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从反对到“就范”

日子过得太快，不觉老之已至。二〇〇七年，我满八十岁。

从二〇〇六年下半年起，就有朋友提议给我过八十“大寿”，方方面面的人都有，我持回避态度。我这样想，祝寿，限在自己家里，有个天伦问题，有也好，没有也好，或者说有也乐，没有也乐。在社会上一搞，会产生影响，你又没有突出成就，对社会没有大贡献，就祝起寿来了，好像你的存在对社会有多大意义、多大作用似的，不无招摇之嫌。这很不应该。加上祝寿这件事我还有个情结经久未解。抗战中期，前方战火正炽，周恩来在重庆为郭沫若先生祝四十大寿。萧乾多嘴，写文章说，怎么才四十岁就成了“大寿”，有点不以为然。萧乾不懂这中间有“政治”，后来遭到郭老的沉重报复，他在那篇著名的《斥反动文人》中把萧斥为“黑色”文人，说这是鸦片之黑，专门毒害人民的。这位满可以驰名国际的战地记者十多年后又被划为“右派”，算是“反动”到底了。文坛上的这类是是非非对于我这个非文人毕竟也有镜鉴作用——祝什么寿！因此，友朋提议，我持否定态度。我反复说明理由，并且一再强调：一生没干出什么事，没有资格祝寿，这么干在行业中如不幸形成风气，罪过就大了。无奈李轩、吴革、夏霖几位坚不同意，不依不饶。直到李轩对我讲，跟各个方面都谈好了，跟人民大学也谈好了，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人大法学院承诺作为主办的一个单位：会场设在法学院，议程中增加一项，授予我“客座教授”证书，搞得隆重点。我判断这是王利明院长的主意，我对他印象甚好，不忍拂他的雅意，心头有了动摇。这之后他们几位又一再表示，祝寿仅仅是个形式，大家都想利用这个仪式团聚一次，看看咱们的阵容，看看咱们的力量，这也许是件有意义的事。我心头无时无刻不想看看咱们这支队伍的阵容，于此已无意坚持，借用一个成语，“半推半就”了。及至有人告诉我，把李锐老都请动了，他比我大十岁，已是九十高龄，我只好就范了。

生日庆典：沙场点兵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生日庆典在翠宫饭店举行。此前一天，我去政法大学昌平校区搞了个讲座。讲的时候说得兴奋把嗓子讲哑了。讲座结束，中央电视台吴晓畅送我，她说，老先生，嗓子哑了，明天还发言吗？“发。”“那我替你念吧。”我说你是中央台的，肯定比我讲得好，但这样是不是太不礼貌了？嗓子哑了，也得拿下来。

那天下午，还是晓畅陪我去的，天寒地冻，大厅人满。进厅感到一股热浪扑面，见李锐、江平、蒋彦永、茅于轼几位老先生已先期而至，寒意尽销。

我没料到有这么多人到场。我所属的律师事务所的朋友们带着一纸箱《钱锺书全集》早早来到，这在我意料之中。有几个所的主任亲临，我也没感到奇怪，只是他们有的写了寿联，那情谊让人感动。大大出乎我意料的是，当年一块舞镰挥锨，捡粪扬场，开荒山，窖巨冰，共同流汗15年的“老战友”，虽已多年不见，此刻竟然也来了四个人！朱老夫子还代表他们几个人用毛笔写下了发自内心的《贺词》。当年同我一块在律协闹“改革”的小伙子，也来了，头上虽然偶有白发，但从他在讲坛上致词的思想中仍让我感受到他在生活中的热情。来客中还有不少与我素昧平生的大学生。他们给会场带来了朝气，我心里热乎乎的。

正在与知交故人打招呼，李轩拉住我悄声说，会址改在这里，是因为人民大学方面改了主意，变了卦。这事法学院同意干还不行，校党委有意见，说“此人敏感”，不宜在学校里搞生日庆典，法学院只能服从，吹了。我连连地说：“挺好，挺好，这样挺好！”其实心里还有话：我一向对人民大学没兴趣，不在那里搞活动，正中下怀。孙国华他们在那里搞“朝阳校友会”，我基本上不参加，去过一次，是为了见几个老同学。

有趣的是，人大法学院副院长冯军在致词时细说了“事件”的经过，对校党委的做法表示极大的激愤，声声怒斥，引起全场掌声雷动。本来是法学院顶不住压力，主动退出的，经冯军这么一说，法学院是受害者，反倒得分了。

言归正传。庆典上，大家致词祝酒，赠送礼品，友情、道义、诚挚、大爱，高贵、尊严，优美人性凝聚出自由的火，没有“女神”呵护，也有“上帝”赐福。我怀着难禁的激动，用嘶哑的嗓音宣读了《答谢词》。前夜草草写出，未及修改，让人们批评它“略输文采”吧，我想留在这里，作个纪念：

主席，诸位盛会的组织者，各位莅会的师友！

祝寿之议，惊动群贤，实在担当不起。请原谅我的愚钝，想不出合意的办法，向你们一一表达我的崇敬和谢意。

置身于如此庄重的平台，感受到浓浓的豪气，彷佛有启锚远航的紧迫气势扑面，难禁激动。只是像我这样一个极其寻常的老兵，着实配不上诸位的期许，不免愧疚。说我有五十年漫长的执业生涯，其间被注入了将近二分之一的混水，更何况没有可以称道的建树，值不得提起，遑论欢庆！不过，我理解，今天，在这里，寄托着人们对中国律师终能发挥应有作用的企盼，体现出这个群体具有不容忽视的潜力，并且对未来怀有信心，这又使我受到教育和启迪。

在这个庄重的场合，我深深地依恋着我们的群体。会场内外，由北至南，从东到西，志趣相投的同道友人，是我毕生的可靠依赖。多年以来，你们，他们，给我的莫大帮助和支持，终身受益，刻骨铭心。

在这个庄重的时刻；我深深地怀念着以其知识、经验和人格力量精心培育后生的先辈，他们贡献给中国律师的块块基石，起到了搭梯、铺路的作用，理应受到永恒的景仰和纪念。我作为受益群体的一员，谨向他们的英灵表达我崇高的敬意！

在这样庄重的氛围中，我要以一个普通律师的名义向弱势大众表达我绵绵不尽的谢意。他们对法治的渴望，对民主的追求，以及对维护自身权利的执着精神，自始是哺育我成长的母乳。我想，倘不能与他们共命运，同呼吸，是无法宽恕的背叛。我鄙视背叛者。我愿借此盛会向那些今日无权无势、无产无财的芸芸众生宣示我的忠诚，我将以持续的行动报答他们的恩情！

还应感激时代给予我的机遇，我在其间受到的锤炼经历的考验，也许是至今尚未掉队的一个重要原因。不幸的是，往日机遇赐予我的幸运，今天却让我蒙羞，因为我不够争气，我的失误太多太多了。

诚然，我有追求，毕竟还有点责任感，或者称作使命感罢。遗憾的是，反省起来，我何曾通过实践达到那立志追求的目标？我没有做到案案事事都能明辨事理，提高情操，我没能富有成效地扶弱济困伸张正义，我也不善于调整好各种复杂的关系，使律师维权的弱势受众能与强者同享人类共创的各种文明。徒有追求，不落实地，何益于大众，于事业何利？

是的，我曾庄严申明，决不做政治花瓶，有人认可我有所谓“敢言”的纪录。可是，律师制度发展到今天，尽管在某些环节上犹需敢于直言的勇气，但重要的是，就我来说，早该拷问自己的心灵深处，你在执业中有没有足够的、始终如一的道义勇气？你有没有一定的政治勇气？特别是，有没有奋起批判一切旧东西冲破禁区的理论勇气？实践给出的答案证明我在及格线以下。一个缺少大勇气质、大勇胆识的平凡老兵，称为“勇者”能不羞愧！我理解诸位的宽厚和宽容，然而不可以自我陶醉，自我麻痹。

我承认在执业中时生激情，这也许是我惟一的自得。问题是，它缺乏相应的合理内涵，病在极少智慧，奇缺哲思。场场讼事证明，我对事务或者事物的观察，想象，分析，判断，归纳，概括，在在都有缺失。在二十余年的执业生涯中，一度还曾占据人和地利，终未能对律师工作系统地做出方向性、战略性的思考，更未能为创建中国律师制度的理论支柱提供坚实基石或者一个阶梯，我想说，这真是天大的缺陷。我是多么多么需要智慧的滋养啊！我不知道，终此残生，还有没有可能像贝多芬一样，自豪地宣称我是一个“智慧的所有者”。我向往“大智”，那是我可能不断进步的源头活水。

我有过令人憧憬的梦想愿景，期盼着在推动民主法治的进程中登攀座座高峰，最终能达到真善美的统一，然而那境界至今仅止于遥指而已。念前路漫漫，看夕阳欲坠，留给我的难道是终身遗恨？

我尚未气馁，并不沮丧，也不会怨天尤人。空泛的“怨尤”不是律师的品格。我愿把今日聚会作为我的趄点，接受大家的祝福，听校场“点兵”，战阵列成，中国律师以其十三万之众有资格向世人宣告：律师是民主法治的坚实支柱，是使其实现的一股无可替代的力量。不管前路艰难，不畏航线险阻，我，不，我们，决不歇步。有道是：“永不告别公莫忘，奋斗直到法治成！”我的心与诗人的相通。“顾此耿耿在，仰视浮云白。”我矢志与诸位一同前行：天涯海角，百折不挠，鞠躬尽瘁，义无反顾。我会在苦斗中找到机缘与你们相拥，共庆登临绝佳境界的步步胜利。自由、民主、法治的胜利万岁！

谢谢大家没有抛弃我；我向你们一一鞠躬。

我向你们致敬！

名为“答谢”，其实反映着我的观念与心情，我会在这里重新起步！

余音：永不告别

寿仪结束，《南方周末》记者赵凌采写了一篇通讯，占了整整一版，文章最后一句话很让人感动：“当道贺者李锐、江平、蒋彦永、茅于轼与张思之并肩坐在一起时，这五位只向真理低头的老人所构成的动人画面将永为经典。”我记住了，会永远同他们站在一起。

这番祝寿对我的影响之大始料不及。我以前对中国律师时时持有悲观态度，认为这支队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惟利是图者很多，沽名钓誉者也不少。加上律师执业环境艰难，不时萌生退意，心想干到八十岁该歇手了。可参加完生日聚会，看到那么多志同道合的人聚在一起，感到了一种说不出的力量，觉得中国的律师大有希望。过去的看法太片面、太悲观了。原来说只干到八十岁，讲时轻飘飘的，没有认真考虑。当时想，到了八十岁，体力、精力、思维能力都会很差，不再适合做律师。可没料到八十岁的祝寿给了我很大的鼓舞，那是最直接也是最有力的推动，让我觉得跟大家还是融为一体的，而且体力还行，办案子还不至于有大的失误，如不是太不争气，还能有点作为。因此，八十生日庆典以后，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我应该承担起什么样的责任？应该做点什么，怎样去做？总之，自暴自弃，吃饱混天黑，我不愿意。我会记住当年发出的豪言壮语：永远前行，不言告别！

人权是国家最大的面子

        ——中国律师界良心张思之先生

        王利平

当政府陶醉于所谓“经济奇迹”之时，先生道：“人权是国家最大的面子。”先生一语中的，击中社会要害，看到问题关键。先生用自己的苦难揭示了人权对一个国家的极端重要性。先生1956年受命组建北京市第三法律顾问处，成为1949年后的第一代律师，然而作为天生人权主义者的律师，在那个摧残人权的年代，必定要遭厄运，1957年先生被划为右派，开始了长达15年的劳改生涯，直至1979年重返律师界。

当国家从口号上转入民主与法制之时，先生率先用行动践行之，不畏政治高压，运用法律智慧，拓展权利空间。为此，中国现代史上许多重大案件都倾注了先生的心血，如：1981年李作鹏“林彪反革命集团案”；1988年大兴安岭大火庄学义“玩忽职守案”；1991年王军涛“颠覆政府、反革命煽动案”；1992年鲍彤“泄露国家机密、反革命宣传案”；1995年魏京生“阴谋颠覆政府案”； 2003年郑恩宠案。先生代理的敏感案件，常人包括律师都避之不及，先生却毅然接受，屡败屡战。先生曾自嘲其为：“一生都未胜诉过的失败者”。学者萧瀚对此的解读是：“张思之的失败不是他个人的失败，那是另一种代表了时代和社会的失败，于他自己而言恰恰是最大的成功。”曾经接受张思之辩护的著名政治异议人士鲍彤认为：“我有一次跟他说，张律师不是你屡战屡败，是中国的法律屡战屡败。这不是你个人的命运，这是中国法律的悲剧，或者说是中国的悲剧，是一个没有法制的所谓共和国的悲剧。”

在先生屡战屡败之后，仍显法律人本色，不怨不弃，恪守在法律框架内走渐进法治道路的理念。在谈及政治与法律的关系时，先生认为：“我觉得一个基本点，我们对政治要做分析，两种政治，一种是好的，一种是坏的。我们现在在很多环节上，我们的政治并不是好的政治。而这一点对我们影响很大，特别是对我们的法治进程影响很大。正因如此，所以我们要非常勇敢地，有智慧地解决政治和法律的关系。这个关系是不太好解决，但我们要解决它。当前重要的是，我们作为律师不应当把所有的法律问题泛政治化。无原则的把所有的法律问题都提升为政治问题，去衡量它，去对待它，这就注定要失败。我倒是认为，是诉讼就应当严格按照法律办事，这就对了。”先生的言行对当下的维权律师们提供了极佳的标本。

先生的辩词字字句句皆心血，读过其辩词的人，无不叹其绝妙撼人，实际上先生是在用文学笔触阐述法律理性，先生这样做的目的，无非希望其辩护能打动人心，辩护能更有力量，为此，先生获得2003年度的“当代汉语贡献奖”，这为以语言为武器的律师们树立了典范。从古希腊以来修辞在法律、政治当中都是非常重要的，但现在国内的法学院里已不教这个。先生的经验在新一代维权律师滕彪那里继续发扬光大。近些年滕彪所做的维权事情，有很大一部分是从文学的角度来切入。滕彪说：“仅仅写还不行，还要有修辞，要能够打动人，唤起人们内心最基本的良知。”“就是运用很多排比、比喻、反问、类比，让人难以抗拒这种修辞的力量，在法庭上我的口头辩护也运用了这些方法。”

2008年12月2日，德国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在柏林总部举行了2008年度佩特拉-凯利奖的颁奖仪式，先生成为本年度的得奖者，这是国际对先生数十年来为中国法治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认可，也是先生当之无愧的荣誉。先生在答谢词中，再次强调律师天生就是人权主义者，并将为此继续奋斗。先生获奖正可谓墙内开花墙外香。此刻，我想起了先生的一句话：“即使只能做一个花瓶，我也要在里面插一枝含露带刺的玫瑰。”

目前，中国律师界普遍缺乏法律人精神，令人担忧。律师业仅为一个谋生的职业而非追求正义的事业，律师执业时考量更多的是眼前利益而非正义，许多律师正在抛弃理想，勾兑权力，突破底线，沦为掮客。先生的人生历程已为中国律师们划定道德坐标。先生之于中国律师界的意义，宛如顾准、林昭之于中国知识界的意义，顾准、林昭让集体失语的知识界尚存一线希望，先生为整体堕落的律师界指明方向。新一代维权律师正在崛起，祝先生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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