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晓 吉林大学“匡亚明学者”卓越教授（A岗），广州商学院校长，吉林大学横琴金融研究院院长。

目前，我们对美国这个国家及其行为起码存在着六个方面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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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误解
美国不过是历史不足二百五十年的年轻国家
不足以同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相比
相当长时期以来，国内存在着一种比较强烈的藐视美国的取向。请注意，不是“趋向”，是更加主观的“取向”。这种取向近两年来在中美大国博弈日益升级的状态下有明显增强的趋势。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无论民众还是学术界，大多认为美国不过是一个具有二百多年历史的年轻国家，与我们拥有光辉灿烂的五千年文明的古老中国相比，简直是不自量力。这样一种近乎无知的态度和立场，是非常危险和可怕的。
美国与中国有许多不同，我觉得以下三点是必须高度重视的，绝对不可错判。
第一点，虽然美国自建国后迄今仅有二百四十多年的历史，但欧洲文明史有多久，美国的历史就有多长，这是自17世纪初来自英格兰和荷兰的清教徒殖民于美洲大陆时就已经开启的客观历史进程，即美国是由欧洲移民尤其是盎格鲁-撒克逊移民构建起来的国家。
第二点，美国是一个人为设计出来的国家，也是众多思想、理念和社会势力相互妥协出来的国家，洛克、卢梭、孟德斯鸠等人在欧洲大陆封建王权的桎梏下无法实现的思想、理念，在美国建国历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虽惊心动魄，但却谈出来或者说妥协出来一个年轻的国家，它与靠武力建立的国家是不同的。

第三点，美国这个国家，与其他过往的霸权国家有着一个很大的不同，这种差异甚至是根本性的，这就是，它对主宰和控制世界的战略诉求不是随着实力增长成为强国之后才产生的，而是具有与生俱来的特性。
辽宁大学程伟教授等人通过对美国国民身份、美国信念和美国主义三个概念形成与演进的深入研究，指出“美国成为世界大国或者世界强国的时段是在19世纪中叶以后，但其对主宰世界的强烈与执着的战略诉求却早早地产生了……美国的全球战略，其最初的形成动因事实上与自己的实力状况基本无关。美国单极思维的全球战略由来已久，确切地说，美国单极思维的全球战略与美国的历史一样长”。
其实，马萨诸塞州第一任总督兼宗教领袖约翰·温斯罗普所谓“山巅之城”的政治理想早已证实了这一点。所以，我们绝对不可小视美国这个年轻的国家，更不能低估它捍卫霸权的决心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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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误解：美国要搞“孤立主义”
从华盛顿的政治遗嘱到美国对外政策的历程来看，美国的确有着相当浓厚的孤立主义传统。到19世纪末，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强国。在20世纪初，其经济规模已经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1/4。
即便到一战结束后，美国依旧采取孤立主义的立场，国会甚至拒绝签署《凡尔赛条约》并拒绝参加国际联盟，使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有关一战后国际秩序的“十四点和平原则”夭折。
但熟读国际关系史的人都知道，这个时期美国的对外政策与其说是孤立主义，不干涉他国内政，不如说是为了赢得遥远的作为全球实力平衡中心的欧洲的好感，或者说是为了让欧洲列强更加放心而采取的韬光养晦。
这种立场直到二战爆发，美国获得全方位的绝对优势，并对以往孤立主义政策的后果进行深刻的反思之后，才发生改变。
如今，美国采取一系列的“退群”以及打压中国的政策措施，意味着它在实施孤立主义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
与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美国以美洲区域为中心的，以及在德国挑战大英帝国过程中的韬光养晦式的孤立主义相比，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是遏制中国崛起。
因此，美国不会退回到“正常国家”状态，更不会将势力范围“收缩”到某个地区范围内，而会将软、硬权力集中起来遏制中国崛起。
为此，美国正在通过两个途径实施对中国的全面遏制：一是修改并引导新的全球贸易、金融和投资规则，构建一个更高市场规则标准的新的全球经济体系，并将中国排除在外；二是美国将更加重视同盟关系的强化与运行，这种同盟关系将更加重视价值观、意识形态等领域的一致性，因而蓬佩奥2020年7月23日有关所谓“新冷战”的讲话不容小觑。
总之，遏制中国崛起已经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它将动员全球范围内一切可以动用的软、硬权力和同盟、非同盟力量，对中国进行遏制、封锁和打压。美国的这种战略调整已悄然进行了十余年，如今已跃然台上，成为当今中美关系和国际关系中最大的定数而非变数。因此，认为美国在搞孤立主义是一种误判。
我们千万不能将特朗普“美国优先”的口号，理解为美国为了自身经济利益要搞“贸易保护主义”，这样的认知是肤浅的。实际上，这个口号表明美国的世界地位不允许他国超越或取代，体现的是美国“绝不做世界第二”的传统的霸权信念。
此次大选如果拜登成功，非常可能的政策调整就是加强与国际社会尤其是盟国的合作，包括全球抗疫过程中的公共卫生合作。可以预见的是，拜登传统的自由主义世界观与民主党的政治传统，都使得他会更加强化与盟国的协调与合作，其对价值观、意识形态方面的关注度要比上一届政府更强，美国作为西方世界领袖的作用将得到更大程度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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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误解：美国在搞“逆全球化”或“反全球化”
现在，很多人说这一轮全球化终结了，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更是加剧了“去全球化”的进程，尤其是美国这个曾经的全球化的主要倡导者和推动者，开始“反全球化”或者在搞“逆全球化”。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它脱离实际，危害不小。
在不少人看来，美国搞产业链重构或者与中国“脱钩”，是一种“逆全球化”的典型表现。但实际上，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要实现产业链与中国“脱钩”，无论其是否真正可行，都不意味着去全球化，而是将原来过于依赖中国的产业链布局进行新的区域性调整。
更重要的是，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这一轮经济全球化最核心的内容即金融资本流动的全球化，并未出现调整迹象，这是最符合美国核心利益，也是美国最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全球化。因而，我们仅仅关注贸易、产业链的调整是片面的。
这一轮经济全球化正在进行新的调整，其核心是在金融全球化格局即美元体系依旧的条件下，在产业链布局和贸易规则等领域做出区域化、分层化的调整。
其中产业链布局调整早在21世纪初就已经开始，受到此次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和影响，正在加速进行并更多地体现出区域化特征；贸易规则调整也同样如此，更多地表现为层次化或者分层化发展的态势，即一部分国家要实行更高水平的市场经济规则、标准的全球化，还有许多国家继续支持二战后一直持续至今的全球多边自由贸易体制及其规则，这种发展态势很有可能会带来全球贸易规则的分层化或集团化。
但无论如何，这都不是“逆全球化”。不能简单地说美国要搞“贸易保护主义”，或者说，它所搞的“贸易保护主义”是有针对性的，针对的是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曾经主导的全球多边贸易体系，美国认为在这个体系中过多的单方面市场开放让自身损失颇多，却有益于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崛起，所以它开始转变立场，追求更高水平的所谓公平贸易，这一过程从三四十年前的美日贸易摩擦时代已经开始，只是我们关注不够。

归纳起来讲，美国如今的所作所为不意味着“去全球化”，也不是“逆全球化”，而是将原有的全球化架构进行拆解，试图组合成一种新的结构，我将其称为“全球化的分层化和区域化”。其核心目的，就是全球化的“去中国化”—孤立、遏制、打压中国，企图让中国退回到1978年之前的状态。
从理论上看，美国这些做法所体现的，正是美国所拥有的强大的结构性权力。需要注意的是，与以往的霸权国家不同，美国霸权的实现不是直接针对对象国采取单边控制，也不是以同其他国家建立双边关系的方式来体现的。
而是开创性地建立了一套在威尔逊理想主义传统和现代商业理念基础上的多边规则体系，用苏珊·斯特兰奇的概念讲，就是它构建了一个结构性权力—与其他传统帝国相比，美国更倾向于用制度来维系自己对世界的控制与治理，其重点不是试图直接控制某个具体国家，而是通过规则化的系统、网络垄断各国间在贸易、金融、科技、文化等重要领域的交换渠道。
这些渠道只有以开放、多边的形式，才能吸引更多的国家参与，增加美国塑造的国际规则的权威性与获利空间。正因为如此，当美国发现原有规则不利于自己，甚至有利于对手的时候，它一定会通过各种手段调整、改变规则，乃至重新塑造一个规则体系，“美国优先”并不意味着美国会放弃多边主义规则的塑造，更不会以双边渠道重新塑造新的国际规则，它所要做的，就是建立新的、更符合美国利益的、更高层次的多边规则。
在此过程当中，美国依旧会以“价值诉求”和“现实利益”的二元目标为主导，影响和控制新的多边规则的建立。它一定要在新的多边规则中加入更多的价值观或意识形态因素，谋求遏制对手、实现霸权可持续维系的现实利益，这也是“新冷战”的重要背景，我们不能低估。
我想再次重申一下如下观点，全球化的分层化与区域化是正在快速进行的新的全球化的重要特征；我们不能以传统的理念予以认识和理解，必须正视和积极应对；尤其需要关注的是，当今的全球化态势不是“逆全球化”，而是“全球化分裂”，主要表现在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二大经济体之间关于什么是自由贸易、自由竞争等共识公开破裂了，两者秉持着各自的理念不是相向而行，而是背道而驰。
因此，这是美国试图以价值观、意识形态等划界的方式来搞全球化的分层化的主要原因。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业已形成的所谓“新区域主义”的发展中，越来越多地渗透着政治因素—区域经济集团将具有更加坚实、可靠的区域政治基础。
目前，除了俄罗斯等少数国家外，几乎所有的经济大国都是区域经济集团的主要成员。相当长时期以来，人们大多认为，经济区域化力量的发展主要是抵御经济全球化引发的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手段，更多的是从经济利益上去认识区域化，未能从政治意义上去做更深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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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误解：“新冷战”是不可能的，更不足为惧
现在，许多人对“新冷战”的提法感到不解，认为相比苏联，中国在意识形态传播、军事力量投射等方面都远远弱于美国，虽然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差距在快速缩小，但是中国的经济实力增长又是与美国紧密挂钩的，这就注定两国关系无法“冷”到以往美苏关系的那种程度。
其实，这恰恰道出了“新冷战”的内涵—保持最低限度经济交往状态下的大国对峙与竞争。正是由于中国在科技、军事实力等领域同美国之间的过大差距，以及中国周边复杂的地缘政治形势，这种“新冷战”的走向意味着更大的危险。
“新冷战”是手段，目的是在构建新的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让中国出局，进而达到遏制中国崛起的目的。
必须认识到，当年“冷战”的大背景以及中美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共识，使得中国得以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入美国主导的全球多边贸易体系中，中美两国的交往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考虑到美国霸权的特性以及中美两国在历史、文化与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巨大差异，一旦中国经济实现快速增长、与美国的经济差距缩小，尤其是在美国国内贫富差距扩大导致政治矛盾剧增的情况下，正常的经济竞争或贸易摩擦很容易被转变为意识形态之争。
当年美日贸易摩擦渐进高潮时，尽管两国意识形态相同，但美国国内对有关日本传统文化及其对经济体制、制度影响的所谓“国家资本主义”的批判之声依旧高企，且在日本格外低调，从未宣扬自身文化、体制优越性的情况下，仍旧遭到美国的强力打压。
因此，如今美国将中美两国之间的大国博弈刻意转变为所谓的“新冷战”，具有相当大的历史必然性。这是我们思考今后中美关系定位与发展时不可回避或忽视的问题。
应该看到，无论是出于美国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态势及其对政治生活的强烈影响，还是出于对外关系政策中谋求弥补同盟国之间的分歧、弱化相互间竞争关系的需要，美国都需要一个“新的对手”，并过度渲染其威胁。
在我看来，“新冷战”在一定意义上可能比当年的“冷战”更具威胁性。

首先，从美国国内社会结构及其变化来看，“冷战”时期美国经济虽处于相对下降的过程中，但社会结构相对稳定，中产阶级队伍比较庞大。但目前则不然，正如《剧变》作者戴蒙德所言，美国社会贫富分化导致的政治极化现象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这个社会现实对美国政治生活的影响是巨大的，“中国问题”已经成为美国两党，继而成为全民高度一致的国家安全问题。
在当今国际社会，作为世界上仍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大国，同苏联相比，中国既无政治性的集团力量，也不存在坚定的盟友，更不存在可以用软、硬实力实现控制的地缘政治势力范围。
如此，与历史上最强大的英语民族国家的霸主美国迎面相撞，绝对没有不小心翼翼的道理。这不是胆怯，而是理性。豪言壮语的确能鼓舞人心，当我们的经济体量位居世界第二时，就应该抱有刻意的谨慎，当我们被这个前所未有的强大的世界霸主锁定为“头号战略对手”时，更应该保持头脑清醒。
有人说，历史上与英语民族国家为敌的国家如西班牙、法国、德意志、俄罗斯和日本等无一不走向失败，这的确是事实，如果我们读过丘吉尔的四卷本《英语民族史》，就更应该对这个史实进行冷静、谨慎的思考。
其次，从美国的对外关系来看，当年苏联的解体，令美国措手不及。虽然福山自信地宣称“历史终结”，但美国以往面对一个强大对手而凝神聚力的能量突然消失了，不仅国内政治纷争日益难以弥合，而且原有盟友对它的战略安全需求也突然下降，相互间在各个领域中的竞争关系日益凸显。
所以，美国在战略上需要一个对手，这个对手的存在不仅有助于它弥合国内的社会裂痕和政治分歧，也有助于它组织并领导一个稳定的国际同盟体系，以求遏制对手，迫使其崛起中断，可谓一举多得。
美国在“冷战”中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但美苏“冷战”是两个几乎毫不相干的经济体之间的远距离的单维度对抗，主要体现在军事领域。而中美博弈则是真正的相互依赖的近距离“搏杀”，其冲突必然是更加全方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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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个误解

以经济体量衡量国家实力，认为美国在快速衰落

以传统的GDP规模来看待一个国家的实力，很容易误判自己和他人。我们在批评美国对中国搞贸易争端时，经常指责美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获取了巨大利益，甚至远大于我们对其出口所得，指责美方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然而在衡量自身实力及其国际地位的变化以及判断美国地位时，却几乎从不考量美国跨国公司在美国国境之外的产出能力，只是关注其属地的GDP占世界总产出比重的相对下降。
实际上，美国产出的相当大一部分来自海外约25000家的跨国公司及其子公司，它们的总销售额超过美国出口额的大约3倍。如果我们只考虑美国境内GDP及其占比，怎么能更精确地衡量、判断美国的经济地位？更何况，美国企业实际上占据着全球价值链网络的核心。
有人说，在全球化时代，美国的实力并未下降，而是被全球化了，这是有道理的。美国在国际金融、资本市场、国际贸易、科技创新、人口规模与结构以及军事领域中都具有拔群的能力，这本质上就是一种控制力。按照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美国拥有一种强大的结构性权力。
我认为，迄今为止国内外学术界关于“美国衰落”的讨论存在着三个较大的误区：一是将二战结束之初这样一个特殊时期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视为常态甚至是参照标准；二是相应地，仅仅关注GDP等指标的变化，忽视科技创新能力、金融市场发展水平以及影响力等“软实力”指标；三是习惯并乐于将美国人自身所拥有的危机意识，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美国衰落的警惕，当作业已形成的事实及其证据。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关于“美国衰落”的话题不绝于耳，然而半个多世纪之后，美国依然是当今世界最大的霸主。认知与现实出现偏差的根源在于，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控制世界的逻辑和手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很多人依旧沉浸于传统认知当中不能自拔。
正如近年来我一直强调的那样，伴随着美国经济的高度金融化，美国控制世界的逻辑早已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的“债权人逻辑”转变为如今美元体系的“债务人逻辑”，相应地，依靠美元体系来控制全球资本流动的规模与方向，成为美国霸权的核心利益所在，即它构建了一个全球性的资本控制系统，以具有广度和深度的金融市场来支撑自己的霸权。
这同历史上所有的传统霸权国家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可以说，美国是一个无论在统治范围、规模还是逻辑、手段上均不同于任何传统帝国的“超级帝国主义国家”。从一定意义上讲，美国霸权与传统霸权缺少可比性，是一种全新的霸权形态。因此，我始终对“美国衰落”这个话题抱有格外慎重的态度。
我们必须看到，美国霸权的支撑点是美元体系，而维系这个体系的是一种结构性权力—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体系，国内巨大的、开放的商品市场，高水平的科技创新系统，范围广泛的同盟或非同盟关系体系以及强大的、遍布全球的军事力量，而非简单的GDP规模及其国际占比。
国内学术界在讨论“美国衰落”话题的过程中，每每看到、听到美国学者们对相关话题的认知，就像是从敌人手中接过锋利的武器一样兴奋无比。其实，一个国家犹如一个人一样，一旦坐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上，便会用警惕的目光、猜忌的心态看待周边的所有人—权力觊觎者或“潜在对手”。
这种“危机意识”的实质不过是担心权力旁落。霸权国家始终对自身地位所遭受或可能遭受的威胁极其敏感，抱有格外强烈的危机意识。
而美国这个国家的特殊之处，是其基于启蒙理念的“单极思维”早在拥有超级实力之前就已经形成，美国自建国之初起，就时刻抱有担心“衰落”的危机意识，先是担忧美国会“沉沦”，丧失上帝赋予的“美德”，然后是时刻担心自己会像罗马帝国一样衰落，甚至在苏联解体、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前夕，在很多畅销书中作者仍将美国的情况与菲利普二世后衰败的西班牙相比，当美国成为单极世界中唯一的超级大国之后，也有不少政治学家曾预言它很快会走到尽头。这种危机意识表达的更多是一种对自身地位被他者超越的危机心态，而非现实状态。
历史经验同样告诉我们，仅仅依靠GDP等经济规模指标考察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也是不现实的。比如，19世纪末印度作为英国的殖民地时其GDP的规模就超过了英国本土，但所有人都不会认为当时的印度是一个大国、强国。

总之，在上述关于美国衰落的误解当中，基于经济增长及其实力变化所推导出来的关于国家崛起或衰落的线性推断是最危险的。这种观点只看到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在世界GDP占比中的比重下降到不足1/4，以规模衡量的经济实力呈现明显的衰落状态，却没有看到美国控制世界的结构性权力。
这非常容易造成对美国的战略误判，不仅轻视美国的真正实力，更容易忽视美国打压对手的战略意志与决心，在大国博弈过程中很容易出现连续的战略被动。
实际上，缺乏对霸权国家“衰落”的正确认知，无论对既有霸权国家还是“挑战国”都是危险的。约瑟夫·奈曾不无忧虑地指出：“谈论‘衰落’可能会导致危险的政策选择，因为它会鼓励俄罗斯那样的国家推行冒险政策，鼓励中国对邻国更过度自信，或鼓励美国出于恐惧而反应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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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个误解：无上限量化宽松将终结美元地位
自20世纪60年代起，许多人就不断地为美元发布讣告。虽然这些预言一再落空，但由于美元地位问题与世界格局高度相关，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世界格局的未来，因而对美元地位的分析与判断格外重要。
现在，很多人认为，经过此次危机以及美联储的无上限宽松操作，美元霸权将迎来“最后的黄昏”。我对这种观点持有怀疑态度，这种局面在遥远的将来也许会出现，但用以认知、判断当前的美元体系和国际秩序极其容易产生误导甚至是战略误判。
自2020年3月23日美联储开始实施“无上限量化宽松”以来，不仅将利率降至零，更放出了约16万亿美元的货币量，相当于制造了一个欧盟的GDP。到2020年9月，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达到近27万亿美元，美国国债占GDP的比重2020年将达到98%，而且还在不断攀升……
美元信用的风险以及安全资产的短缺的确是目前全球高度关注的问题。但关键问题在于，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世界，可能是一个“比烂”的世界，各国相互之间比照的不是谁更好，而是谁更不坏。正如货币的对外价格是一个相对概念一样，我相信，在当今和未来美欧日等主要发达国家中，美国的经济状况仍旧是最不坏的一个，欧盟的经济情况会比美国更糟。
虽然美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透支着自己的信用，但其他国家的信用可能会更差。我们知道，安全资产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大国政府的资产，不仅政治安全，政府的运作比较透明，行为可预期性强，而且政府不会实施可能导致通货膨胀的政策，所以其他国家的政府或个人才乐意付出合理甚至是较高的价格（意味着较低的收益率）来购买这种资产。
受到以往金本位制度价值稳定观念的影响，经济学家很容易把美元的价值稳定与否作为决定美元国际地位的首要因素，并在美元地位与美元价值稳定的信心之间构建了一个看似自洽的模型。
这正是过往60年来几乎每隔10年就会出现一波美元衰退乃至崩溃论调的重要原因，也是当下学术界仍然根据美国巨大的经常账户赤字、财政赤字、外债以及美联储大规模无上限量化宽松等，对美元未来充满负面认知的主要原因。
然而，这种纯粹经济学的分析忽视了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美元体系下美元价值的波动已经不再是对美元地位及其信心的决定性因素，由于金融逻辑的改变，美元的内外价值已经成为调节国际资本流向与规模，进而确保美元体系顺利运行的重要手段；
二是理论和经验证明，对美元地位的分析必须是综合性的。这种综合性既包括经济学视角的多样性，也包括政治因素的必要考量。毕竟，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与美国的霸权地位直接相关。
正是由于美元体系体现的是一种结构性权力，因而仅仅用可能的流动性泛滥或者国债规模膨胀作为判断美元信用高低的唯一标准，是缺乏科学性的。美国独一无二的具有深度、广度且颇具恢复能力（弹性）的金融市场本身，对这些流动性问题的消化、解决或者国际收支的延迟调整的能力是非常强的。
针对后者，即美国金融市场的弹性或恢复能力，我们缺少认真的研究。长期以来，我们格外注重美国国际收支的流量调整，而忽视存量调整，即美国通过利率、汇率的内外价格变动，来缓解乃至解决对外债务的能力。这种存量调整能力也是其他国家不具备的一种结构性权力。
除此之外，美元的结构性权力还表现在：贸易领域的巨大网络效应、对外政策关系的同盟效应—美元作为一种协商货币的功能，以及美国强大的全球军事实力所提供的安全效应，这些都是其他国家、地区难以企及或不具备的。
在现今国际货币体系中居第二位的欧元，无论是在金融发展水平、贸易网络、对外政策关系还是军事安全等结构性系统中，无一可以同美元匹敌，其他国家的货币则更是如此。
我曾多次讲过，由于美元主导货币的地位以及美元体系一系列运行机制的作用，许多国家尤其是那些盈余国家希望美元保持币值的稳定。这甚至成为世界各国政府的共同目标之一。
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有些国家如日本和欧洲的一些国家在做一些预防性措施，比如削减美债甚至联合搞加密货币试验等，但这些都是避免风险的举措，而不是要颠覆美元体系。
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许多国家都针对疫情冲击采取了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因而让美元保持足够的稳定性如同以往一样，仍将是美元体系中所有国家的共同目标，并将为此采取更多的行动。
美元体系作为一个全球性资本控制系统所具有的“系统崩溃恐惧”，更使得人们手中持有的美元越多，越不希望美元贬值。无论如何，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越是在金融动荡或是恐慌中，人们越是迫切需要安全感。更为重要的是，当今世界没有足以替代美元的安全资产，也没有能够替代美联储的最后贷款人，来防止、救助世界范围内的银行破产和金融危机。
当下一些国家所谓的“去美元化”举措都是被动的，即为了规避美元体系的强大制裁不得已而为之的举措，若以此作为全球“去美元化”大势已成的证据，不仅是错误的，更是自欺欺人。
俄罗斯调整外汇储备以及贸易计价、结算货币的“去美元化”举措，以及欧盟为规避、减轻美国金融制裁而实施的与伊朗之间的贸易互换支持工具（INSTEX机制），包括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等，其主要目的不是另起炉灶，替代美元体系，而是为了规避美元体系的成本、风险以及强大的制裁能力所采取的补救措施，其本质不是美元体系的结构性变化，而是边际调整。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无论如何，美国私人和公共债务的不断增长，对美元信心的影响不容小觑。但是，即便美元走向衰落的过程已经开始，其最终的衰落也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强国即便早已衰落，但由于货币国际使用所具有的路径依赖特征，其货币的衰落存在着相当长的时滞。
例如，拜占庭帝国的金币苏德勒斯—后来在意大利的影响下又称作博赞特（bezant）—最早由君士坦丁大帝于公元4世纪早期所铸，此后不久拜占庭帝国便陷于不可逆转的衰败，但在此后将近800年的时间里，博赞特一直被作为头号国际货币使用，直到15世纪拜占庭帝国最后瓦解。
其实，我们所熟悉的英镑的衰落历程也是如此。作为一个大国，英国的衰落在19世纪末之前已经开始，那时它的GDP先后被新兴的德意志帝国和美国所超越，但直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特别是二战之后，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之久，英镑才彻底让位于美元。

而且，英镑的最终衰落还具有两个重要的现实背景：一是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巨大创伤；二是面对美国的强力打压，甚至二战中和战后初期为了接受美国援助尤其是“马歇尔计划”而不得不放弃唯一可以维系英镑地位的“帝国特惠制”。
这些都说明，从一种货币转换到另一种货币，潜在成本是非常高的，其过程是格外漫长的。
考虑到这一点，鉴于美国霸权与英国霸权的性质不同，而且美元体系与金本位制度下英镑的运行机制存在着更大的差异，美元的衰落过程绝不会短于英镑的衰落过程。
而且，考虑到英国在衰落后很长时期里英镑国际地位长久续存的经验，今后美国通过与其他国家谈判、沟通以维持美元作为协商货币地位的立场，很可能会强化，并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选择。
与英镑相比，美元作为协商货币的不利之处在于，美国没有可以通过安全、政治手段牢固控制的殖民地体系，如今美元体系内的国家拥有更多的政治权力去做出自主选择。
为此，美国必须制造出诱人的环境或条件，引诱或胁迫其他国家响应美国的号召，做出支持美元的承诺与行动，同时对任何影响美元地位的国际政治经济动向都充满警惕。
美国不仅在欧元诞生前后如此，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以及扩大人民币贸易计价、结算和有关双边货币互换等措施的警惕，更是如此。因此，为了应对中国的这些“挑战”，美国依据“冷战”经验，最好的方式就是把中国确定为西方世界的敌人，渲染、挑动所谓的“中国威胁论”。
因此，“新冷战”对美国的意义重大，事关美国整体的国家战略，包括美元体系的未来。可以说，这是美国搞“新冷战”的重要的金融背景—美元作为协商货币地位的提升，要求它制造出西方社会“共同的敌人”，进而更加注重制造和强化与盟国之间的政治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