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离婚人数连续七年递增，每天有5000对夫妻离婚。

　　对于人类生活最重要的行为，婚姻是否采取搜寻行动，不仅取决于个人的边际搜寻成本，而且还取决于个人所处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一般地，在同等条件下，离婚的搜寻成本要高于结婚的成本。

　　但市场经济发展，人们在各方面展示自己的才能，通过设计一个适当的效用函数，就能得出在婚姻的战略式表述中，不同战略组合的均衡点上，人们婚姻效率与公平达到了完美结合。 　　

　　一是婚姻登记手续简化。2003年8月8日，国务院颁布了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简化了婚姻登记手续，正是在这一年，我国离婚的夫妻数据开始递增。

　　一般而言，不同特征的个人，其搜寻成本存在很大差异，婚姻决策更多地基于容易发现的特征的信息，而不是不易发现的特征的信息。因此，个人的教育、收入、智力、家庭背景，甚至健康状态都比较容易确定，而个人的志向、精神毅力、发展潜力等的确定就很困难。　

　　二是人们性行为发生变化。按照潘绥铭教授的说法，2010年有30.1%的受访男性和10.5%的受访女性有过婚外性行为，2/3受访者认可婚外性行为。现在正由“五四”以来的浪漫爱情主义、性的纯情化向性的激情主义、纯粹化发展。

　　当离婚比较困难时，搜寻者的搜寻就愈仔细，结婚的时间就可能愈迟。另外，各种潜在的搜寻对象越多，从其他的“样本”中获得的预期收益越大，从而搜寻过程也就越长。所以，在其他决定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动态、流动、变幻的社会中的婚配会逐渐改变净态、匀质的社会中的婚配。这已为我国社会所证实。

　　三是在很多场合不可避免利用离婚的经济效应。

　　从上周末开始，嘉兴市对今年申请经济适用房的1714户居民在当地媒体上进行了公示。不过却引来细心网友质疑：1714户申请，竟有近400户为离异，申购者有23%的离婚率，莫非有“突击离婚”之嫌？

　　因此，婚姻也不可能作为单纯的社会效应，每一个人都为其独自事业的一群个人而生存。社会总是由婚姻规约的经济单位组成的。但是，这些规约或义务极为多种多样。婚姻很可能是由永久的变成暂时的一对或一种关系，但在这种关系中，中国式离婚又多了一种理由。

　　义乌市日前出台《大中专院校毕业生户口“非转农”实施办法》，迅速引发一股大学生“非转农”热，也引起社会各界关注。这股热潮，使“一对刚结婚才3天的大学生夫妇，因为想‘非转农’，专门办了离婚手续。”据说，一个“非转农”户口值百万钱。

　　因为家庭决定于婚姻，而家庭又是社会的全部稳定性的基础。一个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是被搜寻的对象。许多关于文明的和野蛮的家庭联系的情况证明，不可能期待那些设备完善的极好的家庭经济状态；它们在会随着文明社会如此多方面的良好性质和繁荣，都应归功于家庭经济状态占主导地位。

　　人类怎样才能从婚姻中被提升到显赫状况和权力的顶峰呢？由此，可以归结中国式的离婚为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和社会因素，并不是单纯的爱情或者是道德的因素。

　　从本质看来，道德的目的与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相反，它要阻止或摧毁婚姻向着显赫方向的发展。因为，实际上这种发展会吸引无数的人为其效力，以致出现一种逆流是自然的。为此，婚姻必须对自身作出重新估价，借以谴责极度充盈的生命，可能的话，摧毁生命。

　　因此，就各类离婚类型而言，它本身就是敌视生命的惯用语。中国式的离婚，是由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