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和国际局势的复杂化，有关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议题受到了格外关注。中国与世界的宏大现实主题要求学人站在理论和范式的高度，阐明世界政治作为一个学科领域所应关注的核心问题及研究方法。

讲座伊始，王缉思教授阐明了国际关系与世界政治这两个学科领域的区别和联系。“国际关系”的核心问题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国际行为体之间政治关系的远近亲疏，其议题包括国际战争与和平问题、国际经济问题与政治关系的互动、国际规则与国际秩序，以及外交政策等等。而“世界政治”的研究范畴主要在国家或区域内部，在西方被称为“比较政治学”，其核心问题有：国家追求哪些国内政治目标，这些目标之间关系如何，如何达到这些目标——即达到长治久安、平衡发展的路径。这些问题自然与国际关系息息相关，但是两个学科领域并不等同。二者在核心问题上的区别注定了其在研究范式和方法上具有显著的差异性。

近年来，王缉思教授的研究重心从国际关系转向了世界政治。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随着研究者年龄和经验的增长，适合关注一些带有长远性、规律性的世界政治问题，而日新月异的国际关系热点更适合中青年专家学者去跟踪评论。在2018年出版的《世界政治的终极目标》一书中，王缉思教授将国家的终极政治目标归结为安全、财富、信仰、公正和自由，这五个目标都是向善的，应当同时推进，但却有可能彼此冲突、相互矛盾。这种规律在当下的时事政治观察中仍具有相当的适用性。

接着，王缉思教授以详实丰富的案例，着重刻画了世界各国政治制度建构历程的多样性，藉此阐发世界政治所关注的核心议题。王缉思教授首先以南亚、中东、非洲、南高加索部分国家和地区为切入点，分析世界政治的核心问题之一——国家建构和领导人的产生机制。在许多国家，从西方搬来的多党制、民主化“水土不服”，政治制度特别是选举的公正性受到了广泛关注。在此背景下，如何维护国家的法治，保障正义，就成为各国共同面临的难题。

随后，王缉思教授探讨了世界各国、各区域在政治主题上的多样性。欧洲作为一个整体而言，有四大共同主题。其一是战争与和平，从拿破仑、希特勒再到今天的乌克兰问题，避免战争、维护和平一直是欧洲政坛的目标和困局。其二是统一与分裂，近如英国脱欧、苏格兰独立公投，远至南斯拉夫分裂等事件，这一问题始终与欧洲如影随形。其三是主权与人权，这两个概念均系欧洲首倡，主权原则诞生于《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但是目前许多欧洲人却支持“人权高于主权”的主张。其四是宗教与世俗，近年来突出表现在伊斯兰人口的社会融入问题上，与移民和难民问题相交织。在欧洲内部，各国的政治传统各不相同。例如，英国是一个传统、保守的国家，几乎未产生大规模的国内冲突甚至激烈斗争。法国却频频受到革命和战争洗礼，从历史上的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再到近年来的“黄背心运动”，其国内形势的波谲云诡与英国形成巨大反差。当代德国介于前两国之间，走“不左不右”的中间道路，政治长期稳定，并怀有吸取惨痛历史教训的坚定决心，专心于国内事务，以独特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改善国民的福利待遇。相比之下，意大利政坛则以党派斗争混沌不清、官场腐败和南北不平衡现象而著称。而直到1975年佛朗哥国王去世，西班牙才走上民主化道路。

拉丁美洲的政治主题与欧洲明显不同。其一是公正和自由两大目标之间的冲突，表现在理应维护社会公正的政府和经济自由化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造成了该地区主导思潮的左右摇摆。上世纪80年代，拉丁美洲国家普遍支持“华盛顿共识”，提倡新自由主义，造成经济增长乏力、贫富差距悬殊、腐败滋生。90年代，反新自由主义思潮一度高涨，智利、巴西、阿根廷、乌拉圭等国均由左派或中左派当权，委内瑞拉等国甚至打出了“21世纪社会主义”的旗号。近年来，拉美政坛再次转向，阿根廷、秘鲁、巴西、智利等国纷纷右转，特别是号称“南美特朗普”的贾尔·博索纳罗出任巴西总统，其以暴制暴、枪支合法化、反对少数族裔等主张引起一片哗然，对新冠肺炎的消极防控更是使巴西成为疫情重灾区。其二是中等收入陷阱问题。20世纪后半期，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曾一度成功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因缺乏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发展水平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至今难以跨入发达国家的门槛，这一点在阿根廷等国尤为明显。

王缉思教授表示，世界各国在政治建构历程和主题上的多样性，与意识形态、政治思潮的多元性密切相关。例如，俄罗斯一直存在斯拉夫主义、大西洋主义、欧亚主义三种不同的政治思潮。非洲地区以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等思潮为主导，其中社会主义又分为科学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乌贾马社会主义三派。阿富汗则受到过伊斯兰主义、共产主义、民族主义的影响。此外，拉美国家的民粹主义也不容忽视。放眼全球，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是世界政治中的四大主要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制度、西方式多党议会制、君主立宪制、沙特式君主制和伊朗政体是各具特色的政治制度。

不过，尽管意识形态和政体形式具有多样性，但是世界政治依然呈现出一些相同走向的发展趋势。第一是制度化、法治化，这是政治的可预测性所要求的，也是全球化所需要的。一些国家试图通过修宪等方式延长领导人任期的行为，恰恰从侧面凸显了宪法对于现代国家的重要意义。第二是反极端化，世界各国对宗教极端主义、政治左翼极端主义或右翼极端主义的强烈抵制，正说明了这一点。第三是文官治国。国际社会和各国民众普遍不再接受以军事手段解决国内政治问题。在个别国家，军人发动政变以后，最后还要“还政于民”，难以维持以军人身份长期领导国家的状态。第四是普遍追求民主。除了沙特阿拉伯等极少数国家以外，世界各国都宣称自己是民主政体、共和政体，并通过政党、议会、法院等制度设计，形成对政治权力的制衡。当然，何谓民主，如何实现民主，各国的理念与实践存在重大差异。

王缉思教授还简要阐述了对世界政治的研究方法和范式的思考。世界政治所包含的核心议题纷繁复杂，包括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经济发展道路、身份政治、民族宗教问题等等，这显然不是单一学科的知识架构或方法论所能驾驭的。他主张学者们借助北京大学文研院、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等平台，开展跨学科研究，逐步探索出这一学科领域相对成熟的研究路径和范式。

点评环节，袁明教授指出，王缉思教授所列举的大部分国家是二战以来民族独立运动的产物，这些国家的独立和发展历程深刻影响了近百年来的世界政治局势。虽然世界各国在现代化转型和政治建构过程中的轨迹千差万别，却与全人类的发展方向、世界政治的核心议题密切相关。强世功教授认为，王缉思教授以丰富、具象的事例勾勒出宏大的政治图景，既有对世界局势的宏观理解，又能对各国的具体情况如数家珍，可谓“致广大而尽精微”。有关世界政治核心议题的讨论，也回应了文研五周年的主题——“文明：中华与世界”，对于理解文明多样性、审视中国发展道路的独特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王缉思教授就世界政治中的共同价值与多样化路径的问题做出回应。他指出，世界各国有着大量共同的价值追求，如和平、发展、法治、民主、公正等，这些内容也与我国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而世界政治的多样性问题主要体现在对这些价值的追求路径上。例如，在追求发展目标时，中国等许多发展中国家提出现代化的目标和路径，然而“现代化”这一概念在一些伊斯兰国家遭到抵制，被认为是西方化的翻版，甚或与“伊斯兰化”背道而驰；在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显然不是要追求的目标。未来，中国应首先正视和包容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并主动了解其他国家的发展要求和实际国情，做到“己之所欲，慎施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