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世界正笼罩在疫情、战争阴影之下，迫使人们回首历史，期望从中寻找生存的答案和关于未来的新希望。在历史长河中，人类受到暴力、战争、传染病、灾害等风险事件冲击，人类如何成功应对这些威胁并生存下来？

　　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香港大学经济和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陈志武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梳理人类文明发展历程，探讨文明创举如何形塑我们当今生活的世界。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当今世界正变得不太平，战争与其他暴力再次上升，历史是否一直如此？文明发展有进步吗？

　　陈志武：过去40年世界总体上太平，全球共同繁荣多赢，全球化成为各国追求。但近几年，种族歧视事件在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频发，乌克兰战争则是更具体的地缘冲突矛盾演变成暴力，让不同群体越来越感到没有安全感。

　　尽管历史上战争、灾荒等事件非常多，但从具体数据看，过去几千年，无论是战争死亡率还是一般暴力死亡率都显著下降。原始社会时期，每年10万人中有约525人死于战争、约600人死于一般暴力；到了21世纪初，每年10万人中，死于战争和一般暴力的人数分别下降至0.3人和0.8人。从这个意义上看，人类文明进程非常显著。

　　人们对生活中暴力的容忍度也发生很大改变。在西方，古罗马人的娱乐之一是在斗兽场看人与野兽决斗，今天很难想像这是一件刺激享受的事情；在中国，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北宋二十四孝砖雕之郭巨埋儿”，其中一个故事版本是郭巨为了养活母亲要将儿子活埋，到了当今中国，几乎无人会去推崇这种极端表示孝道的方式。

　　所以尽管短期来看，当今社会发生了种种事情，但若将历史时间轴拉长，会看到人类发展的走向并不那么悲观，而是越来越放弃野蛮，走向文明。

　　中新社记者：通常生产力被用作评判人类进步的标准，而您在新书《文明的逻辑：人类与风险的博弈》中提出人类风险应对能力这一指标，可否跟我们谈谈为何？

　　陈志武：以往学者介绍社会、历史、经济时，总会强调判断人类是否进步的唯一指标就是生产力。但这一指标容易忽略文化与制度文明的发展贡献，例如儒家文化、古希腊文化、基督教文明等，所以有必要加入另一度量指标——人类风险应对能力。

　　以影响中国社会的儒家文明为例，尽管它没有为中国社会带来实质性的科学技术变化，但通过名分等级秩序等方式结构化、组织化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强化了人与人尤其是宗族成员之间互通有无、风险分摊的能力。

　　孔子在《论语》中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儒家的关注重点历来不在于提高生产力，而是提升人的风险应对能力，将发展社会的中心放在强化人的互助、资源共享，增加安全感。这也是为何当新冠疫情暴发，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及地区，如中国内地、香港、新加坡、日本和韩国等，人们对于戴口罩、不出行等约束性行动接受程度较高。

　　总之，不能只用生产力判断文明进步程度，也要根据这一文明如何在社会层面构建人际关系、塑造了人的内心世界，使其更好地应对风险挑战。因此人类文明发展史不只是生产力提升的历史，也是风险应对能力提升的历史。

　　中新社记者：中西方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风险主要有哪些？风险如何催生文明，甚至是推动文明？

　　陈志武：风险是相对于“正常”状态而言，任何偏离正常的事件都是风险。工业革命前，中西方各国都是以农业为主的社会，自然风险成为人类社会面对的共同挑战：旱灾、水灾、蝗虫、火山爆发、地震等。一旦这些事件发生，人们的生活就偏离正常，引发各种暴力甚至战争。

　　但工业革命后，出现全新的人造风险，比如失业风险、金融危机风险、通货膨胀风险、政策风险等。

　　文明化创举主要看其可否保障人类正常生活，使他们即使面对灾害也无需使用暴力。这些创举通过重新组织人际关系、社会结构，使人际资源共享、风险互助更加可靠，在本质上会推动文明向前迈进。

　　文明创举包括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方面。物质文明如防范外敌入侵的长城、壕沟，防范气候波动的农耕器具和跨期储存食物的坛坛罐罐，当这些东西被发明出来，人们应对气候灾害的能力就会得到提升。

　　至于非物质文明创举，有一个很经典的例子：我小时候在湖南长大，让小孩子守规矩最管用的就是“雷公”神话，“雷公”会看着每个人，如果你做了坏事，“雷公”哪天就会打雷劈你。实际上，这种现象就是人类应对风险和不确定性最早的一种反应，对人类建立规则和秩序、强化人际合作、降低暴力，贡献很大。

　　中新社记者：在规避风险、解决冲突的做法上，中西方有何异同？这种经验是否能互相借鉴、互相影响？

　　陈志武：差异主要表现在轴心时期中西方解决风险挑战的方式选择上，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同文化与制度需要。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发明了四大类解决风险挑战的办法。

　　第一类是基于血缘建立人际互助需要的信任网络。中华文明至少从周朝开始就基于这样的选择，重点依靠血缘建立安身立命保障。以血缘网络应对“不正常”事情的逻辑在中国社会一直没有变过。

　　西方在基督教出现之前，总体上也依赖血缘网络解决人际互助需要。然而，公元4世纪后期基督教在欧洲逐渐盛行后，教会将人们的避险依赖逐渐转移到宗教网络。这就是第二类规避风险的办法——基于宗教信仰的互助。

　　第三类办法则是金融市场、商业市场。金融市场的出现对提升人类应对风险能力迈出了非常重要，甚至可以说是最大的一步。德国等欧洲国家从19世纪后期开始，相继推出第四种办法，即提供丰富的社会保障的福利国家。

　　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在应对风险挑战方面的手段差距很大：中国社会基本只有家庭和宗族可以依赖，而西方社会还有宗教网络、市场和政府福利提供的避险救急服务。这种差别塑造了中西方在过去两千年的不同文明发展路径，也造就了当今中西方文明的差异。

　　中新社记者：人类文明发展至今日，人类风险应对能力不断提升，是否还存在新的风险或挑战？

　　陈志武：人类通过运输技术、商业市场等文明化创举，基本解决了原本赤裸裸的自然风险挑战问题。但到了现代，为解决一个风险，不论是货币刺激、财政刺激政策还是福利国家手段，都会不断带来新风险。比如美国，过去两年多为抗击疫情，作为央行的美联储发行那么多钞票，美国财政部给各类人士寄支票、发钱，动辄每人几百甚至上千美元的政府支持。这样一来，很多人不愿意工作，在家等政府送来支票，出去买各种东西，美国的通货膨胀率达8.5%，达到过去几十年来的新高，通胀风险大大增加。这也是人类面临的新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新的人造风险。

　　到了现代社会、现代国家以后，自然风险已被解决得很好，但人造风险却越来越唱主角，成为人类面临的更大威胁。人类未来几十年，乃至几百年，会继续探索解决人造风险的办法。虽然探索历程时有曲折迂回，但庆幸的是，人类在解决风险挑战的过程中会更加文明，受到暴力冲击的概率会继续降低。（完）

　　受访者简介：

　　陈志武是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香港大学经济和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是金融经济学、证券估值、新兴市场、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的专家。陈志武也是中国证监会国际顾问、博茂集团首席顾问，以及中国石油股份公司、中国交通银行、诺亚财富的独立董事，曾经为中央电视台大型纪录片《华尔街》和《货币》学术总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