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读戏曲文学系的第一年，忽然来了一个插班生，叫梁清濂，女性，岁数不小了，不像学生，像个干部。一打听，还真是个干部，来自北京京剧团（后改称北京京剧院）。我和几个同学揣测：此人应该是个编剧吧，组织上派她学习，多半是为了提高专业写作水平，好给剧团创作出可供演出剧本。再打听，人家不是编剧，是政工干部——剧院共青团支部书记。看来此人不简单呀，一个搞政工的，能脱产三年学文化。
班长把她的书桌摆放在我的旁边，我暗自叫苦，心想：这下可好，天天有人给我上政治课啦。书桌并排而放，于是就有机会仔细打量。她长得一般：皮肤粗糙，脸色发暗，下巴略微突出，眼睛却是极有神，又黑又亮。她穿着讲究，永远的西装女裤，西式外套，尖领衬衫，半高跟皮鞋。我想跟她说：应该穿圆领衬衫，好让线条柔和一些。但始终没好意思说出口。她是全班唯一烫发的女性，蓬蓬松松，还经常抹头油，如有阳光穿过玻璃窗，她的卷发就会闪着光。总之，梁清濂的打扮很有点“资产阶级情调”，但没人敢讲。因为人家既是中共党员，还是在职共青团骨干。
那时，北京京剧院的演员阵容空前强大，有五大头牌，分别是谭富英、马连良、裘盛戎、张君秋、赵燕侠。而且这个排位顺序是固定了的。他们轮番演出自己的拿手好戏，剧院给这些“大角儿”规定了演出场次，如马连良每月演出十七场，裘盛戎每月二十场上下……要知道，一个艺人能登台演戏既是他们的追求，也是养家糊口的饭碗。梅兰芳从1949——1959的十年间，大概只演了一出新戏《穆桂英挂帅》，也就是说，空耗了十年光阴，比八年抗战蓄须明志还长。应该说，在彭真掌管下的北京京剧院当演员，算是一种幸运。
我曾问梁清濂：“五大头牌里，谁的上座率好？”
“五个都好，海报一贴，立马全满。”
“那他们当中，谁又最好呢？”
“票卖得最快的是赵燕侠。”
“她？”
“当然啦！男人喜欢他，当兵的喜欢她，不懂戏的也喜欢她。”
“为什么不懂戏的人喜欢赵燕侠？” 我有点不解。
梁请濂说：“赵燕侠长得漂亮，身段好，会做戏，更重要的一点是她吐字清晰，有些字还特别吸收了普通话的发音。那些听不大懂戏词的人，能听得懂她的唱。”
“哦！”我后来仔细听赵燕侠，果真如此。
出于好奇，我还问到这些名角的工资收入。她告诉我：1949年后，除了梅（兰芳）、程（砚秋），在戏曲演员里张、马、裘、谭、赵的工资是最高的。马连良月薪一千七，赵燕侠月薪也是小一千。这在普遍工资（月薪）仅为三、四十元的那个年月，显得不可思议。
我问：“为什么给他们那么高的工资？我父亲当部长，每月三百五，挺高的。但跟他们比，就差远了。”
她撇了我一眼，说：“人家解放前挣的是什么？你爸夜夜挣大洋吗？你不懂，人家彭真懂。”
1959年，北京京剧院演出《赵氏孤儿》，五大头牌联袂演出，轰动京城！马连良扮演的程婴最为成功，十四场戏，程婴占了八场，每一场里的马连良都是引人入胜，特别是“绘图说破”一场，唱、念、做、表，都是超水平发挥。还有裘盛戎扮演的魏绛，张君秋扮演的庄姬公主，马富禄扮演的晋灵公，谭元寿扮演的赵武，也是个个耀眼。首演那天，我们全家都去了！父亲特别激动，反右运动中因与马连良私人交往频繁，1956年又拉他参加中国民主同盟，这给马连良带来麻烦，几乎成为右派。父亲一直心怀愧疚。后来，梁清濂告诉我，多亏彭真高抬贵手且敢作敢当，让马连良过了关。看来，毛泽东在“文革”前夕指责彭真在北京市搞“独立王国”，还真不是捕风捉影。
谭富英、张君秋、马连良、王延岭《赵氏孤儿》剧照，1960年
自打和梁清濂接触，我知道了有关名艺人的个人生活情况，尤其对某些不能公开的事儿，我最爱听。其中极具吸引力的，就是关于吸毒。
梁清濂告诉我：“艺人都抽！”听了，心里一“哆嗦”。
接着，又补充道：“旦角儿一般不抽，因为沾上这一口儿，色相就没了。色相一没，那就没饭了。”
我说：“吸毒不是犯法吗？”
她笑了，说：“当初他们都经过强制戒毒。比如裘盛戎，毒瘾大了，是从娘胎里带来的？”
“什么叫从娘胎里带来？”
“就是父母抽，全家抽。”
“哦。”我说：“咱政府不是成立了戒毒所吗？”
梁清濂说：“戒毒？对有人管用，对有人不管用。”
“有谁不管用？”
“对裘盛戎就不管用。当初剧团领导是把裘老板送到公安医院，还派了几个人在医院轮流看守。谁想到，他第二天就大闹病房，还天天闹。这样下去，人就跨了，今后还怎么唱戏？”
“后来呢？”我大感兴趣地追问。
“剧团领导担不起这个后果，向文化局汇报。文化局也担不起，汇报到彭真那里。彭真既是北京市委书记，又是中央政法书记。他说：‘他戒毒？他还戒什么毒！’就这么一句话，让他出院回家。”
我又问：“再后来呢？”。
“再后来，由彭真特批，每天定时定量供应。”
云南京剧院的名演员关鹔鹴也抽。到北京开全国人大会议，也是由彭真特批，每天打海洛因。
据我所知；这种“特批”维持到“文革”爆发，彭真倒台。
1963年，北京京剧院赴香港演出，上头对这次赴港极为重视。演出大获成功，许多台湾人都漂洋过海到香港看演出。剧团归来，我特地去听领队、团长和名演员的汇报座谈会。梁清濂知道后大笑，说我热情过度。随后，她问：“他们汇报的时候，说过自己带回多少行李吗？”
“没说。”
梁清濂说：“他们当然不敢说，也不好意思地说。这几大头牌的行李都用卡车拉回家。裘盛戎回到家里，当着一家老小打开箱子——天哪！美国奶粉，的确凉衬衫，塑料杯，塑料花，一摞一摞的童装，还有成箱的三五牌香港……裘盛戎的六个闺女三个小子，高兴得又跳又叫。裘盛戎手腕上戴着二十一钻、双日历新表。把洋货收拾停当，他打开一盒三五烟，点着后深吸一口，说——一晃十几年没见啦！“
我愣住了。
“章诒和，这情况他们在会上没说吧？”
回家讲给父亲听，父亲大笑，说：“还是资本主义好吧？”
渐渐地，我和她的接触更加频繁。我们同住一个寝室，还是上下床，我住上铺，她睡
下铺。后来，我发现梁清濂经常不在寝室过夜。
一天， 身着全新浅灰色西服的她，在我耳边低语：“我结婚了。”
“啊？！”
我又愣住了：“真的？”
“真的。”说这话时，她的脸上绽放着笑容。
“那男人是谁？”
“叫冯夏雄。”
“没听说过。”
“他的爸爸，你一定知道。”
“谁？”
“冯雪峰，也是个大右派。”
婚后的梁清濂干脆就不住集体宿舍了。一天下午，我躺在床上看书。突然有人站在院
子里叫：“章诒和。”
抬头一看，是她！黑色开司米毛衣，白衬衫，西服裤子，精神抖擞，容光焕发，好一个新婚后的幸福女人。引起我注意的是她身边的男人：身材中等，胖瘦适度，五官也端正。梁清濂指了指我，对他说：“这就是我说过的章伯钧女儿。”我想，这个男人想必是冯夏熊了。我翻身下床，走到院子里和他握手，就算相互认识了。
梁清濂可收拾的东西极为简单，也就是被褥、枕头、毛巾、脸盆、茶缸以及几件换洗衣服。冯夏熊麻利地把她的床上用品和衣服打成一个铺盖卷，把搪瓷盆和镜子等物装进随身带来的网兜，就算完事。两人朝“章伯钧女儿”摆摆手，扬长而去。
在课程里有一个“写作教程”，分量很重。内容就是让我们学着写戏，从写故事，写唱词，写片断，到写一折戏。有一次是老师让大家写一个故事。布置下来以后，我半晌下不了笔，不知该写什么？身边的事没什么可写的，忽然想起前不久安徽桐城老家的远房叔叔，偷偷跑到北京向父亲求救，说村里人都快饿死了，父亲留他在家住上几日。每次吃饭，叔叔端着白生生的大米饭就发愣。他返乡的那天，父亲送给他一些钱和粮票。他手握粮票，老泪纵横，父亲的眼圈也是红红的。这件事，只要把原原本本写下来，就是一个故事。我走进书房跟父亲“请示”，父亲听了，正色道：“这事，你不能写。”
那我写啥？想来想去，就瞎编一个吧！瞎编什么呢？从前不是在香港住过吗？就写一个香港纯情女子因婚姻不幸而自尽的故事吧！为了显得真实可信，我把那香港女子说成是自己的表姐。表姐的恋爱经过许多的曲折，由于长辈的刁难，加之男友的软弱，在一个深夜，她悬梁自尽了。我给自己瞎编的故事取名为“不夜城之夜”。一周后，我的这篇作品用图钉牢牢地钉在黑板上。授课老师发话了：“每个同学都要看！看看是好是坏？看看有什么问题？”一听，就知道自己要倒霉。
心里发慌的我跑回家跟父亲说了。父亲笑道：“谁让你是我的女儿呢？他们批判你，你听着就是，千万不要申辩和反驳。”
同学发言踊跃，一个接一个，我觉得自己不是大学生，是个小右派。班长的发言，让我记了一辈子。他说：“我来自东北农村，从来没见过资产阶级小姐。顶多在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里见过文字描述，现在我见到了。一个资产阶级小姐就站在我的面前。”我很想走过去给他一耳光，想到父亲的叮嘱，忍住了。整个下午都在批判我。唯一没有发言的人是梁清濂，而她是中共党员。
一直到毕业，我的每一天都有种明明自己没做错什么也在挨训的感觉。
后来，梁清濂生了个小孩；再后来，她离婚了；有关她的消息，总让你感到意外。
有一天，她突然问我：“你知道汪曾祺吗？”
“当然知道呀，西南联大的，沈从文的学生。”
于是，汪曾祺成为我俩的话题，经常是她说，我听。从她那里我得知汪曾祺“划右”以后弄到张家口改造，落脚在一个农业研究所。离京城不远，比发配到的北大荒的聂绀弩算幸运多了。头两年参加劳动，主要在果园。后来就是画画，在三合板上用水粉画白菜、大葱。农科所要出版一套马铃薯图谱，任务交给汪曾祺。于是乎他每天到地里掐一把叶子和花，插在玻璃杯里照着画。画多少算多少，毫不费事，难怪他自己说：“我的工作实在实在是舒服透顶。”
1961年，汪曾祺回到北京，摘了右派帽子。当时北京市人事局局长是个戏迷，经过他的批准，把他安插在北京京剧院，任专职编剧，和梁清濂在一个办公室。他积极写剧本，也写了不少。
我问梁清濂说：“汪曾祺的剧本写得怎么样？
“有才，懂戏，就是不大会写戏。”
“什么叫不大会写戏？”我问。
她白了我一眼，说：“就是写出来的戏，没戏。”
“什么叫没戏？”
不知为什么，她气呼呼地说：“你连‘没戏’都不懂，还学写戏！”转身走了。
汪曾祺最成功的剧本要算接受上级指派，几个人共同改编的《芦荡火种》，他排位第一，出力最大。梁清濂告诉我：“虽然属于改编，汪曾祺是卯足了劲在做。那段唱词——‘垒砌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章诒和，我问你；除了他，还有谁能写出这样浅俗又诗意的唱词来？”显然，梁清濂对他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汪曾祺对戏班也很有感情，喜欢它的散淡与自在。这种旧情调也许只有北京京剧院才有，因为是由五大头牌制造出来的，且渗透到日常。我曾在四川省川剧团工作，那是一个由历届川剧学校优秀的毕业生组成，每天早上要开全团大会。不是批评这个，就是数落那个，搞得紧绷绷的。几个老艺人因为历史问题或同性恋问题，而备受折磨。这就与北京京剧院完全不同了。
有一天，梁清濂满怀激情地告诉我，自己写了一个剧本，叫《驿亭谣》，还说剧院正在排练，不久会公演。《驿亭谣》讲述的是一个古代故事：西汉武帝年间，河南大旱，万人绝粮。正在这时，富家子弟向驿丞的女儿贾天香求婚。天香为摆脱纠缠，提出谁能拯救饥民，就与谁成婚。天使官汲黯在天香的嬉笑怒骂下矫诏开仓，放粮救民，这样也就成就了汲黯与天香的姻缘。剧本编排有机趣，文字圆润且蕴涵诗意。当我读到唱词中的“枯木几抹照残阳，赤地千里对碧霄……”等句不知怎地联想到汪曾祺。
这个戏的首演在吉祥戏院，它坐落在王府井，是上座率最好的剧场。显然，北京京剧院是把《驿亭谣》作为重点剧目推出。首演那天，梁清濂给我打来的话，说：“你的戏票，我来不及寄了，咱们剧场门口见！找我或找汪曾琪都可以。”
一听这话，我更明白了：这个戏汪曾祺是帮了忙，他连戏票的事儿都管。我提前半个小时到达。没有看到梁清濂，只见汪曾琪站在剧场门口，手里捏着一些戏票。我赶忙凑到他跟前，自报家门。
他说：“我早就知道你。”说罢，把手里的几张票翻过来看，他递给我那张戏票背后有我的姓名。
进了剧场，我找到自己的座位：前排，靠边，还算不错。观剧过程中，我没看见梁清濂。汪曾祺坐在很靠后的位置，一副悠闲的样子。《驿亭谣》演出效果很好，后来成为北京京剧院的保留剧目。
几年后，我被分配到四川省川剧团；再后来，因为恶毒攻击江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接着，又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也就是说，人家都活在人间，唯独我下了地狱。
“四人帮”倒台，社会形势大变，坐了十年大牢的我获得平反释放。1979年回到北京，全靠父亲的老友、也是老乡的黄镇（时任中央文化部部长）的帮助，进入了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重新回到自己的专业。业务荒疏了十余载，我一方面旁听研究生课程，一方面多看戏，尤其是看老戏。
一天，记得是看张君秋的《状元媒》，我在剧场门口见到梁清濂。两人大喊大叫，紧紧抱在一起。没说上几句话，开戏的铃声响了。
梁清濂拍着我的肩膀，说：“请你到我家，咱们要好好聊聊！”
“好！”
虽然同在一座城市居住和工作，几个同学若要见个面也是不易，一约再约，一拖再拖，总算把时间定了下来，地点就在梁清濂的家。约定上午碰头，中午在她家吃一顿，每人带个菜就算“齐活”了，饭后各自散去。
我在电话里告诉梁清濂：“我要做两个菜，一个清蒸鲈鱼，一个香菇油菜。”
她说：“要我给你准备点什么吗？”
我说：“你什么都不用准备。”
我按地址找到她的居所，敲开家门，吓一跳，只见满眼皆白：四面白墙，白色窗帘，桌子铺着白桌布，单人床覆盖着白床罩，一个白色冰箱。如果说这个家还有其他颜色的话，那就是墙上挂着的一幅字和一幅画了。走近一看，字是汪曾祺写的，画是汪曾祺画的。字的流畅，画的随意，让我觉得凡是与艺术沾边的，他都是手到擒来。
时间已近中午，我开始忙着烧菜。蒸鱼需要姜和葱，厨房里没有，我打开冰箱去找。把冰箱门打开，发现里面没有任何食品或食材，只有十几个长方形物件，每个都用报纸紧紧包裹，整齐地“码”在一起，占据着冰箱里小半个空间。我辨别不出这些“条状物”为何物，便问：“清濂，你在冰箱放的什么玩意儿呀？一条一条的，还都塞满了。”说罢，我伸手拉出一条，要撕开看个究竟。
“别动！那是曾祺抽的烟。”
淡淡一句，有如惊雷。所有人都傻了。
我靠到窗前，望着车辆熙来攘往，有微风吹来，轻抚面庞。我很有些激动，只为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真的有着超乎常人的契合点，即使难获其身影，但永远都有他的存在。
吃过午饭，一个个酒足饭饱，懒洋洋地靠在沙发或椅子上，有的喝茶，有的抽烟。我发现女主人不在屋子里，便走到厨房去找。果然她在那里——没有洗碗，也没有烧水，而是蹲在簸箕跟前，捡拾我丢弃的油菜叶。天！做耗油二菇，需用汆熟的油菜铺底。因为只用菜心，所以摘得比较狠，大部分叶片都丢进了簸箕。梁清濂看在眼里，一句话不讲，也不批评我浪费，而是在饭后，一片一片地捡起来：是不是今晚她用来做“泡饭”？是不是明天用它炒出一盘“老油菜”？我转身离开，当重新回到朋友当中，所有的兴致消失殆尽。记忆于我，乃是奇怪之物。经过漫漫岁月筛选下来的，多是些鸡毛蒜皮。比如，在梁清濂家中的这顿饭，我怎么也忘不了。
1980年，汪曾祺写了《受戒》。这篇小说写的是一个小和尚明海与农家女小英子之间的爱意，朦胧又甜蜜，显示出一种生命的本色。写完后，竟找不到地方发表。汪曾祺在剧团也只给少数人看了，梁清濂是一个。她看后异常激动——这个读《保尔.柯察金》的人，通过《受戒》才懂得什么是小说。那时写小说的作家不少，有些作品梁清濂看后拿给汪曾祺看。他看后表情淡漠，反问梁清濂：“你觉得很好？”梁清濂立刻感到自己的审美判断力，实在是有问题。
1997年5月16汪曾祺去世。死前想喝口茶，结果一杯龙井没等端到跟前，就走了。他所在的北京京剧院没几个人去八宝山“送行”，梁清濂是少数几个人当中的一个。事后，她痛心地说：“当时感觉真不是滋味，剧团来的人这么少。单位的年轻人不认识汪曾祺可以理解，而那些老演员一个都没来。戏曲界功利主义，你一辈子都弄不懂。”我想，岂止梨园行功利？也许梨园行还算好的。
此后，我俩在首都剧场看北京人艺的话剧演出时，匆匆见过几次，每次也是说上几句无关紧要的话。分手后，也不怎么惦记对方，我们从年轻通往年老，从活泼通往寂寞，仿佛相处了千年，总觉得日子还长。
也不知过了多久，梁清濂给我打来电话，闲聊几句以后，她说：“我要告诉你一件事。”
“什么事？你又写新戏啦！”
她停顿了一下，这个停顿让我不安。
“不！我得了癌症，还是晚期。”
我大喊：“清濂，你住哪个医院？我要来看看你！”
她说：“你别来！我本来就不漂亮，现在更丑。”说罢，电话挂断。
我知道，在绝症的阴影下，所有的安慰都失去作用。再接到梁清濂的电话，是女儿打来，说：“我妈妈走了。”
她先期抵达终点，在那里等候着我。得知噩耗连续几天，我都无法入睡。进入中年以后，每天都见证着生的欣喜和逝的悲痛，而悲痛越来越多，让人高兴的事越发地少。错误地以为日子会无限期地延续下去，大家可以随时见面和聚会，错了！在离多聚少的日子里，我们向童年告别，向中年告别，向老年告别。
一切似乎都自然而平静，细想起来却是心惊肉跳，因为每分每秒都是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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