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进程仍然“正在进行式”中。如果引用孙中山先生当年的话说，就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并且就历史的开放性而言，现代化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但人们不能把“现代化”和一般意义上的“历史”这两个概念混同起来。“现代化”无疑是总体历史进程的一部分，但也是人类迄今为止历史的“特殊”部分。

我们今天所说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开始于近代，这是因为近代以来，人类历史开始以加速度的方式发展。正如英国定量宏观经济学史学家麦迪森（Angus Maddison, 1926-2010）所告诉我们的，在近代之前漫长的农业社会里，历史发展缓慢，几乎没有革命性的变化。在世界范围内，尽管也有些地区在一些阶段发生过“奇迹”，例如中国的宋朝和明朝郑和下西洋的时期，但类似的变化没有普遍性，更没有可持续性。促成革命性变化的是近代工业革命，因此近代之后出现了“大分岔”，一些社会因为工业化和技术进步获得了飞速的发展，而更多的国家则依然停留在农业社会。当德国哲学家黑格尔（Georg Wilhelm Hegel, 1770-1831）说中国“没有历史”时，他是在比较当时的中国和欧洲，因为当时欧洲的工业革命已经在经济、社会和政治各方面造就了巨大的变化，而中国则依然躺在不变的历史之中。

“理性”与人类现代化的关系

近代“大分岔”引出了人们对现代化的思考，界定和分析各种导致现代化的要素。几乎没有人会否认，现代化是人类理性精神的胜利，即人类应用自己的理性来促成方方面面的变化。如果说科学和技术是促动现代化最主要的因素，那么科学和技术的本质在于理性。这种理性先发生在经济领域，然后扩散到政治和社会制度的设计等几乎所有领域。

简单地说，历史的加速度变化和发展是因为人类把自己的理性引入了历史。理性促成历史的变迁，这在今天的信息社会表现得更加清楚。

但“理性”并不意味着人类所做的都是正确的。如果用“主观能动性”这个概念会更好一些。主观能动性既包含理性，也包含情绪。尽管人是理性的动物，但人也是情绪的动物。从人类行为而言，理性可以促成人类塑造伟大的成就，但情绪很有可能引诱人类犯颠覆性的错误。那些因为被情绪所诱导而进行的“伟大社会工程”往往表现为乌托邦，不仅没有促成人类的进步，反而给人类造成巨大的灾难。

讨论以上这些是因为我们相信理性，相信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我们基于理性的力量。正当我们需要非常理性的时候，有趋势显示，情绪开始主导我们的行为。如何掌控我们的情绪而弘扬我们的理性至为关键，因为决定中国现代化可持续进展的是理性，而有可能中断中国现代化的则是情绪。

被“情绪”主导的中国和世界

在今天的世界，各国都被情绪所主导。如果写过无数以“年代”为书名的英国左派史学家霍布斯邦（Eric John Hobsbawn, 1917-2012）还活着的话，说不定把当今这个时代称之为“愤怒的年代”。英美发达国家因为收入财富分配不均和社会高度分化在愤怒，不发达国家因为持续的贫困在愤怒。

内部民粹主义和外部民族主义的崛起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重要特征。在上一个世界，这两种主义的崛起和极端化最终导致了世界大战，不仅仅是一次，而是连续两次，给世界和人类文明造成了灾难。今天各国不断高涨的愤怒，内部的愤怒和外部的愤怒，是否会再次导向人类的大冲突甚至战争呢？

在这个过程之中，中国至为关键。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无论就经济发展而言还是就反贫困而言，在所有经济体中，中国为世界作出了最大份额的贡献。但未来呢？在未来，中国是否可以继续扮演这个角色，或者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仅决定了中国本身的现代化是否可以持续，更决定了世界的和平和发展是否可以持续。

世界有愤怒，中国社会也有自己愤怒的地方，对内部不公的愤怒，更对外部不平的愤怒。全球化和其它一些原因也造就了内部的不公平，因此，政府要调整经济结构、整顿市场、规范企业行为，为国家的长远可持续发展奠定制度基础。但一些社会成员发现了机会，借此发泄愤怒。如果对社会现实的抱怨有正当理由，把愤怒变为理性的批评和建议，则是可以是促成社会变化的动力。但不当的发泄愤怒不是辨别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

不过，一些人的愤怒是“理性”为基础的，因为愤怒的目的是利益。以流量为大的社交媒体是始作俑者，是推手，也是利益获得者。人们可以把此称之为“商业民粹主义”。社交媒体充斥着类似“XX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要让XX父女跑了”等毫无底线的民粹主义情绪，人身攻击、妖魔化、诅咒、谩骂……只要能够带来流量，带来利益，什么都可以做。尽管这些和国家的政策没有实质性的关联，但对毒化社会风气、加深社会不确定性、制造社会分裂方面有着其它方法所不能达到的有效性。

外部更为糟糕，“商业民族主义情绪”泛滥，一些人毫无节制地发泄情绪，哪管得上国家利益。更为糟糕的是，一些人自以为爱国主义的表述，但处处被自己所仇恨的人牵着走，处处被人所利用，反过来损害国家利益。

人们有一万个理由对美国表示愤怒甚至仇恨——几乎在所有问题上，自特朗普以来，美国和中国作对，妖魔化中国，围堵中国。更为荒唐的是，美国把所有的责任，即使是国内治理（例如新冠疫情控制）问题都推给中国。特朗普是这样，现在的拜登也是这样。在对付中国方面，拜登政府界定了“四个领域”和“三个抓手”。“四个领域”即合作、竞争、对抗和冲突；“三个抓手”即内部建设、同盟关系和中美双边关系。但即使是“内部建设”（例如基础设施建设、再工业化、技术升级等）也都拿中国来论证其合理性。美国政界和知识界的一些人对此也持批评态度。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桑德斯（Bernie Sanders）就认为美国不思自己的过错而把责任完全推给中国是完全不对的。也有前官员认为，美国的问题在于内部（特朗普式）的法西斯主义的崛起。法西斯主义是否会在美国崛起？这是人们可以争论的，持有不同意识形态的人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但历史上大众民主和法西斯主义并不是没有关联，例如德国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

如何应对中美关系的变化？

针对美国，我们应当如何反应？是不是“以牙还牙”、互相对骂和妖魔化就是爱国主义了，而其它方式统统都是“汉奸”和“卖国贼”？社交媒体上所发泄的愤怒和仇恨就是爱国主义了吗？显然不是。一些敏感的国际观察家已经察觉到，中国“以牙还牙”式的反应正是美国对华法西斯主义力量所需要的。

如果诉诸理性，中国可以有更有效的方式，既对自己有利，也对世界有利。从特朗普到拜登，美国对华政策越来越明显，那就是先和中国脱钩，再来围堵中国。但无论是“脱钩”还是“围堵”，只要中国自己不犯再次走向封闭老路这个颠覆性错误，美国已经没有一点可能性。

也就是说，中国需要继续深化开放政策。开放是中国回击美国的最有效手段，因为开放可以分化美国不同的既得利益，开放可以分化美国和其盟友的“统一战线”。美国的资本、军工系统、反华力量等力量的利益是不同的，美国和其盟友的利益是不同的，这种利益差异决定了美国内部对华不会只有一种声音（利益）、美国和盟友之间对华不会只有一种声音（利益）。只有中国的开放才能分化这些利益。

中国的比较优势在哪里？在开放和市场规模。这是两个互相强化的要素——越开放，市场规模就越大；市场规模越大，开放能力就越强。在学术界看来，一个国家的中产规模就决定了其市场规模。中产社会和消费社会简直就是同义词。因为在任何社会，都存在着一个消费过度的上层社会，而基层社会往往消费不足，只有中产具有可持续的消费能力。

中国已经有4亿中产。尽管从人口比例上说只有30%左右，但已经是美国的全部人口。并且，中国的中产还在增加。近来的一系列重大举措，包括设立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深圳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上海浦东社会主义现代化引领区、旨在服务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北京证劵交易所等，都是为了做大做强中产阶层，构建“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结构。简单地说，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市场。没有一个国家的资本，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非西方国家，有意愿放弃中国市场。

中国深化单边开放政策的重要性

如果了解了这个道理，就知晓了中国深化开放政策的重要性。在美国（和一些西方盟友）围堵中国的情况下，对等开放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即便这样，中国也要对美国和西方实行单边开放。有些人对单边开放不解，认为这是向美国（和西方）示弱、投降，甚至出卖国家利益。不过，这些人既不理解单边开放，更不了解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开放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就具有单边性。

“对等”（Reciprocity）比较好理解。两国之间如果互相驱逐对等数量的记者、互相驱逐对等数量的外交官、互相挟持对等数量的人质，那么就叫对等。在经济交往中，如果两国互相开放，那么就叫对等。从正面说，如果两国之间达成协议，我采购你的商品A，你采购我的商品B，那么就是对等开放，因为你的比较优势是商品A，我的比较优势是商品B。但如果我在一个领域例如C领域没有比较优势，你有，但我们之间也找不到能够交易的商品，在这样的情况下，我采购你的C商品，那么就是我在单边开放。如果你禁止向我出售商品C，而向其它国家出售商品C，那么是你单边的不开放。

应当指出的是，经验地看，因为各国的自然禀赋、地理条件和制度等要素的不同，并不存在完全意义上的“对等开放”，各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实行单边开放政策。但总体上说，历史上，大英帝国在大多数领域是实行单边开放政策的，“即使你不向我开放，我也向你开放”；而美国则是实行对等开放的，“只有你向我开放了，我才向你开放”。不过，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美国强调的是“对等”原则，在实践上，在很多方面，美国甚至比英国更加单边开放。美国所特有的优势使得其有巨大的能力实践单边开放，尤其表现在人才方面。美国本来就是一个移民国家。二战以后美国凭借其发展优势向全世界的人才敞开大门。

现在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在很大程度上，要求我们在一些领域实行单边开放政策。这不是说，我们放弃对等开放政策，转向单边开放，而是说在一些我们需要的领域实行单边开放政策。很多经贸协定包括中国和东盟国家已经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或者暂时搁浅的中欧投资协议都不是单边的，而是对等的。实际上，我们必须意识到，在很大程度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是从单边开放中发展起来的。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实行“请进来”政策，主动邀请外国资本进来。然后九十年代我们为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实行“接轨”政策，主动修改了国内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与国际规则对接。九十年代中国和东盟自由贸易区协议的很多方面都是单边开放的，例如“早期收获”。自特朗普政府以来，美国政府通过各种方式为中国在美的企业制造困难，甚至驱逐中国企业，但中国没有对等反击，没有像美国那样驱逐美国在华企业，这也是单边开放。

说到底，单边开放是有很强的目的性的，即为了实现我们自己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是有利于世界经济整体发展的。

在百年未遇之大变局的今天，中国的国际环境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在国际社会层面，越来越多的人对未来世界局势感到深刻的担忧。而全面实现现代化是我们下一步的目标。西方一些人说我们现在是“马基雅维利时刻”，就是说，中国为了达到主导世界体系这一目标，什么手段都会采用。这自然是对中国的污蔑和妖魔化，因为中国不是美国或者前苏联，从来就没有想要主导世界。

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内核就是目标证明手段正确，因此马基雅维利主义一直被视为是不道德的。但人们忘记了，马基雅维利主义背后则是一种地地道道的现实主义，对人和事物没有任何幻想。要在日益恶劣的国际环境下实现国家的全面现代化，我们需要这种地地道道的现实主义。那些过度民粹或者民族色彩的愤怒与仇恨发泄至多是一种“理性”的道德或者价值表演。如果控制不好，过度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会和恶化的国际环境日益强化，最终中断中国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