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0岁的张国捷，有着高效的、近乎完美的科研履历：28岁取得博士学位，30岁入职哥本哈根大学助理教授，35岁升任终身副教授，仅3个月后晋升正教授，成为当时哥本哈根大学最年轻的正教授。

自2018年以来，张国捷一直是全球高被引学者，数十篇成果发表于Nature、Cell、Science，仅2020年11月至2021年4月的半年里，张国捷团队就在Nature和Cell上发表了6篇文章，其中3篇为封面文章。

但少为人知的是，张国捷的电脑里有两个文件夹，一个是完成的项目，一个是失败的项目。他说，“失败的项目比完成的多。”

张国捷坦陈自己的科研规划大多是抱着“边走边看”的心态，但此次回国确实有一个很大的梦想。

那么，张国捷因何回归，又为何选择浙大？“高效”的科研路，又是如何走出来的呢？日前，浙江大学生命演化研究中心教授张国捷接受了《中国科学报》的专访。

张国捷

为何全职回国

《中国科学报》：2010年在中科院昆明动物所取得博士学位后，你选择去哥本哈根访学，当时是否预见过今天的回归？

张国捷：

博士毕业时没有考虑这么远，只是希望继续做自己感兴趣的研究，边走边看的心态去了哥本哈根。科研是一个兴趣驱动的职业，虽然相信自己会长久地做研究工作，但那时没有规划过具体在哪儿发展。

《中国科学报》：作为哥本哈根大学首位华人正教授，是什么原因让你决定全职回国？

张国捷：

之所以回国，最重要的是国内越来越注重基础研究、国际合作和国际竞争，也开始鼓励开展学科交叉研究。

虽然我所从事的演化生物学领域在国内近几年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演化生物学作为生命科学领域的根基，仍未获得与其重要性相匹配的重视度。

许多生物学的同行对这一领域也存在固有的偏见，认为是一门过时的学科，同时在高校的教学培训里也较少开设这门基础课程，学生没有机会获得系统训练。我希望回到国内后，对这一学科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中国科学报》：你为什么选择加入浙江大学？在这里，你希望做些什么？

张国捷：

浙江大学对演化生物学展现出很大的兴趣，学校也很重视这一学科的布局，将在这里成立一个新的生命演化研究中心。我们希望能借此开展系统性的教学和科研训练，培养一批优秀的学生，同时吸引不同方向的优秀人才加入，开展交叉性的合作研究，带动国内和亚太地区演化生物学领域的发展。

《中国科学报》：据了解，此前你在丹麦申请的项目经费已经能够支撑多年的研究。如今“重头再来”，是否在经费支持上有些落差？

张国捷：

其实2020年，我刚在丹麦成立了一个生物多样性基因组学研究中心，获得了充足的经费，能保证未来10年甚至20年的长期发展。确定回国后，我也才解散了这一中心。

丹麦的经费系统有个理念，对优秀的团队给予长期的保障性支持，从而鼓励科研人员开展更具开创性和挑战性的研究。这几年我国的科研经费系统正在不断改革，我相信未来会朝着国际化的方向，越来越好。

怎样规划科研生涯

《中国科学报》：你的团队在国际知名期刊发表了200余篇文章，数十篇发表于Nature、Cell、Science，尤其是在半年的时间发表了6篇Nature和Cell，其中有3篇封面文章。如此高产顶刊论文，是否有一些科研规划？

张国捷：

虽然科研项目可以规划，但结果发表在哪里是无法规划的，因为我们没法确定会得到怎样的结果。另外我们也并不是为了要在某个杂志发表文章才开展工作，而是因为所研究问题的重要性和急迫性。

大部分的科研项目需要长久积累，完成一个项目往往需要三四年甚至更久。当然也不乏在有长期积累后，临时迸发出一个想法，可以在几个月攻关完成，但这样的状态可遇不可求，需要积淀和对学科发展的敏锐度。

如果你正好从事一个较新的领域，或者一个领域的初期发展阶段，成果产出可能会相对快一些。但不管怎样，最重要的是，你能否看到自己所从事的领域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你能否较早提出解决方案。

《中国科学报》：当初为何选择去丹麦访学，而不是美国或其他国家？

张国捷：

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相对于美国而言，欧洲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和博物学研究、演化生物学的传统，更注重基础教育和研究，研究方向更具多样性，不仅能接触到不同学科最顶尖的课题组，也能接触到不同风格类型的学者。在欧洲开设独立课题组时，也更容易招募到不同领域的优秀学生开展交叉研究。

另一个是个人兴趣。我当时正在组织一个全球鸟类研究项目，丹麦正好有一座400多年历史的自然历史博物馆，拥有全球60%的鸟类物种标本。后来这个博物馆就在我办公室隔壁，为我开展工作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另外我从小喜欢蚂蚁，博士阶段就开始做蚂蚁相关研究，当时哥本哈根大学正好有一个社会行为演化研究中心，所以选择加入了那个团队。

《中国科学报》：你是哥本哈根大学历史上首位华人正教授。在哥本哈根大学，一路从助理教授晋升正教授，对于华人学者是否更难？当时的竞争有多激烈？

张国捷：

我不觉得对于华人学者或者外籍学者更难。丹麦整体是一个比较开放的国家，哥本哈根大学国际化程度很高，有许多来自国外的教职人员。

2010年之前，哥本哈根大学的评估体系更类似德国，一般一个领域只有一个正教授，只有等教授退休了，年轻的副教授才能获得晋升机会。但近几年哥本哈根大学开始推广tenure-track（终身制）系统，我很荣幸，有机会应聘当时学校第一个开设的Tenure-track Assistant Professor（终身制助理教授）岗位。后来我才知道，有一百多人申请这个岗位。

助理教授每年都有机会提交申请终身职位考核。学校会组织校内校外的同行评审，主要依据申请人在研究领域的贡献、学生培养和教学、竞争性经费获得，以及对学校学科发展贡献角度来综合评价。

由于一个研究方向只有一个终身职位，一旦给了终身位置，意味着学校要给予永久的投入支持，这位研究者以后就代表了学校在这个领域的地位，也不会有其他资源重复投给同领域的其他人。所以考核会非常严格，避免选错人，造成资源浪费。

《中国科学报》：你迄今的科研履历看起来堪称“完美”，那么，你遇到过科研低谷吗？

张国捷：

我电脑里有两个文件夹，一个是完成的项目，一个是失败的项目。失败的项目比完成的多，科研过程多数情况实际上是一个试错的过程。

但是科研也有技巧。同样的数据，你可以从不同角度来分析解释，不同学术背景的人对同一数据的理解可能完全不同。有些时候，换个角度思考所获得的结果，也许就能写出完全不一样的故事。对整个数据的理解不到位，最终可能导致只能发表在比较一般水平的杂志。这就比较可惜。

我还没有感受到低谷的存在，也许有，但也许事后变得风轻云淡忘记了。工作过程中不可能一切都如设想的完美，但是即使不如意的实验结果也能为后续研究提供一些启示。

如何做科研

《中国科学报》：你什么时候形成了自己相对系统的科研思维？

张国捷：

可能是博士和博士后阶段。博士阶段时，这个领域刚起步，研究方向还是比较新的，可以说是无章可循。最重要的是要找准问题，带着问题去组织实验，然后分析数据。

博后阶段开始自己申请基金。需要说服别人给予资助的时候，就更需要系统地思考自己的研究在领域里所处的位置，领域里最重要的问题，最前沿的手段，和你的合作者在哪里。

《中国科学报》：你是如何选择导师的？他们教会了你什么？

张国捷：

学术界有这样一种现象，导师对学生好的话，这些学生将来也会对自己以后的学生很好，会形成良性循环。

我博士和博士后阶段都很幸运遇到了很好的导师。我首先比较看重导师的工作和自己的兴趣是否一致，另外思维是否比较开放，对学生是否投入精力，关键性格上还要合得来。

在哥本哈根大学工作时，我也有幸遇到很多不同类型的合作者。有“老学究”风格的，一辈子只做一个小领域，但对整个领域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也有甘做“冷板凳”的，可能有一半的时间都在野外，一辈子也发不了多少文章，但开展了非常基础重要的工作；也有成果经常上头版头条，组织大团队，经常上电视的“学术明星”。他们做研究、带领团队风格迥异，对我的影响都很大。

《中国科学报》：作为导师，你是怎样教育和激发学生的？

张国捷：

我很鼓励学生主动探索，互相合作。一开始，我会给学生一个大的方向，但往哪方面走，具体回答什么问题，还是靠学生自己摸索。如果一段时间后结果不太理想，我再帮助具体分析。每个学生的性格和能力不一样，但我会鼓励交叉互补，不同背景的人形成团队一起讨论攻关项目。

《中国科学报》：你认为哪些科研习惯和思维，对学生是不利的？

张国捷：

我不建议学生完全照搬别人做过的工作，做重复性研究。可能一开始照着别人发表的工作做下去，会觉得有安全感，也不会出错，但按这样的思路走下去，不仅得不到完整的训练，也很难做出独特的贡献。

另外我建议学生努力，但不要“拼命”做科研，有些学生经常凌晨两三点还在做东西，这并不是“高效”利用时间，得不偿失。

《中国科学报》：你对青年科研人员，有哪些建议？

张国捷：

对于刚起步的科研人员，如果学科允许，我建议多参与国际合作，特别是一些大的国际项目，你能借此了解领域里最重要的问题、最新的技术和发展，同时也让别人快速了解你的工作，找到潜在的合作者。

另外就是不要忙的没时间看文章。即便跟自己研究领域没有直接关系的文章也要看，有助于拓展思路，了解更大范围的同行。

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多参加国际会议，最好是争取作报告。很多人认为申请报告是学生的事，只作受邀的报告。但在起步阶段，多与同行交流很重要，这是很好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