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持续近三年的疫情，加速了美国互联网巨头的扩张步伐。照此趋势，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将在互联网产业实现“大一统”。

“互联网女皇”玛丽·米克尔每年都会发布互联网产业发展趋势报告，2018年的报告中，全球市值最高的20家互联网企业中，11家是美国企业，9家是中国企业。老欧洲、俄罗斯等传统科技国家已经被彻底基础互联网领域，只剩下中美两国分庭抗礼。然而，三年之后，20强里美国企业占了18席，中国仅剩2席。

全球市值最高的20家互联网企业对比

当年和亚马逊旗鼓相当的阿里，现在是人家一个零头。腾讯的市值曾经是脸书的1.5倍，如今只有人家的一半多。百度更是惨不忍睹，不提也罢。反观苹果，很是夸张，两年前以一敌五，如今一家顶了54家中国互联网科技企业，还有富余。

中国主要科技与互联网公司市值变化

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这几年来，美国互联网企业的负面信息不断。大到反垄断呼声高涨、资本市场不稳，小到谷歌业绩不及预期，亚马逊总部选址纽约被拒等等。全方位的“噩耗频传”，却挡不住这些科技巨人的高速成长。

对美国互联网企业的逆势成长，再用“泡沫化”、“资本游戏”的老生常谈去解释，显然是苍白无力的。那是思想的懒惰，和情绪作祟。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互联网产业的发展规律。

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是全方位的，但是对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影响。互联网产业就属于“疫利”行业，这是全球资本市场的基本判断。世界主要经济体纷纷采取货币放水的逆周期措施后，更放大了投资向互联网产业的聚集效应。

因此，美国互联网科技巨头成为了资本市场的“宠儿”。而中国互联网企业正处于政策调整期，政策风险导致他们错过了这一窗口。这是中美双方本轮互联网产业竞争拉开距离的基本因素。

成熟的市场环境中，这种“疫利”属性并不会被认为是“发灾难财”的道德原罪。社会活动受限后，互联网产业填补了大量的需求空白。不能去超市了就要网购，娱乐场所关停，更多的闲暇时间上网冲浪。诸如此类的正常消费需求为企业带来了商机，资本市场的预期也相应提高。这些都是市场机制下的正常现象，不应该扣上“资本游戏”、“泡沫化”的帽子一棍打死。

当然，货币放水的热钱流入确实增加了资本市场的投机性，如果不能转化为有效的资产，那么确实会产生大量的泡沫。这种过热现象在传统产业中反复发生过，从古老的“南海泡沫”到日本的“泡沫经济”都是这样酿成经济灾难的。但是，互联网巨头并没有重蹈覆辙的迹象。得益于远超传统产业的科技转化效率，大量流入企业的热钱被沉淀为有效的科技资产。

最典型的莫过于亚马逊。

随着美国防疫放松，亚马逊的电子商务销售额在2021年有明显的下降，但是这并没有导致亚马逊成为股市黑天鹅。亚马逊持续大规模投入，带来了云计算业务的强劲发展，成功展现了多元化发展的前景。亚马逊的股价不跌反升，在2月4日市值暴增1910亿美元，创美国市场最大单日个股市值增幅。

两年的“疫利”资金大量投入研发转化为科技成果，吸引了资本市场的持续投入，这就是科技企业成长的良性循环。这是美国的互联网巨头在疫情三年中，均有强劲的科技表现。

谷歌在量子计算领域的成绩斐然，Meta原有业务承压，故而转向主攻元宇宙进军下一代互联网。苹果在2020年和2021年共获得了5291项专利，冠绝全球互联网科技企业。

因此，不能把美国互联网巨头疫情期间的迅速扩张，简单地判断为“过热”、“泡沫”。他们高效的科技生产效率，强劲的科技产出能力，是传统产业无法做到的。

同样的“疫利”产业生物制药业巨头，在疫情期间的业绩更好，也受到了资本市场的青睐，但是完成了疫苗技术的局部突破。相比谷歌的量子计算、亚马逊的云计算，相形见绌。

如果把疫情期间的特殊经济环境视为一场大型实验，那么互联网大型科技企业展现了超强的科技生产力，就是这场实验的结果。

互联网企业的科技生产效率，来自广泛的应用场景。

亚马逊每月的活跃用户为5亿，脸书的注册会员有6亿，而谷歌曾经创造过单月访问人数10亿的纪录。一家企业服务如此庞大的客户群体，绝大部分传统产业的企业是做不到的。比用户数量更为重要的是，互联网应用的场景极为丰富，有大量的个性化需求，远超传统企业。

可口可乐卖了一百多年，据说每年有17亿消费者购买“快乐肥宅水”，但是可乐饮料的应用场景依然很有限。没有人会期待可口可乐公司能有新的应用。而互联网科技企业每天都直接面对用户的需求升级，这些需求的背后是无穷无尽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就是互联网产业的科技创新能力。

也就是说，大型互联网科技企业不仅具备传统大型企业的资金规模效应、生产规模效应，还有着独特的信息规模效应。每天都有海量的市场需求信息，在大型互联网企业汇总。他们必须从这些信息中，高效地对市场有效需求做出分析和研判。

为满足这些市场有效需求，大型企业必须不断寻求技术解决方案。因此，互联网技术的更新迭代频率远超工业时代，区区二三十年发展已经完成了PC端到移动端的大迭代，局部技术更新的小迭代平均为两三年。传统工业的“皇冠”汽车工业诞生一个半世纪，直到最近才有了电动化的大迭代迹象——仅仅是迹象。

互联网技术是一次信息技术革命，其科技生产的模式是全新的。美国互联网巨头在科技创新领域的表现，向我们展示了互联网时代人类科技发展的互联互通模式。

在互联网时代，强劲的市场应用引力，迅速吸引资金投入到广泛的科研领域。企业和科研机构、应用技术和基础科技之间的壁垒被打破。产研一体、应用和基础一体，极大地提高了科技创新的效率。

谷歌的搜索应用对算力的需求，导向了量子计算的基础研究领域。亚马逊庞大的电子商务业务，催生了云计算的科研需求。从应用技术市场出发，这些大型企业最终发展为产研一体的多重角色。他们既是应用服务的供应商，又是科研活动的组织者。既是市场应用需求的信息收集者，也是科技产品的设计者，还是为科研注入大量资金的总包商。

这些身兼多职的大型科技企业，高效整合了分散的科研力量，将来自市场的大量资金直接导入科研体系中，又以最快的速度把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投入市场应用。

这种科技创新能力随着企业的规模扩大而大幅增长，因为更大的体量让他们获得更多的市场信息，能够负担更大的试错成本。

因此随着规模的大幅增长，美国的互联网科技巨头迅速展现了基础科研领域的潜力。“疫利”刺激无疑放大了互联网科技巨头科技创新的规模效应，其实此前这些企业已经展现出了超越传统科技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

近年来，美国通信科技的执牛耳者不是AT &T，而是亚马逊、特斯拉。在量子计算领域，IBM和谷歌之间的差距已经扩大。苹果芯片自主的步伐，让英特尔和高盛不敢小觑。

至少在互联网应用需求所及的科研领域，已经没有所谓应用技术和基础技术的“软硬之分”，也没有企业和科研之间的脱节，大量新的科技成果正在这些互联网科技巨头的孵化器中破壳而出。他们已经是推动美国科技力量发展的战略力量，因此获得资本市场的青睐，实现逆势成长，不能用“过热”、“泡沫化”、“资本游戏”的偏见去解释。

很多人不愿意承认本轮美国互联网企业的逆势成长，是科技创新能力的成就。他们宁可相信阴谋论、相信资本市场的大错特错，也不愿意面对互联网企业已经成为科技发展主力的现实。

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人类在每一场技术革命中，都显得后知后觉。每一场技术革命都超出了此前的经验，打破一些旧规则，创造全新的发展模式。唯有如此，才称得上是一场技术革命。但是，人们很难接受这样显著的事实：人类创造的新科技，超出了既有经验的范围，难以预测甚至难以理解。

因此，我们清晰地意识到互联网技术带来了一场技术革命，但是我们依然不愿意承认，对互联网技术和互联网产业知之甚少。

我们依然倾向于用上一世代的工业思维去审查互联网，假装理解了互联网技术带来的变化。我们倾向于把超出我们理解的现象，一概归类为谬误的、病态的，强加抑制，并且预言他们的失败。

上世纪90年代，欧洲就是这么对待互联网科技和互联网产业的。在互联网技术产业化之初，欧洲就开始大规模干预、管制以限制其商业化应用。2000年，全球资本市场“互联网泡沫破裂”爆发，似乎证明了欧洲人的“先见之明”，可是十年之后回看，那不过是一个小插曲，无碍大局。

故步自封的欧洲人错过了互联网技术带来的机遇，他们忙于打造“最完善的互联网监督机制”时，中美两国却在打造最先进的互联网产业。最终，欧洲人发现自己压根没有什么本土互联网企业值得“最完美的监督”。这是绝大的讽刺。

自以为是的欧洲人，错过了互联网技术革命的前半场，目前看来，他们还会错过后半场。这是沉重的教训。

美国互联网产业在疫情中的逆势成长，又给出了最新的案例。所谓“逆势”并不是偶然，而是技术革命势不可挡。不管是疫情天灾，还是政客作秀，都阻挡不了人类科技发展的脚步。

今天（4月29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完成平台经济专项整改，实施常态化监管，出台支持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具体措施。

消息一出，资本市场反应强烈，各家股价应声大涨。资本市场显然注意到了“完成平台经济专项整改”这一表述，这意味着监管即将变得可预期。股市直接反应了市场对未来的“预期”，监管可预期是确保资本市场平稳和平台经济健康规范发展的基本条件。

尽管现实没有假如，但还是可以做一个假设：假如没有2020年末以来近一年半的“平台经济专项整改”，那么中国互联网巨头的市值不会像如今这么低；但与此同时，隐藏在中国互联网巨头身上的发展风险也会更大。这轮平台经济的专项整改，让中国的互联网巨头们重新思考了自己的定位、角色和价值基点。从这一点来看，经历整改本身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