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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智庫:意象三角 中美與兩岸
2022/1/29 15:36:06 | 浏览:1014 | 评论:0
中評智庫:意象三角 中美與兩岸
 
新世紀以來,台灣問題在國際社會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
 
中評智庫:意象三角 中美與兩岸
圖1:“意象三角”作用於兩岸關係的過程
中評智庫:意象三角 中美與兩岸
圖2:“意象三角”模式下的兩岸關係走勢分析〔26〕
 
  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政治研究所國際關係博士研究生宮高傑、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教授孫雲在中評智庫基金會主辦的《中國評論》月刊1月號發表專文《新世紀以來中美互動下的兩岸關係外部因素――基於“意象三角”的分析模式》,作者認為:兩岸關係的形成與發展是多種意象互動博弈的結果,其中外部環境意象是影響兩岸關係的一大變數。在國際體系意象中,東亞地區體系的結構性變動是影響兩岸關係的主要外部因素;在國家意象中,中美等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博弈對兩岸關係的緩和、緊張起催化作用;在個體意象中,決策者對台灣問題及當時所處環境變化的認知直接作用於兩岸關係。三類意象既分別作用於兩岸關係,又相互影響。本文將意象分析與“戰略三角”博弈模型相融合,提出“意象三角”的分析模式。通過在“意象三角”模型中的角色分析和演化結果顯示,兩岸關係在三類意象的不同組合關係中呈現出“前景最優”、“前景次優”、“前景堪憂”和“急劇惡化”四種情況的發展走勢。文章內容如下:

  新世紀以來,台灣問題在國際社會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國際格局呈現多極化發展趨勢,東亞地區權力格局發生巨大轉變,台灣地區在此形勢下也不斷追求超越自我身份和實力的地位。國家間的競合關係影響著台灣地區參與國際事務的方式,尤其是中美互動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兩岸關係的發展走向。此外,由於美國多元決策體制的特性,決策者直接影響美國對外政策,因此決策者因素也是影響兩岸關係的主要外部因素。三類意象不僅直接作用於兩岸關係的發展演變,相互間也會產生互動和影響。本文提出“意象三角”的分析模式,兩岸關係在該模式下產生了多種可能的發展走向。

  一、意象分析與“戰略三角”的融合建構

  肯尼斯·華爾茲(Kenneth N. Waltz)在分析國家間發生戰爭的原因時,使用了這一概念。〔1〕他認為國家之間發生衝突的原因,不僅是國家因權力和力量失衡而導致,國際體系在結構層面也規範了國家間發生互動的方式。同時,他將個體意象作為制定和形成對外政策實際影響因素。戴維·辛格(J. David Singer)強調將國際體系與國家兩種意象相結合來分析國際關係中的各種問題,儘管他沒有將個體意象作為一個獨立的分析變量來解釋國際關係,但是他對華爾茲在個體這一意象分析上的開創性嘗試持肯定態度。他們都強調將意象因素作為分析國際關係過程的自變量,注重塑造國際體系對整個國際關係過程的分析和解釋力,側重於從國際體系的宏觀層面來描述和解釋國際關係中存在的現象和問題。〔2〕
  實際上,個體、國家和國際體系三者之間的聯繫不是偶然的,而是相互嵌入在研究對象之中。國際體系的結構性變動影響行為體之間發生互動的方式和作用。在國際體系中,若權力高度集中於某一行為體,就會發生權力失衡的情況,體系的約束力就會減弱,行為體之間可能會因失衡的國際體系結構而發生衝突,也容易導致行為體在對外政策上的扭曲。相反,當國際體系中的權力高度分散時,那麼該體系將處於高度穩定的狀態。〔3〕而一國對外政策取向也會影響國家間的互動模式,國家對外行為實踐不僅會影響自身的行為動機,也會影響其他國家的政策反應,並取決於它與其他國家的關係,又與國家自身所處的國際體系政治環境相關,最終還會影響到體系的性質。新古典現實主義者也認為國家尤其是大國的戰略選擇和互動塑造了國際體系的性質和結構狀態。〔4〕此外,行為體對外政策形成以及與其他行為體之間的互動方式也取決於決策者的個人風格和心理認知。決策者的認知和行為在某種程度上會改變行為體的立場,並且這種改變會外溢到地區和國際體系中去。〔5〕行為體的對外政策也受到決策者對環境變化感知的影響,決策者對決策環境越敏感,對不同觀點和不同信息的吸收性就越強;反之則越弱。〔6〕決策者的個人經歷也會影響和塑造其決策風格的形成,基於決策風格基礎上的認知會影響對外政策的結果。三類意象在描述國際關係中的各種現象時,不僅分別作用於研究對象,而且三者之間也是相互聯繫的,對於分析某一具體事物面臨的外部環境變化時,具有較強解釋力。當三類意象相互交織並兩兩產生互動時,就會對研究對象形成新的作用效果,這種作用過程就是三角互動的過程。

  “戰略三角”最早由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政治學教授洛厄爾·迪特默(Lowell Dittmer)提出,他在論述中、美、蘇三角關係時引入了“戰略三角”博弈理論,並將三角關係互動的結果演化為三種類型:即“三角共處”(ménage à trois)〔7〕——三角之間的良性互動、“浪漫三角”(Romantic Triangle)——其中一角與另外兩角關係良好而另兩角之間矛盾衝突、“穩定的婚姻”(Stable Marriage)——其中一角分別與另兩角矛盾衝突而另兩角之間關係良好。〔8〕後來的研究者又在這三者的基礎上對“戰略三角”互動模型進行了完善,補充了第四種演化類型——“緊張三角”(Tension Triangle),即三角之間關係相互衝突。〔9〕但是在眾多關於“戰略三角”的文獻中,幾乎所有研究者都將三角界定為單一行為體,即國家或地區這一中觀意象層面,將中觀意象的行為體布局於三角之中,在這個單一層次上考究三個行為體之間在“戰略三角”中的互動狀態和演化結果。諸如對冷戰期間的中美蘇戰略大三角,以及冷戰後中美俄、中美印、中美日等國家行為體之間的“戰略三角”關係的研究。在研究台灣問題時,國(境)外學者多將中國大陸、中國台灣、美國引入“戰略三角”模型中討論,並演化出不同類型的互動結果,〔10〕這一三角關係缺乏合理、合法性,對台灣地區的歸屬問題預設了前提,實際上是將台灣地區單獨作為一個具有“主權”的行為體來論述的,這顯然嚴重違背法理事實,違反“一中原則”,必須加以嚴正批駁。因此國內學者在研究台灣地區與其他國家之間的關係時,並無前述之論述,而是將其嚴格置於一個中國框架下來討論的。此外,也有學者提出“跨層次分析方法”或“混合層次分析方法”等意象分析模式,〔11〕但對該模式如何作用於研究對象則未給出明確的答案。
  兩岸關係面臨的外部環境是複雜多變的,如何在眾多外部因素中找到影響兩岸關係的脈絡規律,梳理兩岸關係發展走向,仍是當前值得探討的問題。前期學者們無論是討論大國“戰略三角”關係還是將其運用於兩岸關係中,都是從平面視角出發,討論了單一意象上的三角互動模式。但實際上兩岸關係不僅僅是國家(地區)行為體之間的互動反應,也與決策者的認知差異和行為體所處的國際體系結構有關,這三類意象之間相互作用的結果才是影響兩岸關係發展趨勢的主要外部因素。三類意象中的每一意象分別對應於“戰略三角”中的每一個角,由此引發的三角互動就轉變成了三類意象之間的互動過程。而這三類意象本身又居於不同層面,它們之間兩兩組合形成多對互動關係。將三類意象所建構的“意象三角”模型運用於兩岸關係的分析,更能夠準確把握其中的影響因素和發展走向。

  (圖1:“意象三角”作用於兩岸關係的過程)
  二、影響兩岸關係的外部意象

  (一)東亞地區體系變動塑造兩岸關係的外部環境

  在國際體系中,處於地緣政治上兩個大國之間的地區最容易受到體系結構變動帶來的衝擊。而處於東亞地區體系框架下的台灣,正好就處在中美戰略競爭的交鋒處,也處於東亞權力體系交匯的中心點。台灣地區實際處於中美權力交匯處的這一地緣政治特徵使得台海局勢極易受到中美力量對比不平衡帶來的體系結構變化的影響。〔12〕系統結構又隨著單元能力分配的變化而變化。〔13〕在東亞權力體系格局中,存在著不同性質和類別的體系單元和類單元形態。中美作為東亞國際體系發展的主要單元構成,毫無疑問在兩岸關係上起到了穩定器和壓艙石的作用。單元內部以及單元之間的互動對國際體系的變革會產生重要影響,〔14〕中美兩個行為體之間是否保持穩定互動與和平競爭態勢直接關係到兩岸關係以何種形態出現在東亞地區體系框架內,進而影響到東亞地區權力體系的變動程度。
  兩岸關係的變化發展已成為東亞地區的焦點問題,東亞地區其他行為體的行為動機也會對東亞權力格局產生影響並間接作用於兩岸關係。美國在東亞的同盟體系是其得以在台海地區實現“離岸平衡”,通過台灣問題對中國大陸實施“長臂管轄”的主要抓手。通過攜其盟友遏制中國在東亞地區的發展來不斷滋擾兩岸關係。尤其自特朗普上台以來,這種藉助同盟力量制衡中國,並通過台灣問題牽制中國的意圖愈發明顯。特朗普政府出台的“印太戰略”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通過台灣問題作為其戰略意圖輸出路徑,對中國進行進一步的戰略遏制;通過台灣問題事關中國主權這一本質,實現對中國的極限施壓,破壞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外部環境,造成東亞地區體系結構的碎片化。台灣當局更是積極迎合美國的戰略部署,通過充當美國“印太戰略”的“急先鋒”,不斷破壞東亞地區體系的內部結構,造成體系失衡。2020年5月台灣地區領導人蔡英文在其就職演說中就強調,“希望通過在印太地區扮演更積極的角色,以維護台灣的和平、穩定與繁榮”。〔15〕台灣當局試圖通過“聯美抗陸”,在東亞體系的天平上竭力偏向美國,力圖動搖原有較為穩定的東亞地區權力格局,破壞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現狀。拜登上台後,延續了前任政府在東亞地區的結盟體系和利用盟友對中國進行制衡的策略,在台灣問題上更加側重於提升台灣地區的“防禦”水平,並通過這種方式向“台灣當局”輸入美國會一如既往的支持“台海穩定”的信心和決心。此外,拜登政府還將通過繼續實施“印太戰略”為背景,充分利用在東亞地區的多邊和雙邊安全機制來制衡中國大陸對台灣地區的“不對稱”戰力,通過提升潛在的“威懾”可信度和“威懾”預期,塑造有利於“協防”台灣的外部環境。

  儘管中美在台灣問題各持立場,存在分歧,甚至有時還會發生低烈度的外交衝突,但這些分歧和衝突都始終處在全球性形勢變革的過程當中。在這一過程中,來自諸如中東問題、國際恐怖主義、全球氣候變化、海上能源安全、核擴散等全球性挑戰都是各國需要共同面對的問題,這些全球性問題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台灣問題在整個國際體系中的“熱度”。通過對共同的挑戰積極應對,國家間的互動和互信也得到加強,有助於國際體系的結構穩定與和諧,由此也保證了發展兩岸關係所擁有和平穩定的外部環境。

  (二)中美互動影響著兩岸關係發展變化

  從外部環境發展來看,兩岸關係發展變化受到中美兩國的利益博弈與關係互動的影響。自2000年以來,中美關係一直處於競合交替變換的狀態。作為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大國,雙方在全球領域必然會出現國家利益和戰略布局上的交集,這種交集使雙方在不同地區產生了不同形式的互動。在東亞地區,由於中美在台灣問題上的戰略博弈直接表現為對台灣地位的認知和立場變化,因此兩岸關係也隨著中美關係的緩和與緊張出現交替性變化的特徵。
  小布什上台之初,極力推行單邊主義,一度將中國定義為“戰略競爭者”,並採取在亞太結盟的方式實現對中國的戰略圍堵。美國一直以來的戰略目標是竭力遏阻中國突破“第一島鏈”,而台灣正處於“第一島鏈”中心位置上。通過利用“日本——中國台灣——菲律賓”所構成的島鏈戰略,緩衝中國對台海以東的戰略力量投射,削弱中國在亞太地區日益增長的實力和影響力,從而確保美國在這一地區的戰略主導地位。美國認為中國在台海地區所布局的軍事力量不僅旨在防止台灣具備“獨立”的條件,更深層次的戰略目標在於準備在對“台獨”威懾無效時通過武力解決台灣問題。〔16〕如果中美之間以這種方式持續互動,很可能會加深雙方對彼此的“戰略互疑”並引發中美之間的軍備競賽,雙方的安全互動將呈現出螺旋式上升的軌跡,這種安全互動必然會波及兩岸關係,導致台海出現緊張局勢。加之陳水扁當局在此期間又搞所謂的“和平公投”和“入聯公投”,導致兩岸關係一度劍拔弩張。

  奧巴馬政府時期,由於一上台就面臨全球金融危機的嚴重挑戰,因此復甦美國經濟,成為其執政初期的優先事務。奧巴馬政府在台灣問題上表現為:以“重返亞太”為全局戰略部署,但是依舊承諾尊重中國的“核心利益”,即在台灣問題上表示奉行“一個中國”政策,但同時通過對中國實行“接觸——遏制”兩面下注的策略,力圖壓縮中國的戰略發展空間,並在台灣問題立場上保持所謂的“現狀”,對台灣實行“戰略模糊”的布局。實際上,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主要目標是通過維持兩岸現狀,以“雙重威懾”為互動方式,力圖防止兩岸發生任何改變現狀的情況,以降低美國陷入台海風險的可能性。總體來看,這一時期中美能夠較好地把握台灣問題互動的量度,且中美雙方對彼此在亞太地區發揮建設性作用表示歡迎,都認為中美應攜手維護包括台海局勢在內的亞太地區的和平繁榮與穩定。〔17〕此外馬英九執政時期也主張兩岸“外交休兵”,這一時期兩岸關係在一定程度上擁有較為寬鬆的外部環境。

  自特朗普上台以來,中美關係急轉直下。在兩岸關係上,美國多次指責中國單方面破壞台海現狀,並企圖通過強化對台灣的“實質幫助”以對抗中國大陸在台海地區戰略優勢。而這實質上是為了後續的對台軍售做鋪墊,這是美國在台灣問題上觸手可得的利益。2020年7月和10月,美國國務院分別批准了來自美國國防部國防安全合作局(Defense Security Cooperation Agency)的總價值為6.2億美元和18億美元的對台軍售。在10月的軍售武器中,包括了“海馬斯”高機動火箭炮系統、防區外精確打擊導彈SLAM-ER、F-16戰機新型偵察吊艙等一系列具有攻擊性的武器設備。對台軍售的武器性質由防禦型轉變為攻擊型,這表明美國有意挑撥兩岸關係。美台之間相互勾連,刻意製造台海緊張局勢,造成兩岸關係持續對立。實際上台灣當局決定對美軍購並不能夠增強其軍事“防禦”能力,而是欲通過與美國達成武器貿易協定,確保美國會履行承諾,幫助台灣抵禦來自大陸的“潛在軍事威脅”。〔18〕實際上美國歷屆政府的對台軍售不僅不能解決台海安全問題,反而會給島內“台獨”勢力傳遞錯誤信息,加劇兩岸關係對立與台海緊張局勢,這也並不符合美國的利益。
  拜登上台後,美國國務院隨即就對台灣問題做出了“強硬”聲明,指責中國大陸通過多種強勢手段對台灣進行“施壓”,美國新任國務卿也對台灣問題進行了強硬表態,聲稱美國新政府將繼續尋求和支持台灣保持自衛的能力。〔19〕2021年3月,在中美安克雷奇會晤中,雙方劍拔弩張,美國在台灣問題上對中國大陸指指點點,在其他領域,雙方的認知分歧巨大。但與此同時,拜登政府也公開表明不支持“台獨”,〔20〕長遠來看,中美關係發展的總體態勢將影響中國大陸處理兩岸關係的方式與能力。雙方信任感越強,在應對兩岸關係上的靈活度就越強,也會更富有創造性,反之則會導致兩岸關係陷入僵局。

  (三)決策者性格和認知偏好影響兩岸關係變化發展

  決策者的認知能力和對環境的敏感性將對國家的戰略意圖和國家外交風格產生極大影響。〔21〕由於美國領導人自身不同的經歷以及不同的認知偏好,加之對環境因素的反應差異,導致了中美關係跌宕起伏,而中美關係的變化又直接影響到兩岸關係發展走向和嚴緩程度。從個人風格偏好視角來看,幾任美國領導人都有著不同的決策風格和對兩岸關係的認知偏好。小布什作為新世紀以來的美國第一任領導人,正經歷冷戰結束,國際政治出現權力真空,美國在國際上“一枝獨秀”的巔峰時期,其個人風格也顯得較為孤傲和對國際社會的藐視,“作為一個行動主義者,他認為採取主動的行動可以最好地消除不確定性。”〔22〕在台灣問題上,小布什的決策對中國大陸構成極大的安全挑戰,他本人也被認為是“台灣在白宮的最有力支持者”,甚至公開宣稱“美國將竭盡全力幫助台灣保衛其安全”。這種無所畏懼的決策風格導致了因中美關係緊張而變得更加對立的兩岸關係。奧巴馬由於其豐富的個人經歷,對中國的發展更能夠持一種包容和樂觀的態度。〔23〕與前任政府相比,奧巴馬對中國的崛起持開放態度,歡迎中國加入美國主導下的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並將中國視為“全球性戰略夥伴”,因此在兩岸關係中沒有肆意的“從中作梗”。此外,奧巴馬善用規則和體系來與中國進行互動,更多的是將台灣問題納入到其“亞太再平衡”戰略中來,而非刻意挑起台海爭端。特朗普則是一個極其個性化的領導人,經常以自己的臆斷作為決策結果,國家決策經常呈現出一種無規律可循的情況,而這種“以個性化決策為特徵的決策方式通常會提出激進的外交政策”〔24〕,這種極其不負責任的個性化決斷造成兩岸和中美之間緊張的氛圍。特朗普也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交易總統”,他主張貿易和對等關係,為了商業利益可以改變自己的政治立場,這是一種典型的商人邏輯。他的這種商人邏輯在台灣問題上對中國形成了極大戰略壓力,對處理兩岸關係的傳統互動模式造成了困擾。這種“原則理性”而“手段非理性”的決策方式極大地增加了中美在台灣問題上發生衝突的風險,也使得兩岸關係更加的不可預測和複雜化。拜登則是美國建制派的代表,他個人更善於利用規則和體系來與中國大陸展開對話,在台灣問題上傾向於改變既有互動模式,通過充當兩岸關係發展的“中間人”〔25〕和“協調者”,試圖在保持兩岸現狀的基礎上進行“有限性介入”,“修正”兩岸之間的“不對等”態勢。
  從美國領導人對其所面臨的外部環境認知來看,四任美國領導人在台灣問題上都因受到外部環境的制約而調整其對台戰略,重新認知兩岸關係。小布什執政初期,美國發展勢頭正旺,在國際體系中處於金字塔頂端,為小布什在對外決策上的專斷獨行提供了絕佳的外部壞境,其對外決策和行為幾乎不受到任何限制。從2001年開始,小布什政府就多次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的提案,並保持與台灣密切地軍事交流,強化對台軍售,通過強化台灣“防禦能力”對中國大陸施壓。而“9.11”事件以後,由於美國所面臨的全球安全形勢的變化,國內對於打擊恐怖主義的壓倒性的一致態度,使得小布什不得不對台灣問題的態度也開始逐漸軟化。奧巴馬執政時期,出於全球金融危機對美國的巨大打擊和中國實力迅猛增長引致國際格局發生巨大變化的認知和考量,在處理兩岸關係問題上,走的是一條謹慎且較為保守的外交路線。他利用“戰略東移”的契機,將台灣納入其亞太戰略的考量,充分利用台灣這枚“棋子”來制衡中國大陸,而不是直接與中國大陸在台海地區發生任何形式的衝突。相較於前兩任美國領導人,特朗普執政時期所面臨的國際國內環境都較為不利。在國際上,美國發展勢頭日漸衰弱,全球影響力已大不如從前,加之特朗普行事風格“一反常態”,不斷“退群”,幾乎全部拋棄了前任奧巴馬的“全球承諾”,造成國際秩序一定程度上的失序和國際體系的結構弱化。在台灣問題上進一步試探中國大陸的底線,試圖在目前中美激烈的戰略競爭中扳回一局,給兩岸關係徒增變數。新任拜登政府則面臨著疫情後的中美關係再定位的問題。由於前任特朗普政府對新冠疫情的不重視,導致美國感染人數急劇增加,美國國內經濟遭致全面衰退,國內種族矛盾也不斷激化。而在全球層面,由於前任政府扔下的“爛攤子”,導致美國的國際信譽嚴重受損,同盟體系日益鬆散,這些外部環境的變化對拜登的對台政策產生了影響。未來拜登政府將“重整旗鼓”,修復與盟友的關係,恢復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通過盟友或多邊機制而不是美國單獨行動來“介入”台灣問題,並將台灣作為“棋子”,以換取中國大陸在全球氣候、海上安全、人權等領域的合作與讓步。

  三、“意象三角”模式下兩岸關係走勢分析

  為了更好的理解國際體系、國家與個體三類意象之間的互動關係以及三者共同作用於台灣問題這一過程,本文採用“意象三角”的分析模式來對兩岸關係的發展趨勢進行多維度的立體解析。前提是假定國際體系處於有序發展的狀態,且體系中單元結構穩定。將國際體系與決策者認知這一對關係作為自變量,將國際體系與國家間互動、決策者認知與國家間互動這兩對關係作為因變量,通過對國際體系與決策者認知這一對變量的控制,使另外兩對因變量根據自變量來確定其不同的狀態,並生成多對不同情況的變量關係,進而推導出兩岸關係的幾種發展趨勢。為了理解上的便利,我們將變量互動與作用於兩岸關係的分析模式進行了簡化處理,並呈現出以下4種趨勢(8種情況):
  由圖示分析可知,兩岸關係發展前景在“意象三角”模型下將呈現“前景最優”、“前景次優”、“前景堪憂”和“急劇惡化”四種發展態勢。第一,當國際體系與決策者動機和中美互動三種外部意象在兩岸關係上呈現“正向一致”傾向時(圖2-1示),兩岸關係“前景最優”,總體局勢會偏向和平發展的趨勢。第二,兩岸關係發展態勢表現為“前景次優”又分為三種情況。當國際體系與決策者動機、中美互動保持“正向一致”,而決策者動機與中美互動為“負向一致”(圖2-2示);當決策者動機與國際體系、中美互動保持“正向一致”,而中美互動與國際體系為“負向一致”(圖2-3示);當中美互動與決策者動機、國際體系保持“正向一致”,而決策者動機與國際體系為“負向一致”(圖2-5示)。以上三種情況出現時,兩岸關係“前景次優”。第三,兩岸關係發展態勢表現為“前景堪憂”也分為三種情況。當中美互動與國際體系、決策者動機均為“負向一致”,而決策者動機與國際體系為“正向一致”(圖2-4示);當國際體系與中美互動、決策者動機均為“負向一致”,而中美互動與決策者動機為“正向一致”(圖2-6示);當決策者動機與中美互動、國際體系均為“負向一致”,而中美互動與國際體系為“正向一致”(圖2-7示)。以上三種情況出現時,兩岸關係“前景堪憂”,整個國際大環境沒有給兩岸創造和平穩定的發展機遇,兩岸關係未來走勢並不明朗,發展形勢不樂觀。第四,當國際體系與中美互動、決策者動機均為“負向一致”時(圖2-8示),兩岸關係面臨著最嚴峻的外部環境挑戰,其前景將“急劇惡化”。

  總體來看,祇有當國際體系、決策者動機與中美互動三類意象中至少兩者或以上保持“正向一致”時,兩岸關係才會走向和平發展的趨勢。而當以上三類意象中祇有一對互動關係為“正向一致”或相互間均為“負向一致”時,兩岸關係將出現不斷惡化的發展趨勢。理解三類意象所形成的多對互動關係是分析兩岸關係發展趨勢的前提。

  四、結語

  兩岸關係的發展變化是多種環境因素作用的結果,是各種意象不斷互動所形成的局面。通過對三類意象分別作用於兩岸關係的過程分析,有助於釐清影響兩岸關係發展的各種外部挑戰。通過將“意象三角”分析模式運用於分析兩岸關係的發展,則有助於從多維視角研判新世紀以來中美關係下的兩岸關係的發展前景。未來兩岸關係的發展變化,將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三類意象所形成的多對互動關係的影響。

  基金項目:本文為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建構兩岸命運共同體的理論與實踐研究”階段性研究成果(項目批准號:16JJDGAT003)
  注釋:

  〔1〕“意象”即“層次”,後來的學者多將華爾茲的意象分析方法總結為層次分析法,本文使用了原作者的原意。參見:Waltz, Kenneth Neal, Man, the state, and war:A theoretical analysis,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ix;[美] 肯尼斯·華爾茲:《人、國家與戰爭:一種理論分析》,信強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1頁。

  〔2〕秦亞青:《層次分析法與國際關係研究》,《歐洲》,1998年第3期,第9-10頁。

  〔3〕Singer, J. David, "The Level-of-Analysis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orld Politics:A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1, p. 91.

  〔4〕[加拿大] 諾林·利普斯曼、[美] 傑弗里·托利弗、斯蒂芬·洛貝爾:《新古典現實國際政治理論》,劉豐、張晨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前言第Ⅱ頁。

  〔5〕Hussain, Nazir, and Fatima Shakoor, "The Role of Leadership in Foreign Policy:A Case Study of Russia under Vladimir Putin," IPRI Journal, Vol. 17, No. 1, 2017, p.6.

  〔6〕張清敏:《對外政策分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第83頁。

  〔7〕迪特默教授在描述“三角共處”這一形態時使用的是法語ménage à trois,此處中文意思引自:王曉虎、耿署:《試論美國為何不會協防台灣:權力樞紐與非對稱戰略三角視角》,《台海研究》,2017年第1期,第63頁。

  〔8〕Dittmer, Lowell, "The Strategic Triangle:An Elementary Game-Theoretical Analysis," World Politics, Vol.33, No.4, 1981, p. 489.

  〔9〕此處“緊張三角”(Tension Triangle)表述是本文作者根據已有研究總結而來,但對“緊張三角”關係的相關論述早已有之,參見:夏立平:《當代國際關係中的三角關係:超越均勢理念》,《世界經濟與政治》,2002年第1期,第18頁。

  〔10〕對於將“戰略三角”模型適用於台灣問題的討論時,國(境)外學者多是直接將中國大陸、中國台灣、美國看作三角,並通過三角互動來分析台灣問題的發展走勢,參見:Cabestan, Jean-Pierre, "The strategic triangle between Taiwan, China and the USA:A European perspective,” European Perspectives on Taiwan. 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2012, pp. 125-143; Wang, Vincent Wei-cheng, “Prospects for US-Taiwan relations," Orbis, Vol. 60. No. 4, 2016, pp. 575-591. 包宗和:《戰略三角角色轉變與類型變化分析——以美國和台海兩岸三角互動為例》,《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包宗和, 吳玉山主編),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9年;張昌吉、初國華:《戰略三角理論與台灣的三角政治》,《問題與研究》,2010年第1期;陳翰民:《台灣、中國大陸與中美洲國家三邊關係之分析(2000-2008)》,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學位論文,2011年。

  〔11〕周文星、林岡:《兩岸關係研究中的層次分析問題》,《台、港、澳研究》,2020年第1期,第27-28頁。

  〔12〕Holland, Emily. Perspectives on Taiwan:Insights from the 2017 Taiwan-U.S. Policy Program. Report.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8. p. 4.

  〔13〕[美] 肯尼斯·華爾茲:《國際政治理論》,信強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54頁。

  〔14〕左希迎:《層次分析的反思與研究領域的拓展》,《世界經濟與政治》,2008年第7期,第66頁。

  〔15〕台灣地區行政部門網站,“台灣當局領導人蔡英文就職演說”,2020-05-20,https://www.president.gov.tw/NEWS/25319,訪問時間:2020-07-12。

  〔16〕Garrett, Banning, et al. Taiwan In Search of a Strategic Consensus. The Atlantic Council of the United States , 2006, pp. 17-18.

  〔17〕"U.S.-China Joint Statement,"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Nov 17, 2009,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us-china-joint-statement,訪問時間:2021-03-22.

  〔18〕Garrett, Banning, et al. Taiwan In Search of a Strategic Consensus. The Atlantic Council of the United States , 2006, p. 6.

  〔19〕中評網:拜登上台後美國務院對台灣問題首發聲明,2021年1月24日,http://www.crntt.com/doc/254_14730_105992715_1_0124112253.html,訪問時間:2021年5月4日。

  〔20〕"Reality check for DPP:US 'does not support Taiwan independence':Global Times editorial," Global Times, July 7, 2021, https://www.globaltimes.cn/page/202107/1228113.shtml, 訪問時間:2021-07-24.

  〔21〕Ariel Ilan Roth, Leadership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 Balance of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World War II,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 42.

  〔22〕ervis, Robert. "Understanding the Bush Doctrine."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 Vol. 118, No. 3, 2003, p. 373.

  〔23〕 陳宗權:《第一任期奧巴馬政府眼中的中國形象——兼與小布什政府對華形象認知的比較》,《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3年第4期,第97頁。

  〔24〕Steven Lee Myers, The New Tsar:The Rise and Reign of Vladimir Putin, New York:Knopf Doubleday Publishing Group, 2015, p. 210.

  〔25〕周忠菲:《拜登政府推行兩岸關係政策的可能性及其對台灣的影響》,《統一論壇》,2021年第2期,第14頁。

  〔26〕圖中“+”表示相鄰兩類意象之間為“正向一致”,即表示兩岸關係處於有利的外部環境中;“—”表示相鄰兩類意象之間為“負向一致”,即表示兩岸關係處於不利的外部環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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