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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澜:面临新的国际环境,中国的科技创新与产业革命如何发展
2022/1/5 13:04:37 | 浏览:785 | 评论:0

中国从过去的国家科研体系转型到国家创新体系,企业已成为创新的主体。面对竞争日益加强的国际环境,政府应推动科技创新自立自强体系的构建,并营造更好的创新生态,鼓励创新发展。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科技创新与产业革命:系统演变与生态构建》。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谈这个问题。首先是现代科技前沿的新趋势,第二谈一下中国创新发展的新格局,最后我来谈一下中国创新治理未来的走向

  大家知道,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可以引领我们科技未来的发展。大家也看到各种各样的科技创新,包括无人驾驶、生命科学、3D打印、量子通讯……所有这些科技都在推动第四次工业革命不断地发展和渗透。

  我想讲两个特别重要的趋势。首先,第四次工业革命带领的新兴科技的发展,目前正在实现从多点突破到交叉互联。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人工智能与生命科学之间的联系。人工智能最近这些年发展得很快,生命科学也有很多新的进展。2020年8月马斯克的Neuralink公司实现了把芯片植入到猪脑当中,去测度温度、气压的变化对猪的神经元产生什么样的反应?2021年4月又实现了新的突破,猴子可以用意念来控制光标打游戏。实际上,美国FDA已经开始为下一步的应用起草了脑机接口设备指南,而且2020年8月,也批准了一个脑机接口产品临床应用的申请。这些技术在应用的同时,相关的一些治理结构也随之跟上来了。

  第二个大的趋势是技术扩散,从局部应用到全面渗透。2019年OECD出版了一个报告,叫Going Digital:Shaping Policies, Improving Lives。这个报告花了好几年来完成,就是讲我们现在面临的数字化转型的大趋势。这个报告就提到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的很多单点的数字技术在不同地方的应用,我们其实都知道,5G、云计算、大数据已经全面渗透到整个全社会方方面面,构成了一个我们所讲的数字技术的生态系统。

薛澜:面临新的国际环境,中国的科技创新与产业革命如何发展

  上图是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跟埃森哲研究院发布的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最新数据。前半场我们是消费互联网,下一步工业互联网到底情况怎么样?从图中可以看到,目前这个速度在加速,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成效非常显著的企业数量在持续上升。

  第二,我想谈谈中国创新发展的新格局。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创新体系实现了跨越性发展。我们过去讲国家创新体系,高校科研机构可能是在核心,但现在企业是创新的主体,这就是中国从过去的国家科研体系转型到今天的国家创新体系。这里面高校、科研机构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提供人才、提供技术、提供很多支持。另外,市场和资本也为企业的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支撑。政府的作用是在底下建立一个创新生态,引导基金、政策法规、基础设施等等。

薛澜:面临新的国际环境,中国的科技创新与产业革命如何发展

 

  过去40年的转变产生的效果是什么?去年美国科学与艺术学院有个报告,有几个数据我觉得很有意思。

薛澜:面临新的国际环境,中国的科技创新与产业革命如何发展

  首先是全社会研发投入,红线是中国,蓝线是美国,统计的起始点是1992年。跟美国的相比,那个时候中国全世界研发投入几乎忽略不计。按照这个计算,2018年中国的全社会研发投入已经超过了美国,当然这个是用购买力平价来计算的,如果按现价比,中国目前还是不如美国,但可以看到过去这些年中国对研发的投入不断增加。这样的增加结果,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产出。

薛澜:面临新的国际环境,中国的科技创新与产业革命如何发展

 

薛澜:面临新的国际环境,中国的科技创新与产业革命如何发展

  我们可以以两个角度来衡量,一个是科技论文。红线是中国在科学工程方面英文文章的发表数量,在持续不断地增长。到了2017年已经超过了美国,现在我们的数量已经跟欧盟国家总和接近,可以看到我们国家的科技产出的快速增长。全球专利的授予,中国也已经超出全世界其他的国家,排名最高。

  中国创新的产出有很大的增长,但也要看到一个特点,我们是数量优于质量、整体优于局部

薛澜:面临新的国际环境,中国的科技创新与产业革命如何发展

  专利数量,包括我们文章数量都是第一,但是质量方面还是需要进一步提高。这里面有一个中美H指数的对比。科技论文发表,如果H指数是5,就说明有5篇文章的引用数量超过5或者是在5以上。如果要把两个国家的文章的 H指数作比较,选取1996-2014年,那么美国的H指数是2222,就说在这个时间段发表的文章里,美国有2222篇的文章至少被引用了2222次。而中国是794,也就是说中国在这个时间段里有794篇文章至少被引用了794次,应该说跟美国的还是有相当的差距。知识产权的收入占贸易额的比,中国排在第37,高校专利转让率对比中国排在第14。所以总体来讲,在质量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另外我们是整体优于局部,在知识密集型行业的全球产出份额,中国也是排在全球第2,但是在一些局部领域,尤其在一些高精尖领域,我们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各国高端及中高端技术生产占比,中国只到第13,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薛澜:面临新的国际环境,中国的科技创新与产业革命如何发展

  中国在全球创新指数的排名,是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康奈尔大学联合发布的。2020年,我们在知识和技术产出排名第7,在创意产出排名第12,商业成熟度排名第15……确实在很多领域有很大的进步。但在有些方面,在科技创新的制度安排、在基础设施方面仍然有一定的差距,这就是目前中国科技创新的现状。

  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的另外一个新格局是国际环境。国际环境从开放为主转向开始竞争的态势越来越强。比较典型的就是美国的政策,从特朗普上台以后一直延续到今天,采取的措施叫所谓的“小院高墙”。

  “小院”针对一些关键性的技术领域,更加精准地对中国封锁和卡压,包括我们讲的卡脖子技术、护城河技术、安全风险技术和加速器技术……“高墙”是针对识别的这类重要技术建筑更高的墙,实施更加精准的技术防护措施。这里面包括全球供应链网络、全球机构和组织、以及新型的国家创新体系。

  第二类措施是通过各种联盟,用多边机制来形成对中国的国际科技的卡压。多边机制通过国际联盟对中国进行卡压,美国的国内政策也在不断地去协调优化。

  中国已经有这样的基础,但又面临新的国际环境,中国未来怎么发展?我想从两个方面来谈一下。

  首先是创新系统的演变。当今国际创新系统经过三个范式的演变,首先是传统的线性方式,从基础研究应用到开发,叫创新范式1.0;创新范式2.0是从80年代开始提到的国家创新体系,特别是产学研的协同;创新范式3.0,更多强调的是创新生态系统,把产学研用共生作为一个重要的系统创新去推进。

  在这样的新的格局下,政府如何促进系统演变?政府需要通过各种政策措施促进国家创新系统从2.0到3.0的转变。

  首先就是要促进创新与规制的有机协调。一方面要有一系列的政策,进一步激发企业在研发方面的潜力。例如目前采取的研发费用加计抵扣、首台套保险补偿激励等,都是鼓励企业进一步创新。另外,在新兴科技领域,很多科技的应用背后也有一些潜在的风险,这方面也需要通过一些科技伦理、治理机制的建立,有效规制新型科技潜在的风险。

  第二,面临新兴的国际环境,国家也在大力推动科技创新自立自强体系的构建。在过去几年中国家推进了一系列措施,首先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建设,其中的重点是国家实验室,研究型大学、企业核心科研力量的建设;第二是采取新型举国体制,一些战略性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通过这些来解决我们当前的一些卡脖子问题;第三是推动地方科创中心的建设,包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国家科学中心、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等。通过这些举措,使得我们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够呈现多点齐发的局面。

  而第三类措施,就是要进一步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局面的拓展。首先,我们要进一步加快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尽管有美国的卡压,但是我们仍然必须要去加强努力,来减少全球产业链变迁的影响。第二,中国现在有了这样的实力以后,要能够为人类社会做贡献,要发起一些国际大科学的计划、大科学工程,来解决全球面临的重大问题。第三要设立全球科学研究基金,促进中国学者和海外学者的合作,吸引国际人才来真正为人类知识体系做出更大的贡献。

  促进系统演变,企业和各类组织要做什么?

  首先,企业应该充分利用数据和行业知识来加强与高校、政府的合作,充分参与知识生产和正式规则的制定。另外要通过负责任的创新来推动差异化竞争,在创造商业价值同时能够维护公共价值体系,来积极参与承担公共职能,尤其是很多平台企业实际上有很多公共治理的职能,可以推动整个创新的可持续发展。

  高校研究机构,仍然还是基础研究、人才培养、价值塑造,在政府和企业当中形成沟通的桥梁。

  在创新系统3.0中,用户的作用非常重要,要通过诉求的表达来引导负责任的和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同时积极参与治理。很多对新兴科技的风险规制,实际上需要我们作为负责任的消费者去积极参与。当然社会组织也有很多作用可以不断发挥。在新发展格局下,我们大家都有重要的责任。

  中国创新治理未来走向的第二大内容是创新生态的构建。其中最核心的是怎样去解决我们在新创新环境下的一系列问题。比如怎么能够让企业成为负责任的创新者?怎样能够让政府合理承担创新风险?因为很多前沿领域的风险特别高,企业不愿意去投入,这个时候,怎样让政府通过一定的投入补充去分担一些风险?在新兴领域,很多情况下,企业其实掌握更多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怎样能够解决市场监管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还有怎样在国际环境下保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我们嵌入到全球生产链当中,美国的企业现在对中国的打压不仅仅是技术上打压,还包括从资本投资等方面的打压,的确产生了很强的负面影响,中国怎样去运用国际规则来保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这个也是我们面临的新的挑战。

  在这个方面,有一些工作是需要我们去做的。首先是政府的作用,可以是多方合作的创新示范,通过政府采购公共项目为新兴技术提供实验的空间和收入的回馈,为技术的扩散提供更好的环境条件。第二是优势互补的资源供给。政府、研发机构、高校等,各有各的优势,各有各的资源,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一个良好的优势互补的条件。第三是平等互助的生态构建。在新兴的创新生态过程中,政府要成为一个重要的沟通中介,而且很多制度性的平台和桥梁也需要政府来发挥作用,真正构建一个产学研用融合的生态。第四就是与时俱进的敏捷治理。新兴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过程中,企业、市场总是走在前面,这个时候政府如果按照传统的治理模式,那么永远是落后的。所以这个时候政府要改变思路,要采用敏捷治理的方式,及时跟进,出现问题及时回应,引导创新领域的健康发展。最后是内外兼修的全球治理。我们要积极参与全球规则制定,为我们的企业发展营造更好的国际环境。同时我们要改善中国内部的营商环境,鼓励更多的跨国公司到中国来,继续更好地发展。通过这样内外兼修的全球治理,就能够去营造更好的创新生态,鼓励中国创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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