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缉思，系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学术委员。

中美两国需要增进相互了解，才能缓解矛盾，避免冲突。这似乎是一个无需论证的道理。实际上，国家之间增进了解能否避免冲突，是一个需要深究的问题。

在中美关系的历史上，因为不了解对方战略意图而发生严重冲突的最突出例子，发生在朝鲜战争期间。1950年9月底，当“联合国军”进抵“三八线”时，周恩来总理在9月30日发表的公开讲话中，对美国提出严正警告：“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10月1日，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3日，周恩来接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通过他向与新中国没有外交关系的美国政府又一次发出警告，指出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将干预。然而，被暂时的胜利冲昏头脑的美国杜鲁门政府严重误判了中国的战略意图，对中国的警告置若罔闻，视之为“政治讹诈”，仍旧一意孤行，导致中美在朝鲜半岛的大规模战争。

但是，中美互不了解，并没有构成上个世纪70年代初双边关系改善的根本障碍。1971年7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派遣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同周恩来总理会谈。中美两国在长达22年的时间里，除了在华沙的大使级会谈以外几乎没有官方和民间直接往来。共同的战略需求而非相互了解，是当年中美关系缓和的主要动因和条件。

越了解，越反感？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中美两国之间的交往迅速扩大。2017年前后，中美每年双边贸易总额达到6000亿美元左右，访问美国的中国公民和访问中国的美国公民，包括旅游者，每年达200万人次以上。中国在美国的留学生接近40万。在美国的华人和中国公民有500万以上，包括200多万在中国出生的人。

如此巨大规模的社会交往，在当代两个国家之间是空前的、绝无仅有的。两国之间交往的扩大，当然意味着相互了解的加深。但是，更深的相互了解，却没有避免矛盾的上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在今年2月2日的讲话中指出，“过去几年来，由于美国特朗普政府实行极端错误的反华政策，中美关系遭遇了两国建交以来前所未有的严重困难。”显然，双边关系这种令人遗憾的逆转，主要原因不在于两国之间相互不够了解。

其实，国家之间、国家和社会内部不同政治集团之间矛盾加剧，多数情况下并非由于缺乏相互了解。换言之，相互关系的远近亲疏，同相互了解的深度没有必然联系。仅仅是加强沟通，了解对方的想法，未必能够起到缓解矛盾的作用。

2020年美国大选前后，民主党和共和党闹得翻天覆地，选民中各自的支持者甚至大打出手，绝不是相互不了解对方立场的结果。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语言相通，文化接近，可谓“同文同种”，但在国家统一问题上，两岸民众的认知差距越来越大，原因也不是相互不了解对方的想法。在许多情况下，政治对立的双方都有人认为“我太了解对方了”、“我看透他们了”，一见面就吵架，因而认为沟通不再有意义。

就中美关系而言，相比起不大了解美国的中国人来说，一些掌握了英语、在美国工作生活过多年的中国人，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反感反而要强烈得多。熟练掌握中文、对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了解较多的美国人，如中国问题专家、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智囊白邦瑞，还有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副助理博明，对中国政府的抨击要比其他很多美国政治人物和专家更加尖锐，更加“到位”。一些美国人士私下承认，多年来美国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进行的对华人文交流，似乎没有给美国在中国人中间的形象带来多少积极变化。从中国方面看，在美国办了几十所孔子学院，对于改善中国在美国的形象起了多大作用，各方面也在评估之中。

如何到达“理解”？

如果我列举的上述现象基本属实，那么促进中美相互了解和沟通，对于缓解中美矛盾、避免中美对抗还有意义吗？我的回答是肯定的。问题在于，要使沟通达到缓解矛盾的目的，需要更深入的思考和更有效的行动。

首先，了解并不等于理解。我们都了解有很多美国人笃信基督教，还有一些在美国留学或进修的中国人参加过美国的教会活动。但是，为什么美国人会信教，而宗教信仰如何塑造了美国人对整个世界的认识（特别是善恶观），包括对人生的认识（以至对新冠疫情的应对心理和方式），需要更深层次的理解。反过来看，在攻击中国当今民族宗教政策的美国人里，一些人是出于政治动机，另一些人则是不理解中国人（特别是汉族人）传统上对民族宗教问题和国家统一问题的看法，因而更难以理解中国人为何对政府相关政策普遍持坚决支持的态度。

其次，需要学会换位思考，其中的关键是厘清历史事实，准确理解对方观点。我们当然要站稳中国的政治立场，但同时需要懂得对方的思维方式，了解他们对外交文本的解读，避免中英两种语言互译可能产生的误解。

例如，中方一贯要求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但是美国的官方立场却一直是一个中国政策。一个中国原则和一个中国政策，听起来像是一个意思，但在两国官方关系中， 却有着微妙而重要的区别。不理解这个区别，以为拜登政府重申一个中国政策是值得欢迎的表态，就可能造成对美方立场的误读。

又如，在一段时间里，有些中国人把中美经贸关系中美国人经常使用的reciprocity（reciprocal的名词形式）一词一律翻译成“互惠”，就可能曲解对方的意思。这个词有“对等”“交互”的含义，有时候表达的含义是“你给我多高的待遇，我就只能给你多高的待遇”，而不是真正的互惠。

王缉思与萨缪尔・亨廷顿合影。

一个思维差异，两个中美反差

中美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一个思维差异，涉及到两国不同的文化和社会习俗，即美国人直率，中国人含蓄。美国人宁愿同一个观点不同但坦率直言的对手打交道，以便讨价还价，实现利益交换，而不愿同一个不明确表示反对意见、不愿拿出谈判筹码的对手周旋。在美国人看来，candid（坦率）说明诚恳和尊重。中国人则在交往中一般不直接拒绝对方，不直陈反对意见，并将此作为有礼貌、给对方留面子的表现。中国人在对外交往中愿意首先找到共同点，确定尽可能高的关系定位，然后交朋友，谈合作。

在国家关系上，中国要同俄罗斯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同巴基斯坦建立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同缅甸是“胞波”兄弟关系，同越南是同志加兄弟关系，等等，各有其特殊性。但是在对美关系上，我们看到的只有长期愿景和发展关系的原则，而找不到明确的当下定位。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方倡导过“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原则，也提出过“建立面向21世纪的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目标。2013年以后，中国领导人多次提出要“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包括“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

中方提出的这些处理中美关系的原则，美方从来没有直接加以拒绝，在一些情况下也有过言辞上的积极回应。然而美国在对华政策上的所作所为，却似乎一直是我行我素，不受这些原则的约束。这里有两个中美反差需要注意：

第一个反差是，特朗普政府把中国定位为美国最大的战略竞争者，拜登总统在今年2月4日的讲话中又把中国称为“最严峻的竞争对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此的回应是，“中方致力于同美方发展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关系，同时将继续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国官方没有明确地界定当前的中美关系到底是什么性质的关系，而是一如既往地继续提出愿景、原则和目标。这一反差，反映了中美两国不同的政治思维和文化传统。

但是，对于研究者来说，如何给中美关系定性、定位，却难以回避。中美两国是敌对关系，还是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关系？如果是后者，那么现实情况是竞争大于合作，还是合作大于竞争？从决策层面来说，在美国公开宣称视中国为最大竞争者、挑战者甚至战略威胁的时候，中国的对美政策会不会有调整，会有哪些调整呢？

第二个反差更重要，这就是当中方反复重申处理双边关系的准则时，美国一贯强调的是解决具体问题。美方对中方提出的问题清单，从冷战结束到现在越拉越长，重点不断变化，现在已经涵盖中美关系和全球治理的所有领域。常听到一些美国外交官和智库人士说，美方对于原则性的政策宣讲越来越不耐烦，想知道的是中方打算采取什么样的具体行动回应美方的疑虑和要求。一位美国外交官私下对“求同存异”的原则表示不满，声称美方之所求，就是直面双方的“异”采取行动，而不是把“异”存起来。

我认为，尽管中美关系处于空前困难的局面，双方通过增进了解和沟通来化解分歧，避免对抗，还是有必要、有意义的。关键是了解的思想深度需要大力挖掘。两国政府、社会、商贸界、知识界的交往持续扩大到2019年，这两年因特朗普政府的错误政策和新冠疫情的蔓延而受到严重挫折。利用双边冲突的间歇期和面对面交往的困难阶段，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沉下心来思考一下中美双方如何做到真正的相互理解，此其时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