶级出身一起，被当成脏水一道泼掉了。
▌研究历史的乐趣：从“破案”到“问题意识”
有人问我研究历史的乐趣的是什么，我说最初的乐趣是“破案”。历史研究有点像刑警破案，通过种种蛛丝马迹，深入发掘拓展，找到更多的线索，运用逻辑分析和推理，把所有能够掌握到的历史碎片串联拼合起来，最后组成一张相对完整的历史过程图，弄清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发生了什么、发生的经过情形如何以及原因何在等等，从而揭示一个过去不为人所知或被人误读的历史秘密。
我刚开始从事这项工作时，每完成一篇论文，就都会有这样一种成功“破案”的满足感。
但是，随着自己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大，思考的问题越来越多，和读者、学生之间的交流越来越直接，我就越发感到仅仅满足于这样一种职业的兴趣是远远不够的。
我经常和同学们讲“问题意识”的重要性，经常提醒年轻的历史研究者要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人文关怀的精神，就是基于我自身和当今史学研究的某种危机感出发的。
我们还在1990年代初就已经清楚地发现，现今的历史研究由于社会学、人类学方法的介入，变得越来越重视微观，重视下层。许多学生，甚至是学者的研究题目，恐怕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研究出来以后对这个社会有什么用处。
我们那个时候做过粗略的统计，不要说大量地方杂志上发表的史学论文，仅以北京当时最好的《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上发表的论文来说，其中许多文章发表后，除了作者自己用来评职称需要和极少数几个因为要写相关论文的学生会去读一下以外，就成了废纸一堆。
可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又有多少历史问题，或在实际上是必须要通过历史研究来解答的问题，需要有人去研究啊！为什么我们的学者不能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把他们的聪明才智，针对我们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和不断涌现出来的各种各样人们关心的问题，去做出比较深入和比较专业的解释来呢？
我的观点是，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我们每个人的时间也都是有限的，如果我们确实是历史研究者的话，我们有什么必要把时间浪费在那些对我们深入了解我们的历史，认识我们的今天，帮助我们的后人更好地把握未来没有意义的事情上面呢？
而我今天研究历史的最大的乐趣，就是我的每篇文章或每本书，都有相当多的读者，而绝大多数读者都能够因为读了我的文章和书而对历史或现实有所反思和警悟。
▌记忆中的八九十年代
1980年到1990年的我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那10年是我步入史学研究的开始，那些年可以说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查阅搜集各种文献史料上面，当时还没有用电脑，全部都用手抄卡片。教研室所藏资料，除了建国以后的部分以外，绝大部分都找来读过，光是各种资料卡片，就做了万张以上。
那个时候也没有科研经费一说，我们编资料集完全是自费，按照全国期刊篇目索引，全国各地所有藏有相关资料的图书馆，无论大小，几乎都跑遍了。因为没钱，全部都是坐硬座，有时还得站着。
那个时候刚刚通过《档案法》，中央档案馆也一度不得不对外开放，因此我给校领导打了报告，经过批准后，有空儿就坐上公共汽车往中央档案馆跑，一连跑了几年时间。所有这些基础的资料工作在下一个10年，即1990年代都见了成效。那10年，我从1991年开始，接连出版了6部专著。
记忆中的1980年代，是一个充满了变化的10年。记得那个时候刚刚开始历史大讨论，什么意见都有，包括在起草新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初期，许多讲法都十分大胆。中央档案馆那时的开放，也是这种力推的结果。
但严格说来，当时的建国史研究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还较深。尤其是在新的决议发表之后，许多已经开始的讨论受到了新的限制。而另一个方面，即对中国国民党的研究，在那个年代却出现了一个高潮。
随着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开放，中国国民党史研究顿时成为一片待开垦的处女地，许多过去做革命史研究的学者转去做国民党史研究，一时成绩斐然。
只可惜，1990年代初期，风向再转，有人鼓吹“人欲亡其国，必先亡其史”，说什么前苏联就是修史不善以致灭亡。此说一时甚嚣尘上，影响到档案开放全面倒退，就连国民党的档案也连带挨批。
有人认为80年代有过革命史热。严格说来，那并不是，而是政治家、名人的故事热。这也是传记文学作品大量出现的一个原因。
对于口述史的重视，中国史学界是直到1990年代末才逐渐开始的，而叶永烈、权延赤他们在这方面明显地走在了前面。因为重视口述史，他们的作品中就有很多在文献史料当中看不到的活生生的历史细节，包括人物性格、言谈举止，甚至有一些重要情节内幕的具体描写，这便于他们编故事。
但即使像我这样专业的研究者，也会买一些他们的书来读，以便借助他们披露的口述材料和我们从文献史料分析中所得出的认识来进行对照比较。但是，他们毕竟不是历史研究者，更缺乏应有的批判意识，因而他们写政治家的故事，只是着眼于歌功颂德，对历史人物以及历史进程的把握，通常只是依赖于相关史书梳理的脉络和逻辑人云亦云。前人研究的不足和偏颇，自然也就会体现在他们的书里。
▌研究历史，需要悟性和想象力
任何研究都需要较高的悟性和想象力，历史研究也不例外。我前面说过，历史研究很像警察破案，要通过大量蛛丝马迹和历史碎片来重建历史的图像。
悟性高的学者能够举一反三，把大量常识性的知识与书中得来的各种信息运用于有逻辑的联想，从而容易寻找出各种珠丝马迹与历史碎片相互之间的联系，编织起证据链接逻辑严密的历史图画。
他甚至还会触类旁通，由此及彼地发现其他更多更大的历史问题，做出既微观又宏大、既历史又现实的历史研究课题。缺乏悟性和想象力的学者，在这方面的表现就会差得很多。他们的研究题目往往过于偏狭，文意晦涩难懂，即使能做出一些应时的题目，其成果也通常缺少应有的张力和对读者思想的冲击力。
中国社会许多制度上的和人文环境方面的痼疾，其实上千年来并无多少改变。即使改革开放前后相比，好像变化剧烈，但影响左右我们生活乃至命运的许多东西也依旧在那里起作用，未必有多少实质性的改变。
既然如此，我们又如何知道，过去所发生过的许多情况，今后就一定不会再发生了呢？如果我们的某些决策者不了解群众性政治运动的种种内幕及其严重危害性，而是一味地相信我们今天众多教科书和相关著作异口同声地高度评价的运动的伟大意义，谁能保证他们有朝一日逼不得已不会再来这样一场运动呢？
对于今天中国的现代史研究者而言，绝不能简单地满足于重现或重构过去本身。不难了解，过去从人们日常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到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没有什么不是历史，没有什么不可以去重现。
问题是，我们花费大量时间、金钱和精力去重现它们中的这一点或那一点的意义何在？还是那句话，如果要让自己的生命，包括自己花费的时间、金钱和精力有其实际的意义的话，除了要考虑个人的职称评定以外，还是应该尽可能让自己研究的动机更多些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
对于我们今天这个始终反反复复在艰难前进之中的社会来说，我们历史学家尤其应当对创建一个尊重人的生命、尊重人的权利与自由、注重人性和人道的文明的人文社会环境，做出自己应有的努力。
为此，我们需要做的历史重现和历史解释，以便激发更多人反思和警醒的工作，还有很多很多。只靠几个人是远远不够的。要知道， 多一个人明白“天赋人权”和“人人生而平等”的道理，多一个人明白“必要的恶”的逻辑之可怕，就多一份建构中国未来文明社会的力量，中国就会多一分和谐与发展的希望。
不读历史的人会重蹈历史覆辙，读历史的人只能眼睁睁看着不读历史的人重蹈历史覆辙。
阅读历史、汲取教训，是一种避免犯错、尤其是犯大错的智慧——这是人尽皆知的古训。
但是，在这个娱乐至死、信息爆炸的智能时代，提炼见识越发困难。尤其是很多历史学家还在参与“大合唱”，他们看似学识渊博、立场客观，实际上却是在堆砌名词，读者根本无法从庞杂的概念中汲取教训与见识。他们的眼光是向内的，所以只能看到此时此地的影响因子。
而杨奎松研究历史，眼光是向外的，他从全球范围出发，从国际大背景的角度书写中国近现代史。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为解决某个现实的社会问题而研究，因此他的著作带有浓重的问题意识，读完往往能有所感悟、警醒。
杨奎松：历史还原了，大家都是人
杨奎松的一份简历如下：
一年务农（湖北襄樊国家计委五七干校二连）
八年工人（北京第二机床厂第七车间）
半年坐牢（半步桥北京第一监狱看守所王八楼）
四年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
五年编辑（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编辑部）
三年讲师（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
十年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现为教授（北京大学/华东师大历史系）
对此，他说自己没有什么好补充的。因为1976年周恩来去世，愤恨“四人帮”所作所为，因而写了几首政治诗贴到广场上去，他成了追查缉拿的对象，并因此下狱。至于那半年的监狱生活，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至少和许多同时代人相比，尤其是和五六十年代蹲过监狱的人相比，算不上遭了多大的罪。那一段经历如果说对他的人生观产生了什么重大影响的话，一个是他发现：“我这个人真的不怕死。”无论遭遇何种境遇，他相信自己都能很快处之泰然，绝对不会在精神方面出问题。二是他坐监狱时曾调换过两个囚室，和几个犯人有过交往。杨奎松发现几个犯人中没有一个是过去想象中的坏人。最典型的是一个小学校长的孩子，当时已经三十出头，差不多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少年犯管教所和监狱里度过的，原因是总偷东西。该犯家里并不缺钱，偷东西始于家教太严下的一次出走，事后在心理上有了某种病态（手痒）。但其父母坚持把他送进少管所，反而使他受到大孩子的教唆，出来后更难收手。再度进去后再度被染，成分也变了，服刑后干脆被送去农村，作为坏分子交公社大队管制。“文革”期间的日子可想而知。他在无法忍受后偷听了“敌台”广播，悄悄写信想要投敌。信直接从邮局被送到了公安局，而他的罪名也比过去的刑事犯更重了。几个月朝夕相处，杨奎松真切地体会到这个犯人其实也有着很善良的一面。未必不能走上正路。然而就在杨奎松出狱两个月后，他在街上偶然看见打着红×的枪毙人犯的布告，上面竟赫然写着这个犯人的名字。这让他很受震动。
这件事影响了杨奎松后来对人生、社会和历史的看法，彻底改变了他以往习惯于按照表面现象把人分成好坏的认识方法，学会了设身处地和换位思考。他认为，不学历史的人尚且应当学会理解和宽容，学历史的人尤其应当善于用发展和变化的眼光看问题，不能简单凭一己印象来取好恶。他说：“如果我们对周围一时尚不能完全弄清楚子丑寅卯的人和事，都没有办法在理解的前提下尽量从同情的角度、用宽容的心态加以包容，看不到事情的复杂背景和发展变化，我们又如何能够对表面上看起来早已盖棺论定的历史，真正做到客观，并公平地注意到其背后的复杂情形和它可能的发展变化呢？毕竟，由于历史发展的关系，过去的人和事更容易受到环境和条件的局限，也更容易被后来人为的种种假象所蒙蔽。不注意这一点，就很容易凭一己印象把历史人物或政党脸谱化。”
所谓脸谱化，是研究现代政治史中最典型的一种态度，其实也就是“戴帽子”。研究一个人物或政党，既不考察，也不论证，一上来就先给研究对象戴好了政治帽子，张三是唯心，李四是唯物；王五代表资产阶级，马六代表无产阶级……然后再按图索骥，照猫画虎，这种研究方法今天还相当普遍。殊不知，大千世界，纷繁复杂，所谓唯心者未必就一定不唯物，而讲唯物者也未必就真不搞唯心。至于代表云云，即使照恩格斯的讲法，也绝不取决于谁在宣言上写了什么，而是要看其实际的政策和具体的行动究竟给哪些人带来了利益。脸谱化的最大害处，是给自己戴上有色眼镜，永远也没办法做到客观、准确和公正不阿。事实上，在历史研究中给历史人物或政党的政治属性进行定性，其意义本身就值得怀疑。因为我们今天所谈论的种种政治概念，从历史学的角度都值得重新讨论和定义。
总之，在杨奎松看来，偏见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与我们黑白分明的是非教育理念、传统的意识形态熏陶分不开的。对这种现象的反思与批判，文艺界已经走到前面去了。今天的小说、电影已经完成了对过去那种“高大全”的反动。大量描写中间人物，乃至于“坏人不坏”，“好人不好”的模式，都已经得到了社会公众的广泛认同。其原因，就在于“高大全”文艺明显脱离了人们的生活实际，而新时代的作品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人性和社会的复杂多面。历史上的人物和政党何尝不是如此，我们为什么不能设身处地地去了解他们何以想，并理解他们何以做呢？
杨奎松也提到了近现代史研究上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即当前政治的影响。这在理论上是一个学术和政治的关系问题。学术的研究，不应当受到政治的干扰和阻碍。但客观上，历史从来都是当政者用来建构政治正确的一种工具，因而也是当政者用来教育民众的一种必要手段。因此，纵然是学术的历史研究，如果与当政者的说法不合拍，在政治上受到干扰或阻碍，实难避免。不仅近现代历史的研究如此，古代史的研究也难逃此种命运。即使当政者碍于学术自由不便干预，也难保某些民众和舆论不给研究者以压力。有关这种情况，近几年在中国的近邻韩国和日本都有发生，就是证明。
当然，杨奎松说，问题不仅仅在于政治干预学术，学术研究同样也有影响现实政治的条件与可能。有的是学者想证明当下的政治正确，画蛇添足，反而给当政者惹出麻烦；有的却是基于现实和历史的观察研究，相信当下政治环境中存在种种问题，想要揭示真相，以至与当政者的看法发生分歧，这同样会使当政者紧张，以结果推动机，怀疑研究者刻意抹黑。
对于这样的一种现状，杨奎松表示，任何人都很难独善其身。研究历史固然比研究现实政治问题会少惹麻烦，但研究近现代史还是距离现实政治太近，很难避免干预和影响。杨奎松研究的问题大都涉及到历史上的共产党史，其敏感度更远甚于一般的近现代史研究。但他相信，他研究的问题，是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许多国民一直不清楚、一直很想弄清楚的问题，这些问题和我们今天的生活乃至整个国家的命运都有息息相关的联系，因此实在需要有人去研究。他的想法是：常在河边走，尽量不湿鞋。第一是坚持走河边，即坚持既有的研究方向；第二是尽可能把持住一些基本的界限，不去触动太敏感的神经。从技术上则坚持，第一，把事实弄清楚，交代历史的真相，而尽量不去做结论、讲道理，给读者留下思考的空间；第二，由远及近，尽量与现实政治保持一定距离。毕竟，离今天越远的问题，对当今政治的影响和刺激也越小。1980年代，陈独秀的问题还很难去碰，1990年代为陈独秀翻案的文章就多了。1990年代中期张学良与中共的关系还是较敏感的问题，再过十年，便不成为问题了。这是一个明显的趋势。
杨奎松承认自己很用功，一直是尽量用心去做好自己该做的每一件事情。但他认为，人活在世上，不只是为了工作，也要学会享受。因此，如果说他有座右铭的话，就是四个字：“创造”、“享受”。他说，创造是前提，人活着，不能为人类社会有所贡献，对自己生活的环境有所帮助，活着大概也没有什么意义。但只知道工作，不懂得享受生活，享受亲情，享受大自然，享受一切可以给自己带来愉悦和美好感觉的事物，如此活着也太过乏味，至少是他不能接受的。因此，除了特别重要的某项一时的工作需要以外，他从不认为自己的时间表是不可改变的。毕竟除了自己的工作以外，家人的需要也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他会随时为之做出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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