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接受了杨澜的专访，他表示疾控人说真话是最重要的，应该要有这样的气魄，这是起码的。

曾光说：我听说有些地方，新冠病人没有死，我们的人（指防疫工作人员），累死了。

曾光说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我们有一个干部问责制，比如工作做得一样好的人，但是他这里出现疫情了，不是他所能控制的，可能这部分人压力非常大，甚至可能被免职了。那其它地方人，为了努力工作，加班加点，或者给部下施加压力。”

像曾光这样的科学家，考虑到他还有官方身份，一般是建议做什么，很少明确“反对”什么。但这一次，曾光明确反对“超负荷防疫”，“拼的是人们不睡觉，连续超负荷工作，我不赞成这样。应该是讲究科学防疫，另外对发生疫情，应该客观冷静对待，关键是早下手。”

“超负荷防疫”和“干部问责制”是息息相关的。曾光实际上委婉地提出了对“干部问责制”的不同看法。

作为国家疾控中心流行病学的首席科学家，曾光的表态一定是深思熟虑的，甚至可以说是到了一个紧要的关头才这样说。那么，目前形势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

众多工作人员倒在防疫一线

这里有一些新闻：

2021年12月14日，浙江乐清民警陈源凯突发疾病，牺牲在了防疫第一线。生前连续五天加班，每天工作15个小时以上，极度劳累……

2021年11 月 26 日，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副院长沙琳因公殉职。生前连续 14 天坚守在抗疫一线，全力协调筹集医疗救治物资，因过度劳累导致心源性猝死……

2021年11月12日夜里，辽宁省大连民警刘秋利因突发疾病牺牲。从2020年初开始，刘秋利就冲在抗疫最前线，核查流调信息，他最多一天打了近300个电话，还要参与人员转移、维持秩序、录入信息、配送物资等工作，经常一天下来累到虚脱。

今年以来，牺牲在防疫一线的工作人员还有石家庄社区工作人员李瑞芝、河北廊坊村干部刘广来、广东揭阳民警黄少波、山东泰安民警李弦……

而在疫情防控压力最大的云南省，自抗疫以来到2021年9月，有41位民辅警因公牺牲。

对于这些因参与防疫工作而牺牲的工作人员，我们不能不感到痛心、惋惜。但更残酷的，这种情形似乎不会马上结束，我们不知道下一个倒下的是谁。

疫情仍在发展。12月22日，全国共报告本土病例71例，分布在5个省。12月23日一早，西安市发布消息，核酸筛查工作共发现核酸阳性人员127例，西安市，疫情已经出现“社区传播”。目前，西安市已经暂停航班和火车，全市小区实行封闭式管理。

因为中国已经有丰富的“动态清零”经验，我相信随着管制力度的加大，全国各省市最终都能将疫情控制下来。西安也会控制下来，当然代价很大。

回顾整个2021年，中国各省市疫情可谓“此起彼伏”。根据我的手动统计，新增本地病例全国都为零的日子不超过40天（其中仍有无症状感染者和境外输入病例），主要集中在6月和9月的部分时间。而到10月，疫情就没有断过线，而这次西安爆大雷之前，其它省市也出现过类似情况。

疫情的防控压力极大，可以总结为两个字：苦战。

而在2022年，苦战显然还会继续。我们不得不面对这种困境：众多一线防疫人员牺牲的背后，是无数基层人员的超负荷运转已经2年，他们还能撑多久？

“动态清零”本身就是为了保护国民的生命健康，但另如果现在就已经为了“清零”而付出过多的人员牺牲，更不用说已经扛了整2年的民生经济，该如何交待？

必须更新认识：各地为何破防？

很显然，包括曾光在内的一些专家已经看到了这种困境。如果说“清零”的策略短期不会改变，那就要减少防疫代价。防疫当然就要付出代价，但所有这些代价都是必须的吗？

并不是。曾光教授说的很清楚，其中症结在于为了“怕免职“而一层层施加的压力，并不是出于”科学防疫“的需要。

在这点上，我十分赞同曾光教授的判断。早在去年南京疫情爆发以后，我就提出，大家要更新一个认识：发生疫情，核心原因不是什么“缺乏意识责任“的问题，而是在面对德尔塔这样的变异毒株时，所需要的防控能力和防疫资源远超之前。少数几个官员的“责任意识”不是关键因素，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病毒太难防了。全国各省市都有破防，难道每个地方的官员都没有责任感吗？

△本人去年8月6日对疫情的观点

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防疫遵循“木桶原理“，病毒只需要突破防疫最薄弱的环节就行，这个环节可能是一个清洁工，一个货运人员，或者一个送餐人员，也可能是某个消毒不彻底的物品，很多是你原来想不到的地方。真是太难防了。

另外一个难防的因素在于，随着去年下半年新冠疫苗接种的全面铺开，全国大部分人都接种了两针（截至今年9月，9亿多人完成全程接种），疫苗难防感染，但可以降低重症率。接种疫苗带来的一个变化是被感染者更多为轻症或者无症状，这给病毒的“早发现早报告”带来了极大挑战。

需要考虑的是，这还只是德尔塔毒株，传播力可能是德尔塔毒株3-4倍的奥密克戎毒株正滚滚而来，它更难防。

改变防疫形式主义，先调整“问责制”

越是面对这种难防的病毒，越要客观冷静。首先一点，就是要重新审视一刀切的“问责制“。不是说不能再问责了，而是不能出现疫情就必须官员免职，要实事求是追责。因为只有些地方出现疫情了，可能不是干部不用心，而是人员水平有限、防疫资源有限，甚至纯粹是运气差。

极致的问责必然导致各地官员心理压力巨大，神经高度紧张。他们实际上不知道要做到什么程度才叫“到位”，既然不确定，那就把容易看见、适合汇报的表面工作都做全了，有余力再做其它的，以防问责。形式主义就是这么产生的。

形式主必然导致层层加码，一方面让基层工作人员“连续超负荷运转“，因为“闲着”看起来就像是防疫不到位；另一方面是老百姓的生活和工作也被形式主义搞得鸡飞狗跳。

形式主义的另一大问题是浪费防疫资源，模糊防疫重点。因为防疫的人力、物力总是有限的，不可能每个地方平均分配。你把很多时间用在测体温、填表、检测健康码，就不可能有更多时间用在真正的防疫漏洞上。

我的建议是将疫情”问责制“调整为“奖励”为主，问责为辅，对于防疫得好的地区要褒奖。因为只有采取科学防疫措施才能防好，而形式主义是防不住的。

那么，如何调整才能回归“科学防疫”呢？对于这点，除了“早下手”这点，在另外的访谈中，曾光教授也进行了说明，即“我们在每一个地方防控，最后都要及时做总结，及时做评估，分析控制疫情的关键因素，并在之后保留。”

看似简单的话，却蕴藏着深刻的道理。我举一例，全国有哪个地方是通过在商场或小区门口测体温发现病例的？没有吧，一个都没有。这样的措施就不是“关键因素”，不值得保留。

曾光表示，动态清零靠科学和智慧，无需层层加码，要避免疫情防控“盲目扩大化”。是时候清查一下“盲目扩大化”的问题了，否则会大大削弱“动态清零”的正当性和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