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二五规划建议来看，扩大内需将是未来5年整个经济发展战略转移的重心。这个经济战略的转变，不仅将改变整个中国经济的结构，也将影响到中国经济未来是否能够持续稳定发展。可以说，扩大内需将中国未来经济宏图与愿景。

　　但是，扩大内需从何而来？居民的内需能力又从何而来？如果广大居民没有消费能力，居民消费欲望最高，扩大内需的愿望也可能成为一句空话。因此，扩大内需最为重要的就在于居民收入水平能够较快的提高，在于居民收入增长快于GDP的增长，就在于居民有能力消费。比如说，目前中国的内需不足，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农民的消费水平低。如果国内农民的消费水平达到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那么中国的GDP就可能翻一倍以上。农村是这样，城市的情况也是如此。还有，即使是在城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这就使得有消费能力的人消费欲望不高，而有消费欲望的人则消费力不足。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多以是制度性的，因此，要增加国民收入水平就得从重大制度改革入手。

　　首先，增加居民收入分配就得从制度改革角度来改变当前的城乡二元结构经济，让更多的农民进入城市。别看从政府公布的数据来看，中国城市化率达到了47%以上，但是实际上，如果不彻底地取消现行的户口管理制度，让进入城市的农民真正成为城市居民，让中国农民能够自由流动，那么这种城市化率只是数字上的统计，实际上这些农民生活与真正的城市居民生活仍然相差很远。在这种情况下，农民进入城市不仅不能够有尊严地过上城市生活，而且他们的消费能力也无法提高。农民仍然是农民。因此，在加快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要让中国城市化成为真正的城市化而不是假城市化，那么就得全面取消当前这种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户口管理制度，就得对中国的土地制度进行重大改变。没有这两个前提条件，要让中国农民进入城市，要通过城市化来增长农民收入水平是不容易的。因此，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但影响农民增加收入两项重大制度改革则十分缓慢，甚至于没有进展。

　　其次，这几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城市居民之间收入差距越来越悬殊。这里既有初次分配方面的原因也有再分配方面的原因。但是这些原因最大的问题是制度性的政府权力对社会资源、对收入分配占绝对主导地位。这种制度性安排，一方面让绝大多数居民的收入比重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越来越低，政府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则越来越高，另一方面，这种制度安排则为越是靠近权力者其获得财富则越来越多（无论是表现上合法还是寻租的），政府权力则成了财富收入分配最主要工具。因此，要增加绝大多数居民的收入水平，就得对当前的政治制度进行重大改革，就得重新界定政府的基本职能。这个问题不解决，希望让居民收入水平快速提高是不可能的。

　　第三，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及落脚点就在于保障及改善民生，就在于让绝大多数居民都能够分享到整个经济增长的成果。这应该既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及现代文明社会发展的宗旨，也是和谐社会得以确立的基点。但是，这个原则如何通过收入分配政策来体现，这里不仅仅在于提高最低工资收入标准问题，也不在于建立正常健全工资增长机制问题，而是在于如何让整个社会每一个人提高最为平等发展机会问题。如果不能够让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有其成长之机会，不少要就业的机会都没有，那么这样制度安排对他们是无意义的。

　　还有，民生的问题是涉及到每一个人的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它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整体。如果由于错误的政策严重影响居民的衣食住行，那么居民如何来分享其经济发展之成果。比如说，早几年由于房地产政策严重误导，让居民最为重要的住房成了少数人投机赚钱的工具，把中国的住房价格炒上了天。这不仅严重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持续性，影响到中国的金融安全及经济协调发展，而且严重影响到绝大多数居民最基本的居住条件。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居民不仅无法分享到经济发展之成果，反之他们则成了收入财富被严重掠夺的受害者。因此，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分享经济发展之成果，不仅仅在于其名义工资的增加，更重要的还在于基本的民生消费品价格是否回归理性。这些都与当前中国的制度安排有关。

　　总之，增加国民收入，并让国民收入增长快于GDP的增长，最重要的是要让全体居民分享到经济发展之成果，最重要的是要让每一个居民都有根据其潜能发展之机会，而这些都需要从根本上进行制度改革，否则要达其目标是不可能的。有国内许多重大的制度改革是居民收入分配增加最为重要的方面。