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国都在加大对对方的妖魔化，且没有收敛迹象。要是相信有什么简单方法能扭转或阻止这种令人不安的趋势，那是太天真了。正在进行的气候变化对话，以及呼吁中美就塔利班控制的阿富汗进行合作，这些都是值得欢迎的进展，但对于双边关系的强大的零和看法将严重破坏这些努力。在这种不断恶化的环境下，为中美交往寻找新的推动力变得愈发重要。

共同的国内目标

在审视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的优先要务时，有一个领域具有明显的共同点，那就是中产阶级的发展。“中产阶级外交”是拜登（Joe Biden）总统任内的核心，拜登的高级助手，包括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和国务院政策规划主管萨勒曼·艾哈迈德（Salman Ahmed），他们经常都在宣传这一总体目标。拜登政府的四大优先事项——抗击新冠、重振经济、改善种族关系和应对气候变化——说明其政策侧重于国内。

事实上，拜登的前任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让美国再次伟大”和“美国优先”的政策，也强调对中产阶级减税。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努里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所指出的，当美国的不平等“变得过分，政客们（无论左右）都会变得更加民粹主义”，尤其在采取政策取悦中产阶级方面。

对中国而言，自世纪之交以来，优先减贫和扩大中产阶级（或“中等收入群体”）就始终是一项重要的国家发展战略。习近平主席实现“中国梦”的蓝图，以及最近的“共同富裕”发展战略，着重点都是扩大中产阶级。中美两国同时都在推动中产阶级的发展，这能否成为合作或良性竞争的共同基础，而不是零和对抗的根源呢？

两国中产阶级地位对比

对华盛顿的外交政策圈子来说，中国中产阶级的迅速壮大并未带来世界和平出现积极变化或两国互利共赢的希望,反而使人担心这一进程只对中国有利，甚至可能损害美国的霸权与安全。

然而，将美国自身经济结构和分配问题归咎于外部因素的简化观点只是故事的一部分。要知道，经济全球化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影响了不同的国家（尤其是不同的社会经济群体）。正如美国一位高官所描述的，全球经济格局朝有利于中国的方向演变“代表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财富转移之一”。1979年中国开始经济改革时，其人均GDP不足300美元，约为美国的3%，一个明确的社会经济“中产阶层”在中国几乎是不存在的。

但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目前估计有4亿到5亿人）享受着中产阶级生活方式，他们拥有私人财产、私人汽车、较好的医疗保健和积累的金融资产，而且有能力支付出国旅行和子女的海外教育。到了2019年，也就是中国启动经济改革40年后，它的GDP增长了60倍，人均收入提高了25倍，人均GDP从2001年的约1,000美元增加到2020年的1万美元，预计2035年将达到3万美元。

与之对照，美国中产阶级却日渐萎缩，从二战后占美国人口的70%降到上世纪70年代初的61%，2000年再降至55%，如今约为50%。根据世界不平等数据库提供的统计，1980年至2014年期间,各收入阶层的中国公民都从经济全球化中获益匪浅，而美国只有顶层那20%的人收入显著增加，其他所有收入阶层则几乎没有改善。

近年的一些事件，例子包括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小丑》和《无依之地》等美国影片的受欢迎、公众对超级富豪精英的怨气日深（如5万美国人在网上签署请愿书，称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完成太空之旅后不应该返回地球），都说明美国中产和劳工阶层的愤怒和沮丧与日俱增。

可以理解的是，中美两国中产阶级发展的不同轨迹，导致一些美国领导人要求中国进行公平的商业竞争，不要在“美国中产阶级压力山大”的时候违反WTO规则。但如果认为美国有关中产阶级发展的论述大致要靠在言辞上谴责中国来推动，那未免夸张。美国前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认为，美国应当把注意力放在早该进行的基础设施公共投资上，而不是指责中国。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坚称，美国必须解决国家在“医疗、住房、教育、刑事司法、移民及其他诸多领域”面临的危机。在他看来，“两党日益推动与中国的对抗将推迟这些目标的实现”。

通过共同推动中产阶级发展重塑中美关系

中产阶级发展这一共同的当务之急可以带来非传统思维，帮助化解冰冷的双边关系。以下四个因素凸显了这种方法的重要性和可行性。

1．培养共同身份。由于中美两国在历史、文化、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上存在巨大差异，两国中产阶级在构成、世界观和行为方面都不尽相同。然而，在对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欣赏、渴望私有产权受保护、关注全球金融和经济稳定、更欢迎以推进公共教育、环境生态、食品药品安全、政府问责制和透明度为重点的政策方面，中国中产人士与美国中产阶级是非常相似的。

过分强调双方分歧导致了“我们与他们”的二元化，加剧了不信任和对立。可以说，中美关系中的某些紧张和冲突是关注差异的结果。事实上，将关注点扩大到共同身份和双方的相似之处，将有助于人性化对方，有助于培养同理心和对共同利益的尊重。

在2021年5月正式开始受理学生签证申请之后的四个月里，美国领事馆向中国公民发放了大约8.5万份学生签证。中国学生继续有兴趣来美国就学，反映了中国中产阶级的世界主义价值观以及经久不衰的两国教育文化交流遗产，哪怕是在面临巨大挑战之际。

3．将注意力转引普通人，而不只是华尔街。中美两国政府并不缺少可以探索经济合作的领域，但在美国近年的公共话语中，人们倾向于认为与中国做生意主要是为了美国公司的利益，而不是为美国中产和劳工阶层的利益。因此，中美双方都有强大的同一动机，把注意力放在减少美国普通民众的焦虑，而不仅仅是华尔街上。

更具体地说，正如数十家美国商会所声称的，以及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所主张的，华盛顿应当开始取消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的某些关税，因为它们损害了美国消费者和小企业的经济利益。至于拜登雄心勃勃的基础设施计划，如果只强调同中国的竞争，而忽视双边合作的巨大需求，那将是一个错误。与此同时，北京方面应该减少对美国输华农产品的监管壁垒。在技术方面，安全名义下的激烈竞争和限制可能会持续下去，但这不应妨碍为了两国中产阶级的共同利益而去解决对垄断的合理担忧。

4．培养稳定与和平的力量。中国哲学家孟子的名言“有恒产者有恒心”，表明特定社会中财产所有权与社会政治的稳定具有相关性。在当代，西方和中国的政治学者都探究过中产阶级对战争与和平的影响。正如中国著名学者郑永年最近所言，中国与世界秩序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中产阶级的持续增长。在他看来，中产阶级在任何国家往往都是和平的力量。

有趣的是，沙利文和萨勒曼·艾哈迈德2020年共同撰写的报告《让美国外交政策更好地为中产阶级服务》指出，冒着对抗风险对中国采取类似冷战的政策于美国的公众利益没有好处。美国最近从阿富汗的仓促撤军被广泛解读为更大战略转变的一部分，其目的是要重新聚焦中国，但它的另一动机则是为了国内经济发展而重新配置资源，以照顾美国中产阶级的利益，这一点也不应被忽视。特朗普总统和拜登总统都利用重新定位于国内经济优先事项，来为他们推动结束阿富汗战争辩护。

最后的感想

美国和其他国家一直以来的看法是，中国中产阶级的显著增长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因于他们利用了美国经济的开放性。这种合理观点也可以解释为，正如新加坡著名学者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深刻指出的，中国人是“把美国的繁荣当成一种资产，它已经帮助并且将继续助推中国经济走向繁荣”。

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在日益充满争议的双边关系中，世界最大的两个中产阶级国家能否摒弃零和思维，携手寻找共同点，去实现共同的愿望。如何回答这一问题，将给两国17亿人民以及整个国际社会带来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