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与分配，效率和公平，是几百年经济思想史的两大命题。过去几十年全球重视增长和效率、忽视分配和公平，全球贫富差距拉大，导致社会撕裂，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占领华尔街运动等。新冠疫情后经济K型增长，全球过度依赖货币放水，穷人通缩、富人通胀。收入差距和贫富差距问题日益引起全球重视。
近年中国高度重视收入分配，精准扶贫被列为三大攻坚战，将共同富裕纳入十四五规划，浙江省被选作共同富裕示范区。为什么从效率优先转向重视公平？中国的收入分配现状如何？有哪些国际经验值得借鉴？如何实现共同富裕？本文为《中国收入分配报告2021：现状与国际比较》篇。
摘要
国内现状：中国收入和财富差距大，而且收入分配调节机制有待完善。
第一，收入差距方面，中国基尼系数和高低收入比处于较高水平，但近年来由于精准扶贫等原因有所缩小。中国收入基尼系数从2008年的峰值0.491见顶回落，近年来维持在0.46-0.47区间。2013-2020年高低收入比的均值为10.64，在较高水平区间运行。中等收入群体逐渐成为“夹心饼干”，收入增速落后于高低收入群体。
第二，财富差距方面，比收入差距更显着，近年来有所缓和，但2020年再度扩大。由于积累效应，财富差距往往比收入差距更为显着，中国也是如此。中国财富基尼系数从2000年的0.599持续上升至2015年的0.711，随后有所缓和，降至2019年的0.697，但2020年疫情冲击下再度上升至0.704。2020年中国财富排名前1%居民占总财富的比例升至30.6%。
第三，社会流动放缓。21世纪以来，社会流动性开始放缓、财富的代际传递加强，机会不公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凸显。寒门难出贵子，低收入群体翻身加入高收入群体的可能性在降低；相比于中间收入群体，最低收入和最高收入家庭的固化现象更为明显。
第四，结构层面，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以及行业差距均存在。城乡差距解释了中国收入差距的绝大部分；地区差距显着，东部与西部差距较大；行业收入差距带来的收入分配问题明显，信息技术类工资最高、农林牧渔工资最低，非私营企业比私营企业的行业收入分化更大。
国际比较：二十世纪初至今，世界各经济体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均状况大体经历了加剧、改善、再恶化的过程。1980年代以来，各经济体内部收入分配进入在恶化阶段，全球收入排名前1%的人群占据的收入份额从1981年的16.9%增长至2020年的19.3%，收入进一步向金字塔尖人群倾斜。
2020年疫情冲击，全球货币超发，推动了股市和房市的资产价格暴涨，掀起一场造富运动，同时加剧了区域间和区域内部的贫富差距。2020年全球GDP负增长，但全球财富总额增长7.4%。区域间两极分化，2020年北美洲和欧洲的社会总财富分别增长10.0%和9.8%；亚太地区（不含中国）和中国的社会财富总额分别增长6.7%和6.0%；非洲财富总额仅增长0.7%；印度和拉丁美洲负增长。根据瑞士信贷《全球财富报告2021》，2020年全球12.2%的成人人口拥有84.9%的财富，财富差距极其悬殊。2020年联合国称，世界不平等状况“正在加剧并处于历史最坏水平”。
中国收入差距在世界处于中等偏高水平，基尼系数高于0.4这一警戒线；中国财富差距在世界处于中等偏低水平、但快速上升，巴西、俄罗斯、德国、美国财富差距较大，法国、日本、意大利的财富基尼系数较低，跟各经济体收入分配和再分配政策有关。与美国相比，中国收入、财富差距均小于美国。
为什么现阶段更加重视公平和共同富裕？
改革开放之初，一穷二白，钱少人多，生产要素上劳动过剩、资本稀缺，劳动的话语权弱、资本的话语权强，为了促进增长、做大蛋糕，所以收入分配上以效率优先、让一部分先富起来为基本导向，衍生了一系列对资本友好的制度，比如户籍制度、土地财政、社保制度、税收制度、地方招商等。随着老龄化少子化加速到来，“刘易斯拐点”出现，人口红利渐远，开始出现劳动稀缺、资本过剩的逆转，各大城市上演“抢人大战”，劳动的话语权提升，同时收入差距过大导致社会不稳定性因素增多，所以要提高劳动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适当抑制资本，收入分配上更重视公平、分好蛋糕、共同富裕，要“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先富带后富帮后富”、“合理调节过高收入，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推动更多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行列”、清理校外培训、推出房产税，等等。这有助于高质量发展、双循环、扩大内需、发展实体经济、制造业、硬科技、新基建等。这是经济社会发展到现阶段的客观要求，时代的力量。
什么是大势？就是降低房地产、金融、教育、互联网等的利润和垄断，以及由此引发的过去长期对民生和实体经济的挤压和成本，大力发展制造业、硬科技、实体经济、新能源、新基建、资本市场等。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也是百年未有之大机遇。看清这一大趋势，至关重要。每个企业每个人最终都是时代的产物。
正文
1 中国收入分配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总财富不断增加，但分配不平衡问题愈发突出，分配制度问题亟需改善。整体来看，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近年来有所缓和，但财富差距明显拉大、阶层固化的风险也在扩大。结构上，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十分显着。
1.1 收入差距：处于较高水平，但近年由于精准扶贫等有所缩小
中国近年来收入差距整体来看有所缩小，但基尼系数和高低收入比仍处于较高水平，财产与工资性收入比持续攀升，中等收入群体收入增速落后于高低收入群体。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78年中国收入基尼系数为0.317，2008年达到峰值0.491，此后见顶回落，维持在0.46-0.47，2019年为0.465。2020年高收入（前20%）和低收入（后20%）群体的可支配收入之比为10.20，较2018年的10.97有所回落，但仍处较高水平区间；2013-2020年高低收入比的均值为10.64。财产性与工资性收入比从2013年的13.7%升至2020年15.6%。财产性收入占比从2009年的2.3%提高至2020年的8.7%。2018年财产性收入增长12.9%，远高于工资性收入的8.3%和经营性收入的7.8%。
中等收入群体逐渐成为“夹心饼干”，2014年五等分群体的可支配收入增速呈现出“中间高两端低”，中间群体（60%）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均超过10%，高于高收入户、低收入户以及全国平均水平。但2017年以后，增速分布情况转变为“中间低两端高”，2017-2019年，中等收入群体（中间60%）收入平均增速6.3%，大幅低于低收入群体的9.3%、高收入群体的7.9%和全国的7.1%。低收入户收入改善主要得益于中国扶贫政策的引导，但高收入户与中间群体差距扩大仍是需要警惕的信号。
1.2 贫富差距：比收入差距更显着，近年来有所缓和，但2020年再度扩大
由于积累效应，财富差距往往比收入差距更为显着，中国也是如此。近年来中国贫富差距有所缓和，但2020年疫情冲击下再度扩大。根据瑞信《2021年全球财富报告》，财富基尼系数小于0.7为贫富差距较低，大于0.8为贫富差距较大。中国财富基尼系数从2000年的0.599持续上升至2015年的0.711，随后有所缓和，降至2019年的0.697。但2020年疫情冲击下，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下不同资产的涨幅不同，拉大了贫富差距，中国财富基尼系数上升到0.704。2020年中国财富排名前1%居民占总财富的比例也从29.0%上升至30.6%。2020年，中国总计有527.9万“百万富翁”（家庭财富在一百万美金以上），排名全球第二，较去年上升5.1%。2019年人均财富中位数是仅为平均数的35.8%，财富分化程度显着高于收入分化。
房产和金融资产在家庭资产配置并不均衡，是财富积累的主要推手。根据瑞信《2021年全球财富报告》，2020年中国人均资产总增长14.6%，人均净资产（人均财富）增长5.4%，其中，金融资产增长9.6%，非金融资产增长3.7%。据央行2019年调查，房产占家庭总资产的70%，金融资产占总资产的20%。金融资产最高10%家庭所拥有的金融资产占所有样本家庭的58.3%，而实物资产最高10%家庭拥有的资产占比为47.1%，2000年以来中国人均金融资产以每年16.5%的速度增长。
1.3 社会流动：居民的社会流动性放缓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社会流动性加快。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居民的社会流动性开始放缓、财富的代际传递加强，机会不公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凸显，贫困人口上升通道受阻。
寒门再难出贵子，低收入群体翻身进入高收入可能性在降低，即收入流动性放缓；城镇流动性低于农村。1996年至2014年，维持与父辈相等社会层级的子女占比46.5%，超过半数的子女（53.5%）与他们的父辈处于不同层级；实现跃升的有41.8%；下降的有11.7%（Yaojun Li，2017）。分城乡来看，城市流动性较乡村高，但实现跃升的乡村高于城市，39.8%的城市子女较父辈出现层级的跃升，42.6%的乡村子女较父辈发生跃升。其中，2012至2014年，家庭在收入分布中的相对位置保持相对不变的比例最高，穷人变富和富人变穷的难度都很大。
最低收入和最高收入家庭的固化现象更为明显。2010至2015年，根据调查子女与父母职业收入的关联性，得出当父辈是农民时，约47%的子女未来从事的职业仍是农民。当父辈是高技术人员时，其儿女从事与父辈相同职业占比43.2%。相较于处于中间收入群体的职业，最低收入群体和最高收入群体家庭的子女的职业会更集中于与父母相同的职业（Yaojun Li，2020）。入党、获得体制内工作等政治资源有助于维持高收入群体的原有地位，而医疗负担的加重则是低收入阶层陷入贫困陷阱的重要原因，即我们所说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1.4 结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
结构层面，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以及行业差距均存在。其中，城乡差距解释了中国收入差距的绝大部分；地区差距显着，东部与西部差距较大；行业收入差距带来的收入分配问题明显。
1.4.1 2008年以来，低保、惠农、社保和户籍制度改革等政策出台，城乡差距逐渐收窄、城镇内部差距小于农村。
近年来，农村可支配收入快速上涨，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收窄，这也是基尼系数高位放缓的主要原因。2020年，城镇收入水平是农村的2.55倍。城乡收入比从2002年3.09下滑至2.62。
但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大于城市。从五等分结构来看，城乡差距大、城镇分化小。2020年城镇和农村中的高收入户（前20%）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96062元和38520元，前者是后者的2.5倍；城镇和农村低收入户（后20%）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15597元和4681元，前者是后者的3.3倍；2020年城镇和农村可支配收入的S80/S20分别为6.2和8.2。
202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是平均数的92.1%；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是平均数的88.8%。
据央行《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情况调查》（下称“央行调查”），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总资产均值为317.9万元，中位数为163.0万元，中位数是平均数的51.3%；最低20%家庭所拥有的资产仅占全部样本的2.6%，而最高20%家庭总资产占比为63.0%。
1.4.2 地区生产总值和城镇家庭财富的地区分布均呈现“东南中强于西北”的特点。
从地区生产总值看，东南地区明显最强，中部和部分西部地区次之，东北和少数西部地区排名最末。2019年地区GDP体量排名前四的省份依次为广东、江苏、山东和浙江，均为东南沿海地区；河南、四川和湖北分列第五、六、七位，属中西部地区；西藏、青海、宁夏等西北地区以及吉林、黑龙江等东北地区体量较小。其中，上海和北京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6.4和6.2万元，西藏和甘肃仅为1.7万元。
收入方面，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地区分布情况并非与地区GDP分布完全匹配。从人均可支配收入看，地区分布特点可归结为“东部强于中西”，与地区GDP分布最大的不同是，中西部没那么好，东北部没那么差。部分中部和西部地区省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排名明显不及GDP水平，主因人口较多而创造了较大体量的总产值，人均水平较为有限。例如河南、四川、湖北、陕西和云南等地区GDP排名分别为第5、6、7、14和18，而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名分别为第24、21、12、20和28。另一方面，东北地区省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名均高于GDP水平，例如辽宁、内蒙古、黑龙江和吉林GDP排名分别为第15、20、24和26位，而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名分别为第8、10、19和18。
财富方面，“地区富”则“居民富”。家庭资产分配分布规律与地区GDP分布较为相似。据央行调查，2019年东部地区居民家庭户均总资产为461.0万元，分别高出中部、西部、东北地区197.5万元、253.4万元和296万元；北京、上海和江苏的居民家庭户均总资产最高，新疆、吉林和甘肃最低，其中北京约为新疆的7倍。根据《招商银行2021年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测算的高净值人群区域分布，2020年广东、上海、北京、江苏和浙江五个东部沿海省市的高净值人群人数占全国总数的44%。
1.4.3 不同行业间工资差距显着，信息技术类工资最高、农林牧渔工资最低，非私营企业比私营企业的行业收入分化更大。
2020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9.7万元，比上年增长7.6%；城镇私营单位为5.8万元，增长7.7%。城镇非私营单位中，在18个行业中排名前六的行业依次为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17.8万元），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14.0万元），金融业（13.3万元），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11.7万元）、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11.5万元）以及文化、体育和娱乐业（11.2万元）；前三名分别是全国平均工资的1.82、1.44和1.37倍；排名最末的两个行业依次是农林牧渔业（4.9万元）以及住宿和餐饮业（4.9万元），分别是全国平均水平的49.8%、50.1%。
城镇私营单位中，行业排名情况与非私营数据大体吻合，但分化程度较轻。私营企业年平均工资最高的三个行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以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分别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75、1.44和1.25倍，而最低的三个行业农林牧渔、住宿和餐饮业以及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分别为全国平均水平的67.5%、73.2%和75.0%。
2 国际比较
2.1 长期演变：全球收入、贫富差距随经济增长而扩大
库兹涅茨1955年根据推测和经验提出了经济发展与收入差距变化关系的倒U型曲线假说——库兹涅茨曲线，即国家的收入分配差距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经历先恶化后改善的变化，并以此获得了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库兹涅茨设想了一个农业和非农业两部门模型，探究按部门划分的个体数的比率、部门之间收入的差别和部门内部各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这三个因素的变化。一国在从农业社会迈入工业社会的初期发展过程中，因生产资源迅速向高收入部门集中，即非农业部门的个体比率加大，居民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均衡呈加剧趋势；而工业化完成、经济发展达到较高水平后，非农业部门已经占据支配地位，比率变化的影响削弱，部门间收入差异将缩小，迭加再分配政策的应用，收入分配不均现象将会随着经济发展持续改善，直至达到相对平等的分配状况。
实际上，全球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均状况大体经历了由加剧、改善、再恶化的过程。世界财富与收入数据库（WID）显示，二十世纪初至1980年代，各经济体收入分配差距确实历经了由加剧到改善的过程，世界大部分经济体收入分配的集中程度在二战前达到峰值，之后逐步减弱，符合库兹涅茨曲线的演变。然而，1980年代以来，各经济体内部收入分化状况未能继续改善，反而重新恶化，并且恶化速度甚至超过此前的改善速度。从总体来看，全球收入排名前1%的人群占据的收入份额从1981年的16.9%增长至2020年的19.3%，收入进一步向金字塔尖人群倾斜，导致财富份额加速分化。
12.2%的人掌握了85%的财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根据当时意大利20%人口拥有80%的财富，推论得出了二八定律，重要的因子通常只占少数，即结果、产出和报酬的80%往往取决于20%的原因、投入和产出，但近年来二八定律已不复存在。在新冠疫情推升贫富差距的背景下，根据瑞士信贷《全球财富报告2021》，2020年全球12.2%的成人人口拥有84.9%的财富，财富差距极其悬殊。
2.2 全球现状：货币超发和资产价格暴涨掀起一场造富运动，区域间和区域内贫富差距加剧
2020年全球GDP负增长，但财富总额增长7.4%。房市和股市上涨是全球财富增长的主要动因，但同时拉大了经济体之间和经济体内部的贫富差距。根据瑞士信贷《全球财富报告2021》，2020年3月全球家庭财富总额较1月损失17.5万亿美元，即下降4.4%。但随后的大半年内，大规模的货币和财政刺激，推动了股市和房市的繁荣，带来家庭财富快速增长，但分布并不均衡。从区域间看，2020年北美洲和欧洲的社会总财富分别增长10.0%和9.8%；亚太地区（不含中国）和中国的社会财富总额分别增长6.7%和6.0%，不及整体；非洲财富总额仅增长0.7%，印度和拉丁美洲负增长。2020年全球“百万富翁”（财富达到百万美元）的人数增加了520万，即较2019年增长了10.2%；其中，美国占据173万，约为1/3。从经济体内部看，各经济体经济呈现K型复苏，持有不同资产的人群的财富分化加剧，一部分人的生活因疫情而陷入困境，而持有房产和金融资产的人财富却迅速增加。
2020年联合国称，世界不平等状况“正在加剧并处于历史最坏水平”，超过三分之二的世界人口现在正在经历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加剧；2021年6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称，全球收入不平等现象加剧并成为“这个时代最明显的挑战”，发达经济体的贫富差距达到数十年来最大；2021年9月，BBC公布的全球民意调查指出，各经济体居民均认同今年疫情加深了贫富差距，贫困国家所受冲击尤为严重。
2.3 国际比较：中国收入差距处于世界中等偏高水平，财富差距处于世界中等偏低水平、但快速上升
按照是否是发达经济体、以及收入和财富不平衡程度是否稳定可以将世界上的国家分为四类：一是，收入和财富不平衡程度均保持在较低水平的发达国家，以日本和意大利为例，其收入基尼系数持续保持在0.4以下，财富基尼系数持续保持在0.7以下。此类国家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较长时间，且通过有效的分配和再分配政策使收入和财富差距维持在较低水平。二是，收入不平衡程度中等或偏高，但财富不平衡程度较为悬殊的发达国家，以美国为代表，美国的收入基尼系数不高，但在持续量化宽松的环境中金融资产相较于非金融资产的涨幅不同促使财富的不平衡增长。三是，陷入收入分配陷阱的发展中国家，以印度为例，按照库兹涅茨假说，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差距会随着经济发展而先上升再下降，但若收入和财富差距过大，也存在拖累国家经济发展、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无法脱离的可能性。四是，收入和财富不平衡程度持续提高、但仍处于较低或可控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以中国为例，这类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将收入和贫富差距保持在合理区间内，使其不至于掣制经济增长。
中国属于第四类，收入差距在世界处于中等偏高水平，财富差距在世界处于中等偏低水平；与美国相比，中国财富差距与收入差距均小于美国。收入差距方面，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中国的基尼系数高于0.4这一警戒危险线，在全球范围内属于中等偏高水平。财富差距方面，无论是财富基尼系数还是前1%人口占有的财富比例数据都显示，中国的财富不均衡程度在全球仍处于中低水平。财富基尼系数衡量财富分配的不平衡程度，财富基尼系数越高代表内部人民财富差距越悬殊，0.7为较低，而0.8以上则代表财富差距悬殊。巴西、俄罗斯、德国、美国自2000年以来财富基尼系数持续维持在0.8以上，显示财富差距较为悬殊；法国、日本、意大利的财富基尼系数则保持在较低水平；而中国尽管在2000-2010年期间财富基尼系数快速上升，但仍处于世界的中低水平。
为什么现阶段更加重视公平和共同富裕？改革开放之初，一穷二白，钱少人多，生产要素上劳动过剩、资本稀缺，劳动的话语权弱、资本的话语权强，为了促进增长、做大蛋糕，所以收入分配上以效率优先、让一部分先富起来为基本导向，衍生了一系列对资本友好的制度，比如户籍制度、土地财政、社保制度、税收制度、地方招商等。随着老龄化少子化加速到来，“刘易斯拐点”出现，人口红利渐远，开始出现劳动稀缺、资本过剩的逆转，各大城市上演“抢人大战”，劳动的话语权提升，同时收入差距过大导致社会不稳定性因素增多，所以要提高劳动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适当抑制资本，收入分配上更重视公平、分好蛋糕、共同富裕，要“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先富带后富帮后富”、“合理调节过高收入，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推动更多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行列”、清理校外培训、推出房产税，等等。这有助于高质量发展、双循环、扩大内需、发展实体经济、制造业、硬科技、新基建等。这是经济社会发展到现阶段的客观要求，时代的力量。
什么是大势？就是降低房地产、金融、教育、互联网等的利润和垄断，以及由此引发的过去长期对民生和实体经济的挤压和成本，大力发展制造业、硬科技、实体经济、新能源、新基建、资本市场等。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也是百年未有之大机遇。看清这一大趋势，至关重要。每个企业每个人最终都是时代的产物。
中国统计局刚公布的七月经济数据，几乎全部都比悲观的预期更差，中国大陆和香港股市周二应声下跌。
经常在央媒发表宏观经济分析文章的大陆经济学者任泽平，更认为中国经济正从”滞胀走向衰退”。
任泽平17日在微博发表长文，确认消费、投资、出口等三家马车全面放缓。7月不仅经济先行指标回落，比如制造业PMI、PMI新出口订单、房地产销售和投资、社融信贷M2等，有的甚至连续4个月下滑；而且工业生产、固定资产投资、社零等经济一致指标也开始回落。表明经济下行压力已经开始进行传导和扩散，经济衰退的市场预期有所增强。只有物价数据作为滞后指标尚在高位，这是供求缺口和运动式“减碳”共同作用的结果。
他解释，经济下行的主要拖累因素来自：对房地产和地方债的信用收缩效应开始显现，年初以来的社融信贷回落开始作用于实体经济，一般传导时滞6个月左右；房地产销售自5月以来的转淡开始传导至投资端，房地产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房地产是周期之母；随着美国、欧洲、亚洲等生产恢复，产能替代效应消退，出口订单回落，传导到出口1-3个月；经济K型增长、中小企业受大宗商品成本挤压、就业低迷等制约消费，消费增长始终乏力；大宗商品价格过高，超出实体经济的承担能力，对经济活动产生抑制作用，这是周期自身的力量。
任泽平列出以下七大衰退特点和趋势：
1、生产端加速下滑，与需求放缓、限产、用电荒、经济复苏不均衡、下游企业经营压力有关。7月工业增加值两年平均复合增速5.6%，较上月大幅回落0.9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下滑，与PMI生产分项变化相印证。其中，出口对生产带动作用较上月减有所弱，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速11.0%，较上月下滑2.4个百分点。
受局部疫情、汛情影响，7月服务业生产指数两年复合增长5.6%，较上个月下滑0.9个百分点。
2、近期房地产销售和投资持续大幅回落，房地产短期看金融，未来要警惕房地产“硬着陆”，用时间换空间。7月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同比分别为-8.5%和-7.1%，较6月下滑16和15.7个百分点；8月1-15日，30大中城市商品房成交套数和面积同比分别为-24.2%和-25.0%。7月房地产投资两年复合平均增长6.4%，较6月下降0.8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下滑。
房地产调控不断升级加码，金融政策收紧，房地产投资将持续承压。“三道红线”政策倒逼房企去杠杆降负债，土地集中供应制度对房企资金施压。
3、基建投资乏力，7月强降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灾情对基础设施开工有一定影响；后续伴随专项债发行加快，基建有望发力，但托底经济的效果有限。1-7月份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4.6%，两年平均增长0.9%，比1-6月份回落1.5个百分点。
今年以来，专项债项目要求监管趋严、专项债发行高峰推迟，叠加募集资金到基建投资存在时滞、优质基建项目储备不足，预计下半年基建托底经济的力量有限。
4、制造业投资持续恢复，但上游受环保等约束，下游受大宗商品通胀挤压，制造业投资反弹力度有限。1-7月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7.3%，两年平均增长3.1%，比1-6月份加快1.1个百分点。1-6月采掘业、上、中、下游制造业利润两年复合增长率分别为17.4%、30.1%、20.3%和3.4%。
5、消费超预期回落，商品和服务消费均出现回落。7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两年复合平均增3.6%，较上月下滑1.3个百分点。其中商品和餐饮消费两年复合增速分别为3.9%和0.9%。商品中建筑装潢为主要拖累项，或与地产销售下行有关。疫情对服务消费的影响短期较难改善，叠加近期局部疫情再次爆发，餐饮消费继续出现回落。
长期来看，消费是经济的慢变量，受就业、收入、复苏K型分化有关，或带来消费中枢下滑。上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两年复合实际增长5.1%，不及2019年同期6.5%。而疫后经济恢复存在结构性问题，“消费降级与消费升级并存”“底层通缩，高层通胀”。
6、出口增速下滑，品类分化，与产能替代效应消退有关。7月中国出口额（以美元计，下同）同比增19.3%，两年复合增长12.9%，低于上月2.2个百分点。分产品看，高新技术、机电产品出口表现强势，反映海外需求仍在。但劳动密集型高位放缓，主因美国消费筑顶、库存积累、产能替代效应消退；防疫物资对出口带动作用减弱，份额下降。
7、通胀高点已现。近期，PPI、PMI价格指数高位震荡，7月PPI同比9.0%，再度处于近十三年来新高；CPI受食品项拖累回落，非食品价格环比上涨。大宗商品超级通胀高点已现，但疫情带来的供求缺口仍在，大宗商品价格高位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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