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  著名思想家、政治理论家

　　Notre héritage n’est précédéd’aucun testament——“留给我们的珍宝（遗产）没有任何遗言”，这句话也许是法国诗人兼作家勒内·夏尔（René Char）突如其来的警句中最奇特的一句，一语道破了四年的抵抗运动对整整一代欧洲作家和文人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对他们来说，法国的沦陷，这一完全出乎意料的事件，一天天瓦解了这个国家的政治景观，留下来的是被恶棍或傻瓜像木偶般操纵着的一个滑稽场面，而且让他们这些实际上从来不参与第三共和国公务的人，也被一股仿佛来自真空的力量卷入了政治。结果，在毫无预备和很可能违背他们意愿的情况下，他们无可选择地创建了一个公共领域，在那里——抛开官场派头和敌友之见——一切有关这个国家的事务都以行动和言说的方式进行。这种状况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几年之后他们就从这个他们最初认为是“负担”的事情中解脱了出来，被抛回到他们现在发觉不过是轻 飘飘的、无关紧要的个人事务当中，再次脱离“现实世界”，被私人生活“悲哀的不透明性”（épaisseur triste）所包裹，这种私人生活除了自身之外什么都不关心。如果他们拒绝“回到他们的起点，回到［他们］最本然的行为”，他们就只能返回到从前各种对立意识形态的空洞冲突中，这些意识形态在击败了其共同的敌人之后，再次占领了政治舞台，使从前的战友分裂成无数个小集团（这些小集团甚至算不上派系，只是致力于无休止的打笔仗和口水战）。在真正的战斗还在继续的时候，夏尔曾清醒意识到的事便发生了，即“如果我幸免于难，我知道我将不得不远离这些重要年代的氛围，沉默地拒绝（而不是约束）我的珍宝”。他们已经失落了他们的珍宝。

　　这个珍宝是什么呢？就像他们自己所理解的，它似乎包含着两个相互关联的部分。一方面，他发现他“加入抵抗运动，在其中找到了自己”，他不再“带着毫不掩饰的不满，漫无目标地找寻（自己）”，他不再怀疑自己是“不真诚的”，是“一个生活中吹毛求疵的怀疑角色”，他终于敢于“袒露自己”了。在这种剥去了所有假面——包括社会指定给其成员的假面和个人为了在心理上反抗社会而自己造的假面——的袒露中，他们第一次让自由的幽灵光顾他们的生活。准确地说，自由的光顾不是因为他们反抗了专制和比专制更糟的东西（对于盟军的每个士兵来说，现实就是如此），而是因为他们变成了“质疑者”，首先向自己开炮，进而不知不觉地创造了位于他们之间的、自由得以展露的公共领域。“每当我们坐下来一块吃饭的时候，自由就被邀请来到了我们中间。椅子还空着，但位置已经设下了。”

　　欧洲抵抗运动人士既不是第一批也不是最后一批失去他们珍宝的。从1776年夏天的费城革命到1789年的巴黎革命，再到1956年秋的布达佩斯革命，这一系列在政治上浓缩了现代故事之精髓的革命史也可以以寓言的形式讲成一个有关古老财富的传说，这些宝贵财富就像海市蜃楼一样，总是在极不相同的形势下出乎意料地显现，又迅即消失。确实很有理由相信这些珍宝从来都不是现实而是幻影，相信我们这里说的不是什么实质性的东西而是一个幽灵，其中最好的一个理由就是，这些珍宝迄今为止都是无名的。难道一个不是在外太空而是在我们地球的世俗事务和人类事务中存在的东西，却连名字都没有？独角兽和仙女似乎都要比革命失落的珍宝拥有更多的实在性。可是，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向这个革命纪元的开端，特别是转向它之前的几十年，我们就会惊讶地发现，十八世纪的大西洋两岸都有一个对此珍宝的称呼，而且我不禁要说，这是一个甚至在珍宝本身消失之前就已长久被遗忘和失落了的名字。在美国它叫“公共幸福”，这个名字包含着“德性”和“荣耀”的弦外之音，我们较易理解的是它对应的法国名字，即“公共自由”；不过对我们来说难理解之处在于，这两种情况下强调的重点都是“公共”。

　　不论它是什么，当诗人说留给我们的珍宝没有遗言的时候，他暗示的就是这笔失落财富的无名状态。遗言，告诉继承人什么是合法地属于他的，把过去的财富遗赠给未来一代。而没有遗言，或回到这个隐喻的所指，即没有传统，在时间长河中就没有什么人为的连续性，对人来说既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只有世界的永恒流转和生命的生物循环。因为恰恰是传统选择了、命名了、传递了、保存了、指示了珍宝是什么和有什么价值。因此，这个珍宝不是由于历史遭际和现实困难而丧失的，而是由于失去了预见它的出现或实在性的传统而丧失的。因为没有传统，就意味着没有一个把它遗赠给未来的遗言。就政治现实来看，这一丧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而由于忘却，由于记忆的丧失，它的失落则达到了最高点，忘却不仅临到继承人身上，也临到那些曾在刹那间把珍宝握在掌中的行动者、见证人，即活着的当事人身上。因为记忆（虽然只是思想的一种方式，却是一种最重要的方式）只在一个预先设定的参照系中起作用，而人类心灵只有在极罕见的情况下能保存那些完全没有联系的东西。结果，最早忘记了这些珍宝像什么的人，恰恰是那些一度拥有它，却发现它如此奇特以至于不知何以名之的人们。当时这一点还不会令他们困扰；他们虽然不知道他们的珍宝叫什么，却非常了解他们所作所为的意义，知道他们的行动是超越了成败的：“对活着的人有意义的行动，只对死去的人有价值，而只有在继承它和质疑它的人的心灵里，才实现了完成。”由此可知，失落的悲剧不是从国家的解放几乎自动毁灭了无数潜藏的自由岛屿开始的，那些小小岛屿的毁灭不管怎么说都是注定了的，而是从不再有心灵去继承它、质疑它、思考它和记住它的时候开始的。问题的关键是，“完成”暗示了每个被付诸行动的事件必须最后落实在那些讲出这个故事，传达出其意义的人们心里；在行动之后没有这一思考的完成，没有记忆所实现的清晰阐明，就几乎没有故事可讲。

　　这里描绘的形势其实没有什么全新的东西。我们已经太熟悉理性、思想或理性话语经常性的激情澎湃了，这是那些从自身经验中了解到思想和现实如何分离的人们的自然反应，他们知道现实在思想之光面前已经变得晦暗，思想脱离了现实也不再焕发活力，要么变成无意义的废话，要么只是在丧失了任何具体含义的陈腐事实上不断打转。即使对这种困难的预先认识现在也为人所熟悉了。当托克维尔从新世界返回的时候，他不仅出色地懂得如何描绘和分析新世界，从而让他的著作在经历一个世纪沧桑巨变之后仍保持着经典的地位，而且他也十分清楚地意识到，夏尔所谓的行动和事件的“完成”仍然躲着他；夏尔的“留给我们的珍宝没有遗言”的话，听起来就像是对托克维尔的一句话的改写：由于过去不再把它的光芒照向未来，人们的心灵在晦暗中游荡。”就我所知，对这一困境的最准确描述可以在弗朗茨·卡夫卡的一个寓言里找到。在这方面，卡夫卡的寓言在文学中也许是独一无二的，是真正的启明（лɑραβоλαi），像光线一样投射到事件周围和边缘，不是照亮事件的外部存在而是有着像X光一样暴露其内部结构的力量，在此，就是暴露心灵不可见过程的力量。

　　卡夫卡的寓言是这样的：

　　他有两个对手：第一个从后面，从源头驱迫他；第二个挡住了他前面的道路。他跟这两个敌人交战。准确地说，第一个对手支持他和第二个厮打，因为他想把他往前推，同时第二个对手又支持他和第一个厮打，因为他要把他往后赶。但这不过是理论上如此。因为不仅仅有两个敌人在那儿，他也在那儿，有谁真正知道他的意图？其实他的梦想是在一个出其不意的时刻——这就需要一个比曾经有过的任何黑夜更黑的夜晚——跳出战场，凭着他在战斗中的经验上升到一个裁判的位置，旁观他的两个敌人彼此交战。这个寓言描写和洞察的事情，按内在逻辑就紧随在由勒内·夏尔的警句浓缩了其要旨的事件之后。实际上，它说的恰恰就是我们开头的警句没有讲明的、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卡夫卡的战斗始于行动走完了它自身的进程，作为行动结果的故事等待着“在继承和质疑它的心灵中”完成的时刻。心灵的任务是理解所发生的事情，而理解，按照黑格尔的看法，是人让他自身与现实和解的方式；理解的实际目的是与世界达成和解。麻烦的是，如果心灵不能恢复平静和引向和解，它就立刻发觉自己置于与自身的某种交战中。

　　不过从历史上看，现代心灵发展的这个阶段，至少受二十世纪发生的两个（而非一个）先前行动的引导。在勒内·夏尔这代人（在这里我们选他作为这一代的代表）被迫放弃文学事业上的追求和投身行动之前，另一代，只比他们稍稍年长的一代人，转向政治来寻求对哲学困惑的解决并试图从思想逃离到行动中来。正是这老一代人后来成了他们自己称为存在主义的代言人和创造者；因为存在主义首先是一条以毫不犹豫的献身行动来摆脱现代哲学之困惑的出路，至少法国存在主义是如此。而既然在二十世纪的大环境中，所谓的知识分子——作家、思想家、艺术家以及文人之类——只有在革命期间才能进入公共领域，革命就扮演了马尔罗曾经宣布的（在他的《人的命运》中）“曾经由永恒生命来担当的角色”：它“救赎了那些干革命的人”。存在主义，作为哲学家对哲学的反叛，不是出现在哲学业已证明不能把它自身的法则用于政治事务领域的时候，因为柏拉图所理解的政治哲学的失败，几乎与西方哲学和形而上学史一样古老；也不是出现在哲学同样证明了不能实现由黑格尔和历史哲学所指派给它的任务，即理解和从概念上把握那些造就了现代世界的历史现实和事件的时刻。实际上，在古老形而上学问题暴露了它的无意义性的时候，形势更令人绝望；因为它意味着这样一种命运降临到了现代人头上：他降生在这个世界上，但在这里，他的心灵和思想传统都不再能提出合适的、有意义的问题，更不要说对他自身的困惑给出什么答案了。而卷入和投身这个绝望的行动，献身行动（engagée），似乎抱定了一个希望：不是解决什么问题，而是和这些问题一起活着，不变成萨特曾经所谓的伪君子（salaud）。

　　发现人类心灵会因为某些神秘原因而停止正常运作，可以说，构成了我们这里要探讨的故事的第一幕。我在这里简略地提及它，是因为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的特殊反讽性质。在抵抗运动的最后几个月，也就是临近解放（liberation）——在本文中意味着从行动中脱离出来（liberate from action）——的时候，坚持写作的勒内·夏尔从他的反思中得出这样的结论：为未来的幸存者着想的呼吁，没有为他们之前的行动者着想的呼吁那么紧迫和强烈。如果谁要书写我们这个世纪的智识史，不是以代代相继的形式（在那种情况下历史学家必须忠实于理论和态度的连续性），而是以单个人物传记的形式，意图用比喻尽可能再现他心中实际发生过的事情的话，就会揭示出这个人的心灵被迫转了足足两圈而非一圈，第一次他从思想逃入到行动中，然后在行动，或不如说已采取的行动迫使他返回思想之后，他又一次从思想进入行动。在此期间值得注意的是，向思想的求助发生在一个特别的中间时期（in-between period），这个时期切入到历史时间当中，到那个时候，不论后来的历史学家还是仍健在的行动者和见证人都意识到了一个时代的间隙——由“已不再”的事情和“尚未”的事情共同规定的间隙。在历史上，这些间隙已经一再地显示出它们也许是包含真理的时刻。

　　我们现在可以回到卡夫卡，就事件逻辑来说他占据着最先的位置，虽然从年代上来说他位于最末（三十五年多来他的身后之名与日俱增，已经把自身确立为最前沿的作家之一，但卡夫卡之谜始终是难解的；卡夫卡之谜首先是对经验和思想之间固有关系的彻底颠覆。虽然我们一贯把内容的细致入微和行动的栩栩如生联系到现实经验的丰富上，而把脱离经验看成是思想的抽象过程为了获得秩序和精确性所必须付的代价，卡夫卡却凭借着纯粹的理智力量和精神想象力，从光秃秃的、“抽象”到最少的经验中创造出一种思想图景，并且丝毫没有丧失作为“真实”生活典型特征的丰富性、多样性和戏剧化元素。因为对他来说思考是现实最有生命、最有活力的那部分，他把这种让人总是满怀期待的不寻常天赋发挥得淋漓尽致，以至于虽然近四十年来发生了许多前所未有、出乎意料的事件，他仍没有停止令我们惊叹）。这个故事以简单凝练的形式记录了一个思想现象，一个我们可以称之为思想事件的东西。故事的场景是一个战场，过去和未来两股力量在那里彼此交战；在它们之间我们发现了一个卡夫卡唤作“他”的人，如果这个人真想立足，就必须和这两股力量战斗。从而，实际上同时进行着两场甚或三场战斗：“他的”对手之间的战斗以及在他们中间的这个人和每个对手的战斗。其实，之所以有战斗，纯粹是因为有这个人的在场，没有他，过去和未来的两股力量就会保持中立，乃至老早就相互抵消了。

　　值得注意的第一件事情是不仅未来被看成一股力量，即“未来洪流”，而且过去也被看成一股力量，而不是一种负担，尽管几乎所有的比喻都认为过去是一种负担，似乎人们不得不把它扛在肩上，活着的人能够甚至必须摆脱其死气沉沉的重负，方可迈入未来的门槛。用福克纳的话说，“过去从未死亡，它甚至没有过去”。另外，与人们期待的相反，竭尽全力返回起源的过去不是把我们往后拉，而是把我们往前推，而未来却使劲把我们往过去驱赶。从始终活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的人的角度看，时间不是一个持续统一体，一股无止无歇的连续之流；时间在中间、在“他”站立之处被打断了；而“他的”立足点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现在，毋宁是一个时间中的裂隙，“他”持续的战斗，“他”片刻不停地阻挡过去和未来停驻，才使这个裂隙得以维持。仅仅因为人切入到时间当中，仅仅因为他站在那里，混沌一片的时间之流才分割成不同时态；正是这个切入——用奥古斯丁的话来说是一个开端的开端——把时间洪流打碎成几股力量，因为这些力量聚焦在为它们指定方向的微粒或身体上，它们就开始彼此交战，并以卡夫卡描述的方式作用于人。

　　在不歪曲卡夫卡本意的情况下，我想还可以把这个比喻推进一步。卡夫卡描述了人的切入如何打破时间的单向之流，但颇为奇怪的是，他没有改变时间的传统形象，仍把它设想为一种直线运动。由于卡夫卡仍然保留着关于时间垂直运动的传统隐喻，“他”就几乎没有站立的余地，任何时候“他”想打出自己的一片天下，就会陷入这样的梦想：跳出战场，到战场之外或之上的领地中去。这个梦想难道不正是从巴门尼德一直到黑格尔的西方形而上学的古老梦想吗？这个领地难道不正是西方形而上学一直梦想的、作为思想本然所在的一个无时间、无空间的超验领域吗？显然，在卡夫卡对思想事件的描述中缺少的是一个空间维度，思考可以从那里切入而不必被迫完全置身于人类时间之外。卡夫卡气势恢弘的故事存在的一个缺陷是，如果时间的单向之流被分裂成指向和作用于人的两股敌对力量，它就不可能同时保留时间垂直运动的概念。由于人的切入打破了这个连续体，就势必让这两股力量发生扭转，偏离它们原来的方向；而如果是那样的话，它们就不会再头对头地相撞，而是在一个角度上相遇。换言之，“他”站立的裂隙不是一个简单的间隙，而是类似于物理学家称作力的平行四边形的位置，至少潜在地是如此。

　　理想情况下，形成力的平行四边形（卡夫卡的“他”在那里找到了他的战场）的两股力相互作用会造成第三股力，一个对角合成的力，它的起点正是前两股力相撞和发生作用之点。这个对角的力在一点上不同于引起它的前两个力：那两个互相敌对的力在各自的起源上都是无限的，一个来自无限的过去，一个来自无限的未来；虽然它们没有已知的起点，却有一个终点，那就是它们相撞的点。相反，对角合成的力在起源上是有限的，敌对力量相撞之处就是它的起点；它的终点却是无限的，因为它来自在起源上是无限的两股力量的相互作用。这个对角的力有已知的起源，过去和未来决定了它的方向，它的终点却在无限之中，这正是关于思想活动的完美比喻。如果卡夫卡的“他”能沿着这个与过去和未来保持等距的对角线施展他的力量，行走在这个对角线上，同时缓慢地、有节奏地向前和向后运动（这也是适合于思想序列的运动），他就不必像寓言要求的那样跳到战线之外，跳到这场混战之上，因为这个对角线虽然指向无限，但仍被束缚于、扎根于现在；其实他会发现——因为他被他的敌人驱迫到唯一的方向上，从那里他可以正确地看待和回顾什么是他真正的自己，什么是单单由于他自我切入的在场而造成的东西——一个由过去和未来两股力量创造和限定了的巨大的、不停变动的时—空；他会在时间中找到一个足以让他离开过去和未来而上升到“裁判”位置的处所，在那里他将以不偏不倚的眼光来评判这两股彼此交战的力量。
　　但是人们不禁要说，这只是“理论上如此”。实际上更有可能发生的，也是卡夫卡在其他故事和寓言中多次描述过的是，这个“他”找不到一个对角线让他可以跃出战场和进入由力的平行四边形建构的理想空间，最后“死于精疲力竭”：他的力量在持续的战斗压力下消耗殆尽，忘记了他最初的意图，唯独意识到这个时间中裂隙的存在，对他来说这块地方是他只要活着，就必须站立的位置，尽管那仿佛是一个战场而不是一个家园。

　　要避免误解：这里我用以比喻性和尝试性地形容当代思想状况的意象，只在精神现象（mental phenomena）的层面有效。用在历史时间或生物学时间内就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在历史时间和生物学时间中不会发生裂隙。仅仅就他是思索的人而言，即就他是长青的生命而言——卡夫卡正确地称他为“他”，而非某人——他以其具体存在的全部现实性活在过去与未来的时间裂隙中。我怀疑这个裂隙不只是一个现代现象，更不是一个历史材料，而是与人在地球上的存在共存的现象。它完全是一个精神场域，或者不如说是思想开辟的道路，是思考在有死者的时空内踩踏出的非时间小径，从中，思想序列、记忆和想象的序列把它们所碰触的东西从历史时间和生物时间的损毁中拯救出来。这个处在时间最核心的小小非时空（non-time-space），与我们出生在内的世界和文化不同，它只能被标示出来，但不能从过去传承下来。就如同每个新人都要让自身切入到一个无限过去和一个无限未来那样，每一代人都必须重新发现和开辟自己的道路。

　　可是问题是对此思考活动，这个居于过去和未来之裂隙中的活动，我们看起来既没有能力胜任，也没有做好准备。在我们历史长河中，实际上自罗马建国以来的上千年间，受罗马概念的影响，这个裂隙都是靠我们称之为传统的东西填补的。可是当现代的进步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秘密的时候，这个传统却被毁损得越来越微弱。在传统的红线最终断裂的情况下，过去和未来之间的裂隙就不再是思想活动特有的处境，而变成了那些少数以思考为业的人的专门经验。这种状况已成为一个真切的现实并困扰着所有人，也就是说成了一个有政治意味的事实。

　　卡夫卡概括了这个经验，这个站在过去与未来的冲突洪流中的“他”所获得的战斗经验。这个经验是一个思想中的经验——正如我们已注意到的，整个寓言是关于一种精神现象的；它像所有做某事的经验一样，只能通过实践，通过操练来赢取。（在这方面，就像在其他方面一样，这种思考活动不同于演绎、归纳和得出结论一类的思想过程，后者的非矛盾律和内在一致性的逻辑法则可以一劳永逸地学会，之后所需的只是应用。）下面的六篇随笔就是这样的操练，它们的唯一目的是获得如何去思的经验；它们并不包含何为思的对象和握有何种真理的指示，更不意欲重续传统断裂的红线或发明什么新奇替代品来填补过去和未来之间的裂隙。真理问题在这些操练中从头到尾都是悬而未决的；它们唯一关注的是如何行走在裂隙当中——或许那是真理最终显现的唯一场所。

　　特别是这些政治思想操练都取材于现实政治事件（尽管这些事件本身只是偶尔被提到），我的假定是思想本身是从活生生的经验事件中来的，必须始终把它们作为为思想指路的唯一路标。由于这些操练是在过去与未来之间进行的，它们就既包含着批评也包含着实验，但是这些实验并不企图设计出某种乌托邦性质的未来，对过去和传统概念的批判也不意欲“摧毁”。此外，以下随笔属批评的还是实验的，并不绝对，尽管粗略说来，前三篇的批评性质大于实验性质，后五篇的实验性质大于批评性质。其间，从批评到实验这一重心的缓慢转移并不是任意的，因为在对过去的批评性阐释中包含着一种实验要素，其主要目的是发现传统概念的真正起源，以便提炼出这些传统概念的原初精神，后者已经令人悲哀地从政治语言的关键词，如自由和正义、权威和理性、责任和德性、权利和荣耀中消失了，只留下一些可以塞进去几乎任何内容而不必考虑它们背后的现象实在的概念空壳。

　　在我看来，随笔作为一种文学形式跟我在头脑里进行的操练有着天然的亲近关系，我希望读者也会赞同这一点。像所有随笔集一样，这本练习之作显然也可以包括更多或更少的篇目而不改变其性质。这种统一性——对我来说就是以书的形式出版它们的理由——不是一种整体的统一性，而是一系列的运动，就像按照相同或关联的基调写的一套音乐组曲一样。它的序列是由内容决定的，就此而言本书可以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处理传统中的现代断裂和现代期望用来代替传统形而上学概念的历史概念。第二部分讨论两个核心的和彼此关联的政治概念，权威和自由；它以第一部分的讨论为预设，也就是说何为权威、何为自由这类直指根本的问题，只有在传统提供的答案不再适用、不再有效的情况下才会被提出来。最后的四篇文章，坦白地说，尝试把本书前两部分作出的思考用于我们日常面对的、切身相关的时事问题，当然不是为了找到明确的解决方案，而是希望在面对特殊问题时弄清要旨和获得一些信心。
（王寅丽、张立立 译）

汉娜·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的裂隙

“遗产被遗留给我们，没有任何遗嘱”（Notre heritage n‘est précédé d’aucun testament）。法国诗人兼作家雷内·夏尔（René Char）将四年抵抗运动对于整整一代欧洲文人的意义，都浓缩进他怪异而支离难解的格言集里，而这句格言或许是其中最为怪异的一条。对于这些文人来说，法国的溃败是全然出乎预料的事件，它日复一日地掏空了国家的政治舞台，将它留给无赖与笨蛋们上演的傀儡滑稽剧；而那些从未参与过第三共和国官方事务的人们，却被一股真空般的力量吸入政治之中。接着，毫无征兆地，或许还是违背了他们自觉倾向地，他们身不由己地建构起一个公共领域：这里没有任何官场的设备布置，也避开了朋友与敌人的目光，所有关乎国家事务的活动都是借由行动（deed）与言词（word）来进行的。

这种情况并未持续太久。没过几年，他们就从原本视作“重负”的状态中解脱，并被抛回到他们如今觉得轻如鸿毛、无关痛痒的个人事务之中；他们再度因“忧愁的不透明”（épaisseur triste）而与“现实世界”分离，而这私人生活的“忧愁不透明”除了自身外，其他什么都不关注。如果他们拒绝“回到〔他们的〕的起点，回到〔他们〕最贫乏的行为模式”中，就只能退回到对立意识形态之间那古老而空洞的争斗；在共同敌人被击败后，这种争斗就再度占据政治舞台，将先前的同袍战友们分化成无数个甚至称不上派系的小圈圈，并让他们卷入纸上战争的无尽争吵与诡计之中。当真正的战斗仍在进行时，夏尔就已经预见、已经清楚预料到的事情，如今已然发生：“如果我幸存下来，我知道我将不得不与这关键岁月中的芬芳决裂，并沉默地拒绝（而非克制）我的珍宝”。他们已经遗失了他们的珍宝。

这珍宝是什么呢？正如他们自身所理解的，它似乎由两个相互关联的部分组成：他们发现任何人“只要加入抵抗运动，就会找到自我”，他会停止“在赤裸裸的不满足中笨拙地追寻〔自我〕”，他将不再怀疑自己“不真诚”，不再怀疑自己是个“吹毛求疵、疑神疑鬼的人生演员”，也就是说他能够“坦荡前行”（to go naked）了。这赤裸坦荡摘除了所有的面具，这些面具有些是社会配置给其成员的，有些是个体在对抗社会的心理反应中自己制造出来的；而在这赤裸中，自由的幽灵在他们的生命历程中首度造访。这当然不是因为他们正在对抗暴政以及更甚于暴政之物（尽管这对任何联盟军队中的战士来说，都是真确无疑的），而是因为他们已经成为了“挑战者”，已然采取了主动，因此就算不曾知晓、甚至未曾留意，他们也已经开始在他们中间，创造出让自由得以显现的公共空间。“在我们共进的每一餐，自由都被邀请入座。虽然椅子总是空着，但那个位置始终设立。”

在遗失其珍宝的人之中，欧洲抵抗运动的人们既不是第一批，也不是最后一批。从费城的一七七六年之夏与巴黎的一七八九年之夏，直到布达佩斯的一九五六年之秋，这一段革命史政治性地道出了现代最深层的故事。这段历史可用寓言的形式讲述成一个关于古老珍宝的故事：这个珍宝在极为多变的环境下，出人意料地兀然显现，接着又在不同的神秘条件下消失无踪，有如镜花水月。事实上，我们有好些不错的理由去相信此一珍宝并非真实存在，而仅是海市蜃楼，相信我们在此处理的并非任何实质事物，而仅是梦幻泡影；其中最好的一个理由就是，此一珍宝至今仍无名可称。若某物并非存在外太空，而是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中，存在于大地上的人间事务之中，却甚至连名字都没有，那么这样的事物果真存在吗？独角兽与仙后恐怕都比革命的遗失珍宝更为真实。然而，如果我们将目光移向这个时代的开端，尤其是在它之前的那几十年，我们或许会惊讶地发现，十八世纪的大西洋两岸尚拥有此种珍宝的名字，这是一个被遗忘、遗失已久的名字，它甚至可说在珍宝自身消失之前就已失落。在美国，这个名字是“公共幸福”（public happiness），其中暗示着“德行”（virtue）与“荣光”（glory），我们对它的理解不见得会强过其法国版本，即“公共自由”（public freedom）。对我们来说，困难之处在于，两者都将重点放在“公共”之上。

无论如何，当诗人说遗产被遗留给我们，却没有伴随任何遗嘱时，他所暗示的正是遗失之珍宝的这种无名状态。遗嘱告诉继承者什么将会正当地为他所有，并将过去遗赠为未来的财产。若揭开这个隐喻，则遗嘱正是传统；传统拣选、命名，并传递、维系，传统揭示出珍宝之所在，揭示出其价值为何。如果没有这遗嘱或传统，那么恐怕在时间中就不会有意志的延续性存在；继而对人类来说，不再存在过去与未来，只剩下世界中的永久变幻与生命体的生物循环。因此，珍宝之所以遗失，并非是由于任何历史境遇或现实灾难，而是因为没有传统来预见其显现或现实存在，因为没有遗嘱来将它遗赠给未来。无论如何，这种在政治现实中或许不可避免的遗失，乃是借由遗忘，借由记忆的挫败来达成的；这种命运不仅会降临在继承者身上，还会降临在那些行动者、见证者，简言之，就是生活于彼时的人们自身（living themselves），纵使他们在稍纵即逝的时刻里，曾将这珍宝握于掌间。因为回忆尽管是思想最重要的模式之一，却只是思想模式的其中一种，回忆只要离开指涉对象的预设框架，就会陷入无助的境地；而人类心灵只有在少之又少的状况下，才会记住毫无关联的事物。因此那些最先想不起珍宝是什么模样的，正是那些曾经拥有珍宝却又发现它如此陌生，以至于无法为之命名的人们。这在当时并未让他们感到困扰；如果说他们并不知晓自己的珍宝，那么他们却充分了解自己所做之事的意义，也明了这是超乎成败的：“对于生者而言有意义的行动，唯有对死者而言才有价值，唯有借由那些继承、追问它的心灵才得以完成。”国家整体的解放，几乎是必然地摧毁了隐藏的那些自由岛屿，这一无论如何都注定会发生的事情，并非悲剧的开端；而是当不再有心灵要去继承、追问，去思考、记忆时，悲剧才真正开始发生。关键在于，每一个发生过的事件，其“完成”都必须借助于那些之后去讲述其故事、传达其意义的心灵，却躲开了他们；不借由这种行动之后的思想完成，不借由这种回忆所达成的接合，就不会留下可被讲述的故事。

在此情境中，并无全然新颖之物。对于伴随着理性、思想以及理性言谈，而一再循环爆发的激情怒火，我们已再熟悉不过；这是相当自然的反应，当人们从自身经验中了解到思想与现实已分道扬镳，了解到思想之光已无法穿透现实的晦暗，了解到思想由于无法像圆形环绕其圆心那样与事件相捆绑，进而不是变得毫无意义，就是只能不断老调重弹那些早已丧失其具体现实关联的古老事实。甚至对于困境的预见性认知如今也开始让我们觉得熟悉。对于新世界（the New World），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极为睿智地知道如何予以描绘、分析，因此他的作品得以成为经典，并历经一个剧烈变动的世纪而不衰。当托克维尔从新世界归来之时，他十分了解这样一个事实，即夏尔称作行动与事件之“完成”的事物，仍躲避着他；而夏尔所说的“遗产被遗留给我们，没有任何遗嘱”，听起来就像是托克维尔这句话的变奏：“由于过去已不再将其光芒投射到未来，人的心灵因而徘徊在晦暗之中。“当然，据我所知，对于此种困境唯一精确的描述存在于卡夫卡（Franz Kafka）的一则寓言中。从这一角度来说，卡夫卡的寓言或许在文学中是独一无二的，它们是真正的“启示”（παραβολαί），它们像光线一般投射在事件周边，这种光线并不照亮事件的外在表象，而是拥有揭露其内在结构的X光之力量；在我们的讨论中，正是这种内在结构构成了心灵的隐秘过程。

卡夫卡的寓言如下：
他有两个对手：第一个从后方、从源头逼迫他。第二个则封闭了向前的道路。他同时与这两者作战。确切来说，第一个对手因为想要将他往前推，而支持他与第二个对手战斗，同样地，第二个对手则因为要将他向后驱赶，而支持他与第一个对手战斗。但这仅仅是理论上如此。因为不仅仅有这两个对手在那里，他自己也在那里，又有谁真正了解他的意向（intention）呢？他的梦想是，在某个没人防备的时刻（这会需要一个比以往任何一个夜晚都更加黑暗的夜晚），他将跳出这战斗的行列，并凭藉他在战斗中获得的经验，而得以跃升到仲裁者的位置，以评断那两个相互战斗的对手。

就问题的内在逻辑而言，为这个寓言所叙述、洞悉的事件，正紧随着我们在雷内·夏尔的格言中发现的事件。实际上，它恰恰发生在这样一个节点上，这就是我们的开放性格言脱离了那仿佛悬吊半空的事件序列的时刻。当行动的过程已经耗尽自身，而作为其结果的故事等待“那些继承、追问它的心灵”来予以完成之时，卡夫卡的战斗就开始了。心灵的任务是去理解曾经发生过的事情，而根据黑格尔的说法，这种理解乃是人与现实和解的方式；其实际目的是与这个世界和平相处。麻烦在于，如果心灵无法带来和平、催生和解，那么它就会直接陷入它自己的战争之中。

然而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在二十世纪至少有两种行为（而不仅一种），先行于现代心灵发展的这个阶段。我们在此选取雷内．夏尔作为其代表的世代，发现自身从文学追求被抛入行动承担，而比它稍早的世代则为求解决哲学上的困惑而转向政治，并试图从思想逃离到行动。正是这个稍早的世代后来变成了他们自己所说的“存在主义”的发言人与创造者；因为至少依其法国版本来说，存在主义首先正是从现代哲学的困惑，逃离到无可置疑的行动承担之中。而且，由于在二十世纪的处境下，所谓的知识分子，也就是作家、思想家、艺术家、文人之类的人，他们唯有在革命之时才能够找到进入公共领域的路径，因此正像马尔罗（André Malraux）曾注意到的那样（在其《人的命运》〔Man‘s Fate〕中），革命开始扮演“曾由永恒生命所担当的角色”：它“拯救了那些制造它的人们”。当哲学被证明未能将其自身规则适用于政治事务领域时，作为哲学家对于哲学之反叛的存在主义，尚不至于出现；这种柏拉图早就已经理解的政治哲学之挫败，几乎跟西方哲学与形而上学的历史一样古老；甚至连哲学同样未能执行黑格尔与历史哲学所设立的任务，也就是概念性地理解、掌握历史现实以及那些形塑了现代世界的事件这一任务时，存在主义仍尚未兴起。然而当古老的形而上问题被证明毫无意义时，情况就变得令人绝望；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个时刻，现代人开始发现在他所要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里，他的心灵、他的思想传统甚至无能提出有份量、有意义的问题，更遑论为其困惑提供答案。在这种困境中，伴随着涉入、承担以及介入（being engagée），行动似乎维系着希望；这不是解决任何问题的希望，而是像沙特（Jean-Paul Sartre）曾说的，是得以与之共存下去而不沦为一个伪善者（salaud/hypocrite）的希望。

一旦人们发现，由于某种神秘原因，人类心灵已不再适当运作，则我们在此关注的故事的第一幕也就随之上演。虽然有些简略，但我之所以在此提到这一幕，是因为若没有它，我们就会错失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中的反讽性。雷内．夏尔在抵抗运动的最后几个月中写作，当时解放（在我们的脉络下，这意味着从行动中解放）的曙光已然朗现；作为其反思的结论，他呼吁为未来幸存者而思考，这种呼吁之急迫热切，绝不逊色于对那些冲在前面的人们的行动。如果有人准备撰写我们这个世纪的思想史，同时不打算依循后继世代的形式（这种形式中，历史学家必须时刻维持理论与态度之序列的正确无误），而是采取单人传记的形式，仅仅致力于以隐喻的方式，来接近在人们心灵中实际发生的事情；那么这个人的心灵就会展现出，它曾不只一次、而是曾两度回转：第一次是他从思想逃入行动，而接下来则是行动或行动的终止，迫使他再度返回思想。由此我们会不乏关联性地注意到，对于思想的呼吁恰恰出现在古怪的“之间”（in-between）时期；有时候，当不仅后来的历史学家，而且那些行动者、见证者，那些生活于彼时的人们自己，都开始在时间中意识到一个全然由“不再之物”与“尚未之物”所决定的“间距”（interval），则这个时期就会将自身镶嵌进一个历史性时刻。在历史中，这些间距不只一次显示，它们或许蕴含着真理的时刻。

现在让我们回到卡夫卡。在这些问题的逻辑序列，而非年代序列中，卡夫卡占据最后的位置，却又同时像是位居最前。（凭藉身后三十五年间持续增长的名望，卡夫卡已然跻身一流作家之列，而有关他的谜题至今仍未解开；这一谜题主要在于一种对经验与思想之既定关系的惊心动魄的反转。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具体细节与戏剧化行为之丰富性，必然与既定现实经验相关联，而心智过程则为求秩序与精确，将以抽象的苍白为代价；然而卡夫卡则凭藉知性与精神想像力的纯粹力量，在赤裸、抽象的最小经验限度中创造出一种思想景观（thought-landscape），这种景观在不失其精确性的前提下，囊括了“真实”生活所特有的一切丰富性、多样性以及戏剧性要素。由于对他来说，思考构成了现实中至关重要、最为生气勃勃的部分，因此他发展出了如此不可思议的预言天赋，以至于即使是在经历了充满前所未有、不可预见之事件的四十年后的今天，他仍然会让我们瞠目结舌。）这个故事以其彻底的单纯与简洁，记录了一种心智现象，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思想事件”（thought-event）。其发生情景，乃是一个过去的力量与未来的力量相互冲突的战场；在这两者之间，我们会发现那个被卡夫卡称作“他”的人，此人若要站在他的地基上，就必须同时与这两种力量作战。因此，这里同时持续进行着两种、甚至三种战斗：“他的”两个对手之间的战斗，以及站在中间的那个人分别与这两者进行的战斗。然而，战斗之所以存在，似乎完全取决于那个人的在场；人们怀疑，如果没有这个人，那么过去的力量与未来的力量早就会彼此中立，或相互摧毁。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未来（“未来的潮流”），过去也同样被视作一种力量，且它并非像几乎所有譬喻所描述的，是一种人不得不肩负的重担，其致命的重量是生者在朝向未来的前行中，能够或必须予以摆脱的。用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的话来说，就是“过去从未死去，它甚至并未过去”。更有甚者，这个一路返归起源的过去并不向后拉，而是往前推，而且与人们预想的相反，是未来驱赶我们返回到过去。从总是生活在过去与未来之间距中的人看来，时间绝非一个连续光谱，绝非一个不受干扰的序列之流；它从中间，从“他”所站立的节点断开；而“他的”站立点，并非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现在，而是一个借由“他的”持续战斗、借由“他”与过去、与未来的对抗，而得以维持的“裂隙”（gap）。惟当人被置入时间之中，且站立于其地基之上，无差别的时间之流才得以断裂为不同时态（tenses）。这种置入（insertion），用奥古斯丁的术语来说，就是开端之开端（the beginning of a beginning）；正是这种置入将时间连续体分割成各种力量，这些力量由于聚焦在赋予其方向的不同质点或身体之上，而开始相互斗争，并以卡夫卡所描述的方式发生在人身上。

在不扭曲卡夫卡的意思的前提下，我认为我们或许还可以再前进一步。卡夫卡描绘了人的置入如何打断单向的时间之流，但很奇怪的是，他并没有改变传统图像，而根据这种图像，我们会将时间思考为在一条直线上的运动。由于卡夫卡保留了线性时间运动这一传统譬喻，因此“他”仅有站立的空间而已；而当“他”思考如何跳出战局时，“他”就会梦想一个超出战斗行列之上的区域。这个梦想、这个区域，不正是从巴门尼德斯（Parmenides）到黑格尔的西方形而上学早已梦想过的古老梦境，亦即作为思想之适切领域的，无时间且无空间的超感觉领域吗？显然，在卡夫卡对思想事件的描述中，缺少的是一个空间面向，让思考无须被迫全然跳出人类时间之外，就得以发挥作用。在卡夫卡故事的宏伟壮丽之中所存在的麻烦是，如果时间的单向之流被打断为指向于、作用于人的对抗力量，它就不可能再维持线性时间运动的概念。由于他打断了连续光谱，因此无论多么轻微，人的置入都必然会使力量在其原本方向上发生偏转；如果情况确乎如此，那么它们就不再会正面相撞，而是会以某个角度交会。换言之，“他”站立之处的裂隙至少潜在地，不仅仅是简单的间距，而是类似于物理学家所说的力之平行四边形（a parallelogram of forces）。

理想上来说，在卡夫卡的“他”辨识为其战场的力之平行四边形中，那形塑了这个战场的两股力量的行为，应当会产生出第三股力量，而这合力而生的对角线将起始于不同力量相互冲撞、作用的节点。这一合力会在某个方面有别于催生它的那两种力量。那两种相互对抗的力量都在其起源之处不受限制，一个来自无限的过去，另一个则来自无限的未来；但是它们虽然没有确知的起点，却有着确切的终点，亦即它们相互冲撞的那个节点。与此相反，这种合力则是在起源处受到限制，其起点就是对抗力量的冲撞点，但其终点则会是无限的，因为它源自两股有着无限起源之力量的协同行动。这种合力的起源是确知的，其方向亦为过去与未来所决定，但其最终的终点却存于无限，这正是思想活动的完美隐喻。如果卡夫卡的“他”能够沿着这种合力来施展力量，以等距于过去与未来的完美角度行走在这个对角线上，就像在向前与向后的作用力下，依循著作为思想列车之恰当运作方式的缓慢而有序的运动形式；那么他就毋须像寓言所要求的那样，跳出战斗的行列，跃居于混战的上方，因为这一合力虽然指向未来，却始终关联于、扎根于现在。但他应当会发现那为过去与未来的力量所创造、限制的，浩瀚而变动不息的时空；而在被他的对手们所迫入的唯一方向中，他则会适当地看到、了解到自己所拥有的最为本真的事物，什么事物仅仅因为他、因为他自我置入的显象而生。他将会在时间中找到一个地方，一个与过去与未来保持足够距离并为“仲裁者”提供位置的地方，借此他能够以无偏私的（impartial）目光，来对相互斗争的不同力量进行判断。

但是有人会想要补充说，这“仅仅是理论上如此”。正如卡夫卡在其他故事和寓言中通常会描述的，更有可能会发生的是，由于无法找到那个合力来引导他离开战斗行列，并进入理想上由力之平行四边形所构成的空间，这个“他”将会“衰竭而亡”，将在持久战斗的压力下耗损殆尽。他会遗忘他的原初意向，仅仅意识到时间中这一裂隙的存在，即便这对于他来说更像是一个战场，而非家园，但只要他一息尚存，这就会是他必须立足的地基。

为免引发误解而需要说明的是，我在此使用这个意象，是为了隐喻性、试探性地解释思想的当代处境，此意象只在心智现象（mental phenomena）的领域内有效。一旦放在历史的或纪实传记的时间，这些隐喻便毫无意义，因为时间中的裂隙并没有在那里发生。唯有当他开始思考，也就是说当他不为岁月所扰（ageless）时（卡夫卡如此正确称呼为“他”，而非“某人”），人才真正以其具体存有的完满实现，生活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的时间裂隙中。我猜想，这一裂隙并非一个现代现象，它或许甚至不是一个历史定点，而是始终与大地上的人之生存相伴相随。它或许正是精神之域，或是由思考所铺设出的路径；在有死之人们的时空中，思想活动击打出这非时间的小小轨迹，借此，思想、记忆与预言的列车得以拯救它们所触及的，那些来自历史与传记时间之废墟的事物。这个位于时间正中心的小小“非时空”（non-time-space），不同于我们降生于其中的世界与文化，它只能被指引（indicated）出来，却无法从过去那里继承、传递过来；每一个新的时代，也就是每一个将自身置入无限过去与无限未来之间的新生人类，都必须重新探索，重新将其缓缓铺就。

然而麻烦的是，对于这个思考活动，对于这个安居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的裂隙中的活动，我们似乎既未筹措好装备，也尚未做好准备。在我们的历史中有很长一段时间，实际上也就是整个依循罗马所立之根基，并由罗马概念所确立的数千年之中，此裂隙乃由我们自罗马时代以来就称之为“传统”者所架接。当然，随着现代的演进，此一传统早已被耗损得越加薄弱，这个事实已不是什么秘密。当传统的经脉最终断裂，过去与未来之间的裂隙就不再仅仅是特属于思想活动的处境，不再限于那些将思考作为首要志业之少数人的经验。它成为了所有人都要面对的具体现实与困境；也就是说，它成为了关乎政治的事实。

卡夫卡提到了这种经验，亦即“他”站立在过去与未来相互撞击的波浪间的地基上，所获得的战斗经验。这是一种思考中的经验，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整个寓言涉及的是一种心智现象，而且正如我们从所有实作经验中获知的，唯有通过实践、通过习练（exercises），方能获胜。（在这方面，也如同在其他方面一样，这种思考有别于演绎、导出、得出结论这样的心智过程，后者具有不矛盾与内在一贯性的逻辑规则，一旦习得，就可以一劳永逸地适用。）接下来这八篇文章（essays）就是这样的习练，它们唯一的目标就是获得如何思考的经验；它们并不包含要去思考何事或要去主张何种真理的指示。它们尤其不打算进行的，是重新捆上中断的传统经脉，或发明出某些新奇替代品来填补过去与未来间的裂隙。在这些习练中，真理问题始终维持悬置；我们仅仅关注如何在这一裂隙中移动，此裂隙或许是让真理最终得以显现的唯一场域。

更具体地说，这是一些政治思考中的习练，源自政治事件的实际现况（即使这些事件仅仅是偶然被提及）；我的假设是，思想自身乃是源自生活经验中的事件，而且必须始终与它们维持连结，将它们作为指引方向的唯一路标。由于这些习练运作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因此它们既包含批判也包含实验：但这些实验并不试图描绘出某种乌托邦式的未来，而对于过去、对于传统概念的批判，也并非旨在“揭露”（debunk）。此外，这些文章中的批判性部分与实验性部分固然无法彻底切割，但粗略来说，前三章的批判性多于实验性，而后五章的实验性则多于批判性。这种重点的逐渐转化并非绝对，因为在对过去的批判性诠释中也存在着实验性成分；这种诠释的主旨在于探索传统概念的真正起源，以便再度从中提取出它们的原初精神，这种精神已可悲地从政治语言的关键词（像是自由与正义、权威与理性、责任与美德、权力与荣光）中流失，仅仅遗留下一些空壳来应付几乎所有的事务，而全然罔顾它们背后的现象实在。

我希望读者会同意的是，对我而言，文章作为一种文字形式，似乎与我心目中的习练有着一种天然的亲缘性。就如同所有文集一样，这本习练之书显然可以收入更多或更少章节，而不致影响其特质。它们的统一性，亦即对我而言将它们以书籍形式出版的判定标准，并不是整体的统一性，而是一种运动序列的统一性，就像一套音乐组曲，依照相同或相关的关键主题来书写。这一序列是由内容决定的。在此方面，这本书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处理传统的现代断裂，以及现代希望借以取代传统形而上学概念的历史概念。第二部分讨论两个相互关联的核心政治概念，亦即权威与自由；它需要以第一部分的讨论为前提，因为诸如“何谓权威？”、“何谓自由？”这样基本而直接的问题，只有在传统所传递下来的答案不再适用、不再有效时，才会产生。最后一部分的四篇文章则试图将本书前两部分所尝试的这种思考，应用在我们每日面对的那些切身而备受时下关注的议题；这当然不是为了找到明确的解决之道，而是希望能够厘清争议，并能更有信心去面对具体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