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是世界精神卫生日，中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1亿人以上（南方都市报）。也就是说，每13个人中有1位精神疾病患者。

　　无论此信息是否真实，对此最好的解释是，现代社会节奏快，生活压力大，不少人或多或少遭受着各种各样精神疾病折磨。

　　人们不禁认可，中国人的心灵脆弱，与世界经济第二大国如此的不相称。

　　为什么会有1亿精神病患者？一个社会的精神健康状况与物质生活条件有关系，但它同时与一个社会整体的和谐程度，从制度上和实际生活中对个体、人性关注和关心的程度有着更大的关系。

　　一是体制方面的原因

　　制度应该是对人们心理约束规则性的确认，随着历史的演变而不断改变发展的规则框架。我国自然灾害多、突发事件也多，最近几年的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各个利益群体不均等化日益加大，需要凭借制度约束机制、信息机制、激励机制进行调节，让人能够健康地融入社会政治活动、经济活动、文化活动中。

　　但在一定价值观念的主导下，用制约协调一个社会的生产方式以及社会群体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成员的行为方式，出现了社会两极分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竞争加剧、生活节奏加快以及原有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使得人们经受着前所未有的冲击。

　　伽达黓尔认为，没有调整的制度也就是没有人们交往的规则，没有合理的交往规则也就没有社会发展公正性。收入分配差距加剧，生活方式的改变导致人们的陌生感增强，归属感降低，也就是说，没有合理的社会交往规则是影响和谐心理的根本原因。

　　二是社会方面的原因

　　一些社会学家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化、全球化的社会，信息爆炸，把各种社会不平衡、社会不公的消息迅速大量地带给公众，造成很多人的心理失衡。在人与人之间、国家之间、民族之间思考公正问题，并没有在住房问题、拆迁问题、社会保障等历史遗留问题得到社会的公正性。

　　之所以不公平的事件屡禁不止，很难度达成约束性条款，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此很小考虑个人公正、社会公正制约问题，人们往往从利益竞争的角度，把这类问题的讨论作为利益博弈的结果，并不是从人生的保障去考虑。

　　人类心理的建构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需要人们观念、制度、行为等的全面转换。人口和家庭结构的变化，原有社会支持网络的削弱，导致了各种心理应激因素急剧增加，心理承受压力空疏浅薄，需要从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推动权利和责任生态的阶段性转换。

　　三是信仰方面的原因

　　有的时候，物质生活条件的提高，反而为更多心理疾病的出现提供了“温床”。因为当物质生活的基本条件已经不再是一个人奋斗的首要目标之后，他就会有更高的精神方面的需求，同时也有更多的时间去追求精神方面的需求。因此，一个社会即使物质生活水平极高，但在精神方面做得不够，也很容易出现问题。

　　中国人一直不缺信仰，但是似乎又没有信仰。正如白岩松说，13亿中国人当中，有一亿多人把各种宗教当做自己的信仰，比如选择佛教、天主教、基督教或伊斯兰教，还有一亿多人，是信仰共产主义，再然后，就没有了。也就是说，近11亿中国人没有任何信仰。

　　从观念层面上看，社会的公正性，离不开对社会发展总体逻辑的全面把握。在唯物史观视野中，人的健康发展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的协调推进过程，是财富逻辑、精神逻辑、意义逻辑、生态逻辑具体统一的过程。

　　历史教导我们，精神支撑和个人责任感起源于最古老、最原始的人际关系中，起源于买主和卖主的关系，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中；在这种关系中迂回产生了人反对人的现象，迂回出现了人和人较量的现象——这是中国出现1亿精神疾患的最大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