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发布的“国内第一份有关中国博士培养质量的调查报告”——《中国博士质量调查》称,50%的用人单位认为,我国博士培养质量“甚至有下降趋势”。

中国现行的博士培养制度是引进的、外在的制度,由于中国的博士生导师手中握有大量的资源和利益,因此,逐步衍化为目前中国的“老板制”。在“项目”的推动下,博士与导师之间终于形成了类似于老板与员工那样的雇佣关系。

有专家认为,在“老板制”建立之后,作为培养创新型研究型人才的博士培养过程日趋利益化功利化,甚至成为了学术不端的源头

“骄傲——拿到通知书的刹那,觉得祖坟都冒青烟了；

有意思——刚进实验室,面对仪器设备,觉得很新鲜；

没意思——搞科研也就是这么回事,和以前想的不一样；

不想上了——身边的朋友忙着升官发财,自己却还在耗着；

想自杀——家庭、事业、爱情样样不得志,房子、车子、票子要啥没啥,还整天被实验和文章折磨；

无所谓——痛苦到极致反而不知道该去痛苦了,随便吧；

毕业了——戴上博士帽的那一刻,突然连为什么要读博都忘了。”

这篇名为《读博七个阶段》的文章在网上被热炒,不少博士网友纷纷表示“感同身受”。

而近期,对博士这一人群的关注,正在不断升级,已经从网上的自嘲、议论,上升到课题组的专项研究,直至国家有关机构的大规模调查。

日前,以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周光礼为首的课题组出版了《中国博士质量调查》。紧接着,另一项由国务院学术委员会主推、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主任陈洪捷牵头的全国博士生调查结果也终于出炉。

随着《中国博士质量调查》——这本被称为“国内第一份有关中国博士培养质量的调查报告”的问世,博士工——作为一个新近的热门语词进入了公众的视野。
既成“博士”可谓精英,又何来“工”?

“最牛导师”曾同时带47名博士；60%的学生认为他们承担着导师一半以上的课题任务,有些导师的课题100%由学生承担……调查中得出的一系列数据,也许对这个问题作出了些回答。

有业内人士认为,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目前,中国的学术体制被附着太多的利益,而拥有“研究入门者”以及“学生”双重身份的博士生,在很多时候正在彻底沦为利益的末端、学术的草根。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在巨大的利益以及异化的制度推动下,在博士生的培养过程中,学术不端、学术腐败的潜流正在暗中涌动。

调查结果显示,50%的用人单位认为,我国博士培养质量“甚至有下降趋势”,在对新进博士创新能力的评价上,用人单位认为“一般”和“差”的占68%

根据权威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博士生教育的规模已在世界排名第一。

“早在2008年,我国教育部门就宣布,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向《法制日报》记者介绍,根据2009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09年,我国招收博士生6.19万人,当年获得博士学位的有4.87万人,“很显然,教育部门对这一教育成就是比较满意的”。

但是,对于这样的成绩,有业内人士直言不讳地说,这样的速度“太快了”。

1981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开始正式实施。条例第三条明文规定:“我国实施三级学位制度,学位分为学士、硕士、博士三级。”

3年后的5月27日,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新中国的第一批18名博士问世。

此后,直到1992年,我国博士培养工作一直处于起步阶段。1992年至1997年5年间,博士数量一直呈现平稳增长趋势。

但从1998年开始,我国博士学位授予数量就以每年23%的比例递增。

在《中国博士质量调查》中的一系列数据却揭示了问题的另一面:全国指导博士生在20人以上的导师不在少数,指导博士生最多的一位导师手头上有110多名博士生。由于导师指导人数过多,与博士生交流不够,近13%的博士生每月与导师交流不到1次,甚至还有3%的博士生反映未与导师交流过。每月平均交流3次以上（不含3次）的为50%,月均集体活动的次数超过2次的不到40%。

在这种状态下,博士培养的质量也不尽如人意。调查结果显示,50%的用人单位认为,我国博士培养质量10年来整体上没有进步,“甚至有下降趋势”,在对新进博士创新能力的评价上,用人单位认为“一般”和“差”的占68%。

“《中国博士质量调查》中的数据表明,在中国这样一个‘第一博士生产地’,‘产品’质量很成问题。或者我们可以这样问,这个‘第一博士生产地’是怎样炼成的?”熊丙奇说,“但是,我并不认为这样的调查结果,能对博士教育的发展产生多大触动,即便有,也是‘反触动’。据我所知,还有不少教育界人士认为博士教育发展速度不够快、不够大胆,以上的调查,正可为进一步快速发展博士教育,提供‘经验’”。

中国大学科研中的“老板制”是功利主义的产物,是师生关系功利化的结果。这是一种利益驱使和彼此回报的关系

通过采用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中国博士质量调查》完整地勾勒出了中国博士制度的异化路径。

调查将中国的博士生培养制度划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年以前的博士生培养制度；第二阶段,1950年至1966年的博士生培养制度；第三阶段,1977年以后的博士生培养制度。

在历史地梳理了中国博士发展制度之后,调查认为,“中国现行的博士培养制度是引进的、外在的制度,并不是在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中产生的,所以不十分适合中国,目前来说是一种有问题的制度”。
而在调查中所指出的中国博士培养制度的外来与传统的矛盾,集中体现为“导师制”与“老板制”的冲突。

所谓的“导师制”（或称师徒制）源于欧洲,以科研和撰写论文为主要任务,实行导师个人负责制；而“老板制”源于美国,强调课程学习、实行严格的资格考试,实行导师小组负责制。

但是国外的导师制引进之后,由于中国的博士生导师手中握有大量的资源和利益,因此,逐步衍化为目前中国的“老板制”。

据了解,“老板制”的形成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是研究经费以竞争的方式发放,并在研究经费中,把用于学生培养的费用计算在内,在科研中实现“教育功能”；二是研究生和博士后的招收主要由导师掌握的研究经费决定,导师掌握的研究经费越多,招收的研究生和博士后也越多。

有知情人士透露,在这样的前提下,掌握在博士生导师中的利益,便以项目的形式表现出来。

“我们写的书大都是国家或上级主管部门的课题或项目,有经费支撑的。当然,完全是因为我们导师的名气大才能拿到这些项目的。”一名替导师“做过项目”的博士告诉《法制日报》记者。

据了解,这些项目包括:横向项目,一般是指来自市场的项目,多见于理工科,一般是将已有的理论成果转化到实际应用中去,因此产品直接与市场有关。在中国教育“产学研”一体化后,横向项目便成为课题组的重要经费来源。

与横向项目相对应的是纵向项目,一般是指来自中国教育系统内部层层下达的科研任务。纵向课题多是理论研究,需要的是学术创新成果。由于中国的科研经费僧多粥少,纵向课题的经费,往往只包括购买仪器、设备、资料和差旅费,不允许用于人才培养。在一些博士生看来,给导师“做项目”是件不错的“活儿”。

“首先,能够得到一定的报酬,具体数目视‘项目经费以及导师人品而定’；其次,自己能够获得学术成果,有时导师会把学生的名字加在自己名字后面,有时导师会在前言中注明某一章节是由谁来执笔的,最差的也能在后记中写上,‘感谢自己的学生某某为此书作出了贡献’。”一名在读博士生说。

不过,并不是所有学生都“感恩”于导师的“栽培”,“有些老师自己一年拿几十万元,对一个学生一两万元都不愿支付。”一名已经毕业的博士坦言,“我做了很多项目,出了很多差,但是回过头来看,这和工作有什么区别?读博期间还做那么多横向项目,还不如出去工作”。

不论评价如何,在“项目”的推动下,博士与导师之间终于形成了类似于老板与员工那样的雇佣关系。

在《中国博士质量调查》中,作者就明确指出,“中国大学科研中的‘老板制’是功利主义的产物,是师生关系功利化的结果。这是一种利益驱使和彼此回报的关系”。

39%的博士认为学术不端“值得同情”,23%的人表示“可以原谅”。博士培养过程日趋利益化功利化,甚至成为了学术不端的源头

在“老板制”建立之后,作为培养创新型研究型人才的博士培养过程日趋利益化功利化,甚至成为了学术不端的源头。

一名给导师“做过项目”的博士向《法制日报》记者描述了项目的“生产过程”:“我们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马不停蹄地写出了数本关于某一研究领域的著作及教材,搭建起了某一分支学科的理论框架,而这些书的作者无一例外地挂上了我们导师的名字。”

至于项目的质量,一名读过上述项目中某本著作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那天晚上我越翻越觉得似曾相识,立刻跑到图书馆查阅,结果发现,和其他两位学者的书有不少雷同之处,好几个地方整整半页都是完全一样的,既没有引号也没有注释。”

最后,这名业内人士为该著作下了结论——“至少有三分之一是抄的”。

更有甚者,在师生关系异化为雇佣关系之后,一些看似荒唐的现象随之出现:2006年,上海某高校就曾发生过几名研究生不满导师“剥削”而集体将其“炒掉”的事件；还有的导师让研究生帮其著书,自己却不进行任何指导或把关,学生为了表示“无声的抗议”,竟连篇累牍地抄袭别人的著作,引发官司,让导师的丑闻最终曝光。

但是,在博士培养的“老板制”在中国得到普遍建立之后,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做“项目”的过程和方式。

一名“做过项目”的学生说:“这不能算抄,我也付出了劳动,在网上找了很多资料,更何况,很多项目都是这么做的。”
此前,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博士赵延东曾受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之托,主持过一项有关博士毕业生学习和就业情况的大型实证研究,“从调查结果看,目前学术不端行为的社会影响已呈蔓延之势,受访的接近2000名博士毕业生中,一半以上的人表示听说过自己周围的老师或同学有过抄袭、造假等学术不端行为。”赵延东说:“虽然这一比例并不代表学术不端行为发生的实际比例,但却说明,学术不端行为可能造成的社会影响是非常大的。”

在赵延东的调查中,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发现,那就是——“39%的博士认为学术不端‘值得同情’,23%的人表示‘可以原谅’”。

“博士生对周围学术不端行为的感知和认识是影响他们对学术不端态度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博士生越是感觉周边环境中学术不端行为比较普遍,就越可能对学术不端行为持同情和原谅的态度。”赵延东对记者说,“这一结果有力地说明,学术不端行为不仅会败坏学术风气,还会对新一代研究者产生一种极恶劣的‘示范’效应。那些在充斥着这种不良风气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学子们,很容易受到学术不端行为的引导,形成错误的价值观念。即使那些已经掌握学术规范、形成正确科学价值观念的人,也很容易被‘拉下水’,逐步认同学术不端行为。”

“博士生是未来科研力量的主力军,如果他们对科研道德和学术规范的知识都熟视无睹甚至习以为常,我们怎么能够希望他们会在未来的科研工作中严格遵守规范,自觉地杜绝学术不端行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坦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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