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德国的再军事化可能也会鼓励日本再次推动修宪，寻求再军事化，日本多届政府已提出类似动议，而这将进一步使亚洲的地缘政治版图发生变化。韩国新当选总统也提出与美国“核共享”的问题。

可以说，从长期地缘政治和经济角度来看，俄乌冲突没有赢家，除了美国之外——一个太团结的欧洲就不需要美国了，正因为欧洲内部出现分歧，美国在北约的领导地位才能更稳固。

我的看法是，无论这次俄乌冲突以怎样的形式结束，欧洲都需要进行一次地缘政治大反思：欧洲事务，未来到底应该由美国主导，还是欧洲国家主导？欧洲到底有没有能力独立处理和俄罗斯有关的事务？我们和欧洲自己都不应该忽视欧洲的能量。

还能用中美俄大三角逻辑来看世界吗？

问：您在不久前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俄乌冲突可能会彻底影响我们的国际秩序。目前，很多人习惯用中美俄“大三角”的逻辑来看待国际秩序。俄乌冲突后，我们还能继续这么做吗？

郑永年：自冷战结束后，美国越来越轻视俄罗斯，认为俄罗斯是一个“麻烦制造者”，而中国才是主要的竞争者，甚至是敌人。因此，在过去这些年，美国做的一直是试图构建一个针对中国的“亚洲小北约”，美国的战略重点日益从欧洲、中东转移到亚太地区。我认为，俄乌冲突的爆发不会改变美国的整体战略方向，但它让美国精英阶层认识到一个现实：美国在过去这些年中低估了俄罗斯。

总的来看，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正处在迅速解体的过程中，很多国家都在寻求自己的地缘政治势力范围，并希望建立对自己有利的国际秩序，俄罗斯只是其中之一，因此再用中美俄大三角的视角看待今天的世界已经不够了。

北约VS“小苏联”？

问：从俄乌冲突爆发的原因来看，北约的扩张是否已经到了极限？

郑永年：北约的扩张是不会停止的。军事集团和经济集团不同，它的特征就是“无限扩张性”。我们可以把北约看作是美国主导的一个军事帝国，而如果我们用西方“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理论来看待北约的话，事实上，北约已经是国际政治中“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的最典型案例。北约在欧洲的扩张什么时候才能停止？现在绝对不会，或许要到出现另一个集团能与它抗衡、形成一种平衡时，它才会停止。

一个更值得警醒的趋势是，作为军事集团的北约不仅不会停下在欧洲扩张的脚步，或许还会扩张到亚洲。准确地说，美国现在在亚洲的所作所为已经和当年组建北约没有什么区别，事实上的“亚洲版北约”的雏形已经存在。亚洲安全很脆弱。美国试图建立的“亚洲版北约”和中国的矛盾之所以没有急剧升级，完全是因为中国不希望效仿此前的苏联去组建自己的团体。俄乌冲突之后，亚洲成为世界经济中心的态势将更加明显，美国对亚洲的介入也会进一步扩大。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应当好好总结、认真应对——尽管亚洲没有乌克兰，但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可能出现类似今天乌克兰危机的情况。

问：有观点认为，俄罗斯的意图是建立一个以“俄白乌”三国为中心、以中亚国家为缓冲地带的“小苏联”。您怎么评价这种看法？俄罗斯的战略意图是否能实现，是否会带来国力透支？这对中国和世界有什么影响？

郑永年：在与西方的对抗中，俄罗斯很难被彻底打败。作为一个大国，即使失败，也往往是暂时性的。只要俄罗斯感到国家安全受威胁，只要北约还存在，俄罗斯就有意图去重新构建一个“小苏联”或者类似的安全机制。尽管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一幕的发生，但俄罗斯此举背后的动因是现实的。

西方国际政治的逻辑就是这样，从古希腊开始就存在两个集团之间的对抗，俄罗斯也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除非这次俄罗斯被彻底打败，否则欧洲乃至世界的两极化将不可避免。一旦俄美再度形成类似冷战时的态势，中国将很难选择站在哪一边，印度等国也是一样。这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是一场灾难。

俄乌冲突对中国的重要启示——应更加开放！

问：您认为此次俄乌冲突对中国有哪些启示？成为俄乌冲突中的协调者，对中国来说到底是风险更大，还是机遇更大？

郑永年：这场冲突对中国的启示是巨大的。中国与俄罗斯最大的不同是，俄罗斯只是一个军事强国，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而中国既有足够自保的军事实力，又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以及和西方紧密的经济联系。这也是为什么在美国精英眼中，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挑战要远大于俄罗斯对美国的挑战。

第一，经济的互相依存无法绝对避免战争的爆发，但可以缓和战争的激烈程度。如果美欧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是“杀敌一千，自损五百”的话，要制裁拥有开放且强大经济的中国，那就是“杀敌一千，自损一千”，这样一来，这种制裁就很难持续。届时中国也无需像俄罗斯那样用核武器威胁来捍卫自身利益，彼此捆绑的经济已经会让西方感到切实的痛。因此，俄乌冲突对中国的第一个启示就是，中国应更加开放，中国企业必须克服万难，继续努力走出去。

第二，中国已经是一个世界大国了，直面这场冲突是中国履行大国国际责任的一部分。我们既不能让西方把中国和俄罗斯完全绑定在一起，也不能让美国“绑架”欧洲——中国与欧洲有巨大的共同利益，而没有地缘政治之争，彼此间的意识形态分歧是完全可能弥合的。尽管欧洲在俄乌冲突之后，安全顾虑在一定程度上压倒了经济考量，但是欧洲依然是中国可以争取的对象。

第三，这场冲突需要让我们思考，中国应如何处理“开放”与“安全”的关系？我认为，安全永远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开放才是最大的不安全。我们应该做的，是在开放的状态下，探索自己的安全机制，而不是为了所谓的绝对安全，而停止对外开放。就像改革开放初期时候说的，打开窗户，自然会有蚊子苍蝇飞进来，但只要自身实现了强大，让蚊子叮几口，是死不了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