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rek Thompson在大西洋月刊发表文章，如今美国高校的男女比例已经严重失调，不仅仅是在美国，中高收入国家都出现了类似的现象，作者试图通过社会、经济、文化、家庭等多种因素去分析男女比例失调的原因，呼吁政府为男孩提供更多的保障和支持，而不仅仅是通过高校招收更多的男生来解决这个问题。

美国高校现在招收的男女比例大约是4比6，这是美国高等教育史上最大的男女性别差距，而且还在不断扩大。华尔街日报最近报道，去年，美国大学招收的学生比五年前少了150万，男性占到了下降的70%以上。

这些统计数据令人震惊。但教育专家和历史学家并不感到惊讶。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每一年，美国女性每年都比男性获得更多的学士学位，换句话说，在我活着的每一年，这种特殊的性别差距在大约40年里都没有成为爆炸性新闻，但这种不平衡揭示了男性在参与教育、经济和社会方面的真正转变，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男性的意识形态变化得不够快，跟不上节奏。

几十年来，美国女性一直被告知，通往独立和自强的道路在学校，尽管她们在劳动力方面仍在追赶男性，诸如首席执行官和参议员等领导职位仍由男性主导，但大量女性已经进入大学，这正是进步的体现，因为在较贫穷的国家，妇女仍然普遍受到奴役，也没有机会接受正规学校教育，女孩在接受教育方面没有任何优势。

然而，在教育这样重要的事情上，性别不平等带来了问题，无论这种不平等指向什么方向。虽然男性比10年前更有可能上大学，但似乎有什么东西限制了男性入学率的增长。

1970年，男性占大专和大学学生的57%。两年后，国会通过了《第九章》条例，禁止任何接受联邦资助的学校存在性别歧视。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理查德·里夫斯正在写一本关于经济中的男性角色的书，他说道：“今天的性别差距，甚至比国会确定我们需要一项新的法律来促进平等教育时还要大，这一现象是我们应该注意的，我感到惊讶的是，似乎没有人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

美国教育中的性别差距不仅仅是一个大学现象。在大学校园里女学生人数超过男学生之前，她们在高中的表现就已经超过了男学生。小学女生比男生花更多的时间学习，比男生更不可能有不良行为，而且在所有主要科目上都比男生获得更好的成绩。

里夫斯告诉我：“几十年来，男生从高中毕业、毕业后立即进入大学、完成大学学业并获得文凭的几率都相对较小，女孩的教育轨迹是线性的，男孩则倾向于以之字形方式度过青春期。”

社会学家和文化评论家们，对教育领域的性别差距为何日益扩大做了许多（不太令人信服的）研究，一些人指责教育系统中的女权主义教条，以及教室里女孩的存在会分散男孩的注意力，我不太相信这些解释。

我更喜欢从经济说起，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没有受过任何大学教育的男性可以在制造业和采矿业等领域获得中产阶级的工资。在20世纪70年代，在这些彪悍的行业工作的劳动力比例下降了。但是，男性，尤其是在大学学历比例很低的贫困地区的男性，一直在努力适应21世纪的经济，在这样的经济里，仅有高中文凭往往不能赚到中产阶级的工资。

社会学家凯瑟琳·爱丁写道，在去工业化的美国，没有大学学位的男性已经迷茫了几十年，他们同时面临着失去工作、核心家庭解体和社区因绝望而死亡人数增加的冲击。随着20世纪的制度在他们周围崩溃，这些人已经退出了有组织的宗教，他们的结婚率与他们的教会出席率同步下降，与20世纪中期美国人典型的安排——婚姻、事业、房屋和庭院，他们跟这些相去甚远，没有大学学位的人更有可能过上爱丁和其他研究人员所说的“杂乱无章”的生活，没有家庭、信仰和工作。

这种男性的杂乱无章可能会在年轻一代的男性中重现，男孩子们缺乏稳定的榜样来指明上大学的方向，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单亲家庭的情况明显增多，其中80%的家庭由母亲担任户主，部分原因是因为男性更有可能被监禁；例如，90%以上的联邦囚犯是男性，男性也不太可能成为男孩小学经验的固定因素，大约75%的公立学校教师是女性，认为女性不能教男孩是荒谬的。

在低收入地区，男性教师的缺失可能是男性缺失的一小部分体现，这些男性本可以为那些寻找方向的男孩指明通往大学的道路。

这个论点可能听起来太过感性，但有一些经验性的研究支持这种观点。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拉吉切蒂领导的2018年社会流动性和种族研究发现，美国黑人和白人之间的收入不平等。是由黑人男孩的不良结果驱动的。而在贫困情况较轻的地区，黑人和白人男孩长大后有相似人生经历，这些地区也有高水平的“父亲存在”。

也就是说，即使是家里没有父亲的男孩，当他们的社区有大量父亲存在时，他们的人生空间也明显更大，没有父亲的高度贫困地区是双重贫困，生活在这些地区的男孩不太可能实现上大学之类的里程碑，更不可能因此获得中产阶级或更高的薪水。

大学性别差距不仅发生在美国，也发生在一系列中高收入国家，包括法国、斯洛文尼亚、墨西哥和巴西。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家和经济学教授克劳迪娅·戈尔丁告诉我：“几乎在每一个富裕国家，女性都获得了大部分的学士学位，一般来说，每个给予男女平等教育机会的国家都会在几十年内发现，女性做得更好。”

性别差距的国际性质带来了生物学上的解释，这些解释既不应该被夸大，但也不应该被断然否定。知名心理学家，包括《勇气》（Grit）一书的作者安吉拉·达克沃斯发现，虽然女孩和男孩的智商分数相似，但女孩的成绩更好，这要归功于她们优越的自制力和延迟满足的能力。

但这又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女孩的优越自制力到底来自哪里，也许女孩的大脑比男孩成熟得更快，这使她们在小学阶段就有了早期的优势，这在整个教育过程中形成了成功的文化，也许是微妙的荷尔蒙差异，特别是睾丸激素水平，影响了男孩对结束教育风险的看法。

戈尔丁说：“从历史上看，男性更有可能辍学到热门经济体去工作，无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工厂还是在达科他州的矿井，我不确定睾丸激素对冲动性和风险的影响是否是这一问题的关键因素，但男性为了短期收益而辍学的可能性更高，这告诉我们男性更容易做冒险的事情。”

无论是戈尔丁还是与我交谈的其他人，都不认为性别差距的生物驱动因素盖过了文化或公共政策的重要性。我认为，更安全的说法是，一些混合的变量，包括经济、文化和生物因素，创造了一种现象，在美国和整个发达国家，女性比男性更牢固地依附于教育管道。

大学性别差距对男性个体的影响是令人不安的，但也是不确定的。戈尔丁说：“我最直接的担心是，男性正在做出错误的决定，我担心，如果他们意识到最好的工作需要一个他们没有的学位，他们会对自己的选择感到后悔。”

还有一个问题是约会问题。大学毕业生通常与大学毕业生结婚，但这种联谊结婚的趋势会遇到一些问题，至少在异性恋者中是这样，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大学毕业生的约会池可能会变成每一个男人对应两个女人，随着女性花更多的时间在学校，而她们的男性同龄人在大学人口中的比例不断减少，结婚和生育的时间可能会进一步推迟，这将进一步降低美国的生育率，这让一些评论家感到担忧，尽管不是全部。

我怀疑，最严重的影响在文化和政治方面，美国选民已经因大学和性别而两极分化，女性和大学毕业生强烈支持民主党人，而男性和没有大学学位的人则倾向于共和党人，如果两党对彼此的态度凝结成性别定型观念，这些分歧似乎可能会恶化。

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里夫斯说：“我最担心的是，当政策制定者意识到大学中的性别不平等是一个问题时，我们已经达到了一个点，即大学对一些男性来说似乎非常娘娘腔，这种偏见非常顽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双方提供一个积极的大学愿景和一个积极的男子气概愿景，如果男性身份被一些人视为与教育相抵触，这对整个国家来说都是一个问题。”

解决大学性别差距的办法应该像原因一样广泛，减少儿童贫困的具体政策可以提高高中毕业率。向男性宣传教学工作的招聘活动可能也有帮助，最大限度地增加就业和减少贫困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有可能帮助那些可能因为失业而失去家庭和社区的男性，这反过来又可以帮助男孩留在学校。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一些大学正在把天平倾向男性申请人，以避免他们的学校变成70%的女性。但是，只把女性和男性的性别差距看作是一个大学问题是错误的。

佩尔高等教育机会研究所的高级学者托马斯·莫滕森说：“如果我们等到大学时才进行干预，那就太晚了。”

关键是在青少年时期，基础是在低年级打下的。这种性别差距是一个经济、文化、刑事司法和家庭结构共同造成的问题，从小学就开始了，最终引人注目的统计数字是，只有40%的大学毕业生是男性，数字似乎督促着人们立即做出政策反应。但是，政策制定者应该思考造成这一数字不可避免的社会力量，而不是在大学招生部门中一次次地提高男性入学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