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和支持对乌战争的那些人，以某种异样眼光看待这个世界：他们看到了一张有疆界、势力范围、目标和对象的地图。在这一幅想象的地图上，各国旁边都注有一处“主权”索引：这里有强大而自主的“超级大国”，有普通“大国”，有区域性大国，还有“常规”国家。但地图上唯独没给“人”留出位置；在这个比例尺上，个体是根本看不见的。马克西姆·特鲁多约博夫（Maxim Trudolyubov，Meduza“思想”栏目编辑）认为，这种地缘政治观，只有在你通过瞄准镜看世界时才有意义。

　　在上述世界中，强权即公理，弱者别无选择，只能卑躬屈膝。各国合纵连横，时而陷入冲突，时而相互媾和。弱国必须惧怕强国，只能期望拥有一点点主权。同时，规模较大、实力较强的国家，可以配得上大得多的主权。规模最大的国家，主权大到人们所能想象的极致。

　　拥有大量主权的国家进行“大博弈”，在“大棋局”上移动棋子。这些国家拥有着决定“世界秩序”的“大战略”和“地缘战略目标”。我们称这种世界观为“地缘政治”视角。

　　政治中的“黑魔法”

　　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末期，地缘政治世界观在欧美思潮中迎来了鼎盛期。而在最近几十年，政治精英对这些观点的支持，却往往只是含蓄的。这是由于两次世界大战、成百上千万人死亡和无底洞式的破坏，都使作为理解人类事务“透视镜”的地缘政治学名誉扫地。地缘政治思想的巅峰出现在两次世界大战，始于几个国家如德国、日本的领导人——试图重塑有利于本国的世界秩序。

　　尽管有这段灰暗历史，地缘政治世界观并没有消失。它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仍然是国际关系学者和一些政治家——特别是那些咄咄逼人的政治家——的共同之处。对于培养“历史怨恨”的政治领导人来说，地缘政治是不可抗拒的诱惑。

　　这种怨恨是一种有毒“混合物”，包含历史神话、与被占领土和经济失败有牵连的民族怨恨，还有对拒绝本国价值体系的外部威胁和外国敌人的执迷。这种思维不仅毒害了普京（Vladimir Putin）的政纲，也毒害了其他基本上和他志趣相投者的努力（…）所有这些人都在不断抱怨过去的屈辱、没有得到足够认可、某些外国势力的敌意以及所谓不公平的现代边界。

　　这种观点不仅深深吸引了那些迎合大众怨恨的政客，也吸引了外交政策理论家、学者和分析家，他们口吐“大国政治”语言，以此来理解对乌战争，有时甚至为之辩解。

　　俄当局在这一领域最喜欢的学者，就是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家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他不厌其烦地重申，对于莫斯科所发动的入侵战争，美国和西欧是负有责任的。根据米尔斯海默的说法，俄军轰炸邻国和平城市，全归咎于北约扩张以及“将乌克兰变成一个亲美自由民主国家”。他宣称，“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这构成了“一个生存威胁”。

　　世界的“去人化”

　　这种推理排除了“常规”国家与“大国”之间相对关系的主观性。以这种目光看待世界，将“强权”视为单一和统一的实体，仿佛是个体的人。这种思维方式不能适应这些国家内部的所有生命——一切具有不同信仰、信念、分歧、计划和人生戏剧的人。这样的世界观对这种多样性视而不见，只看到一个想象中的经济和文化活动“巨无霸”（monolith）。

　　这种代入即使在语言层面上也是显而易见的。看看任何地缘政治见解，你会读到关于国家如何“决定”、“想要”、“遭受”、“被羞辱”、“被激怒”和“呼吁”。然而，一个国家不能做任何这些事情——只有活生生的人才可以。此外，任何“国家决策”在该国内部都有许多反对者。

　　所有生命的消逝，首先都发生在理论上，发生在阐释或讨论下一个宏伟地缘战略思想的过程中。然而，对于大多数从“世界秩序”和“大国政治”角度思考的人来说，这种对生命的抹杀占据了上风，塑造了未来的观念。这种世界观的信奉者，只会使自己陷入贫乏；他们只能谈论重新安排无生命的实体，或者为了学术学位而研究之。当这门“科学”被应用时，真正的灾难就降临了——这时，地缘政治成了掌权者的唯一语言。一旦这种情况发生，战祸就降临了。

　　世界的去人化就不再停留于理论，而是在现实中延展。将地缘政治学应用于实践，就扫除了任何关于活生生的人及其行动、观点的概念。它摧毁了人们的家园；它除了生存之外不保留其他价值；它还使权力极端化，让政权和疆界神圣化。这样的政治，迫使人们为地图上的抽象线条去死、为肮脏的泥土而流血。应用地缘政治学调动任何可用于战争的资源，取代了生产性经济，不顾人们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

　　在官方层面，掌权者无视本国军民伤亡，因为在“没有面孔”的实体——各大国之间——进行的斗争，不需要承认“普通”人的死亡。毕竟，这里的行动者和受害者，都是“国”而不是“人”。这就是世界去人化的运作原理。

　　威权的“死胡同”

　　尤具破坏性的行为，属于那些将其一生都奉献给“大搏弈”的地缘政治家。在俄罗斯，这往往通过“选择性现代化”来实现，我们在彼得一世、叶卡捷琳娜二世、斯大林和当代的普京身上，都看到了这一点。

　　意识到资源稀缺，下一任威权统治者决定集中力量，实现陆海军现代化，而其他部门，则往后延迟。结果，威权统治者得到的，是一个经济和技术发展落伍，但能够发动不同程度战争的国家。

　　落后和腐败，令俄罗斯对任何人都没有吸引力；无论怎么看，这个国家都不能成为任何人的榜样。它能够提供给世界的只有蛮力，这也是它结成联盟的唯一手段，因为没人自愿成为它的盟友。

　　这就是理论上的状况，但现实情况其实更糟。俄罗斯的领导者已经向世界表明，它甚至不能够管控暴力。要承担大国“事务”，就必须可信赖地驾驭之。在俄罗斯，我们不仅看到了民用经济和技术创新的失败，似乎还看到了应该是所有大国政治的核心——军事组织质量的失败。

　　这并不是第一次发生这种情况。“五百年以来，俄罗斯外交政策的特色，就是膨胀的野心超出了国家的能力，”历史学家和斯大林传记作者斯蒂芬·科特金（Stephen Kotkin）表示：

　　“自始至终，这个国家都被其相对落后的状况所困扰，尤其是在军事和工业领域。这导致了政府一再狂热开展谋求赶超的运动，这就出现了一轮令人熟悉的周期：在国家主导的强制性工业增长之后陷入停滞。”

　　这种模式只是扩大了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的差距。

　　俄罗斯威权主义为其自身崩溃创造了条件。所有关键决策都是高高在上者自己做出的。他在周围人群中激发的恐惧越多，他所收到的可靠信息也就越来越少。臣仆试图保护自身免遭君主的雷霆之怒，同时又能中饱私囊。于是这些亲信就竭尽全力，只向统治者提供他喜爱听闻的“事实”。

　　威权统治者坚信自己比别人更了解情况，但这种自信是建立在下属的谎言之上的。这就是威权主义的根本问题所在。这就是为什么威权统治者既强大又极其脆弱。特别是在发生系统性故障的情况下，他们更容易受到损害，而这恰恰是今天在俄罗斯上演的失败之本质所在（无论乌克兰发生了什么）。建立在谎言和腐败之上的普京地缘政治已经失败了。在一个经济、技术比地理更重要的时代，他试图重现20世纪的地缘政治，但终归于不可收拾。

　　回归人类

　　在普京的地缘政治烟幕背后，隐藏着一种难以理解的空虚。也许他想引发另一场危机，以保持对权力的控制，只是误算尺度，或者他想报复乌克兰人对他的侮辱，仅仅过犹不及。他毫无借口可寻，但这些动机，还是以地缘政治语言表述了出来。而这背后的假设，就是对人生命的蔑视。在追求任何“地缘政治”项目时，个体对当局来说就不再重要了。

　　如果俄罗斯有任何未来，就不可以给地缘政治留出空间；在今后的俄罗斯政府中，也不可以容纳任何这种黑魔法的信徒。不该允许公开制造外国威胁、制造人民公敌或兜售那些据称植根于被占领领土的民族怨恨。今天的帝国疆界必须失去其虚构的神圣性。毕竟，它们一直都是虚构物——战争、崩溃的帝国、谈判、临时起意和犯错的结果。疆界是埋在地下的战斗，应该禁止让它们重现天日。

　　如果说当今的乌克兰灾难有什么积极意义的话，那就是让地缘政治学的道德沦丧彻底地暴露无遗。地缘政治学是从一架轰炸机的驾驶舱里看世界。俄罗斯的战争贩子在这里并不孤单：所有试图用“大国政治”语言为战争辩护的人，都坐在他们身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