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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正在进入一场新冷战吗？

与同苏联的冷战不同，同中国的冷战很可能包括技术和经济竞争，以及传统的军事竞争。Roman Pilipey/EPA, via Shutterstock

澳大利亚前总理、资深中国问题专家陆克文（Kevin Rudd）最近对一家德国新闻杂志表示，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爆发冷战“不只是存在可能性，而是很有可能”，他的言论在白宫引起轩然大波，白宫官员已竭尽全力压制这种比较。

的确，他们承认，中国正成为一个比苏联更为广泛的战略对手——技术上的威胁、军事上的威胁，以及经济上的对手。虽然拜登总统上月在联合国坚称，“我们不是在寻求新的冷战，也不是在寻求将世界分割成水火不容的阵营”，但他今年反复提到“两种制度”之间持续一代人的斗争，让一些人想到1950、60年代的意识形态边界。

然而，美国是否正在进入一场新冷战的问题，不只是为这种不寻常的超级大国政治转变找到合适的措辞那么简单。陷入冷战思维模式的政府可能夸大每一场冲突，认为它们是更大斗争的一部分。他们可能会错过合作的机会，就像美国和中国在抗击新冠病毒时做的那样，在气候问题上也可能如此。

而这究竟是冷战，还是其他东西，这个问题就潜伏在经济战略、技术竞争和军事演习——包括在海底、太空和网络的演习——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之下。

毫无疑问，过去几周让人想起了老式的冷战行为：中国空军在台湾防空识别区飞行；北京扩大其太空计划，再次将三名宇航员送入其空间站，并加快了旨在击败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高超音速导弹测试；一名华为高层管理人员以及两名加拿大人、两名美国人的获释，看起来像是一次囚犯交换。与此同时，美国宣布将向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技术，这样的潜艇也许能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突然出现在中国海岸。中国的评论人士也注意到，美国上一次分享这种技术是在1958年，当时英国采用了海军反应堆，以便反制俄罗斯不断扩大的核武库。

就在宣布与澳大利亚的交易之前，卫星照片显示了中国新的核导弹场，对此北京没有做出解释。美国分析人士不确定中国政府的意图，但美国情报机构和五角大楼内部的一些人怀疑，中国是否已经决定放弃中国奉行了60年的“最低威慑”战略。

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本月宣布成立一个新的中国任务中心，网络冲突和技术盗窃接连不绝的喧嚣背景是其原因之一，该中心负责人威廉·J·伯恩斯（William J. Burns）说，它是用来对抗“我们在21世纪面临的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威胁”。

尽管如此，拜登的高级助手们说，用旧冷战来描述正在发生的事情是错误的，使用这样的词可能会成为一种自证预言。相反，他们认为，这两个超级大国应该可以实现就事论事，在气候问题上合作，遏制朝鲜的核武库，同时在技术和贸易上展开竞争，或在南海和台湾周围争夺优势。

白宫不愿给这种多层次的策略贴标签，这或许可以解释拜登为何尚未在演讲中详细阐述这一策略。但到目前为止，他的行动看起来越来越像是在一个竞争共存的世界中的行动，比苏联领导人尼基塔·S·赫鲁晓夫（Nikita S. Khrushchev）用来形容旧冷战的“和平共存”还要尖锐一些。（有趣的是，本月在瑞士与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会面后，中国最高外交官表示，他反对任何将中美关系描述为“竞争性”的说法。）

但是，尽管还在纠结于合适的用语，这届政府表示他们知道不该用什么词。

“这与冷战完全不同，冷战主要是军事竞争，”一位要求匿名的拜登政府高级顾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要求匿名是因为，在拜登的白宫，没有哪个领域的用词会比谈论与北京的关系时更需要谨慎。

今年7月，拜登的亚洲事务高级顾问库尔特·M·坎贝尔（Kurt M. Campbell）对亚洲协会（Asia Society）说，与冷战相提并论“只会导致让问题更难解，而不是更清晰”，而且“从根本上无助于解决中国带来的一些挑战”。

两个经济体之间的深层联系——对技术、贸易和数据的相互依赖，在美国和中国主导的网络上，数据以毫秒为单位跨越太平洋——在人们更为熟悉的冷战时期从未存在过。柏林墙不仅划定了势力范围、在自由和专制控制之间划出了鲜明界限，还阻止了大多数通信和贸易。柏林墙倒塌的那一年，也就是1989年，美国向苏联出口了43亿美元的商品，进口了7.09亿美元的商品，这对两国经济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小插曲。（以当前美元价值计算，该数字将会增加一倍多一点。）

在当前的超级大国对峙中，所有这些界限都很模糊，华为和中国电信的设备在北约国家进行着数据传输，中国拥有的TikTok应用在成百上千万台美国手机上活跃，北京担心西方打压向中国出售先进半导体的行为会削弱中国一些最大的企业，包括华为。然而，即使经历了大流行和“脱钩”的威胁，美国去年还是向中国出口了1240亿美元的商品，进口了4340亿美元的商品。这使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商品供应国，也是美国出口产品的第三大消费国，仅次于加拿大和墨西哥。

“贸易关系的规模和复杂性被低估了，”坎贝尔在今年7月说，这是他解释为什么当下与40年前的冷战截然不同的部分理由。

但是，拜登的另一位顾问前几天指出，心理因素在超级大国政治中的重要性不亚于统计数据。这位官员指出，无论这两个国家是否想称其为冷战，他们的行动往往显得“我们已经沉浸其中了”。

这是一些人对新冷战的核心论点，他们认为新冷战与上一次截然不同，它将很快主导华盛顿与其主要竞争对手之间的事务。“人们认为冷战的唯一定义是美苏模式，”长期担任中央情报局分析师、专注于亚洲的保罗·希尔（Paul Heer）说，“不是非得那样。”

他同意白宫官员所说的新动态主要不是由核僵局或意识形态斗争来定义的，在那些情况下只有一方可以获胜。而且，他在最近发表在《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上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世界不会“将自己分为美国和中国阵营”。

但旧冷战的核心要素——希尔所说的“无武装冲突的敌对状态”——已经很明显，因为两国都在寻求权力和影响力，并相互阻挠或遏制。“两国政府都有充分的理由不想将其称为冷战，”希尔上周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但他们都在向其靠近，双方的政治让我们很难想象我们将如何阻止它演变成那样。”

在华盛顿，国会中为数不多的超越党派分歧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在半导体、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等关键领域的竞争阴影：因此“中国法案”在参议院得到两党一致投票通过。（众议院尚未开始对该法案的考量。）

虽然国会山上很少有人想说这些话，但该法案相当于产业政策，这个在华盛顿曾经有争议的概念现在几乎无人争论，这要归功于中国竞争的阴影。例如，参议院通过的法案提供520亿美元用于扩大国内芯片制造，远远超过美国在30多年前与日本在同一行业的技术主导地位竞争时考虑的数额。但如今，日本在全球芯片销售中的份额已下降至10%左右，美国工业界对它的担忧不再显得突出。

无论给这个时代起什么名字，有理由担心现在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约瑟夫·S·奈（Joseph S. Nye）以其关于在地缘政治竞争中使用“软实力”概念的著作而闻名，他反对冷战的类比，并指出尽管华盛顿的许多人在“谈论世界两大经济体的普遍‘脱钩’”，但“认为我们可以在不付出巨大经济代价的情况下将经济与中国完全脱钩的想法是错误的”。

奈曾负责对美国面临的威胁进行长远评估的国家情报委员会，他警告说，目前存在着曾在1914年使世界陷入冲突的“梦游综合征”的风险。

“冷战比喻作为一种战略是适得其反的，但这不等于说不会发生新的冷战，”他说。“我们可能会一不小心走到那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